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式贫民富翁

20岁的杨文洋来广州打工5年，在一家工地做水电工，20人一间的活动板房寝室让他感到憋屈，他时常爬上珠江新城的一处小土丘，背对豪华的高档楼盘陷入沉思。他也想成为一个贫民富翁。 摄影·孙炯

3月26日，奥斯卡新宠大片《贫民富翁》引进国内首映。这部讲述印度阶级社会与贫民梦想的电影，已经引发过一轮话题。

有人追问：中国导演能不能拍出《贫民富翁》？尽管中国没有贫民窟，但中国并不缺乏贫民，他们也有梦想。难道这么具有现实冲击力的题材，只能被阿甘拍成浅薄的《高兴》？

其实，我们更应该追问：中国社会能不能产出贫民富翁？曾几何时，中国缔造了多少贫民一夜之间成为富翁的神话？

那是一个阶级几乎被抹平的扁平社会，当人们的创富欲望被放出樊笼，江湖草莽英雄纷起，一场影响深远的阶级再造运动从此拉开序幕。直至今天，还未谢幕。

在前半场演出中，财富推动着中国社会的急剧分化，王侯将相，宁有种乎？

而当剧情推至下半场，社会阶层开始反过来主宰财富的积累。贫民，富翁，越来越被难以逾越的鸿沟隔开，山重水远。

贫民为生计所累，梦想如何春暖花开？

在这个经济危机还阴云未散的乍暖还寒的季节，人们需要拾回对财富的信心。美国人用《贫民富翁》的大团圆结局告诉贫民，通往富翁的大门并没有紧闭。

所以，让我们也来分享中国式贫民富翁的发迹故事吧。他们与我们一样平常，但他们创造了财富传奇。

他们的创富神话还能被复制吗？于是我们更需要寻找开启阶层壁垒的钥匙。如果贫民只有通过中彩票或者参加电视《百万富翁》游戏，才能摆脱他们的底层身份，那么贫民的富翁梦想依然非常昂贵，中国的“刘高兴”们还是高兴不起来。

从放牛娃到最牛慈善家

记者·韩雨亭 摄影·大雷

走在玻璃帝国里，曹德旺露出一副教父风范。

屋顶的水晶吊灯让宽敞的餐厅有一种冷冷的色调，曹德旺穿着灰白色西服，坐在铺着白色蕾丝餐巾的长形餐桌正中间。他是这张餐桌的主角，举着玻璃杯，扫视着在座的每一个人，一会儿自我调侃，一会儿发表对国际局势以及慈善事业的看法。

他没忘记自己的主人身份，希望能照顾到邀请的每位客人，细致到为每位客人安排位置，推荐自己的家常菜，包括劝酒，他喜欢喝酒，喝酒时一仰脖子，一杯上等白酒下了肚，面不改色。

当然，他永远是社交场的中心，对于他发表的高论，客人们不停地点头，但，没有几个人能真正走进他的内心世界。对于来自社会的褒贬之声，他往往只是淡淡一笑。

多数时候，他是孤独的，尤其是在做出最关键决策的时候。企业家或许天生就是孤独的动物。

留给子孙的应是智慧

3月中旬的福州，从欧洲休假回来的曹德旺，设宴招待前来采访的记者。

在席间谈笑风生时，他的眼神也会不由自主地直视着坐在右边第三排的儿子曹晖，那种中国传统家庭中父亲的派头，很容易让人想起美国电影《教父》中的维托·唐·科莱昂，不经意间有一种父性力量，至高权威。

他有很多话都是对着儿子说的,如“无论做什么，一定要遵守法律”、“我们不能只知道挣钱??”有时，说着，他还会扬起右手。

面对父亲的讲话，曹晖一般不发表意见，大多时候是埋头品尝美食。

曹德旺有两个儿子，一个女儿，在他的言传身教下，他们都没沾染上纨绔子弟的习气，拥有三个争气的孩子可能是上天对他行善的“回报”。他的思想与为人，都未能走出中国传统的价值框架。

在价值观上，他已经与儿子曹晖有了明显的差别。曹晖身上更多表现出来的是一种海派文化：崇尚自由。他不那么喜欢像父亲那样穿正式的西装，更喜欢休闲与运动风格的服装。另外，他不喜欢住在奢华而宽敞的别墅，在他的居住观念中，300平方米已是极限，像父亲那样的别墅简直是一种浪费。

这些曹德旺都看在眼里，他也都能接受，唯独让他意外和不适的是；曹晖竟称不想继承自己的财富和地位。尽管，他一直在为这个家族工作，听从父亲指挥，从基层干起,直到成为福耀香港和北美公司负责人。但是，他不想坐在父亲的位置上。

因为架不住父亲的号令，曹晖去年回国——担任福耀集团总裁。

“呵呵，他满脑子都是美国人的思想。”在福耀工业区宽敞而又清冷的办公室里，曹德旺这样评价儿子。问起对儿子的工作表现，他表现出父亲对表扬的审慎和吝啬，“父亲对儿子永远都不会满意的”。半晌后，他又幽幽地说道：“终归是儿子，不是私有财产。”

这句话说得很洒脱，但谁都明白他最在意什么——他总把眼神扫向曹晖就是证明。

这位玻璃大亨不但想给儿子这个家族的财富，更想向他传播自己的价值观。在他的办公桌上，摆放着孙子、孙女们的照片，孩子们的灿烂笑容可能会让他心情愉悦。

这是那一代中国创业家共同的特征；当想到即将会把财富传给子孙的时候，他们通常会有两种情绪：害怕和忧虑。要么害怕财富会让下一代失去通过努力工作而获得成功的人生动力，要么担心年轻继承人不能深刻理解自己的事业。

在曹德旺的财富价值观里：“留给子孙的，不应是财富，应是智慧。”

底层的财富

在家人面前，曹德旺始终保持一种长者的权威，但他从没动手打过孩子。

在福耀玻璃的新老员工面前，他仍然保持着这种长者风度，很多员工也打心眼里服他，陪同记者一起在工业区视察时，四处都是亲切而又敬畏的眼神。一名跟他干了二十多年的老员工说:“我们都很尊敬他。”从工厂返回的路上，曹德旺说：“他们是跟我一起摸爬滚打走过来的”。

曹德旺经常感慨自己早年的辍学，并常因未接受正规教育而惋惜。他无意识地把自己置放于中国“士农工商”的传统中——商人是社会秩序的底层。这注定他要在这个传统的庞大价值体系中，拼命寻找到自身的价值。

曹家曾是福清市的望族，他的曾祖父是那一代的富豪，父亲曹何仁曾在日本经商11年，后返回上海做生意，母亲是大家闺秀，大地主的女儿，一个虔诚的佛教信徒。但时代动荡与命运不济，使得这个家庭坠入了社会底层。地位的落差，让早年的曹德旺一度认为金钱似乎比知识与教养更能代表尊严，现在，他又常对儿女说：“不要把钱看得那么重。”

“如果要我讲自己童年的生活，我怕自己讲起来也会很伤心，会流泪。”

他出生于1946年5月，他的童年几乎弥漫着艰辛和贫困，家里穷，没有钱，经常有一顿没一顿的，9岁才上学，14岁就辍学了，老师和同学也常欺负他。

这种经历让曹德旺更加意识到同情心对于一个人是多么重要。“我母亲很优秀，她一直在教育我们——贫穷的时候，也可以热爱生活，也可以做一个有尊严的人。”

失意的父亲经常在喝醉后，絮絮叨叨地给曹德旺讲自己做生意与做人的理念，以此追忆往事，训示后人。有一次，酒醉的父亲曾连续说了20多个“心”字：人必须要有自尊心、自信心??然后对曹德旺说：“当你悟透这个道理的时候，我就不在了”。

这是父亲传授给他的处世哲学与人生信条，在福耀工业区的办公室，曹德旺是那么记忆深刻地谈论着父亲的创业故事。

“我父亲曾到日本一个布料店当学徒，学习三年，都没薪水。第一年，每天早晨四五点起床，挑水，做饭，倒尿壶，吃剩饭剩菜。他房间装了一个全身镜，师傅让他每天对着镜子学着日本人的微笑、走路的姿势。第二年，让他上柜台，学做生意。第三年，才让每天走很远的路，背着布料到乡下卖。即将‘出师’时，另一家布料店老板想跟他合伙做生意，但舅公却告诉他，如果师傅没把刀架在脖子上，你一定不能离开……”

为了让曹德旺成才，父亲对他要求十分严厉，甚至给他立下了苛刻的戒律，如18岁以前不能留头发，留胡子，喝酒；吃饭时不准说话。但曹德旺未能变成一个父亲眼里的“乖孩子”，他很早就表现出了某种叛逆特质，打架、偷东西吃、恶作剧……如今想起来“实在太调皮了”。

