适可而止的才能和写字的怪癖

适可而止的才能和写字的怪癖

昨晚吃饭时，一帮同事聊到各自写字的怪癖，有些区别，但无非是要求在安静的家里、对着熟悉的电脑、或是准时点起一根烟。他们一般都喜欢黑夜，我却依赖清晨，那让我想起草木葱茏、清露湿润，不分春夏秋冬或者那天是下雨还是沙尘暴，反正天尚黑着，就那么在心理骗自己，留在一个熟悉的环境里。

廖一梅在《悲观主义的花朵》的后记里写道：“感谢上天，给了我适可而止的才能”。

我们这些人可能还没适可就止住了，所以那些怪癖也没怪到哪里去，那得到那些大作家身上去找。

写字垃圾精华不论，都是蛮孤单的心理状态。可能特别依赖熟悉、甚至是一种物质性的强迫症，来构建一种安全感，好收拢住写作时思绪的漂泊无依。另外，大概也在享受自己那可怜的独立小王国的感觉，至少会准时在心理上骗自己：瞧，一切都没变，没有瞎折腾的，稳定压倒一切了！

敏感的人都与强迫症相伴，缺少才华叫病，有了才华就叫完美主义者。电影导演中库布里克是最典型例证。英国曾有一个大学的研究显示，贝克汉姆、齐达内、里克尔梅这些人都有不同程度的强迫症，这让他们在大多数时候都很“聪明”，一旦到了压力巨大的关键场合，只要轻微挑逗，就可能情绪爆发，做出完全没必要的犯规而被罚下场。

另一种说法是，金牛座的人多少都有点强迫症。

下面搜集整理一些写字的“怪癖”，可能部分是穿凿附会，权当一乐：

有记者问海明威，“你那简洁风格的秘诀在哪里？”他答道：“我站着写，而且用一只脚站着。我采取这种姿势，使我处于一种紧张的状态，迫使我尽可能简短地表达我的思想。”有同样爱好的至少包括英国作家路易斯·卡洛尔、堪尼斯·克拉克、弗利德里克·威廉·法勒、马尔科姆·洛里、弗吉尼娅·伍尔芙、本杰明·狄斯拉利（首相），美国作家托马斯·沃尔夫、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贺拉斯·麦考伊、威廉·萨洛扬、托马斯·杰弗逊（总统），中国作家阎连科与此情况类似，他虽然是坐着写，但是用一块特制的斜木板，把稿纸夹在上面，像写毛笔字一样，悬肘写作。这大概能解释他为什么没能像莫言那样每年都喷薄出数十万字。马克·吐温则喜欢俯卧着写作。卡波特也自称是一个“完全平面的作家”。他要是不躺下，就什么也想不出来，什么也写不出来。

埃德蒙德·夏尔—鲁继承了著名画家达利的怪癖：写作时必须穿上同一种牌子的羊毛袜子。狄更斯在写小说的时候，一定要穿上晚礼服；与他恰好相反的是，穆尔（1779—1852年）这位爱尔兰诗人，非得全身脱得精光才能下笔。美国幽默短篇小说作家齐佛，在他初出茅庐、以纂文为生的时候，只有一套外出的衣服，早晨穿上，坐升降机到地下室没有窗子的房间中，把衣服脱掉挂在衣架上，几乎赤裸着去进行写作，直到夜幕下降，才重新穿上衣服，回到他住宿的公寓中去。 

