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的陷阱与思想体系的声名狼藉

作者： 石勇
弗洛伊德在世时，几乎不用想像：这位精神分析的鼻祖如果听到谁称他为“非理性主义者”，一定会暴跳如雷。
在弗洛伊德的眼里，精神分析是严肃的科学，而绝不仅仅是一种关于人的病态心理及行为的诊断和治疗的理论。虽然它研究的是人神秘莫测的病态的内心世界，与情感、情绪、冲动、动机、意识、无意识等“非理性”的内容联系在一起，但这只是它的研究对象，而它的方法却无疑是规范和科学的。
当然，一个人被称为“非理性主义者”还是“理性主义者”，都不是一种“价值判断”。但这种简单地给一个人安一个标签的狂热爱好无疑与对一个人的思想的尊重以及把握他的思想风马牛不相及。而不仅弗洛伊德，在罗素眼中一生中除了爱护动物外再也找不出任何美德的痕迹的叔本华，以及骂女人的话和宣布上帝死了的话一样有名的尼采，他们的丰富而复杂的思想也被一句“非理性主义者”就轻飘飘地打发了。他们绝对不会想到后人的思维和语言概括能力竟然是这样的可怜。无疑，他们比许多注重外在于人的生命和心理的东西的人更加关注人的这一侧面，然而他们思想的演绎不是梦呓，而是建立在理性和逻辑之上的推理。他们也绝不是主张“非理性”的规范权力，树起一杆“非理性主义”的大旗，而是要为人的这个侧面提供一个确认其地位的价值依据，并唤起人们的注意。无法准确地概括事物而只图省事，即使歪曲事物也无动于衷的“命名”行为是一种贴标签的话语游戏。语言和概念在把握事物时所导致的对事物的丰富属性进行了简单化的处理，在此暴露无遗。
哲学史上有一堆歧义丛生的概念。在这些概念的基础上通过理论体系内的逻辑演绎诞生出无数的标签。而标签又总是存在二元对立――比如理性主义、非理性主义；经验主义、唯理主义；唯物主义、唯心主义。这些标签切断世界的复杂性，舍弃诸多相互矛盾或冲突的事物，以及某个事物内部相互冲突的含义，简单化地得出某种看待和解释世界的方法和模式。在这里，作为整体的世界被切为彼此分裂的碎片，每一块碎片都各有其主。这是一种典型的“单向度”思维。它将世界的丰富属性悉数抽去，经过不断的理论还原和层层剥离，一个原本单一的、只有在与别的东西联系时才具有解释和规范功能的东西由此成了对这个世界真相的一种说明。于是，事物本身是什么已被置之不理，而人们对语言游戏则乐此不疲。
语言游戏有时候不是健全人的理性能力，相反倒有可能瓦解人的理性。玩弄抽象的词语是宣传大师、教育高手、古代的巫师、中世纪的教士，以及现代的“群众领袖”、政客向追随者洗脑的惯伎。越是不可实证，并且内涵丰富、所指不明的词语，越具有催眠的效应。这种洗脑之所以成功，乃在于这些词语大都与人内心的渴望联系在一起，而且因其模糊，消解了追随者的怀疑。它们赋予了操弄这些词语的人以巨大的道德优势和心理优势，使追随者浑然不觉地被吸引。在这种真理在握和似乎拥有了正义的幻觉中，对词语的崇敬迅速被对鼓吹一这套意识形态的人的服从所取代。谁还去追究这些东西到底意味着什么呢？
古斯塔夫.勒庞对此冷冷地讽刺道：“说理与论证战胜不了一些词语和套话。它们是和群体一起隆重上市的。只要一听到它们，人人都会肃然起敬，俯首而立。许多人把它们当作自然的力量，甚至是超自然的力量。它们在人们心中唤起宏伟壮丽的幻象，也正是由于它们含糊不清，使它们有了神秘的力量。它们是藏在圣坛背后的神灵，信众只能诚惶诚恐地来到它们面前。”在一个聪明人对一群头脑简单的人的“布道”中，“自由”、“民主”、“平等”这些词语已经成为背景。当控制已经成功地实现后，它们也隐去了最后的踪迹。
在现在看来，语言的抽象、模糊、歧义似乎是注定的。本来应该是用来看穿世界的真相的它在一些人的运用中倒成了对世界真相的一种遮蔽。语言本身产生异化，一套话语体系就是一种对世界的理解模式。人看到的只是它允许看到的。在这里，世界变成语言的碎片，对世界的探寻被对语言的理解所取代，事物神秘地消失了。而由于有限的语言无法将复杂、属性极多、含义极其丰富的事物一网打尽，语言的抽象由此建立在抽掉诸多相同事物的不同属性之上。这种抽象的语言使世界一片模糊。语言对世界的某些方面的遮蔽和它的模糊性由此为利用语言行骗和奴役打开了方便之门。