“我小时候是一个孩子王，每天都有人给家里告状，每次父亲都会揍我，打得头破血流的。”每当他挨打的时候，母亲就会站出来保护他。

虽然，父亲教给他成功的人生道理，但曹德旺从情感上更偏向于善良、柔和的母亲，他说：“做生意受父亲影响，而做人则是受母亲影响”。他说，晚年准备写一部书，就叫《我的母亲》。他有时喝醉了就会想起过去，哭得很伤心。

“我是从最底层走出来的，这是我一生的财富。”他说。

对于下一代，他更喜欢像母亲那样身体力行地教育孩子——早起晚归、省吃俭用、负责任，他只给儿女们立了一条规矩：不准吸毒。福清人在国外会互相争斗，曹晖出国求学时，他就叮嘱儿子:“我们是做生意的，不管他们是哪一帮、哪一派，做好自己的事情，其他任何事情不管。”

生存的强者

动荡的时代与艰辛的家庭生活，让曹德旺的成人礼来得太早。

14岁退学后，母亲向生产队申请领养了一头牛——他们都不会种田。曹德旺每天早出晚归，挣两个工分，但村里人总是说牛没吃饱，老告状。过了一年，父亲对他说：“我们不放牛了，你跟我去做生意吧。”

最早为了补贴家用，父亲常常从福州拿点烟丝回来卖，这在当时属于“投机倒把”，抓住了就会没收，发现别人不会注意小孩子，父亲开始让他跑腿。这样，曹德旺就骑着自行车到长乐拿烟丝回来卖，5天一趟，来回200多公里。

后来，烟丝生意不好做，18岁左右，他又做起了水果生意，一趟300斤水果，纯利润两块多，一个月20趟。

那时，每天凌晨3点左右就要起床，从高山镇骑车到福清市去卖，来回80公里，“每天都很累，第二天起床非常困难，我妈每天都要先哭一阵子才叫醒我。”至今，曹德旺都能回忆起的母亲坐在床头哭泣的样子。

1976年，曹德旺终于有了第一份正式工作，成了高山异形玻璃厂一名采购员，自此没有离开过这家工厂。因内部管理不善，玻璃厂从1976年至1982年连年亏损，领导认为他很有商业头脑，希望他能承包玻璃厂。

上个世纪的80年代，随着改革开放政策的进一步推行，创业已不存在政治问题，尤其是商贸发达的沿海地区，涌现了一批创业家。1984年，曹德旺用房产作为抵押入股，成立了福建省第一家私人合资厂，他个人占其中股份的50%。没想到承包当年，他就净赚了20多万元，上交了6万元。他成了真正意义上的老板，美国《福布斯》杂志“中国富豪排行榜”中最早的企业家。

然而，这笔20万元在他眼里并不是第一桶金，而是1985年他赚到的一笔钱。当时，大量进口汽车涌入中国，但很快车主发现，他们必须用高昂价格去配置进口汽车玻璃。发现这一商机后，他通过购买上海耀华玻璃厂的旧设备图纸，成功完成了设备安装并投产汽车玻璃，当年实现盈利70多万元。这笔钱为他组建“福耀玻璃”创造了条件。

曹德旺的事业驶入了一条快速轨道，有人开玩笑说他不是在生产玻璃，而是在印钞票。

两年后，即1987年，他联合11个股东，集资627万元，成立了福耀玻璃有限公司。开始正式生产汽车玻璃，他是中国较早涉足这个行业的私营企业。10年间，他不断引进技术，成为了中国最大汽车玻璃生产商，福耀玻璃在中国几乎占了55%以上的市场，并于1990年开始出口。1991年，福耀获准公开发行股票，公司更名为福建省耀华玻璃工业股份有限公司，总资产增至5719万元，成为福建最早上市的企业之一。

在福耀工业区，他一边介绍着福耀集团全国分布情况，一边对周围人说：“我已经退了美国绿卡，如果我不退的话，那么汽车玻璃市场就少了一个中国的。”

这让人联想起8年前的曹德旺。2001年12月18日，加拿大PPG公司向加拿大海关总署提出对中国出口挡风玻璃反倾销指控，福耀玻璃牵涉其中。这惹怒了他，不顾一切地应诉。最终，他打赢了这场中国入世后应对反倾销诉讼第一案。

可能经历了中国曾经的苦难，他身上有着他那一代人浓烈的民族情结。在很多外国同行面前，他一直保持着一个强者的气势。

佛教徒的信仰

或许，商场与现实生活中的曹德旺是两种角色；只要没冲破他的底线，你会发觉他待人和蔼可亲——他是一名虔诚的佛教徒，走进办公室，迎门摆放着一方巨大的《金刚经》的书模和一尊半人高的观音菩萨木质塑像。

采访中，你会发觉他很多用语来自佛教。他认为：“宗教是一门哲学，不是迷信。不管是佛教还是基督教，都是劝人行善的，都有施舍的义务。”

当然，也正是这个佛教徒的信仰底色让他的“中国最牛慈善家”显得合理。

历年来，他为灾区扶助，修建学校、福利院、公路、在多所大学设立奖学金总共达人民币1亿多元。在2008年“胡润慈善榜”上,他以捐资1.46亿元位居第14位，他是连续5年上榜的16位慈善家之一；汶川地震,他先后捐出两千多万元。

他说：“我捐的钱都是自己的，没有动用股东一分钱。”

三年前，他开始构思捐出自己的股份设立基金会。他说：“慈善实际是对社会财富的一种调节，别人不做的我来做。”

今年2月12日，他在福建证监局举行的一次工作会议上首次公开自己的捐股计划，立刻引起国内外关注。他打算捐出所持福耀70%的股份，约7亿股，设立以父亲名字命名的“河仁慈善基金会”。如果获批，这将成为国内首家以股份运作成立的慈善基金会。

3月3日，福耀玻璃公告称，董事长曹德旺将改变捐赠股份数为5.9亿股，占公司总股本的29.50%。至于改变捐赠的原因，是避免触及全面收购要约的相关规定。

这意味着，如果这套捐赠方案获批，曹德旺仍将持有约4亿股，占总股本的约21%，为第二大股东，而慈善基金会将持有总股本的约29%成为第一大股东。为使其对公司控制地位不变，曹德旺将在正起草的捐赠协议上要求受捐单位在持有公司股票期间及其今后大宗交易等涉及公司事务一律授权第二大股东表决。

曹德旺说：“即便我退休了，很多重大决策还是要我来拿主意。”

很多人由此认为曹德旺的捐股行为只是一个左手倒右手资本游戏，为了缓解经济危机给福耀造成的影响。2008年底，福耀玻璃的负债率60%，而国外同类行业企业的负债率有的则高达90%以上。曹德旺认为，传统的制造业企业资产负债率在60％并不算高。

握手楼里的贫民富翁梦

记者 ·单崇山 摄影 ·孙炯

广州城中村，这里租住着许多来大都市淘金的底层人。

早晨7点半，广州市白云区三元里村，和此刻这座城市里的大部分人一样，丁万干刚从床上爬起来。实际上他睡的只是个地铺，上面还睡着他的几位同事，他们都是二十来岁的小伙子，在一家快递公司发货站做快递员。

这个发货站就在他们脚下——这是一栋三层高的小楼，货堆一楼，人睡二楼。在广州，像三元里这样的地方，密密匝匝地挤满了这样的奇怪建筑，几十平米的宅基地上，立着三四层或是更高的小楼，楼与楼的距离也近到了两户人家打开窗户就可以握手的程度，所以广州人把这种建筑叫做“握手楼”。

三元里，因为第一次鸦片战争中的抗英斗争而广为人知，那时，她还只是广州西北城外的一个普通小村，最近几十年，菌团般扩张的城市逐渐把她吞没，不过拥挤的握手楼和狭窄昏暗的巷子还在标志着这里与周围抬头可见的“城市”的不同，现在，三元里只是众多城中村中的一个而已。

就在快递员丁万干下楼吃饭的时候，叶俊伟正推着他那辆老式加重自行车走上广州大桥，脚下的这条广州大道，早就没有自行车道了，他只好走狭窄的人行便道。在广州大桥上，他可以看到建设中的珠江新城西塔、广州电视塔和广州歌剧院，它们不久后会成为广州的“新地标”。叶俊伟住在客村的握手楼里，“一楼，看不到一点阳光，小灵通都没信号”，他是个送水员，和丁万干一样，主要谋生工具是自行车。

2009年，丁万干22岁，叶俊伟33岁，一个四川人，一个河南人。

丁万干每天的工作就是上午送件下午收件，中间还有一段时间空闲。下午三点，几位同事在打牌，斗地主，老板出差了，丁万干有点不情愿地说起了自己。他长得挺白净，四川眉山人，虽然只有22岁，但6年前就南下珠三角了，“第一次出来是2003年，初三，不想念书了，就被老爸安排去学电脑编程，也只上了几天课。”

