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困兽犹斗”贺卫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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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3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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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困兽犹斗”贺卫方
齐介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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赋闲三个半月后,贺卫方最终找到了工作,回到了他曾供职13年并被他义无反顾“别离”的北京大学法学院。只是,与数月前喧嚣的“告别”不同,这一次,贺卫方选择了低调。
清华大学附近的万圣书园咖啡厅,一向较为安静,颇得京城文人垂青。那是一个下午,日渐西斜的太阳透过巨大的玻璃窗洒进来一束束温暖柔和的光线,三三两两的茶客,悠闲轻慢的音乐,惬意的书香和咖啡香,令人慵懒而放松。经常光顾于此的贺卫方微笑着走了进来,与早到的本刊记者寒暄,一如既往的诚恳、谦和,风度翩翩。
历经急速上升与下降并最终回归原点的贺卫方语带辛酸与无奈,但他并无抱怨,甚至表现给外界的,依旧是他惯常的儒雅,一脸笑呵呵、无所谓的表情。尽管公众对于“贺卫方遭遇浙大戏弄”的事实已充分表达了对浙大鄙视、对贺卫方同情的声音,但贺卫方却说,“其实,我并不抱怨他们。”
贺卫方认为,在工作调动过程中,浙大方面其实很真诚,但之所以没能调动成功,甚至出现了“悔婚”的局面,“这不是他们个人的原因,也不是学校的原因,更不是法学院的原因。”他同时表示,尽管在这个过程中,自己内心里有一些不愉快,非常烦,工作没有着落,处于一个“被关注但同时又说不清、道不明的状况”里,非常非常的不舒服,但他仍旧认为,“我觉得,也很难去抱怨。”
自北大同意离开,到浙大因独特因素毁约、拒绝接纳他的入职,一直到当下北大及北大法学院再度敞开胸怀、欢迎他的回归,在这不到一年的时段里,贺卫方的内心深处走过了一个复杂而痛苦的思索过程。他说,他需要感激北大的宽容与大度。
“在我的人生遇到很大困难的时候,北大体现了对我足够的包容。”他甚至说,“在我心里,这是件非常重大的事情。可能,从此我就再不会提出离开北大了。除非北大说,你实在不适合我们,你走吧。”
风波
追溯本次贺卫方与北大的脱离,见诸报端且引发关注最大的新闻该是2008年6月贺卫方在北大法学院2008级毕业生毕业典礼上所作的致辞,演讲的题目叫做《让胡适校长的精神活在我们心中》。值此关节点,贺卫方在法学院众多师生面前坦露去意,他说:“这次演说对我很特殊,也许应该加上一条理由:我也将和在座的各位毕业生一样,在本学期结束的时候离开这所学校。”
