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邓小平，痛恨美利坚

　　特别是时局艰难的今天，我又一次陷入困境，我不禁油然地更加深深的深深的怀念他老人家，叹惜他早早离开了我们，更叹惜中国再也不会有第二个邓小平了。事情是这样的：家里的小厂遇上周转资金上的困难，想尽办法，四处碰壁。正常年景时小企业融资本来就很难，更别说适逢时艰，谁还会顾上这头小老百姓的死活？试问：时下能上台面发声拍案决策者，有哪一个不是中上层或中上层代表或大富或大富代表？经济决定政治，自古一理也！

　　老百姓，农民，还能怎么办，日子还得过，生活还得继续，总不能长歌当哭，再说长歌当哭不会有人理你，也毫无用处。我渴望成功，不敢绝望，幻想有一天邓公会复活，救农于危难。

　　当我深深地怀念邓公的同时，更深深痛恨美国。虽然由于困难，借钱借不到，但是对那些放贷商，我可以理解，我自己就是学财经的，放贷商当然要考虑风险，当然要考虑资金的安全性，这无可厚非。

　　可是无法理解的是：我想用承包地（的承包权）作为抵押物贷些款这也行不通。我查过政策资料，居然没有这方面的许可政策，也好象没有这方面的先例。农民抵贷不被许可，可是，中国却肯把近两万亿美元之巨的资金借给美国，让美国人过美好生活，我感叹中国伟大的同时，我也愤怒了，我真的愤怒了。

　　我想不通，我百思不解，其实农民只要不到走投无路深陷绝望的困境，农民是最胆小的，也就是说是最具诚信心的，而且农民对土地有着天然的钟情依恋与敬畏而视为命根子，那么这对农民来说如此宝贝珍贵的承包地（的承包权）为什么不可以作为抵押物呢？美国有抵押物在中国手里吗？所以我困惑，很困惑！我愤怒，！很愤怒！

　　对于我的困惑与愤怒可能多数高者都会不屑，还会说我不懂事罢。是的，虽然我懂的不多，但如果我仅仅只是困惑与愤怒，当然可以说我不懂事；可是并非如此，我很理解中国的无奈与可笑。我深知美国当然要比农民可靠可信，所以我很理解中国的做法。

　　美国是什么？从公元1620年说起，1620年欧洲在美洲丢下了一粒种子，经过100多年孕育后，一个只有400万人口，13个洲的弱小的农业国正式宣告诞生，经过一次内战，至今成长为今天的美国；而在1620年大明朝正处泰昌元年，虽然年号为泰昌，可当时的国运似乎不是特别的泰与昌，泰昌元年过了100多年，大明已是大清了，美国诞生时大清正是乾隆年间，乾隆时的大清应当是世界最强盛的国家（或之一），美国内战时大清差不多也在内战正酣，之后屡遭外强侵辱，常年兵燹，风雨飘摇，天灾人祸，疫患浩劫，直至小平复出力挽狂澜，复兴至今；很巧合的是1797，大清皇帝与美国国父同年逝世，虽然如此也仅仅如此，两国在他们逝世后所走过的路却是大不相同，两国间可能不单只是发展历程的不同，在诸如文化力，维持力，自省力，自我纠错力，制度制衡力，法治力度，共和程度，科技进度，学术自由度，等等方面都有着诸多不同；那么不妨通过对上述方面的比较来判析两国时下的经济运行状态，结论可能是：中国似乎没有太多理由相信美国经济状态真的比中国经济状态糟糕很多。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持有巨额美国国债虽不合理却可接受；这还因为中国从19世纪开始从来就尚未铸立起真正意义上的信心，有的也只是伪信心，或者说是这个国家的国家信心还处于在铸的过程中，国气尚未健壮；而美国正如它的已故的约翰逊总统所言：“上帝没有保证我们的伟大国家经久不衰。上帝准许我们用自己的双手、用汗水、用精神力量来争取我们的伟大。。。我们的敌人总是犯相同的错误。在我这一生中——在萧条年代和战争岁月——他们期待着我们的失败。但每一次，在美国人民的心灵深处，都会产生出他们无法理解，甚至无法想象的信念。这种信念曾给我们带来胜利，它将再次给我们带来胜利。”理论上看这样的美国显然是国气健硕，当然是可信可靠值得信赖的，反之如果连美国都不可靠还有什么东西可靠呢？

　　而我，我之所以愤怒不是因为中国做错，而是因为中国做的太过，试想一下：如果中国把两万亿美元的十分之一放到中国社会的底层会引发什么？这种事情难道不值得期待与愿景吗？这样的要求难道过分吗？这个想法难道荒唐吗？而我作为一个农民难道没有理由愤怒吗？不该愤怒吗？