丁万干之后就南下深圳，在一家模具厂干了三个月，就又回家复读初三，一年后的中考，他还考过了当地省重点高中的分数线。“除了英语差，别的还可以。”可高一没读完，丁万干就彻底退学了，他的解释是读书很没劲。这次是出来做建筑工，他的父亲是个小工头，手下有十几个人，父子俩一同在深圳的工地上揽些小活做，“一年也就五六万吧，挣得多花得也多。”

和保守谨慎的父亲相比，丁万干有着更多的创富梦想。去年，他们碰到一个可以整个承包的工程，可父亲觉得押金要交十多万，风险太大没敢接。“这就是机会找到我老爸，他不懂得把握。”之后，丁万干就离开深圳，一个人到广州闯，他并没和父亲闹矛盾，只是觉得应该自己干了。

到了广州，丁万干就做起了快递员，他不愿意说现在的收入，不过一旁打牌的同事都说他业绩很好，一个月有两三千元，这样算来，比在深圳做小工头少一半。不过，他说，“不一样的，快递是个很有前途的行业，我们老板也不错，跟着他能学到很多东西。我现在积累经验，等到了时候也可以自己出去打拼一下。”听口音，他已经俨然一个广东仔了。在这家快递公司，送件基本上没有收入，收件会有10%的提成，丁万干已经有了一位固定发货的客户，是个淘宝卖家，他也在准备张罗自己的淘宝网店。他还盘算着想开家快餐店，“有40%的利润率呢，投资也不高。”

丁万干乐观地奋斗在这座城市里，尽管每天都要进出有点脏的城中村，“这里不是贫民窟，可以算个大杂烩吧，什么都有。”他有个“很远大”的理想，但坚决不肯透露，不过提到自己并不喜欢的广州人，他底气十足地说，“总有一天老子也跟你们一样。”

和丁万干的少年轻狂相比，年长11岁的叶俊伟已经没了这些锐气，他来自河南驻马店新蔡县，外地人知道这个地方，不少是因为那里和邻县的艾滋病。叶俊伟很健康，浓眉大眼高鼻梁，在他的送水工兄弟中，算英俊的。

叶俊伟18岁到广州，大概是因为模样俊，最初做过招待所的服务员和酒吧里的西餐厨师学徒，在广州的外来工中，这是受人羡慕的职业，但家人怕他学坏，只能辞职。之后的十几年，他打过零工，去过海南岛干活，送过煤气罐。现在这份送水的活，已经干了4年，叶俊伟也已经是3个孩子的父亲了。他的妻子是广西人，“也是打工认识的。”

和送快递相比，送水的技术含量更低，也更需要体力，叶俊伟只需要等在水店，老板有了足够的订单，就发活给他，然后他就把水桶装上自己的单车，给客人送过去，每送一桶水，他可以得到1.4元报酬，每个月可以休息两天，这样算下来，要达到两千块的月收入，他每月至少要送1429桶水，每天要送约50桶，不管楼梯楼还是电梯楼。工作中还有损失，“已经丢过4辆单车了，一次单车摆在店门口还被城管收走了，还有一次在广州大桥上被人抢，不给钱就跟他们打架。”说起这些，叶俊伟的脸上没有表情。

刚来广州时，18岁的叶俊伟也有远大目标，就是多挣些钱，回家过好日子。15年过去了，他还在广州，但当初的目标已经模糊了。在过去的15年中，他只给家里寄过两次钱，总共几千元，他的姐姐和哥哥分别在天津和广州打工，所幸的是，“农村的日子好过了，家里有地种，父母就吃穿不愁了。”

30年，草莽渐次退场

记者 ·牛思远

1993年，随着特区开发建设的需要，许多外省人涌入海南淘金，他生活在拥挤不堪的库房，怀着贫民富翁梦想。 摄影·黄一鸣/FOTOE

财富草莽英雄纷起

1977年，刘永行高考高中理科状元，却因为“家庭成分”不好，未能在次年春天踏入大学。这一年，许景南在福建老家拉板车。拉5公里收1块钱，赚到的钱除了买工分交给生产队，剩下的才归自己。

刘永行不会想到他与他的兄弟日后会成为中国富豪榜的常客。那时候富人等于罪人，以财富为标识记号的阶层分化已被抹平，即使是先前阔过的家族，也如失去根基的浮萍，漂浮在这个扁平社会上面，被风吹浪打。人们自觉压制着自己对财富的欲望，吃饱穿暖就是最大的梦想。

社会在悄然地变化。1980年前后，各地的大街小巷突然冒出了许多地摊小贩。没有人想象得到这些像野草一样蓬勃生长出来的个体户雏形，将会撬动一个扁平化社会的历史性变迁。

这一年的春节，做家电修理工的刘永行为了让四岁的儿子能够在过年时吃上一点肉，从大年初一到初七，在马路边摆了一个修理电视和收音机的地摊。短短几天时间，他竟然赚了300块钱，相当于他10个月的工资。年广久也开始卖起瓜子。

人们对财富的欲望就这样被唤醒。但政策对个体经济放开一条窄缝，初衷并不是为了让刘永行们变成富翁——直到1985年，“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才正式提出来——而是为了缓解那时候突然加大的城市就业压力。

1979年2月，760万上山下乡的知青大军如潮水般返回到当年出发的城市，接下来的两年，还有300万人将陆续返城，解决他们的就业成了燃眉之急。计划经济体制内已经无力吸纳这批就业大军，国家只能“批准一些有正式户口的闲散劳动力从事修理、服务和手工业者个体劳动。”到1979年底，全国批准开业的个体工商户已约十万户。

1983年秋天，刘永行的兄弟刘永言卖掉了家里唯一一块手表，刘永行卖掉了自行车，四兄弟一共凑1000多元，办养殖场。许景南用拉板车赚的本钱，开起了包装厂、拖鞋厂、木箱厂、机砖厂和建材厂。

商业的力量被启动起来，就不再停息，并悄悄推动政治的变化。1984年，官方肯定了商品经济是社会经济发展不可逾越的阶段，从政策上保证人们创富的安全。而刚刚起步的市场经济，竞争并不充分，四处都充满了各种诱惑和可能。“下海”成了这个时代的关健词，并催生了一批又一批新中国第一代富豪。

1995年2月，美国杂志《福布斯》首次发表中国内地亿万富豪榜，上榜的19人中，刘永行四兄弟力压“红色资本家”荣毅仁，以6亿元资产高居榜首。拉板车出身的许景南也成为了中国体育用品大亨。不少跟着年广久出来卖瓜子的穷光蛋，都先后变成百万富翁和千万富翁。

从贫民出发，到达富翁的彼岸，构成了整个80年代中国阶层再造的主要篇章。

研究中国阶层变迁的社会学者孙立平说，在80年代，包括90年代初期，阶层之间的流动是相当频繁的。城市中没有固定职业或职业不理想的人，开始从事个体经营，有的成了当时的万元户。

孙立平将这种阶层流动称之为“上向流动”。显然，“上向流动”是贫民富翁批量产出、财富草莽英雄纷起的重要机制。

上向流动不知不觉间停滞

1990年代之后，与忙着兑现财富的先行者们相对的，是愈发难以攀上创富通道的贫民阶层，与日渐扩大的社会阶层隔阂。与描述农民工凄惨生活联袂出现的，是“富二代”甚至是“富三代”的频频曝光。“上向流动”不知不觉停滞下来。

“1980年代初，中国社会的财富主要是集中在政府手中，然后政府按照社会成员在社会结构中的地位实行再分配。”社会学者孙立平分析道，在这个全社会受益的过程中，社会中最贫困阶层的收益和生活得到了明显改善，属于社会底层的失业者首先通过个体经营成了最早的致富者。“然而，这种权利和财富扩散的良性演变趋势在1980年代中期就开始表现出逆转的苗头，那就是‘官倒’的出现。”

孙立平指出，“官倒”的制度背景是价格“双轨制”，“官倒”现象使一些拥有或接近政治与行程权利的人们突然变成了中国的一批新兴富裕者。“其中有些人正是靠着从事‘官倒’活动积累的财富完成了最初的‘原始资本’积累过程，后来成了1990年代有名的私营企业主。”而1990年代之后出现的多种因素，如引入市场机制提供的机会、巨大的收入差距、贪污受贿、大规模瓜分国有资产，都使得收入和财富越来越集中在少数人手里。

富豪阶层的大门当然还向贫民出身者开放，但门槛已经大大提高。在80年代，身无分文、大字不认一个、毫无背景的人因为风云际会而跨入富人阶层者比比皆是，只要胆子够大、脑子够活。90年代之后，随着社会经济结构的逐渐稳定化，出身、知识、权力、人脉关系、创业资本已是踏入富人阶层之前必须跨越的门槛。