演讲结束后仅隔短短二三日,《南都周刊》即全文发表了贺卫方在北大所作的上述演讲,旋即成为学界热议的话题。尽管早在该致辞发表前数月,有关贺卫方将“离开北大、南下浙大”的猜测已纷纷扬扬,但该演讲辞的发表则以极其高调的、官方的姿态向公众回应了如许猜测。
之后的日子里,大量媒体就贺卫方出走北大的原因及其南下浙大后贺卫方的生活方式及学术走向做过不少评论,贺氏也陆续接受了几家主流媒体的访谈,一一就此做过澄清,其中尤其要提及的是《南方周末》。
“当时很多人奇怪,为什么我要离开北大。我需要借助一个媒体把自己的内心想法表达出来,而我最信任的媒体,是《南方周末》。在过去的10多年里,自己和这个媒体有过最好的合作,所以《南方周末》的记者来采访我时,我自己也非常珍惜这次机会,因为我需要向世人做一个表达。于是就去很认真地说了一些话,然后就变成了新闻,引起了这么大的关注。”
先前对媒体就此的高调铺陈似乎足以印证贺卫方当初对于即将出走浙大的巨大信心和难以平抑的澎湃激情,想必一定是满怀憧憬并激动于他本人一直向往且一直致力推动的所谓“教授治校”理念,而浙江大学光华法学院在该层次上的承诺无疑成为吸引贺卫方毅然前往的重要原因之一。
作为中国法学界泰山北斗式的知名人物,贺卫方的一举一动总会引得媒体关心,而屡屡对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司法改革及诸多社会事件提出严肃批评的硬朗风格,更使得贺卫方在民间及学生中间拥有极高的美誉度,而在官方语境里,贺卫方的离经叛道已被划归“异端”之流。贺卫方在北大与浙大间的尴尬两难,不由得让人浮想联翩。
毋庸讳言,该次调动的最终流产,似乎与贺卫方的诸多政治主张及学术观点直接相关。那么,在中国近年来独特的政治氛围内,力图推动中国进步与改革的贺卫方曾经在各种场合发表过的、广受争议的观点,如今他还在坚持吗?贺卫方毫不犹豫地对本刊记者表示:“当然,我非常旗帜鲜明地坚持这些观点。”
“回顾我20年来的基本观点,我在努力地保持自己逻辑的连贯性,使之不会经常地变化,因为我相信它是正确的,而且它应该形成一个比较系统化的状态。”
贺卫方有关党政关系等诸多问题,在某次著名学术会议上有过深入阐释,贺卫方就此对本刊记者表示,他并不认为这些表述有何过激。“只是有关报道和会议记录泄露出去以后,有一些反响很有意思。比方说,一些左派的朋友说,哈哈,这下可好了,贺卫方自我爆炸了,狐狸尾巴终于露出来了。以前左派和右派打架一直打不过,因为右派不愿意把一些真实的东西展现出来,所以这次很好。”
另外,贺卫方也注意到,一些真心希望推动中国改革的学者,对此不免痛心,贺卫方也做过反省:“的确,有些事情要看时机,不能在时机不到的时候就把一些话语表达出来,这样会导致很多改革措施没有办法去推动,甚至会给改革派制造麻烦,虽然我的出发点非常好,希望中国改革,但最后导致的结果却是一个坏的结果。有不少朋友非常真诚地发出这样的声音出来,提醒我要注意说话的策略和分寸。”
从事法律教学研究二十余载,通过不断发表文章、著书立说、公开演讲等诸多方式,贺卫方的学术功底已为学界公认,而浙江大学看重的正是这些,他们希冀借助贺卫方等人的到来,提振浙大法学院的士气及浙大在全国各高校法学院中的综合实力。怎奈何,调动最后流于虚无,已经从北大脱离的贺卫方被尴尬悬空,处于“被失业”状态,贺卫方的去向一度成谜,疑惑则聚焦于:浙大去不成,北大又不能回,那么,到底该怎么办?