巴尔扎克写作时，身边必须点上一支蜡烛，时而大笑，时而悲哭，常常与作品中的人物对话，有时竟和作品中的人物大吵起来。当然，他还和浓咖啡，每天至少喝上几十杯，导致慢性中毒而死。美国作家戈尔·维达尔（Gore Vidal）的灵感也依靠大量的咖啡，与此类似的《爱丽丝梦游仙境》的作者刘易斯·卡罗尔（Lewis Carroll）离不开茶：有一次一个访客碰巧看见他在书房里踱步，手里来来回回地挥舞着茶壶达十分钟之久。中国的鲁迅的早逝部分原因也是每天喝大量的浓茶。喝酒寻找灵感就更为普遍了，除了中国的李白辈，他们喝的酒现在多半已被当做“文化酒”开发出来了。小说《发条橙》（Uhrwerk Orange）的作者安东尼-伯吉斯（Anthony Burgess）的灵感之源却是一种名为“暴君之血”（Henkerblut）的鸡尾酒。这种酒混合了杜松子酒、威士忌、朗姆酒、葡萄酒、白兰地和烈性黑啤酒，加了点香槟进行改良，如此怪诞口味的酒会在创作谋杀场景时给他灵感。

大仲马善于用多种体栽创作，往往因体栽的不同而使用不同颜色的稿纸。他写小说用蓝色，写诗用黄色，其他文体则用浅红色。同时他写作之前，先得准备好10多支各种颜色的铅笔，就像个画家似地挑选色彩。他说：“写作也需色彩——这些彩色铅笔能使我写作时的感情变得丰富多彩！”马克·吐温和英国的史蒂文森，在写小说时，都要有黄色的纸才能写出。法国女作家苏姗是用各种颜色的纸，黄的、浅蓝的、粉红的，最后才用白的来写作。秘鲁诗人聂鲁达，他喜欢在海上航行时写作，而且始终用他绿色的墨水。英国作家吉卜林，则一定要有中国的墨汁，才能写作。他在印度的时候，有书童替他磨墨。他说他最恨用蓝墨水。

孤独的保尔·莱奥托（1872—1956）只用鹅毛笔。《母猪女郎》的作者玛丽·达里厄塞克只用同一支笔写作，以高产著称的侦探小说家西默农，为了避免因换笔而影响写作，总是把一盒笔放在写字台上伸手可及的地方，这些行为都不难理解。但是以小说《弗朗茨和弗朗索瓦》获得法语大奖的弗朗索瓦·韦耶冈（1941—），他最讨厌找笔，所以写作间里的笔到处都是，而且桌上至少要放15支笔他才能安心写作，这就是一种怪癖了。

美国作家乔纳森·弗朗钦（Jonathan Franzen）的幸运物是那把放在书房里的修理过若干次的老旧办公椅。他坐在上面晃来晃去，吱吱嘎嘎的声响带给他新的想法。英国人威尔-塞尔夫（Will Self）则把许许多多的带贴胶的黄纸片贴在书房的墙上，以便把他下一部小说的构思速记下来，然后根据这些线索一段一段地再写下去。《X-时代》的作者道格拉斯-科普蓝（Douglas Coupland）需要的是巧克力——贝克牌巧克力块，一般是300克一袋的那种。他在开始下一部书之前，总是会买上一大堆囤积在家里。于是，人们可以见到这样的情景：他的计算机键盘的左边是大堆巧克力片，伴随着嘀嗒的敲键盘的声音，他一天大概要吃上个50块。“这是治疗写作卡壳的良药。”当然，这带来了负面作用，那就是他再也不把巧克力作为美味了。当他发现巧克力不再作用于味觉而作用于脑子时，他发出了作家式的感叹：事物原本就是这么反常的。

《美国墓地》的作者蒂埃里·赫斯说：“如果你想创作，就必须在日常生活中创造出一些与日常生活不完全是一回事的时刻。”他早晨4点钟开始工作之前要大声朗读福克纳、荷马或者莎士比亚等大作家作品中的那些“充满能量”的章节。《红与黑》的作者司汤达在每天早晨的写作前总要读几页《民法大全》，才能安心的开始一天的写作。美国女作家卡瑟在开始写作前，总要读一段圣经。

《为了一位同龄女子》的作者多米尼克·法布尔坦露，他在家里写不出一个字，他要到一个陌生的地方，“一个车间，一个保姆房，或者是在一个已经去度假的女同事家里”，反正不能在自己家里。《通往敌方》的作者莉迪娅·萨尔瓦伊勒走得还要远：“我到哪都写，越是陌生的地方越好。”她在牙医的候诊室都能写出几行字来，她惟一的行李就是记忆：“我把整本书都储存在脑子里，这是个可携带的文本。”她要的是那种孤独的感觉。 