孙立平对比了90年代初期与最近几年的两次官员下海潮，他说，在90年代初那次下海潮中，下海的人们，包括官员也包括知识分子，往往是直接当老板。最近几年，在一些地方，伴随机构改革，又出现了一轮官员下海经商的浪潮。但这次下海的官员往往不是直接去做老板，而是做职业经理，成为高级打工族。在这个现象背后的，实际上是商场中的门槛已经开始形成。这可以从一个侧面使我们看到社会结构定型化的趋势。

清华大学研究社会流动的李强教授用教育机制的变迁来解释上向流动停滞不前的原因：20年前，中国的教育机会尤其是高等教育的资源，在社会里分布较广泛，家庭所承担的教育支出较少，主要由国家买单。但到了1990年代末及本世纪初，像当初刘家四兄弟那样可以通过高等教育，在社会里获得上升的通道的贫寒子弟已经急剧减少，中国高校的农村学生比例明显呈现下降的趋势。

在中国短短30年创富游戏中，中国草莽完成了从粉墨登场到英雄辈出再到渐次退场的过程。

英雄莫问出处，在成熟的阶层社会，知识与个人努力才是人们进入富人阶层的最公正的“敲门砖”。

胡润榜富翁阶级分析

记者 ·秦旺

今年荣获各项大奖的电影《贫民富翁》，男主角杰玛还差一个问题就能成为百万富翁，影片给了四个答案A：他作弊；B：他幸运；C：他是天才；D：一切命中注定。看完电影，这段提问给我印象很深，它使我对胡润榜单中的大富翁们产生了另一种视角的解读兴趣，他们原 来都是干什么的？他们是在什么时候掘到了第一桶金？他们何以能够发家致富？

贫民富翁占了一半

带着重重疑惑，我开始了对胡润榜富豪的统计与分类。在看过每年前50名（去掉重复上榜者），共计205名富翁的人生经历后，我发现正好有100名富翁（家族、兄弟和夫妻都只算主要的一人）就如同电影中的杰玛一样，家庭出身一贫如洗。“贫民富翁”的比例接近50%。

这些贫民富翁都有过穷困的童年，经常吃了上顿没下顿，整天都被饥饿所威胁。比如靠贩卖汽车起家的冼笃信（1999胡润富豪榜第19位），小时候吃得最好的就是一筐番薯加一把米熬成的稀饭，“稀饭里只有几粒米，一年只能吃两次肉，一顿是过年，一顿是端午节。”为了给自己加餐，冼甚至还把目光盯上了山上的老鼠、松鼠、野鸡和蛇。

在这些“贫民富翁”中，家庭贫困的一大特点还在于人口众多，如华为老总任正非（2000胡润富豪榜第5位），全家共有9口人，家里通常都是几个人合用一席棉被，在地坑里做饭，贫困的景象连后来来抄家的造反派都目瞪口呆。年轻时的任正非在家就没穿过衬衣，即便是夏天也穿厚外衣。

新中国购买了第一部法拉利的李晓华（1999胡润富豪榜第4位），家庭出身同样贫寒，一家6口竟然要挤住一间7平方米没有窗户的住房。之所以这些“贫民富翁”的家庭人口有这么多，还跟出生的特殊时代有关，在这100位贫民富翁中，有5人出生在1930年代，有13人出生在1940年代，1950年代的最多，有47人，出生在1960年代的也有35人。

80年代是贫民富翁的黄金时代

1940年代和1950年代出生的“贫民富翁”加起来，是整体的65%。这两个年代的人正好赶上1949年以后，毛泽东提出“人多力量大”的口号，号召全体人民多生多育，据传当时有的 “英雄母亲”曾创纪录生下18个孩子，而生个七八个的都只能算是普通。

生长于这两个时代的人，一出生就拥有这么多兄弟姐妹，口粮少，人口多自不必说，其间要经历三年“自然灾害”，“文化大革命”，吃不饱穿不暖是那个时期的常态，但在经历长久的贫困与苦难后，他们反而比常人更加希望摆脱困境。

当80年代财富的政治禁忌被打破之后，已经成年的那一代中国贫民便如饿虎出笼。他们为追求财富，表现出近乎天方夜谭的想象力。整个80年代，中国到处流传着白手起家、一夜暴富的发财神话。这是中国的贫民富翁们的黄金时代。

与之相对应，纳入我们统计范围的100名“贫民富翁”中，绝大部分人是在80年代中后期掘到第一桶金的。我们来看一下这些贫民富翁的发迹年代的分布数据：1979至1991年，有82名贫民富翁是在这个时间段发家的，其中有63人在80年代挖到第一桶金；1992年以后，则只有18名。

90年代白手起家不再主流

90年代之后，贫民富翁的产生几率逐渐下降。特别是90年代后半期，中国迎来新的一次创业高潮。不过，这次创富运动并不属于这100名“贫民富翁”，中国开始进入腾讯的马化腾、网易的丁磊以及百度的李彦宏等互联网骄子的时代。

马化腾等财富新贵，在出身上并不如刘永好、宗庆后和张茵那样贫寒，在致富路径上，两个年龄阶段的富翁也截然相反。无论是刘永好、张茵、许家印还是宗庆后，都是靠实业获取财富的。

但马化腾等网络新贵，要想成功，早已离不开资本的聚合以及推力了，马化腾曾经一心想干的就是把QQ卖掉，但没人肯买，要不是有风投公司愿意，砸钱帮助腾讯在香港上市了，QQ也就不会有现金资本来发展新的业务。

在我们现在统计分析的100位“贫民富翁”中，年龄最小的是出生在1969年的黄光裕。而70年代以后出生的上榜富翁，根本就没过第一代富翁那样困苦的生活。这固然是社会总体生活水平大大提高、贫困人口比例下降的体现，但也从侧面反映了“白手起家”的机会已不如80年代那样遍地都是，财富的代际转移开始出现。

2002年上榜的李兆会，当年直接继承父亲几十亿元的财产，一举成为全中国最年轻的“富翁”，2007年上榜的杨惠妍，甚至因为得到父亲转移的公司股份，而一举成为当年富豪榜的头名。

贫民富翁数目在逐年下降

胡润从1999年开始，每年推出一份中国大陆的富豪排行榜。在第一年上榜的富豪前50名中，贫民出身的富豪有28人，占了一半以上。这一比例呈现出逐年下降的趋势。2000年，胡润榜新晋富豪（指进入前50名者，下同）有31人，其中贫民富豪19人；2001年新晋富豪30人，其中贫民富豪16人；2002年新晋富豪17人，其中贫民富豪11人；2003年新晋富豪15人，其中贫民富豪8人；2004年与2005年新晋富豪均为12人，其中贫民富豪4人；2006年新晋富豪15人，其中贫民富豪也是4人；2007年新晋富豪19人，其中贫民富豪5人，2008年新晋富豪4人，而贫民富豪只有1人。

从上面的数据中，每年新增的富豪总数在下降，其中贫民富豪的下降趋势更是非常明显。无论是新增富翁还是新增贫民富翁人数的减少，都可能说明了一点：经过长时间的原始积累，财富的分布已经大体上固定下来，中国社会的创富机会开始向已富阶层集中，具体表现为富者愈富，贫者迈入新富阶层的门槛抬高，阶层的代际“遗传”出现。而未来几年，中国要出现新的贫民富翁的可能性也将大大降低。

当过偷渡客，卖过冰棍，卖过咸鱼

记者 ·周鹏

梁伯强如今已是世界三大指甲钳制造商之一。

如果47岁的梁伯强坐在面前，你完全看不出他是一个富有的广东老板：穿普通的休闲服、抽七块钱一包的红塔山，还会热情地给你斟茶。

早在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梁伯强就一度拿上了每月5000元的工资；1985年，他回到内地办厂；1998年，他已经成为国内最大的人造首饰产销大户。现在，他是国内最大的中高档指甲钳供应商，每年将价值近两亿元的指甲钳销往全世界。

两次偷渡混迹澳门

1962年10月，梁伯强出生在中山市小榄镇一个贫穷家庭。他的父亲长期在外帮人扎竹排，母亲在当地一家蚕丝厂上班，靠着一点微薄收入维持生计。

梁伯强的童年和少年时代在“文革”中度过。喜好安静的梁伯强没有像大多数同龄人一样，把时光耗费在玩耍中——他跟着一个乡下教师学了近十年的绘画。而正是这个兴趣，改变了他此后的人生。

16岁的梁伯强高中毕业后，因为有绘画技能，幸运地进了当地一家集体单位——小榄制锁二厂，成了一名宣传文员。这在当时，可是一份让人羡慕的工作。

不过，进厂第二年，梁伯强被抽调参与庆祝改革开放的系列宣传活动。当活动在半年之后结束时，他在原单位的岗位已经没有了。梁伯强无奈被分配到了任务重、收入低的翻砂铸造车间当工人，每天穿着油迹斑斑的工作服在机床上敲敲打打。