最终,贺卫方重新回到了北大。
调动一事本为板上钉丁,浙大何以出尔反尔,不信守承诺?就此,贺卫方对本刊记者表示,有些东西现在不是特别好谈,而且说老实话,他自己都不知道到底是什么原因、什么因素、谁在干预,各种不同的版本都有。
本刊记者从消息灵通人士处获悉,在此过程中,浙大感受到了来自浙江省委的压力,而浙江省委的压力来自中央更高层。
本刊记者一周之内数次致电浙江大学光华法学院。理应全面掌握相关情况的该院党政办公室主任林俐,始终不肯告知具体原因,称“贺老师去了北大,那么,你去问北大好了。”林俐表示,这个事情,浙大校方有综合考虑,法学院以及法学院办公室对此不便透露,“我们也不清楚”。
“到底是什么压力,从哪里来的压力,搞不清楚,但可以肯定的是,浙大肯定是受到了某种外部的影响,于是他们就不准备再引进我了,悔婚了。”贺卫方表示,最开始,这个事情不存在任何问题,包括他听到的消息,浙大校长都很高兴贺卫方能够加盟浙大。后来到底是经过怎样的波折进而演变成这样一种奇怪的现象,“他们不肯告诉我到底发生了什么,于是,我知道的很少。”
“我自己当然也很不满意,这属于言而无信,缺乏契约观念。”
回归
浙大法学院曾就此向贺卫方做过解释,但贺卫方认为,这些表述根本不值一驳。“都是支吾搪塞,不肯说出真实原因,比如他们会说,浙大不能得罪北大,或者说,我们的人事在程序方面犯了错误、执行部门犯了错误。最重要的理由,都是不说的。”贺卫方透露,为解决此事,他专门前往杭州,希望了解真实原由,看看是否还有挽回余地,但发现,“已经是完全不可能了。”
贺卫方对本刊记者表示,在一所大学,办理调动手续,其实是很危险的,有时甚至要撕破脸皮才能实现。“我是盖到最后一个章的时候,这最后一个章还没有盖,浙大就来电话了。他们说,事情出了变故,我们不能再接收你了。”
“接着,我就面临一个痛苦的境地。对北大,尽管我的手续、档案还没有完全离开,但从大家内心来看,这是一个已经走了的人,而且媒体的报道已经将事件公开化了。”
事已至此,贺卫方备受伤害。“如果回来,会让北大感到为难,哪个大学都是有尊严的,不能你想走就走、想回就回。内心里在不断地想:既不回北大,当然浙大又去不了,那么找第三所学校干脆过去。”
恰在此时,已知悉贺卫方遇到挫折的北大法学院院长朱苏力和北大法学院的同事们找到了贺卫方。“朱苏力教授主动和我说,如果遇到困难,还是回来吧。”
在学术上向来桀骜不驯的贺卫方在谈及朱苏力时表示,“可能许多人都知道,我和苏力先生在很多理论上的观点差别很大,我们俩直接在学术上的商榷、冲突很多。但是,我们还是很好的朋友,朱苏力教授在为人处世方面,非常好。”
“有些同事劝我说,不要再想别的地方啦,回到北大还是最好的。走的时候,他们苦苦地劝,到最后,他们觉得,既然你打定主意要走了,那我们也很高兴,我们和你一块吃饭,为你送行。到最后你遇到困难的时候,还是这些同事们,包括我的这些学生们,通过各种不同的途径来表达说,还是回来吧。”
虽然此次调动没有成行,但事件的演绎却留给贺卫方不少的思考,他认为,浙大和北大除却地理位置上的不同外,“浙大与浙江省委”与“北大与北京市委”的依附关系亦存在巨大差别。
“如果调动实现以后,浙江省某些人再来控制、再来干预,处境将更加悲情。北大处于一个城市,这个城市有个省级单位,叫做北京市委或者北京市政府。浙江大学同样处于一个城市,这个城市也有个省级单位,叫做浙江省委或者浙江省政府。但是,你可以想见,这两所学校和它所在的省级单位之间的依附关系,显然是很不一样的。换言之,在北大,你会有更多独立性,这个省级单位不会过多管你北大的事情,而另外一个地方就很不一样了。”
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贺卫方认为,有两点事实他需要加以澄清:第一,他从未在任何公开场合提及北大的所谓问题到底是什么,而且他并非因为在北大工作不愉快才离开,他对北大,对北大法学院,感情至深。贺卫方表示,在过去,他会对北大在体制上存在的一些问题直言不讳地批评,甚至有“停招研究生”这样激烈的举措,但在他的心里,他还是觉得,北大是这个国家最好的大学,而且,北大给了他太多的东西,而他能够报答这所学校的,其实很少。第二,去往浙大的工作调动未能实现,其中的原因很重要。“如果说,自己在学术上水平欠缺,或者由于自己的某种过错让对方不可接受了,北大也不可能再要我回来,但现在大家都知道,到底是什么因素影响了这个调动,使得这个调动没成。”