《意大利男孩》的作者菲立普·贝松，没有他的允许，任何人不得进入他的写作间，只有包括佣人在内的少数几个关系好的人可以进入，但他本人必须在场：“我陪他进去，跟著他，监视著他。”他禁止别人看他的稿子，哪怕是偷偷地瞄一眼，他都会大发雷霆。这个光彩夺目的作家受不了别人接近他那些改得乱七八糟的稿子。对于正在创作的书他也是只字不提，因为他担心流产：“就像怀孕一样。只要书没写完，我就拒绝谈及。” 女作家娜达莉·蓝斯也非常害怕别人翻看她那本大大的方格簿，害怕别人发现她的拼写错误，因为她没念过多少书，“说老实话，我只有五年级学生的水准”，所以她每个礼拜六都要向她的编辑口授她的小说。就像是家族遗传的一样，她那当了院士的父亲每天早晨也要对著录音机口授他的散文，然后由秘书整理。娜达莉·蓝斯的小说主题无一例外，都是死亡，所以别人都以为她是住在棺材里，实际上她只是从11月1日万圣节开始写东西，每天早晨，太阳刚刚升起的时候，她在一种强烈的创作欲望中醒来，穿着祖父的睡衣，一直写到4月：“春天来了，我的书也写完了。” 

《紫外线》的作者塞尔热·容古尔对气候变化特别敏感，碰到烂天气，他总是迟迟交不了稿，他的解释也非常有道理：阳光灿烂的天气让人感到幸福快乐，也更勤奋。 

挪威剧作家易卜生把瑞典作家兼戏剧家斯特林堡视为自己的死对头，因此，写作时一定要把斯特林堡的画像放在书桌上，时时激励自己，才能写出好的剧本来。罗曼·罗兰则在案头上放一面镜子，时刻观察自己的面部表情，借此刻画作品中的人物。

福楼拜写作时，每张十行稿纸上面只在第一行写上铅笔字，而其余九行都保持空白。跟随他初学写作的法国作家莫泊桑道：“您这样写，不是太浪费稿纸了吗？”福楼拜说：“亲爱的，我一直有这样的习惯：一张稿纸只写第一行，而其余九行只留着修改用的。”

法国剧作家和诗人罗斯丹喜欢泡在浴缸里写作，以此来避免朋友们的打扰。美国政治家兼科学家富兰克林同样喜欢泡在浴缸里写作，他也是美国第一个浴缸的所有者。当然，从那副名画《马拉之死》开始，浴缸和鹅毛笔的意象组合早已深入人心。雨果创作时，也是把脚浸泡在温水里

德国剧作家诗人席勒在写作时爱闻烂苹果的气味。他常买一些苹果放在抽屉里，并让苹果腐烂。写作时把抽屉拉开，一边嗅烂苹果的气味一边写作。

美国诗人、小说家爱伦·坡，要先让他的暹罗猫坐在他的肩头上，然后才能写作。

美国小说家沃尔夫，在开始写作前，一定要去作一次长长的散步。

美国剧作家柯汉，要包一间普尔门特别列车上的客厅，在火车不停的行驶中来写作，直到他把要写的作品写完为止。这样他在一个晚上，可以写出140页的原稿来。

德国首屈一指的作家和戏剧家马丁-瓦尔泽（Martin Walser）没有他的日记草稿就什么也写不了。在他书桌后面的架子上分门别类地摆放着信手写来的日记，这里面有粗略的情节、某个人物的初步构思、或者生活中观察到的某些事。说不定哪一天，有时甚至一年以后，他突然从某个纸片中获得灵感，于是，下一部小说就此诞生了。