这一落差，让梁伯强痛苦不堪，“我不想就一直这样下去”，梁伯强说，缺衣少食的少年时代，使得他从小就有挣钱养家的念头。

而当时，因为毗邻香港、澳门的地理优势，沿海出现了“偷渡潮”。那时候，深圳和香港一河之隔的两个村子，人均年收入有上百倍的差距。那些偷渡客在家信中提到的五光十色的花花世界，成为像梁伯强这样希望改变命运的内地人最热衷的聊天话题。

1980年4月的一个傍晚，18岁的梁伯强带着简陋的救生装备，怀揣一个饭团，和三个同伴在中山小林农场八一大坝跳进了冰凉的大海，他们要偷渡到对岸的澳门。第二天清晨，在大海中熬过十几个小时后，这些精疲力竭的农村青年第一次看到了高楼大厦。

初到异乡，活下去是最重要的。梁伯强在澳门找到的第一份工作是在一家牛仔裤工厂做搬运工。白天干下来累得连吃饭的力气都没有了，晚上就睡在仓库里。但这样的劳作换来的只是一个月30葡元的收入，而澳门当地人的平均工资是600葡元。对澳门有了点了解后，梁伯强开始考虑“跳槽”。

早年学到的绘画手艺又一次帮了他——三个月后，一则招工广告让梁伯强成了澳门一家仿古家具厂的绘画师，负责在家具上画山水花鸟之类的装饰性图案。这份按件计酬的新工作，让梁伯强的月收入飙升到了三四千葡元以上（相当于当时人民币三四百元），这个十数倍于内地的收入，让梁伯强第一次感受到“原来人还能挣这么多的钱”。

一年以后，梁伯强手头有了3万葡元，他萌生了创业的念头。他倾其所有在澳门一个偏僻的山脚租了一间铁皮房，又雇用了两个从中山偷渡过去的年轻人当工人，开始给当地的家具厂提供家具产品的绘画服务。尽管生意不大，但当了“老板”的梁伯强能赚到更多的钱了。

由于自己只有一张澳门的临时身份证，而雇用的工人连临时身份证也没有，梁伯强每天都在忐忑不安中开展着业务。几个月后的一天深夜，澳门警察在工厂附近进行了一次清查吸毒的行动，刺耳的警笛声让梁伯强误以为自己开厂的事情已经被警方知道了，他像惊弓之鸟一样，一路逃到了澳门与大陆的通关处——拱北海关旁的树林里。第二天天亮时，他高举双手走向海关大门。

经过近十个小时的审讯后，穿着短裤短衫的梁伯强狼狈不堪地回到了小榄镇。此时，他身上唯一值钱的就是一块在澳门买的手表。

此后一年多里，为了生计，梁伯强挑起箩筐，满大街叫卖咸鱼、冰棍。那段小贩生涯，是梁伯强最潦倒的阶段。直到1983年底，梁伯强才想方设法进了当地一家国营工厂，又过上了平静却又贫困的日子。但在澳门的“万元户”经历，让梁伯强的心一直蠢蠢欲动，“我知道自己能赚到钱，但是这需要时机”。

1984年10月，澳门突然宣布了一个消息：有临时身份证的人可以换取正式身份证。梁伯强兴奋不已，感觉自己的“时机来了”。梁伯强孤身再一次偷渡澳门，从朋友那里拿回了寄存的临时身份证。不久之后，他成了一名正式的澳门居民。梁伯强再也不愿回到小榄，依靠工厂里每月不到几十元的工资度日了。

他在澳门留了下来，凭借以往的工作经验，他成了一个香港商人在澳门开设的首饰工艺品厂负责人。

返乡办厂渴望盼暴富

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随着改革开放的发展，珠三角地区涌现出一家家港资、台资加工制造企业，内地人也开始从四面八方赶来。

1985年4月，梁伯强再一次回到了小榄镇，帮香港老板在当地设立了一家首饰工艺厂。半年之后，工厂就雇用了600多名工人，梁伯强负责整个工厂的运营管理，“这相当于现在的职业经理人”。梁伯强说，那时，他的月工资已经高达5000元。

但命运再一次作弄了梁伯强。香港老板因为私下将产品在广州市场上进行批量销售，违反了来料加工企业生产的产品不允许随意在内地销售的规定。1986年的一天，梁伯强的工厂被海关查封，他本人被拘押一个多月。

当海关最终查明与香港老板违法销售产品的事情无关后，梁伯强被释放。但此时的他面对的是老板失踪、工厂被封、工人流失的状况。他再一次失业了。

看到家庭作坊式的工厂正在珠三角雨后春笋般兴起，有技术、懂管理的梁伯强想到了自行创业。凭借两台手动冲压机，梁伯强在家里开了一个小作坊，做起了老本行——人造首饰。产品生产出来后，他就批发给广州、义乌等地的经销商。不久之后，有了一定资本的梁伯强在小榄镇成立了一家工厂，以浙江义乌为主要市场，开始了他真正的老板生涯。

为了打开销路，梁伯强像珠三角无数的小作坊老板一样，手提大袋小袋的产品，往返于广州到浙江的火车上，在义乌小商品市场里向一家家的商户推介。十年之后，梁伯强的工厂员工已逐渐发展到数百人之多，销售额逐年攀升。1998年时，梁伯强已经成为国内人造首饰领域的产销大户，销售额高达6000万元以上。

作为最早发家致富的广东商人之一，梁伯强无疑是时代的幸运儿，但他们的商业意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并没有跟上市场的步伐，很少愿意深入去了解市场趋势、企业品牌、现代管理。梁伯强形容自己早年“也就是农村土小伙的模样，除了生产和销售，其他一概不懂”。

为了赚更多的钱，上个世纪90年代早期，梁伯强还试图去倒腾当时流行的“政府批文”。为了拿到批文，梁伯强一度频繁地飞赴北京，希望能结交那些“有门路”的人。为此，数年中，他花掉了上千万元的“公关费”，“坐飞机就像坐出租车一样，几万元一桌的饭局也毫不心疼”。但这种希望一夜暴富的心态，最终没有带给梁伯强任何回报。

回忆当年，他说自己就像那些深信“东南西北中，发财到广东”而盲目跑到珠三角的农村青年一样，“差不多到了1997年，我才醒悟过来，发现自己并不属于空手套白狼的那一类人，只能靠实实在在地做事挣钱”。

放弃倒腾创建“帝国”

1998年，放弃倒腾“政府批文”念头的梁伯强，正苦于公司在日渐萎靡的人造首饰市场上难有更大作为时，他无意间在报纸上看到一则新闻，大意是说国务院一位领导以国产指甲钳质量普遍不高为例，要求轻工企业努力提高产品质量，开发新产品。看完新闻，梁伯强意识到一个新的市场机会正在出现——生产人人需要而又无人关注的指甲钳。

那时，国内为数不多的几家国有指甲钳厂已经处于濒临倒闭的境况，市场上销售的国产指甲钳大多产自广东、浙江一带的小作坊。但这些产品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价格低廉但又做工粗糙，大多以几毛钱一把的价格通过地摊、杂货店销售。而与之形成巨大反差的是，韩国产的“777”牌指甲钳则基本只出现在高档的百货商店里，价格更是国产指甲钳的十倍以上。

在低门槛低利润和高门槛高利润的问题上，梁伯强选择了后者——他口袋里有足够的资本去参与高风险的市场游戏，更重要的是，他已经开始有了通过打造品牌为企业注入长期生命力的商业念头。

为了全面地了解世界高档指甲钳的生产、销售情况，他甚至还进行了一次环球商业考察，到美国、德国、日本、韩国等国家了解市场情况。

1999年4月，梁伯强的第一批指甲钳问世了。他用了一个国外朋友的名字“ST.Allen”（中文名“圣雅仑”）为自己的指甲钳命名。尽管这个品牌名称有点莫名其妙，但跟国内小作坊出产的那些同类产品相比，梁伯强的指甲钳在原材料、产品功能和造型设计上高出了一大截。而也正是这一点，让他的指甲钳在国内脱颖而出，也为他的“指甲钳帝国”奠定了基础。

如此倒霉蛋，照样成富翁

记者·沈玎 摄影·孙炯

林Ａ身价超千万，早已从原先的物质的贫民，变身为精神的富翁。

林A，不是化名，是真名。他还有一个弟弟叫林B，一个妹妹叫林C。

这个独特的名字曾给他带来许多好处，比如简单易记，参加班干部竞选得票极多，接触过的朋友都对他过目不忘等等；这个名字也给他带来过很多烦恼，比如实行学籍制度时，林A就被迫变成了林诶。现在，这个名字又给他惹来了新麻烦。