而语言的歧义性对理解和交流的有效性也提出了质疑。语言的“能指”异常活跃，这导致它的“所指”不断地变异。每个人都可以根据他的“理解的前结构”赋予他所言说的语言以一定的含义，而这个含义，与另一个与之对话的人的理解并不是一样的。语言不是空壳，不是漂浮在社会表层的符号，它所对应和代表的事物和形象在不断地变化，它的含义也在不断地变化，而这些含义有可能是相互冲突的。而我们每一个人在理解对方所言说的语言时，也不一定能知道他言说的是语言的哪一种含义。我们习惯于按我们的知识结构、理解模式来对“公共”的语言进行重新的编码。因此即使是有了确定含义的语言，在溢出它的特定语境时也会遭到扭曲，更不用说那些因其高度抽象而使语境退居幕后的语言了。这样，当我们言说某个对象时，我们所使用的语言因其局限性已经构成了对这个对象的一种简单化处理――我们仅仅是在对它的某个侧面和含义进行截取。而当在我们的意识中似乎确切地对应某种含义的语言传达给另一个人的时候，他又根据他的经验和知识结构对此进行他的理解。而致命的是，这两种理解都是符合这种语言的含义，但却有可能是彼此对立的。这不仅将导致“鸡同鸭讲”的困境，而且非常有可能，一个人在根据他的理解而对另一个人的语言的否定中，有可能连与语言紧密相连的思想也一起否定。
比如“理性”。在哲学史上，这是个充满歧义性的词语，是一个非常复杂的概念。古希腊的“人是理性的动物”初看我们还以为讲的是人的理智这类东西，然而它却是“精神”。 在康德那儿，“理性”指的大致是人的认知能力，和这种能力背后的一套主体的认识图式与逻辑支点。每一个哲学家都在言说“理性”，然而他们心中的“理性”，几乎没有完全相同的。甚至他们心目中的“理性”和读者在读他们的书后所得出的“理性”含义都有可能风马牛不相及。而“理性”又分为“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悲哀的是，这两种东西很难保持必要的张力，它们总是此消彼长，今天是你称王，而明天则是我走向神圣。
这给我们制造了麻烦。我们在言说“理性”时，由于语言的局限性，由于已经将它放在了由我们的文本提供的语境，甚至仅仅是行文的无意识，更由于如果每一个概念我们都要解释一番，那就不得了了，我们很难给它限定一个语境，作出解释和说明。而非常有可能的是，即使我们作出了说明，在有时候也是无效的。当A言说“理性”时，他指的可能是“工具理性”。他说：“理性造成了人类的灾难”。A是慷慨激昂的，因为确实“工具理性”这玩意让一些东西和一些人丧失了人性。但是，B听着是什么感想呢？他绝对会反驳A：“难道人类的进步依靠的不是理性？”更激动的，则有可能壮怀激烈地指斥A“反理性”，甚至说A是一个“非理性主义者”。其实A这样说，关“反理性”和“非理性主义”什么事呢？A不过是想强调不能让工具理性吞没价值理性而已，从骨子里，A其实还是蛮“理性”的。但由于A和B对“理性”的理解已经产生了歧异，而A和B思维结构中的这个词语又恰恰对应一定的语境，这种语境与某种思想产生了联系，因此，不同的解释便得出了截然相反的结论。A对“工具理性”的这种以“理性”代替的所指不明被B纳入了他对“理性”的这一总括范围，其结果就是A和B的言说都是在自己所不自觉地设定的范围里演绎。
而当A在这种语境下言说“理性”时，意味着什么？首先可以界定的是，A所指的“理性”是“工具理性”，或者范围更缩小一点：不受价值理性规约、无视人的尊严而只按其内在指令自律运转的工具理性。也就是说，A所言说的“理性”，仅仅是理性这个概念中的一个属性、一个含义，它不是“理性”这个概念所代表的事物本身。A在批判理性这个概念所代表的事物时，针对的只是它的某个属性，无法对其他的属性，从而是对这个概念所代表的事物作出否定。一句话，A的话对这个概念所代表的事物的其他属性是无效的。但是，B听着就成了A对理性这个东西的否定了。而在B的单向度思维中，A既然敢骂“理性”，根据一种二元对立的逻辑，自然也就成了主张“非理性主义”的了。这已经不仅仅是误解，而是一种思维的混乱。人类大量的“思想冲突”基本上由此而产生。