推理小说女王阿加莎-克里斯蒂（Agatha Christie）的最好的念头都是在洗洗刷刷的时候产生的。

美国当代著名小说作家菲利浦-罗斯（Philip Roth）在和他的私人教练在一起的时候最有灵感。

威廉·福克纳（William Faulkner）借助每个周日晚的电视秀来寻找思路，据说他这个节目一场也不肯错过。

英国作家、文学评论家及神学家吉尔伯特-基斯-却斯特顿（G. K. Chesterton）在构思侦探故事卡了壳时，便从书房里对着花园里的一棵树射箭。

阿兰·维尔贡德雷在写作之前，先要一粒粒地数数教皇保罗二世送给他的念珠

著名的古典主义剧作家高乃依，他必须把自己裹在棕色的粗呢被子里，在一个加热的房间里的地面上滚来滚去，出了一身汗之后才开始写作。

弗朗索瓦·韦耶冈他喜欢把切肉的小案板放在膝盖上写作，而且由于需要安静总是在夜里工作。他经常从晚上10点钟开始，喝着中国的绿茶，一连写上12个小时。这还不算，奇就奇在他非要有电灯光照在白色的稿纸上才能写作，所以早晨他也不打开百叶窗，不想知道太阳是否已经升起，以至于在冬季，他有时甚至整整一个星期都不见阳光，他认为这是写他那样的作品所必须付出的代价。

左拉有一种数学强迫症，以至于有时不得不跑出去，不停地数街道上的煤气灯，或者看一辆辆经过的马车，把车门上的号码加起来，看它们的和是不是等于3或7的倍数。

亚里士多德好像小学生一样，边写作边咬指甲。

中国的轶事多半是以怪来捧人，所以要半只眼看：

唐朝的王勃，每次写诗作文之前，先磨好墨，饮酒数杯，然后用被子蒙住头冥思苦想，起床后提笔挥洒，一气呵成。时人谓之腹稿。宋代诗人陈师道每作诗时要家人为他逐去猫狗，连婴儿也要寄存别处，然后登上床榻，“拥被而卧，呻吟累日，乃能成章。”还有很多人，不知是否是附庸风雅，常在家里设“吟榻”。隋朝的著名诗人薜道衡“登吟榻而构思，闻人声则怒。”有人哪怕到了郊外，诗兴发作，也要停下来进行卧思。杨朴处士，曾骑驴往来郑圃，每欲作诗，即伏草中，冥思苦索，如得诗句则一跃而出，路人遇到他，无不惊骇，以为遇着了剪径的大盗，其行为已近乎疯癫了。清代的李化龙，以苦吟而闻名。有一次行吟至一少妇家，一时思路中断，便匆忙步入少妇的卧室中，卧在这少奶奶的卧榻之上，冥思苦想，不觉进入梦乡，鼾声如雷。 这在别人看去是才华横溢，但在老婆看来就未必了。缪鸿若在《和石邻闺情》之四中就说：“却悔嫁郎多识字，几回腹稿负良宵。”与之类似的是美国小说家亚伦，他说自己写作时非得睡下来，听到祖先对他的指示不可。

北宋文学家、西昆体的代表人物杨忆每欲作文时，必与宾客饮酒、投壶、下棋、赌博，笑语喧哗，丝毫不妨碍他的构思。构思成熟，就用细字写在小方纸上，挥毫如飞，文不加点窜。每写满一纸，就令人传录，门客疲于奔命。倾刻之间，就是数千言。

清代学者、诗人毛奇龄“构思作文，手不停缀，质问之士，环坐一旁，随问随答，井井无误。夫人室中詈骂，先生复还诟之，盖五官并用者。”他构思用脑，书写用手，听取别的提问，听夫人的詈骂用耳。回答问题和回骂夫人用口，这已是四官并用了。他的夫人当着他的学生揭露他，作诗文时把参考书都罗列于前，随时翻看(古人称为獭祭鱼)，由此可知他还用眼，可见五官并用非夸大其词。他的著述甚丰，有80余种。 