北京的一家出版公司，刚刚因为林A拒绝将自己的署名更改为“林诶”，而放弃出版他的新书，出版社的说法是“林A”这样的署名“不符合出版规范”。

3月1日，林A在天涯发帖解密，并发布了自己新书的部分章节，此举引起了多家媒体的风吹草动。而我们找到林A，不是因为他的名字是非，而是他在帖子中自称是中国版“贫民富翁”。

林A究竟是一个怎样的“贫民富翁”？

还是从他被拘留的那一晚开始说吧。

回到海南的中专生

晚上11点多，林A被带到了一个拘留所，这是1996年的一个夏天，海南东方市八所镇热得出奇。林A还没有从几个小时前的惊愕中清醒过来，他本是当地一家迪斯科溜冰城的老板，现在却因莫须有的罪名，不得不面对有生以来的第一次牢狱之灾。

穿过一层层铁门，进入那个黑咕隆咚的房子时，林A的心就沉了下去。他从小就怕黑。小时候，家里住的是烂泥糊成的房子，他说如果有猪撞墙，墙肯定都会塌。那时，林A的家人每晚上都要去生产队里记工分，队长每次又会讲几句话，时间就拖得久，林A就被一个人反锁在伸手不见五指的泥房子里。好多次他从睡梦中醒来，哭叫都没人理。于是从那时起，对黑暗封闭空间的恐惧，就在他心里埋下了挥之不去的阴影。

如果当初中专毕业时留在广州，这场牢狱之灾根本就不会发生。

1989年，20岁的林A从广州轻工业学校中专毕业，但他却选择回到海南。在他毕业的前一年，中央刚决定把海南建成全国最大的特区。骤然间，海南成为1980年代中后期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向往的热土，火热得连上岛都要办通行证。20岁的林A自然不愿意错过。

然而闯天下谈何容易，多少年轻人失望离去，或者不甘心地去偷去抢，多少女大学生不得不卖笑卖春，当时海口宾馆和望海楼中间的机场路硬被生生地叫成了“鸡场路”。当时有个流行语，或许你不会陌生——不到东北不知道胆小，不到深圳不知道钱少，不到海南不知道身体不好。

虽然这是林A第一次进到拘留所，但他对这个环境并不陌生。尤其是当看守员一走，狱友原形毕露——老大是老大，孙子是孙子，挨打的缩进角落被围殴，这都是80年代香港黑帮电影的招牌，曾经营过录像带出租店的林A对此早就“耳濡目染”。

其实林A回到海南的第一份工作是给一家国企打工，录像带出租只是他的副业。但这个副业的实际收入却数倍于他的主业,这其中有林A的聪明，也有时代的脉动。

林A的商业天赋几乎是与生俱来的。小学三年级，他就敢上街叫卖父亲书写的春联，顾客都啧啧称奇。在广州读中专时，林A发现毕业册的商机，虽然没有本金，但他却能七拐八绕地搞到校团委的公章，以学校的名义去赊货。因为定制的毕业册有学校的名字，顿时热销。

而在当时大特区的海南，到处都是淘金者。在海口随便一间民房里都有注册的几间公司，这些公司的最重要家当就是营业执照和公章，装在皮包中就可以带走，“皮包公司”由此而来。当时有个著名的玩笑——“海口一个椰子掉下来，就可以砸死3个经理”，公司之多由此可见。

在这里创业，是撑死胆大的，饿死胆小的，而林A显然属于会撑死的那种。他是第一批觉察到录像带商机的大陆人，并创造了多元化的经营思路。比如登记顾客电话，通告新带消息，推出会员制，兼营图书租售，还安装了公用电话等。他的生意秘诀说起来其实很简单：人无我有，人有我新，人新我快，人快我绝。

几年下来，林A有了一定的积累，同时计划经济也正向市场经济转轨，不温不火的单位让林A逐渐感到窒息，他渴望更大的发展。林A联系上了张丽莉，在她的介绍下，林A被广东新型溜冰城的火热给深深吸引住了，他决定引进。

三个溜冰城

在拘留所的第一个晚上，林A彻夜难眠。他说不清自己怎么稀里糊涂就进来了：八所镇派出所所长为何抓了狂似的要跟我作对？我先后开过三家溜冰城，为何就八所镇的这一家这么倒霉？

林A第一家溜冰城开在海口。林A尽情地施展了自己的营销才能：在报纸上打出健康娱乐新潮流的名头，以溜冰票为奖品赞助电台有奖节目，以“溜林英雄帖”的形式制作传单……一番策划之后，溜冰城开业那天，从早到晚只见一个漂亮服务员在门口高举“客满”招牌。三个月后，林A收回所有投资，并收获了人生的第一个100万。

那时的林A从里到外都像一个暴发户——头发梳得光亮，有车有房，出入时总带一两个保安，吃饭的时候，大哥大从不躺着摆，一定要竖着放。

不过共苦容易，同甘太难，由于合伙人的一些分歧，1995年溜冰城被转让。拆伙后的林A，马不停蹄地物色新的落脚点。当时在海南西部，日本财团正计划与政府签约租赁儋州洋浦港，准备建设“第二个香港”。林A的第二个溜冰城自然就开在了这里。

不过彼时，生意已经不再好做。竞争对手的出现，不仅分流了顾客，还打起了价格战，恶性竞争带来了整个行业的萎靡。加上洋浦港计划告吹，这个溜冰城项目彻底失去了盼头。

最终的希望落在了东方市八所镇的溜冰城上，可是东方八所又有自己的症结。试营业当天，竟有人来打架，派出所的人来调查，让每月交1万元的“赞助费”。林A对于这种行为不以为然，不过现场经理阿文劝他忍下：“不交钱，就搞不定当地的烂仔，搞不定烂仔，怎么赚钱。”阿文建言不如给所长个人3000元，给所里5000元，这样还能省2000，林A批了。

不过，派出所的走了，工商局的来催办证了；工商局的走了，税务局的又来了……这些林A都如法炮制，靠钱打点。

不过，没几天，又有人来闹场了，林A赶忙报警。等到民警慢悠悠地来到，现场早已狼藉一片。林A去求派出所所长，因为打点了8000块钱，他以为会好说话。谁知所长反而怒斥林A这个外地人来此地尽捣乱，勒令溜冰城停业整顿。林A提醒所长自己是交了“管理费”的，此言一出，所长火气更盛，令手下将林A铐了送拘留所。

想到这，林A差不多明白了：原来，是阿文把给各类衙门的钱都黑了。

命运的玩笑

东方八所溜冰城就此谢幕了。不仅80万投资血本无归，身上还背负了50万的债务。林A说他从这件事情中明白了一个道理：一个人的成就再大，也大不过一个人的成长。

接下来的一年，林A北上，一边帮助朋友策划溜冰场，一边也为了躲债。等他再次南下广东时，他有幸地听到了一堂倍增式营销课——这是一个在美国很流行的生意，它不需要很大的投资，只需要时间，去找一些适合的客户，再教那些客户找到更多的客户，从而就能得到倍增的收入。

这个生意就是传销。林A深信这个新玩意可以致富。他加入了一家在香港成长很快的公司，在香港总部林A第一次听激励演讲时，曾激动得泪流满面。1997年，林A再次回到海南，做起了传销生意。也是从这里开始，林A的演讲和教授的才能，慢慢地得以展现，很快成为国内首批传销普通话讲师之一，林A说他当时的月收入一度达到5万元。

可是中国的市场随时变天，由于非法“异地传销”的兴起，1998年4月国家宣布全面封杀所有形式的传销活动。这时，林A才知道，所谓的倍增式营销模式也是一把双刃剑：如果把它当作营销工具，它就可以赚钱，如果把当作诈骗，那它就是凶器。

虽然林A再次失败了，但是他收获了成长。这段时间的培训，使他渐渐明确了自己要做激励型心灵工程师的目标。所以这次失败，他并没有消沉太久，马上就在一家名为“亚加达”的教育机构找了份工作。他自动请缨，给全校老师做创新培训，还创设了主动式招生模式解决了学校招生的难题。林A理所当然得到了老板的认可，一年之内就连升了三级当上了总经理。

但命运似乎非常喜欢跟林A开玩笑，1999年底，一间民营私立学校的老板用收取“教育储备金”方式招生后，卷款潜逃。国家通过调查，把这种学校发展模式定性为非法集资，勒令禁止。当时的亚加达与碧桂园都是通过储备金方式发展起来的私立学校，面对这场生死考验，要么转制，要么破产。当时的碧桂园因为有房地产的支撑，加上积极宣传，得到了家长的理解，学校转制成功；而亚加达则因为资金链的破裂，陷入了深渊。