　　如果是美国，会遇到这般的同样的可笑的事情吗？美国又会怎么做？美国会象中国这样行事吗？

　　再者说，对美国，它的顽强与伟大让人敬佩也让人近于要窒息，可是对中国来要说，美国的贪婪，无比的贪婪的本性更要看到；对美国自生而言，它要贪婪是天经地义的，可以说美国如果不贪婪到极致就不会有今日的美国，可是对中国却应该不是太好的事。所以我感慨美国的顽强，更憎恨它的贪婪！大概可以这样说：贪婪成就了美国经济也祸害了美国经济。

　　唉，真是世事难测即便是连美国这样高级的相对成熟的资本主义国家也因为贪婪而陷入经济困境，那么中国经济呢？中国经济真的没问题吗？引发这次经济危机，问题真的只是出在美国和其它国家身上吗？中国真的只是牵连受害者吗？中国经济真的没有危险吗？客观地说，在全球经济高度紧密的被联系在一起的今天出现经济危机并不存在谁害了谁或谁救谁的问题，而是谁都出了问题，并且也不存在谁的问题严重谁的问题轻微。所以事实上并不存在什么欧美是病源是本而中国是被殃及是标的问题。何况中国何苦非要把自己如此自甘随落自惭形秽为标不可呢？如果一定要这般，不正是对自己缺乏信心的例证了吗？那么中国经济的自身问题只能靠中国自己来解决，靠别人是靠不住的。

　　经济危机是什么？这还有谁比我们的老祖马克思的论断更透彻吗？是资本主义，就会有经济危机，这很正常，也不可避免，也并不极其可怕，而中国当前的情况是：伟大的邓公把中国从混沌困局中捞出，——当时的困局恰如王亚南先生所论“不仅苦于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而且苦于资本主义生产的不发展”——，从此步上正常适合的发展道路。邓公不仅在第一次经济革命时指明了正确的方向，并带领这个国家走在正确的路上；更为伟大的是在第二经济革命时为这个国家上了防倒退防回头的保险，使得中国在正确的道路坚定地走下去，他直接了当地告诉世人：资本主义不是什么坏东西更不是什么丢人的东西。既然选择了这条路，并且是正确的道路，就会有经济危机，这个世界好象从来就很少有完美的东西，邓公指明的道路也是如此，看起来这条道路并不是最佳而只是次佳，但是不管是历史还是事实都坚固地证明了中国现行的这条道路是最正确的；这一切无需回避更不用忌讳。

　　个人认为要想了解中国经济就不得不读王亚南先生，这是一位伟大的极少有的真正的经济学家；再来看看如今那些多数可能甚至连“基本面”是什么都没弄明白就敢高谈什么中国经济“基本面”良好云云等等的有中国特色的混蛋经济学专家半仙术士妖人神棍之流（此语可能偏激了，请勿对号入座，对混蛋们攻击是因为我觉得他们只会唯权唯上唯钱，却误上误国误民非常深，对那些混蛋本来还有更恶毒的言辞，克制住了，再说攻击他们也根本没有什么用处，只不过是可以让自己渲泄一下愤怒的情绪罢了，我更希望我说的都是错的）；我不得不感叹象王亚南，陶希圣，严又陵等这样的真正的社会学家经济学家真的太难得了，太可贵了；更重要的是他们有着正直的品格与坚贞的济民之心，这点尤其难得。那么，当前在这些这样的中国伪经济学专家指手划脚指指点点下的经济会没问题，这可能吗？

　　经济危机这东西，美国的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好象曾经把经济危机比作经济瘟疫；但在我肤浅的个人理解，今天，经济危机或许更象是抑郁症；我这样认为并不是说罗斯福错了，在我的心目中罗斯福应对危机表现出来的伟大是无人超越的，我甚至认为人们应当把罗斯福1933年与1937年的就职演说增添到圣经里，至少在遇到经济时危机要象读圣经一样读他的两篇演说，或许这样会给人力量与启迪。我认为经济危机象是抑郁症是因为我觉得人类总是不断在进步，克服危机的能力在不断增强，再加之前人的宝贵经验，经济危机对人类的危害可能不会象二战前那样惨烈。

　　抑郁症这东西，在医学上好象分为单相与双相，而在经济上一般都是双相的，总是在狂躁与抑郁，亢奋与低落间大起大落；对抑郁症患者而言，最危险的是患者意识不到自己患病，拒绝就医治疗，讳疾忌医；我曾经遇到过一个轻度的抑郁症患者，当时棘手的是如何让他意识到自己得了抑郁症，然后再配合医生接受治疗，可以说如果能让抑郁症患者意识到自己得了抑郁症并有就医的意愿，那几乎问题已经解决了一大半了。应对经济危机可能也是如此，据知在1929年那场经济大萧条开始时，当时的美国胡佛总统也指称是由欧洲等外部因素造成的，直至罗斯福上台才勇敢面对并积极应对，可见直面危机承认自己有病真的很需要勇气。