“同事们和我说,这也不是什么丢人的事儿,恰恰体现了你的价值,回来吧,我们还在一块干。”
贺卫方表示,在他看来,尤其是近来就此与他有过接触的同事们,一致认为他应该回归北大,大家对此非常欢迎,但他本人在最初的一个时间段里,心里是有些尴尬的。“好像怎么你说来就来、说走就走?以后再怎么和同事们开口说话?但到现在,同事们那种温暖的表情、眼神,让我不再受到这个心理因素影响了。”
迄今为止,浙江大学方面有无就此有过补偿,或者,浙大是否谈过在哪些层面可给予帮助?就本刊记者的此一提问,贺卫方欲言又止。那么,调动前后,经济损失有多大,家人的生活受到了哪些具体的影响,这些内容又该如何调试?贺卫方依旧平和地表示,经济损失倒不是很大,只是自己在精神上受到了一些伤害,“有一段时间,心里没招没落的”。对于家人的影响,他同样认为,尚能接受,“我的户口不动,只是转工作关系、转工作档案,房子也不是特别大的问题,因为当时的计划就是,今后会有很多的时间在北京住。”
一切渐趋明朗。
从浙大回归北大,从被动失业的尴尬悬空到当下的回归本业,工作事宜落定未久的贺卫方,依旧为他所从事的教育、研究欢欣鼓舞,但,或可谓,爱之深,责之切。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贺卫方重点谈及,中国目前的司法改革正处于一个走回头路的过程,各种各样的观念还处在博弈状态之中,各种问题纠缠在一起,公正程度和效果不彰,老百姓对司法不满意,纷纷上访,觉得法院太差,法院的问题太严重。法院的问题为什么这么严重?大家诊断的结果是,法院受到的监督太少,应该更多地控制他们,于是,越控制,越糟糕。
贺卫方认为,对于病因的诊断结果不同,最后给出的药方就会非常不一样,“中央高层给出的药方,是一个错误的药方。”
司法改革到底该朝着哪个方向走,依照贺卫方的观点,这倒不是学习哪个国家模式的问题,而是说一定要有一个基本的标准,也即,追求司法的公正性,起码要让老百姓到法院打官司不需要脱关系、走后门、送东西、送钱,不需要律师去勾兑法官,而且要取得司法的公正,必须对司法的责任机制有一个明确的定义,让每一个法官在判决案件的时候,有一个清晰的责任界定。“这样,他们办案的时候,只需要去考虑法律是如何规定的,而无须考虑其他因素。这是我们的宪法和各个刑事诉讼法所明确规定的。那么,如何达到这种公正,如何达到这种依法裁判呢?司法的独立性提到我们日程上来了。”
那么,到底如何实现贺卫方所谓的司法独立呢?贺卫方表露,首先需要让法院在财政和人事机制方面真正地实现独立,不受任何外部权力的干预。让每一个法官都能够知道,对一个案件的裁定,是他们的完整权利,任何人都不能干预,包括法院内部的人,甚至法院的院长。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知道这个案件到底是谁判的,如果判错了的话,我们要去追究谁的责任,这些都会变得更清晰。
“法院的财政和人事必须独立,法院内部必须要有法官的个人独立性,必须想法设法地要让法官注重自己的尊荣,形成这样一个相互监督的职业群体,同事之间真正的相互监督,使得同事的评价成为一个有力量的制约因素。”
早在几年前,贺卫方便呼吁,所有的判决书都要上网,“今天这个时代,网络多么发达,应该说,这给司法公开提供了一个最好的平台。”
贺卫方认为,改革开放三十年,我们并未在体制方面保障司法的独立性,而现在的状态则是,行政在控制司法,法院的人事受同级党政控制,法官地位在边缘化,法官的政治地位非常卑微。
来源:南都周刊      来源日期:2009-3-11       本站发布时间:2009-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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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卫方已有北大派出赴新疆石河子大学支教是否是真的?
用户:zjsl 发表于 2009-3-14 13:16: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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