千禧之年，林A生命中在经历了国企打工、溜冰城、传销、亚加达之后，第五次重头开始。此时的他也只不过刚刚31岁。

别说不可能，要想怎样才可能

那是国企普遍开始改制的年代，林A说服妻子张丽莉买断工龄，拿了10万元的经济补偿。为了再次翻身，他赌上了爱人的未来。

由于资金有限，林A这次瞄准的是清洁公司，因为进入门槛低，竞争少，利润很可观。林A加盟了一个叫“特丽洁”的连锁项目，在广东顺德成立了公司，生意就从清洗高楼外墙这样的小业务开始做。大机会公司成立后一个月就出现了。东芝顺德公司有一单价值30万的楼面清洁业务，当时共有5家公司参与竞标。

林A志在必得，他看过竞争对手的方案，都只是一张纸，而他给出的却是一个完整的计划书。至于现场演说，那更是林A的强项。东芝这个项目不仅让林A的公司从最初的3个海南老乡发展到30个人员的规模，更为他赢得了好口碑，此后上门业务不断。

2002年底，林A又做了一件大事。不仅不收钱，还给出66244．28元/年的报价，中标了顺德容桂镇的一家最有利润的公园。当时开出“0”承包费的对手只有傻眼的份。

不过势头红火的公司，也容易成为众矢之的。很多鸡蛋里挑刺的恶意投诉后，“特丽洁”收到了政府的整改通知，林A有口难辩。他个人第一次真正的飞跃就发生在此时。

既然我的关系不够硬，那么我让贤给硬的人。林A找来了他称为强哥的一个生意伙伴，自愿地将董事长的位置和公司50%的股份送给他，如果赚钱就对半分，如果亏本则亏我一个。为了最后的“得”，林A做到了眼前的“舍”。从此，公司顺风顺水，现在的员工2000人，年营业额达到数千万。

放下清洁公司不管，林A又另起炉灶地搞起了德才企业管理咨询公司，目前的学员已经超过了两万人。他喜欢做演讲做培训，一直都是。到现在，他还忘不了在贵州黄果树瀑布的第一次讲课，激动的学员将他抛上了天。

“啊，这就是我想要的感觉，”林A说：“我做一辈子企业，员工也不会因为老板给他发工资，而把老板抛起来。”

现在，林A身家过千万，豪车数辆。在林A四层楼的别墅里，他一边不厌其烦地翻出自己小时候的奖状、证件等“历史档案”，一边对记者讲述着陈年往事。在林A的房间里，还有他的奔驰座驾上，都贴着一张小纸条，那是他今年的目标：新书热销200万，海景别墅……

摄影师给林A拍照时，他先是一本正经地假装正在授课，同时又职业性地出口成章：“别对自己说不可能，要想怎样才可能！”继而又做着任何摄影师要求他做的滑稽动作。张丽莉对我说：“你看林A玩得多开心。”

为了女儿去摆水饺摊

记者·顾彦平

下午的暖阳透过落地窗落在臧健和的脸上，她的气色看上去很好，一件紫红色的中式罩衫衬得她精神奕奕。

这是3月20日的下午两点，在上海环球富豪亚洲酒店十三楼的商务房内，这位开创了湾仔码头品牌的水饺皇后与记者握手，柔软、有力。商务房陈设简单，喝的饮料也是酒店赠送的，看得出她并不追求奢侈。

采访开始前，她递过来一个棉布靠垫让坐在沙发上的记者倚着，她笑着说“这样舒服点”。她的亲切似乎与生俱来。当年在香港的湾仔码头，她是最受宠的小贩——人们喊她“臧姑娘”，有的客人吃完饺子后，还会帮她收拾摊子，就像对待一个熟悉的朋友。

臧健和曾经是青岛一家工厂的护士，为了与出国的丈夫团聚，她带着四岁和八岁的两个女儿远奔泰国，但面对重男轻女的婆婆，纳妾生子的丈夫，她又断然离异滞留香港。她说带着两个幼女无助地走在香港的马路上，感觉前路漫漫，三个人的身影在马路上拉得老长。她们娘仨挤在一个四平方的狭小空间，洗厕所、洗夜车、护理老人，她一人兼做三份工，累到病倒。无奈彷徨之际，她选择摆饺子摊。

面对辛酸，她自立自强，笑着奋斗。香港是一片倡导个人奋斗的沃土，勤奋加上聪明，她可以几夜不睡熬红双眼研究出香港人爱吃的饺子；她说内心深处总有一个声音在激励她“做下去，一切都会好的”。于是，靠着勤奋和聪明，昔日的湾仔小贩终成今日身家数亿的水饺皇后。

她说话时喜欢盯着对方的眼睛，似乎随时准备把自我拿出来与他人分享。事实上，她早就表现出了这种独特的心态——她从来就不是自卑自闭的小贩。1978年，她在湾仔码头摆摊不久，香港《文汇报》的专栏作家就找到她采访。比起她的艰难与奋斗，她的落落大方与真诚坦率更让记者印象深刻，于是她一度成为香港各媒体争相报道的对象。

一路讲来，她说她最佩服两位香港老人：一位是养和医院的老院长，在他100多岁时，仍然每天早上坚持去医院巡查病房，这种敬业和亲力亲为的精神让她感动；另外一位是邵逸夫老先生。“记得2006年外交部酒会上和他见面，我和他开玩笑说，您都九十多岁了还健步如飞，而我跟在您后面还一直喘气！邵老哈哈大笑，对我说他只差1年半就100岁了，当时真的吓我一跳。直到现在，他仍然坚持管理他的公司。”她说她最佩服也能够深刻体会两位老人把工作当成终生事业的心情。

“现在你一定也把湾仔码头当成自己最大的乐趣来经营吧？”

“是的。”六十多岁的她笑了笑说。

两个半小时的专访中，比起个人经历，她更愿意与记者交流的是她对食品安全的关心以及她带领员工们开展的慈善活动，她一直说“施比受有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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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话臧健和

“我没有任何条件去挑选工作”

南都周刊：当年面临变故时，你选择留在香港独自打工照顾两个女儿，还要向留在青岛的母亲寄生活费，一般女性似乎很难做出这样的抉择。你当时的决定是深思过后的选择还是因为一种不服输的性格？

臧健和：这两者都有。在遇到那么重大的变迁、那么多抉择时都是需要深思的。到底是进还是退？我当时深思很久才做出了这个艰难的决定。而我本身的性格也决定了我是不服输的，所以我告诉自己我一定要独立，我一定要把两个女儿培养得有出息。虽然想到今后的生活会很苦，但我一定要站起来。

南都周刊：在熟悉的青岛和陌生的香港之间，为何选择了香港？

臧健和：可能很多人都会说，应该回青岛，那里有亲人朋友，工作会很方便。但1977年的中国，“文革”刚刚结束，整个社会还处在创伤之下，人们很彷徨很无助，看不到希望。思想也没有从“文革”中苏醒，还不能接受一些新的东西。如果回去，要为自己的未来付出很多。也有人觉得我可以选择再嫁，但我要为我的两个女儿多考虑，所以我要拿出我的决心克服困难，为自己的子女牺牲自己，也是值得的。

我当时的护照是到香港的，因为中国和泰国还没建交，我必须先退回香港。滞留在香港后，当时举目无亲毫无根基，对环境也不适应，选择留下来生活一定是很艰难的。但我相信，只要肯吃苦，香港一定有我落脚的地方。当时在香港有人选择依靠政府的公援金生活，但如果我一旦选择依靠公援金，我就无法送我的女儿去读大学，无法完成我的理想。

南都周刊：在内地是白衣天使，在香港是洗厕所的工人，这种巨大反差，你当时犹豫过吗？

臧健和：没有，一点也没犹豫，我知道我身负着重任，要让两个女儿过上好生活。以后的日子我又当爸爸又当妈妈，身无分文，在这个陌生的社会里我要活，要让孩子们成长，所以我不允许自己犹豫。所以我只是说了一句，我没有任何条件去挑选工作，只是一份工作，人家能要我，我已经谢天谢地了。

 

“他们不经意的赞扬，救活了一家人”

南都周刊：还记得当年湾仔码头的景象吗?