　　此外，可能在探求经济危机的成因上也可循着抑郁症的病理找一些启发。

　　或许，中国经济最危险地方正在于中国经济的不可知性，人们根本无法认知：中国经济到底有没有危险；如果有，有多大危险？因为中国社会的会计统计审计“三计”问题太严重了，人们常说国计民生，何为国计？我认为虽不能说“三计”就是国计，但“三计”首当其冲是国计的很主要的部分，“三计”可能是知悉经济运行状况的唯一手段。中国“三计”实际情况怎么样呢？我曾经在上海北京新疆成都等地的企业上过班，对会审统三计都略知一二，个人体会是非常糟糕（当然我很希望我的体会都是错误的）。先说审计，国人为什么会迷信国际“五大”？这不正说明国内的太靠谱吗？当然后来国际“五大”也不行了，来了中国就更不行了；再说会计，从不题词的朱总理一再只题“不做假帐”，还有什么比这更说明问题的事吗？足见会计信息失真到了非常严重的地步，甚至在中国似乎有个不成文的说法：不会做假帐的会计师不是好会计师；统计，统计还需要说吗？如果连“第十三亿个公民在北京诞生”这样荒唐的事都会发生，那么还什么离奇的事没有可能？当然有人会说这事只是象征意义，如果是这样就更严重，一旦人对统计数字失去了那种视为神明的敬畏之心，而认为可以因为其它原因而被玩弄，到头来数字只会把人玩弄的更惨，这是一定的！我不知道其它人是怎么对付统计的，至少不管在哪里，统计部门向我要数字的时候我是想怎么填就怎么填的。对于这些情况，其实只要肩膀上扛的不是猪头的人，都比我清楚的多。

　　由些，个人看法：身处眼下这场经济危机，中国的情况很可能要比有些人想象的来的严重，要有足够的长期的心理上的准备，特别是当人身处时艰的心态很可能会象培根在《论谋叛与变乱》一文中提及的  那样——“当政府不受欢迎的时候，好的举措和坏的举措同样地触怒人民”——，时下可能正是如此，当人深陷抑郁时也就同时失去理性的思维，想找回信心相当难，而且信心的重建似乎有些微妙，甚至可能要等到戏剧性的因素出现，比如1933年的罗斯福总统，1997年的朱总理，在他们二人身上我发现了与其他领导人不同东西：传奇味道，或者说传奇色彩；再说的离奇一些就是：当世人抛弃了上帝，上帝也就把世人遗弃，一旦人被上帝遗弃，道德，良知，正义，仁慈，公正，公平等等也就随之远离了世人，世人只剩下唯一的贪婪，那样世人就有祸了，灾难降临了，世人要想逃离灾难，只有回到上帝身边，至少要靠近上帝，更或许如果人离开上帝太远太久了就找不到回到接近上帝的路了，这个时候就需要一个传奇人物出现沟通人与上帝的关系，引领迷失方向世人去接近上帝，所以对世人来说最可怕的是什么？就是被上帝遗弃！而不经济危机！那什么是上帝？上帝就是人人心中和灵魂深处都要有上帝的上帝！当然这些都是胡纣，但确实也是我真实的内心感受；而纵观当今世界，尽管现在的领袖们中不乏有如胡温这样的非常杰出者，但似乎都不太具备象罗朱二人那样独有的特质，奥巴马更不用说，布朗可能具备一点传奇特质，但是今英国已非昔英国；所以最困难的时期可能要到上海世博之后到来，而整个社会更应该利用这个机会尽其所能整治“三计”方面的糟糕局面。没有好的“三计”就不可能有好的经济，这天然的！

　　说起眼下这场危机，在2005年的时候我曾指出社会出现了“胡佛旗”倒牛奶等事件，希望引起关注，而当时也是只考虑到奥运后，而没有想到世博后，现在看来可能情况不止于09年，因为用双相抑郁症病理来推导，亢奋之后必有低落。感谢网络  ，我05年的看法，在网上还一点点保留，“如果微观论房价,简直太难了,只能是一叶知秋经验式的,那就是一是倒牛奶,一是胡佛旗,胡佛旗,只是本人今年才在本地见到,但即使如此,胡佛仍会坚持完美发展论.【伯而尼】04-03  17:22  0字  [10/0]      ”2005年时，当时我的网名是“伯尔尼”是在讨论房市论及经济的，提起这些，我并不想说明我有什么先见之明之类的东西，事实几乎没有人特别聪明到有先见之明，只是有些事情只要人用心观察潜静下心去感受（玄乎一点说就是心中有上帝在上帝身边），有些道理也许能体悟到一点点，毕竟唯物地说一件事情的发生之前总会有一些征兆出现，总会有一个量变到质变的过程，如果能感知到量在变，那么用经验主义就可能可以对质变的到来有些准备。