清代诗人柳应芳，习惯于边走边构思。“每行街市低头沉吟，悠悠忽忽，触人肩面，不自觉也。”他还对人说，作一首律诗，要冥思数十次，方才称意。 

明人周朴，性喜吟诗，每遇景物，搜奇抉思，日旰忘返。苟得句，则欣然自快。有一次在野外，碰到一个背柴的人，忽然触发了他的灵感，特拉着樵夫厉声叫道：“我得之矣”。他得的诗句是“子孙何处为闲客，松柏被人伐作薪。”樵夫以为说他砍伐别人家的树木，十分害怕，丢下柴挣脱他而逃，又遇巡逻的士兵，以为他是小偷，抓起来审问。周朴见状，对士兵说明原委，才把樵夫放了。

中唐诗人贾岛、李贺、杨朴等，他们的创作是在驴背上进行的。驴行是动，而骑驴是静。贾岛初赴京师，一日在驴背上得句云：“鸟宿池边树，僧推月下门。”过了一会又想改“推”字为“敲”字，但拿不定主意，就在驴背上一边吟哦一边作“推”、“敲”的动作，冲撞了京兆尹韩愈，左右将他带到韩愈面前，他仍比划着“推、敲”的手势。韩愈为他定为“敲”字。又有一次，他骑驴在大街上得“落叶满长安”的诗句，想成一联而不得，又冲撞了京尹刘栖楚，被监禁了一夜才放出来。李贺作诗也离不开毛驴。他每天都骑着毛驴外出寻找灵感，后面跟着一个小厮，背着古锦囊相随，如有所得，就写在纸上，投入古锦囊中。 

北宋欧阳修自称他作文多在“三上”，即马上，枕上，厕上，马上学李贺，枕上学王勃，厕上学的是钱惟演，钱是北宋初的诗人，他曾对属僚说，平生惟好读书，坐则读经史，卧则读小说，上厕则阅小辞，还有宋绶，字公垂，每走厕必挟书以往，讽诵之声琅然，闻于远近，所不同的是钱宋二人是在厕中看书，而欧公是在厕所间作文。 

明朝的罗犯，文章奇古险怪，构思尤为奇特。居金陵时，每有撰造，必须爬到高大乔木的顶部栖息，然后遐思天想，或关起门来独处一室，有客于门缝中窥视，只见他容色枯槁，有死人气。都穆请他为其父作墓志铭，作好之后，他对都穆说：我为此铭，瞑去四五回矣。如此冥思苦索，仅此一人了。

王安石每作文，口中嚼石莲子，取其硬而难化，可以运思。 

王筠好弄葫芦，每吟诗则注水于葫芦中，满了倒掉再注，若将葫芦掷之于地则诗就作成了。 

其他和写字关系不大的“怪癖”（亚里士多德说：“但凡优秀的人都免不了是半个疯子！”柏拉图说：“有天才的人常有道德上的缺陷，如行为卑鄙，甚至声名狼藉，不一而足。”）：

莎士比亚喜欢年龄比他大的女人。每当他看见小丑时，总是欣喜若狂；莫扎特总是对预兆入迷着魔；达·芬奇爱收集蜥蜴、蟋蟀、蜘蛛等昆虫。诗人缪塞看到一条鳗就感到恐惧和恶心，弗朗西斯·巴孔见到月蚀就会昏厥，马里奥·瓦尔加·洛萨承认他一上飞机就吓得要命，只有大声朗读文学名著才能克服恐惧。

叔本华常坐在书房里，嘴里衔着一只五尺长，一端触地，像一只大喇叭的烟斗，通常一坐就是几个小时。他认为这么长的烟斗可以使烟雾在被他吸到喉管以前变得凉热适度，从而无损健康。这个不信赖人，也不相信上帝的哲学家，其座右铭是：“信赖恐怖胜于信赖信仰。”他从来不肯让理发师替他修面，无论何时何地，人们一提到流行病，他便张惶失措，逃之夭夭。他在外面进餐时，常随时自备一个皮杯子，他常常担心被人窃取他的财物，他认为世界上所有的人都居心不良，都在设法骗取他的财物。他对朋友毫无信心，也防范着他们。他把有相当价值的衣物都标上假名称，想鱼目混珠，使人不知底细。他视钱如命，也喜欢过悠闲而又舒适的生活。

