《深耕台湾》——组图之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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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下前夜(21日),摄制组来到台北的紫藤庐。
车至新生南路时,正是薄暮时分。
窄窄小院里的三棵老紫藤已莫辨,只有这两层小楼的轮廓还依稀可见。
透过玻窗,可以看到店里有着不多的几拨客人,他们把自己的轻声柔语和笑容都播散在这个一看就很温馨的空间里。
吸引我们的,不仅因为这里是台湾最具有传统风情的茶座,还有它的故事.
茶道师会一边帮助客人烹茶,一边介绍紫藤庐的历史。
原来它是日据时代的一座官邸。
1949年后,成为了周德伟将军的宿舍。如今的店主,周家少公子周渝就是在这里长大的。
1975年,周将军退休后赴美,房子就交给周渝来打理。
六年后,也就是1981年,周渝将紫藤庐辟为茶室,对外开放。
紫藤庐的名气当然不在它的茶道,而是此前,据说已有殷海光来过,李敖来过,“美丽岛事件”中人也来过。
所以,按陈文茜的说法,这里是“反对运动记忆里最美丽的堡垒”,而在林浊水的回忆里,这里是“落魄江湖者的栖身所”。
再次让紫藤庐名声大噪是在1997年。
维基百科这样记载:
“1997年,基隆关税局欲收回被占用22年的公务宿舍,透过地方法院执行胜诉部分的判决,在查封过程引起艺文、学术、古迹、茶艺界关注,并发起古迹保存和抢救活动,最后由当时台北市民政局局长李逸洋出面保存紫藤庐,并于当年7月,指为台北市市定古迹,是台北市第一批市定古迹之一,也是台湾第一个以人文历史精神及公共空间内涵为特色的古迹。”
这看上去像是一个动迁纠纷,或古迹抢救争议,但“堡垒”和“栖身所”被留下了,从而也保护了在这里高谈阔论的自由吧。
尽管人们现在到这里来,多为休闲,并不一定要指点江山;而且,当年那些人说的,大家也未必都赞同,但自由,是人人心向往之的啊。
当年一起出面呼吁保留紫藤庐的台湾文人中,不乏当代精英。比如夏铸九。(前一天在台北故宫,我们正好邂逅了他,约好了下次的采访)
紫藤庐
台湾第一家市定古迹茶馆——紫藤庐整修后重新开放台湾第一家市定古迹茶馆——紫藤庐历经一年多的整修后,近期重新开放。紫藤庐见证了台湾民主的进程。早期有殷海光等人在此引介西方自由主义思想,后有“美丽岛事件”异议分子在此聚会,期间还有众多艺文活动在此进行。现在的紫藤庐成为台北的文化地标。(完)2008年7月1日9时5分34秒 中新社发 徐长安 摄
一场猛烈的西北雨过后,经过为期一年多时间整修的台湾第一处市定古迹茶馆——“紫藤庐”,展现在眼前。
这一天,等了很久!
也就在半年前的春节时分,和同事路过新生南路上的紫藤庐时,二人还相互扶持着攀爬在紫藤庐的外墙向里面眺望过。当时所见是正在修整的院落,已然凋零的紫藤,和有些凌乱的工程物件。之后的时间里,多次路过紫藤庐,多次不得其门而入,每每想起都觉惋惜!
三日之前,紫藤庐重新开幕。没能赶上那天的庆典,后来听说当天到场的人很多,台湾文艺界众名流纷至,人声鼎沸,人们宣泄了心中对紫藤庐新生的喜悦,却打搅了紫藤庐清净优雅的风格。
紫藤庐是什么?
一九四五年以前,紫藤庐老宅为日据时代的高等官舍,一九五0年代后为国民党高官周德伟的公家宿舍。周德伟最推崇蔡元培,一心为台湾引进西方自由主义思潮。五十年代,紫藤庐老宅即为以台湾大学为中心的自由主义学者聚会场所,张佛泉、殷海光、夏道平、徐道邻以及青年时期的李敖、陈鼓应等常在此聚会清谈,批评时政,关心社会以及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
一九七五年,周德伟的幼子周渝接管老宅,时值台湾民主运动萌芽期。周渝曾参与“美丽岛运动”,一些初尝挫败感的失意文人纷纷在此落脚聚会。一九八一年,周渝将老宅辟为茶馆,因院中三株紫藤得名“紫藤庐”。这里成为后来陈文茜笔下“反对运动记忆里最美丽的堡垒”,也成了林浊水回忆里“落魄江湖者的栖身所”。
承载着台湾民主与反对运动起落的紫藤庐,整修后重新开幕,风格上亦旧亦新。满布青苔的石桌、九十树龄的紫藤、清净舒适的饮茶环境,还有踩上去吱呀作响的地板和楼梯,一切依旧。只是管线配置、老旧的空调机不再,视觉上更干净清爽。后院的墙打掉了,室内明亮些许,打通的通道也让整体空间更为方便、完整。
“这里的每个角落都有故事。”紫藤庐的女主人林慧峰,一个长相清莹的女子,指着入口的柜台桌说,周渝设计了这张不像柜台桌的柜台桌,桌前方镂空,“像仙子一样的女服务生的裙子和鞋尖才不会被挡住”(陈文茜语)。“仙子”的身旁,黑色木架上安静摆放的除了美丽的紫砂壶,还有特意为紫藤庐新生而设计的“红印”、“蓝印”纪念普洱茶饼,各限量二千八百片。
馆内的一角,一间透光的展室值得流连。透明的屋顶被一片片半剖的竹子撑将起来,光线一格格落在展室,却不凑巧打搅了正在这里举办的画家奚淞的“平淡/光阴”画展。
画家是得了中国禅文化精神的,他的画作和紫藤庐一样散发了自然的静谧与安详。一段报废的船缆,一个韩国的小茶碗,一枚精美的银盒,里面装着画家自印度朝佛带回的泥土。看过画展的白先勇形容,“一盆花、一杯水、一组瓶瓶罐罐都暗藏玄机”。
十余年前,大陆作家钟阿城初次来到台湾,他对紫藤庐的印象是:“这里好像三十年代!”紫藤庐的主人周渝认为,文学里的三十年代是一个追求浪漫、追求理想与文化活力的年代,也是长期以来紫藤庐所希冀、珍惜和坚持的价值。
紫藤庐二楼一张老旧的明信片静静阐述着周渝当年创办紫藤庐的理想:紫藤庐又名无何有之乡,什么都没有,又好像什么都有,是静静地蕴藏着生命与创造原的地方,也是真正能得到休息与安宁的地方。无何有之乡就是生命的故乡、艺术的故乡、思维的故乡,是人的故乡。周渝说,这个理想,至今不变
22日上午,摄制组离开台北南下,第一站是位于新竹的清华大学。
清华大学是全天候对公众开放的,我们的面包车就这样直接驶了进去。 但寻找依然颇费周折,因为校园内有几处工地在施工,有些道路被封闭了。
我们终于在一个停车场找到一位一边散步一边看报的老师询问梅贻琦先生的墓地所在。
他听了以后竟然沉默了有半分多钟,然后,眼中充满崇敬地说:“那叫梅园。”
按照这位老师的指引,我们走上一个斜坡,迎面是几树红花。
她还反问我:“怎么样,不输给樱花吧?”
花树后,就是梅贻琦先生的墓地,也是一样的沉稳大气,四四方方,汉家风范,四周栽满了苍松翠柏。
抗战中,梅先生主持了西南联大,为中华民族留住了一支文脉。
他的那句“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的名言,至今听来,依然振聋发聩。
胡先生,梅先生:
致敬!北大之魂!清华之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