　　说起来最令人担忧的还是房市，供给量来说，用我最傻瓜的脑袋去分析，现在的房子比改革以前的房子至少至少要高了十倍吧，也就是以前基本是平房，现在盖的基本是高楼，假设房子高了十倍应该是非常保守的数字，那很简单的现在房子供给量至少是改革前的十倍，而改革前的中国人口10亿多，现在是13亿左右，只增加30帕，改革前的10亿国人总多多少少总是有住的地方吧，所以很肯定房子的供远远大于求；再说土地，土地是不可再生这不错，但同时土地也不会象矿产一样被消耗掉，人口密度台湾是中国大陆4倍多，印度和日本是中国的2倍多，日本人印度人与台湾人也不会无立锥之地而生存下来，再者，因为现在的房子比以前的房子盖的高了十倍，那就是土地的利用率高了十倍，那样的话理论上土地应当比以前更加便宜才对；当然这样的分析方法傻瓜分析法是非常不科学的，但是即便这样的傻瓜分析法也要比中国的统计部门的数字更有可信度！更危险的是现在这样的天文高房价已经彻底把中国社会的中层掏空了，不想办法将可能把整个社会拖垮，这是非常危险的。

　　不单是房市，中国经济的其它弊病还有很多，如：企业是现代社会的主体的思想尚未确立；对企业的态度上唯大弃小，理论讲如果企业的成长历程不完整，外力牵强而成的大企业规模越大风险越大，因为统计部门的数字不靠谱，按瞎猜，除去官家垄断的大企业外的大型企业可能真正赢利的不超过百分之三十。。。

　　综上所述，时下中国社会经济的问题已经非常严重，有问题就得解决，也会解决掉。应对危机要“保增长，扩内需，促消费”，大政策略中央很英明很及时很正确很从容的提出来了，地方官家媒体天天也跟着在高唱，唱的很响亮；“保增长，扩内需，促消费”说起来很容易，关键在行动在实行；保增长，并不难，保八很简单，中国经济的增长率和其它数字一样不是统计出来的而是艺术出来的，09年增长率应当很能够可能会艺术在7.6左右；扩内需，促消费就费劲了，如何扩内需如何促消费？这是问题关键所在，想老百姓多消费，首先是老百姓手头要有钱，实际情况是百姓们手头可能多少有点钱，虽说那点钱可能只够大富官家们塞牙缝，但对百姓们来说那点钱就是命，是用来生存而不是用来生活的，这是一；更要命的是，百姓们的微薄的钱都是累死累活用健康甚至性命极其辛苦换来的，挣钱太难，百姓们的挣钱之难是要远远超出官家想象的，所以想让百姓们把那点保命的辛苦钱掏出来花出去自然更难，难于上青天。

　　迄今为止的情况似乎是：上头想唱就唱，唱的响亮，下面为吃饱饭，流血流汗，结果可能是有些人穷奢极欲照样，有些人穷困潦倒绝望，经济疲态仍然，国气复苏无望。所以光唱的响亮是不够的，还要找到正确合适的思路并付诸行动，思路好象也不少，郎咸平教授好象提出过“以扩生产来促消费”逆向思路，这应该是可行的有建设性的可能正确的思路。扩生产有两个办法，一是既有企业扩大生产规模，这需要加大投资；二是鼓励创业，创业需要启动资金。都是需要资金，那么资金从哪里来，多数农民和农民工手头资金短缺，只有想办法通过贷款，对多数农民来说承包地（的承包权）与宅基地可能是仅有的拿的出手的资产，所以应当许可二者作抵押物；可能有杞人会以担心如果农民无法还贷会让农民流离失所为借口而反对，这些看似忧天的杞人完全不了解农村的真实现状，这种非常荒谬做法事实上是在政治与道义上庸怠怯懦不作为与不负责任的表现，实际上截止现在经过三十多年的“圈地运动”失地的农民已经不少，如果说由失地农民而引发社会问题，这恰恰是政府部门没有及时做好引导指导工作，至于宅基地，在民间一间是有交易存在的。

　　所以不放开承包地抵押贷款，不合理！不合情！不合法！我所说的法是指善法。

　　就当我痴人说说梦，不妨设想一下，据资料中国现有大约18亿亩承包地，撇去区域差异，按每亩平均可抵贷1万元，其中又有十分之一左右的土地用作抵押，那么这样一来中国社会的底层将新增2万亿左右的资金，而且2万亿只相当于中国持有美国国债的六分之一。特别是如今农民在知识与能力上有了日渐丰厚的积累，再加政府与社会给予良好的指导与关心，共同用好这项资金，这样或许能真正激活农村，激活农民，激活渴望成功也有能力成功的群体。那么这笔资金的作用将可能是巨大的，对整个社会的影响也将可能是深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