臧健和：当然记得呀，至今仍历历在目。当时，码头没有这么多高楼，对面的两座大楼，新鸿基和中环大厦，我都是看着它们长高的。香港这三十年的变化很大，唯独码头还保持着原样。现在我住半山，开车到码头20分钟左右。每次一回到码头，看到曾经和自己有那么多不可分割的关系的地方，亲切的感觉就会油然而生。脑子里也浮现出了当时的情景。我告诉你，现在有时我还会回到当年摆摊的地方，依靠着当年曾经依靠的柱子，心中感叹：老朋友，我回来了。

南都周刊：码头现在已经成了你记忆和感情的一部分了。能复述一下当时一天的生活吗？

臧健和：最初很辛苦，清晨五点就要到菜市场买菜，回来便洗菜做馅。一切准备妥当后，推车去码头。步行去码头也差不多20分钟，但是推着小车走，要走40分钟。到了码头后就立即生火，边包边煮，一直忙碌到最后一班轮渡过后才能收拾回家。每天就这样周而复始，不管阴天还是下雨。

南都周刊: 第一次出摊时，心里忐忑吗？

臧健和：是啊。当时有几个朋友说，香港有二十多万的北方人，卖饺子的、开饭馆的，甚至像我一样在街边卖的都有很多，但谁也没有办法让香港人或者广东人接受北方的饺子，你推个小车难道就能在香港卖出个饺子来？这句话对我的打击很沉重，因为那时我全部的希望和生路都在这个饺子上。所以对第一批客人，我非常渴望知道，他们会不会接受我的饺子。

南都周刊：还记得当时的第一帮客人吗？

臧健和：第一天的五个客人，我永远不会忘记，那是一帮年轻人，看他们的打扮，应该是高中或者大学一二年级的孩子。那天是一个休息天，我的两个女儿都不用上学，四岁和八岁的两个小姑娘就跟着我团团转。所以那五个客人就很好奇地走过来问我卖什么，我告诉他们卖饺子，他们连我的话都听不懂，还是我的女儿翻译给他们，他们就“哎呀，饺子”，每人要了一碗。

平时我心灵手巧，可是那天在那些孩子跟前，不知道为何我饺子皮也不会擀了，三下两下圆皮就擀成八角皮儿了，最后付出了全身的力气，才把这五碗饺子包出来，当我战战兢兢地端着第一碗给一个年轻人时，我甚至忘记了礼貌。我心里只是充满了渴望和疑问，我把我的那份渴望投射到他们脸上：告诉我好不好，你们香港人爱不爱吃？所以这种想法透过我的渴望的脸传递给他的时候，他不能理解我的心情，反而吓了一跳，他一定在想“这个女人怎么这么看人！”哈哈，我把人家看羞了。

这时我就突然听见一个“哇！好好吃啊！”这是一句广东话，我听懂了。他们一说，我心就踏实了。他们每人吃了两碗，第一单生意我做了十块钱。

这几个年轻人并不知道，他们不经意的赞扬，会救活了一家人，可以说是我的恩人。遗憾的是，我直到现在也没找到他们。

南都周刊：几个年轻人的认可带给了你信心，但接下来的日子是不是还要与警察周旋？

臧健和：是的，虽然有信心了，但当时我没有钱，更没有工厂，只是一个推着车子满街跑的无牌小贩，所以警察也要抓，小贩管理队也要抓，我每天都提心吊胆的，一路做饺子、煮饺子，还要一路眼观六路、耳听八方，时刻准备逃跑。

后来，小女儿说“妈妈我帮你放哨”，每次她一叫“妈妈，走鬼呀（警察来了）！”，我们就会一下子跑掉。可是有一次，我们一起摆摊的一个卖报小贩不知从哪领了一条小狗，小女儿爱动物，一看小狗，她就把自己的活儿给忘了。结果就那么巧，警察来了，一把就按住我的摊子了。

这时小女儿才反应过来，“哇，妈妈被抓了！”吓得放下小狗就往这边跑，跑过来看着警察，扯着警察的衣服边说：“叔叔，叔叔，你放了我妈妈吧，不是我妈妈的错，是蓬蓬（小女儿名）的错，蓬蓬没有看好你。”那一刹那，我眼泪突然就像决堤了一样，我在遭遇人生变故那么苦的时候，都没掉过眼泪，但这时我却收不住了，眼泪哗的就下来了……

我以为我在为女儿付出一切，可是我自己没有想到，我把我不能承受的压力不知不觉间也转移到两个女儿身上，看着大女儿在那儿哭，小女儿在那儿求情，我突然觉得太对不起她们，我几乎想抱着两个女儿告诉她们一声妈妈对不住你们……后来警察看到这一家三口哭成一团，就轻轻地说了一声，臧姑娘，你做生意吧。

南都周刊：警察也成了你的恩人。

臧健和：是的。在香港，法律高于一切。警察这样执法，是冒着失去职位危险的。还好后来听说这个警察没有被开除，只是挨了一顿狠批，这大概是法律富于人情味的一面。

“我发现自己真的是井底之蛙，也觉得自己找对老师了”

南都周刊:从街边的小摊到如今的身家过亿，现在回首时是觉得不可思议还是心里早就描绘了这样的蓝图？

臧健和:这个问题，很多人问过我。其实我一直没想过不可思议，很多事情其实当你在努力做的时候蓝图也就开始一点点构建了。当然，如果我在做小贩的时候就能想到今天，那肯定是不现实的骗人话。当我还是小贩的时候，我想到的只是如何能多赚一些钱开个小铺子，当有了小铺子时我会想什么时候能开一家工厂，就这样一步一步地考虑着、努力着。

南都周刊:在整个创业过程中，最重要的转折点是什么？

臧健和:转折点发生在1982年。当时，在一家日本公司的一个聚会上，我的朋友带了我的水饺去参加。那个日本大老板的女儿是一个只有十二岁的小姑娘，从小生活富裕，所以她吃东西非常挑剔，但那天她竟然吃了20多个我做的饺子，把她的爸爸吓了一跳。这个老板用生意人的眼光意识到了这是一个出色的商品，也是一个商机。后来他联络到我，经过艰苦谈判后，湾仔码头的产品进入了日本的超市渠道。1984年之后，我们就开始扩大经营了。

南都周刊:在迈出关键一步后，随着水饺生意的日益壮大，吸引了不少公司前来洽谈，为何只有美国通用磨坊打动了你？

臧健和:在规模慢慢的一路发展起来后，我发现企业做得越大自己的能力反而越小，因此我需要找老师了。在这样的阶段上，我开始考虑那些来邀请我合作的人和企业中，哪些适合做我老师。这些人有日本的，也有欧美的，等等。在我而言，我只是个手工作坊，要想做大，一定需要有个强力的企业来合资。不过最重要的还是要看对方的态度愿不愿意教，我就一直这样等待一个有缘人，一直等到美国通用磨坊的到来。

南都周刊:听说当时通用磨坊是“三顾茅庐”？

臧健和:他们当时就像找诸葛亮一样三次找到我，花了一年半的时间。当时应该是1996年，第一次是找到我的女儿，后来女儿回来和我谈，我还是比较不屑的，认为美国人不懂饺子的文化。我女儿也这样认为，第一次就这样淡了下来。但当时负责谈判的美方总裁还是很耐心地等了我们三个月，三个月后又再次找到了我女儿，我就在香港与他们吃了顿饭。席间，美方说他们非常有诚意想和湾仔码头合资，我当时就笑着说：“你们美国人怎么可能懂得饺子的文化，怎么会包饺子？”我非常感激他们这样的大公司的诚意，但我还是觉得不太合适，于是第二次也拒绝了。

没想到，最后他们又第三次邀请我，订了机票与酒店，请我们一家人去美国参观工厂。他们对我说，无论合资与否，都希望我能去看看他们现代化的工厂和管理，如果当中有值得我学习的地方，他们愿意无条件帮助我。他们这一招的确管用了。

我去了美国总公司，去到他们的工厂，感受到他们现代化的管理和机械化的生产，操作工人严谨用心的工作态度，以及对卫生品质的严格要求。最后到研发部参观时，研发部门之大，着实让我感叹，一个工厂的研发部门竟然比一些香港企业的工厂都要大，而且每年研发部门的研发基金就有一亿美金。我发现自己真的是井底之蛙，也觉得自己找对老师了。

我有如今的成绩，是因为遇到了这个好伯乐，发挥出自己的能力。如今，在大中国区、北美、欧洲都有我们的系列产品。今年，我们计划在澳大利亚推广我们的产品，让这个品牌从香港走向全世界。

南都周刊:去年是我国改革开放30年，你离开内地来到香港也差不多是30个年头，你对中国的变化有什么感受？这之中想过回来发展吗？

臧健和:那肯定是震撼啊。当我离开的时候，人们还没有从“文革”中苏醒，人们的眼神是彷徨无助的。改革开放之后，中国有了太大的变化，人们的精神面貌也发生了巨大的改变，充满了希望。从青岛家乡到内地其他地方，无论在哪里，你都能看到和感受到。就像年轻时唱的歌曲那样：快马一鞭三千里，一天赛过二十年。国家发展得越来越好，对比过去，百感交集，毕竟我经历过那段没有改变的时期。

其实我在1992年就在山东投资了其他生意，但对于水饺产品我还是非常谨慎，寻求合资的机会我更是谨慎看待。一直到1997年，我和美国方面合作后才回到中国做水饺生意。事实也证明，我们的合作还是非常成功的。

(本文来源：南都周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