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雪忠：致力于国家统一

最近，大陆有些学者在讨论，中国是否应该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反对搞指导思想的多元化。由于这一问题事关中国社会的未来和中国人精神上的自由发展，笔者愿就如何对待马克思主义发表一些不成熟的个人浅见。
　　辩证唯物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哲学理论，它被一些人视为将唯物主义和辩证法有机统一起来的科学世界观。谈到科学，人们总是指关于“世界是什么样子”以及“世界为什么是其所是”的各种知识体系。而关于“世界应该成为什么样子”，以及“人们应如何改变世界”的陈述可能需要一定的知识指导，但它们本身并不是为了提供知识，而是为了提供包含道德评价的社会行动纲领。
　　当马克思宣称“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时，就等于告诉人们，他感兴趣的与其说是知识问题，不如说是政策问题。实际上，对于知识的来源与根据这一根本性的哲学问题，马克思所能告诉人们的有意义的东西，没有什么不是康德早已说明了的。马克思甚至未能像费希特和谢林那样，至少在某些方面使康德的批判哲学更为彻底和精细。
　　马克思对哲学最大的贡献，也许就是利用毫无新意的“实践”概念复活了唯物主义的独断论。这种将物质视为认识本原的独断论，只能通过从结果到原因的无休止追溯来说明问题，从而将认识论等同于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
　　对于知识的最终根据（既是原因又是结果的东西）是什么的问题，马克思只能通过彻底取消独立于物质的认识主体的方式来回答的：意识是高度发展的物质（人脑）的机能，是客观物质世界在人脑中的反映。这等于是要求人们相信：知识是物质在物质中的反映。
　　经验世界构成知识的对象，但把知识的对象同时视为知识的根据，这不但是独断的，而且是荒谬的。认识毕竟是人的主观活动，这意味着无论如何都不能到人的意识之外去寻找知识的根据：如果知识的根据不在意识之外，这种寻找就是错误的；如果知识的根据确实在意识之外，这种寻找也必然要失败，因为既然这种根据不在人的意识之中，也就不可能真正被人所认识。
　　独断的哲学思想有一种直截了当的简洁感和力量感。正是这种简洁感和力量感，才使得狂妄的谬误往往比谦逊的真理更容易为人所接受。辩证唯物主义以一种不容分辩的独断，突破了康德以其特有的谦卑所看到的人类理性的限度，并侵入康德通过批判哲学为信仰空出的地盘。
　　马克思对待宗教的态度很能说明问题。他宣称要“废除作为人民的虚幻幸福的宗教，并要求人民的现实幸福”。宗教确实曾被用于维护绝对的政治权力，并经常成为暴政和社会压迫的帮凶。但完全消灭宗教并将幸福视为纯粹现实的东西，则等于在将旧神学从政治生活中驱除出去的同时，又迎来了一种新神学。
　　一旦幸福被视为完全客观的东西，人们就必须承认，有些人比其他人更能认识到什么是幸福，从而应该掌握绝对的政治权力。据马克思看来，在摧毁了真理的彼岸世界之后，“历史的任务就是确立此岸世界的真理”。此岸之神急不可耐地要取代彼岸之神的位置。这种政治哲学的返祖现象，使人不免想起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的高论：人之所以必须分为主人和奴隶，就在于主人对双方的共同利益有着特别的洞察力。
　　马克思在其哲学理论中所表现对弱者的同情以及对社会不公的义愤，理应得到人们的尊敬。但强烈的道德情感并不特别有利于使一种理论成为真正的科学，马克思提出的各种社会政治主张，也不会因此就具备等同于客观规律的不可易变的必然性。但正是凭借着这种臆想的必然性，许多马克思主义者固执地认为，马克思的社会政治主张不是解决现实问题的可能途径之一，而是解决现实问题的唯一可能的途径。
　　但这种臆想的必然性往往经不起辩驳。例如，要避免宗教成为暴政的借口，并不必然要求彻底消灭宗教。洛克曾对绝对君权的神学基础进行最为系统和彻底的批判，但他并不认为避免暴政就一定要消灭宗教。通过将宗教信仰私人化，既可以涤除政治中的神学因素，又可以为人们保留据以获得心灵慰籍和追求道德完善的依归。
　　应该承认，以剩余价值理论为核心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基础上，较为系统地论证了19世纪欧洲社会过度的财富集中和极度的社会分化，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私有财产和市场体制）造成的结果。但消除一种生产关系的有害结果，并不必然要求消除这种生产关系本身。
　　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社会高度发达的生产力，为人类社会迈入共产主义准备了物质条件。但生产力既包括其纯粹物质的形态，也包括其社会关系的形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能拿出什么来向人们保证，在摧毁私有制和市场经济之后，资本主义社会原有的生产力仍可以完整地移转到共产主义社会呢？如果这种做法最终没有解放生产力而是毁灭了生产力，人们该用什么办法来补救呢？
　　相对于无产阶级革命，人们显然可以找到一条更为稳妥的途径，既能避免让人良知难安的极度的贫富差距，又能保留促使社会财富不断涌现的私有制和市场经济。劳工阶层通过参与基于普选权之上的议会政治，完全有可能制定合适的税收与福利政策，来防止社会财富的过度集中和严重的贫富差距。这一途径有一种显而易见的优势：人们不用冒孤注一掷的风险，只需通过一种逐步试错和灵活调整的过程，就有可能实现一种明智和人道的社会主义。
另外， 在马克思眼里，资本主义社会化大生产和生产资料私有制之间的矛盾，非经社会革命则不可克服。但这一矛盾其实早已被人们通过企业制度的创新（如股份公司制度）予以解决。
　　在经历公有制和计划经济的惨败之后，中国已经在经济领域进行了三十年去马克思主义化的过程。但在政治领域，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仍被用于维护一种越来越不适应社会发展的政治体制。正是由于这种政治体制的存在，中国民众必须忍受野蛮的资本主义的全部害处，却无法享受文明的资本主义的些许好处。
　　当前的中国，迫切需要在政治、文化和教育领域启动去马克思主义化的进程，但这并不是要彻底清除马克思主义的影响，而是要停止人为地赋予其任何思想体系都不应享有的不容置疑的权威地位。拥有五千年灿烂文明的中国人，并没有必要以一种全民族集体自虐的方式，彻底臣服于一个西方人的哲学体系。让13亿中国人成为一种终其一生也无法实现的理想的奴仆，这既不合乎理性，也不合乎道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