十九世纪浪漫主义文学首屈一指的代表人物之一的拜伦，曾一度在睡觉的时候常常摆上两三支手枪在枕边，以驱除恶魔。梦魇的时候，睁开眼睛完全像小孩一样害怕。半夜如果睡不着，便整夜喝苏打水，听说有时一夜喝到十五瓶，嫌开瓶塞麻烦，就敲破瓶口来喝。他极端轻视女性，认为女性是可厌的存在。

著名画家梵高从少年时代起就有点性格乖僻，不大合群。人们认为他有点古怪，也有点偏执，他对生活过于敏感。美国作家欧文·斯通在《亲爱的提奥》一书的前言中，第一句话便写到：“温森特·梵高是世界上最孤独的人之一，他一生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单独地生活，没有朋友与同伴。他一生无正式职业，靠弟弟养活。”为讨一位叫拉舍尔的妓女的欢心，他曾亲自割下自己的右耳送给这个妓女。梵高和高更，曾在一起共同生活了一段时间。他们俩一个是座真正的火山，另一个则是满腔热血沸腾。夜里，当他们由于太疲劳，太兴奋而不能入睡，也不能静静地坐着，他们就把全副精力用在对方身上。由于经济拮据，他们不能出去消遣，便就以激怒对方的方式来发泄他们被压抑的情欲。

沉默，是川端康成的一大特色。当客人来了，一般人不管怎样也要找些不咸不淡的话题，陪客人闲聊。但川端康成则不然，他只是瞪着两只大眼睛盯着对方，半小时、一小时一言不发是家常便饭。时间一长，客人觉得尴尬，便起身告辞，而这时川端康成好像猛醒过来似的，方才开口：“急什么呀！”挽留也是他的习惯，然后双方又是长时间的沉默对坐。

　　有一次，一位年轻的女编辑来到他家向他约稿，紧张地说完约稿的事后，川端康成又是一言不发在那里长时间枯坐。女编辑感觉不对头，脸上红一阵白一阵，川端康成还是不开尊口。又过了一段时间，女编辑终于耐不住这种沉默，突然“哇”的一声哭了起来。川端康成这才大吃一惊，开口问道：“怎么啦？”

　　说有一次，川端康成应邀到神户讲演，居然来了这么一段开场白：“我讨厌讲演，可又被请来了。因为邀请者说是只要露个脸儿就行，那我就将脸展示喽！我现在在此静坐一小时，你们看个够吧！”说着便瞪起他那大眼睛开始沉默，听众吃惊得目瞪口呆。而川端康成却不时地看看手表，一本正经地自言自语：“一小时不短啊！”“今天天气不错嘛！”

　　1922年前后的一天，川端康成飘然来到菊池宽家里。菊池宽一个人在棋盘那里琢磨着下象棋，川端康成呆坐了一个多小时后，才冷不丁地对菊池宽说：“我需要200元。”菊池宽问什么时候需要，“今天。”川端康成回答。菊池宽一脸无奈地掏出钱包，给他用10日元的钞票凑了200日元。川端康成拿到钱立即走了。当时的200日元相当于今天的100多万日元呢。

   当川端康成得知自己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的当口，便毫不犹豫地买下了价值7000万日元的富冈铁斋的屏风，又花了1000万日元买了古坟时代陪葬佣的头，总共买了近1亿日元的艺术品和古玩。他明明知道诺贝尔奖奖金只有2000万日元，却寅吃卯粮地买了5倍于此的物品。

    川端康成对付讨债者也很有绝招。他的口头禅是：“没有的东西就是没有。迟早还你就是。”说完之后，就瞪着他那特有的猫头鹰一般的大眼睛，数小时默默无言地和讨债者对峙。对方无计可施，只好告退。川端康成还有一句口头禅是：“钱这东西，哪个家伙有就该往外拿；没有，就不要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