某个人只要一对某种东西的某个侧面一强调，无形中使另一个侧面遭到弱化或遮蔽，则这已经成了他主张这个侧面所代表的东西的证据了。比如群众，它因被统治者压迫和奴役，它解除压迫和奴役便天然地与正义的主张契合起来。然而它却又是没有头脑的，而且易于使用暴力，它也有不义的一面。这时候如果一个人强调指出它的这一面，哪怕他对群众的正义诉求极为支持，恐怕也会被认为是一个为压迫奴役辩护的人了。事情的复杂、事物的繁多属性以及这些相互冲突的属性在每个不同的人对某个属性的强调中设置了一个陷阱，这时不从总体上来对他作出评判往往是荒唐的。这个人在这个观点上可能是激进的，在另一个观点上则可能是保守的，如果根据那种从事物的某个属性的判断得出对事物本身的结论的单向度思维的标准，那么他到底是激进的还是保守的呢？
更致命的是，事物的属性与事物本身的混淆极有可能使一个思想体系仅仅因为它的某些思想碎片而从总体上遭到质疑。人们非常容易在抛弃某种思想体系的某些腐朽东西时，连这种思想体系本身也一起抛弃。既然A所言说的“理性”仅仅是理性所代表的事物的某个属性，而B则认为A是对这个事物的否定，那么，在B心目中这个属性已经对这个事物取而代之，获得了参与语言游戏的功能。当A仅仅是在批判理性中的某个属性时，B已经认为A是在攻击理性了。而如果这种理性一主义化，一意识形态化，那就更是如此。在A和B鸡同鸭讲、却又不断地使“理性”的某个属性与理性本身产生联系时，无形中它们便形成了一种对应关系，甚至完全重合。当这种幻觉出现后，在不断的言说中“理性”便获得了一种形象，在许多不知道内情的人看来，理性似乎便是A所言说的东西了。而如果这种东西很坏的话，那么理性自然也是很坏的。这种现象在思想史上屡见不鲜。比如儒家。在长期的不断言说中，儒家已经获得了一种很丑恶的形象，比如三从四德，比如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一想到这些丑恶的东西，人们马上想到儒家。而一想到儒家，人们也想到了这些东西。这些东西是如此之可恶，人们也无意识地认为儒家也是可恶的，抛弃这些东西已经与抛弃儒家联系在一起。但是这些东西仅仅是儒家这个概念的一些属性，或者说，仅仅是儒家这个思想体系的某些内容，儒家还有许多内容，仍然是有价值的。问题只是在于，我们在言说“儒家”时，根本不可能一一对它的内容进行列举。因此，不指明内容的泛泛而谈没有任何意义。
这就是许多思想体系都无法避免的“存在境遇”：意识形态化并获得许多形象，当相互冲突的形象被赋予不同的价值判断时，在人的阐述中有些将被凸显，而有些将遭到遮蔽，而在更多的时候，被凸显的形象总是很可恶的。这里的逻辑演绎是：任何一种思想都是对人的一种“洗脑”，而它要牢牢地占据人的大脑并使人将它从思维结构上升到价值本休，就必须意识形态化。它的某些属性具有了奴役的指令，并持续不断地发挥奴役的功能。这样它就获得了一个丑恶的形象，这种形象是在以意识形态化的它的名义来制造的。由此，从某个属性所承担的责任变成了它的责任。而如果它借助权力，或者权力打着它的名义作恶的话，它的形象将更加丑恶，借助于人的情感，这种形象与它本身的联系也更加紧密。在人们的不断言说中便形成了一个单向度的思维的惯性：这种思想体系不仅有了一个制造过丑恶，有了一个丑恶的形象，甚至已抽象化，变成了恶的化身。它的某些属性已经现实了对其他的属性的遮蔽，即使这些被遮蔽的属性接近真理，或他们干脆就代表了这种思想体系的本质精神，都是没有人去深究的。这个时候在人群之中已经形成了这种单向度的思维定势：这种思想体系已然是恶的化身，谁还敢去“发掘”它的“宝藏”的话，那么肯定是在为这种“恶”辩护。在这里，事物本身与组成事物的属性被彻底混淆，并结为一体。它们语焉不详，又不明所指，由此在某个属性被否定后，这个事物本身也被抽去了存在的价值依据。许多本来可以理性地看待的思想体系，就是这样声名狼藉的。
阅读次数：1242 【本文为《世纪中国》网上首发，感谢作者惠稿。】　　发布日期：2005-04-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