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望30年特稿：30年30位符号人物(下)

来源:南方人物周刊(广州)
1990凯丽人人都爱刘慧芳
 

 
凯丽

1990年，三毛在成都

金庸
1990
凯丽 人人都爱刘慧芳
《渴望》热播后的那两三年，她成了另一个人……她不得不全天候贤惠、不恼不怒、逆来顺受，把似有若无欲说还休的哀愁轻锁眉间，还得，虚弱地笑
-本刊记者 李宗陶
上世纪80年代末，一个不怎么抢眼的女子，端着肩膀走在北京的煤矿文工团，恬静、温良。经过楼梯间的时候，遇到一个导演。导演本是冲着另一个预定好的演员来的，但无意中另有发现，他在3秒钟内认定，眼前这女子天生该叫，刘慧芳。
1990年播出的50集电视连续剧《渴望》，继《大西洋底来的人》和《霍元甲》之后，制造了第一轮本土电视剧集引发的万人空巷，也将第一代中国电视明星推向前台。凯丽从此背负一个箴言：好人一生平安。
吉林人张凯丽感觉到来自刘慧芳的压力，这压力眼看着演变为一次广泛的群众性自发行为。凯丽曾有绰号“大胖”、“大侠”——她16岁被部队选中，在军事博物馆当解说员。新兵入伍，下连队锻炼，一顿能吃五六个大肉包，体重很快升到130斤，成了“大胖”；她性格爽快、敢作敢为、好打抱不平，是个“大侠”。《渴望》热播后的那两三年，她成了另一个人，刘慧芳。走到哪儿，陌生人都特别热情地招呼她慧芳；坐飞机的时候，一机舱的人管她要签名；坐出租车，司机一路跟她聊个没完，有手机的抄起电话打回家，让全家人挨个儿跟慧芳姐说两句……她不得不全天候贤惠、不恼不怒、逆来顺受，把似有若无欲说还休的哀愁轻锁眉间，还得，虚弱地笑。
那时候明星没有经纪人，观众的热情、媒体的追逐、大大小小的见面会，都得自己扛着。父母都是知识分子，对出名自有一份谨慎，无形中为凯丽增加了一些自律的压力。
凯丽分析过，自己跟慧芳交会在善良真诚、不太好意思说“不”上。至于忍辱负重、委曲求全，她的性格是不大能够呼应的。但大伙都望着她，期待她一路慧芳下去，成为普天之下女儿、媳妇、妻子和母亲的典范，而忘记了她本是个演员，有塑造其他角色的功能和义务。
为什么会这样呢？那是一个显在的社会转型期，在改革开放的加速度里，人们一面开始奔跑，一面若有所失。偶尔停下来，回头望望，啊，传统多么美好，真善美多么美好，携带妇德的女性多么美好。所以，当凯丽以一个极度“真诚、善良、隐忍”的女人形象、一个艺术形象照亮现世，众人久远的记忆被唤醒了，一个周身闪耀圣洁光环的偶像诞生了，用以填补现实的稀罕。
在这场水到渠成的集体怀旧里，凯丽有点疲惫。从这个意义上，她还是很慧芳的，她被推到众人心目中理想女人的位置上，不好意思说“不”。1993-1997年间，她只接过很少的戏，以淡与静应对那些炽热的崇拜、暗涌的压力和私人生活中的变故，她始终低调。
1998年后，凯丽一直在中央实验话剧团，一级演员。她演《清宫外史》中的慈禧，《无辜的罪人》中的克鲁齐宁娜，《仲夏夜之梦》中的赫米角，《日出》中的陈白露，《这里的黎明静悄悄》中的女兵冉尼娅，还有《香香的辣辣的》、《下岗了，别趴下》中的女主角。她还因主演加拿大剧作家考琳·魏格纳的《纪念碑》拿到了第18届戏剧梅花奖，她在《这里的黎明静悄悄》中的放歌也很值得一听。这些，大伙都不太知道了。
十多年后，当凯丽因先锋话剧《纪念碑》出现在上海戏剧学院小剧场时，人群里有人低低叫出：“啊，她好洋气！”这时的凯丽，已不再是核心与焦点，终于可以让本色荡漾开来，平淡，自然。
十多年后，在央视《艺术人生》栏目对20多万观众进行的调查问卷中，依然有91.3%的观众喜欢刘慧芳。只是随着时间流逝，这两个女人渐行渐远，各归其位了。
凯丽在常州片场跟记者通了电话，她不想再谈慧芳，并不等于她受了什么委屈，只是“那是很久远的事了”。她对一茬茬涌现的偶像也不作置评，批评和赞美都没有意思。她只想守着丈夫和8岁的女儿可可，在北京那套200平米的跨层公寓房里平平安安过日子，偶尔坐在钢琴前面弹一曲，一抬头，可以看见四字隶书：室静兰香。
1991
三毛
致命的浪漫
对于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文学青年来说，再没有比1991年1月4日一个人的轻生更让他们伤心的了。这一天，台湾著名女作家三毛在台北荣民总医院病房浴室里自缢身亡。
在内地读者的印象里，三毛似乎天生就是这样的，知冷知热、知痛知痒、知近知远、知悲知喜，她似乎总在凝神谛听、察微烛幽，感受某种来自天穹、来自更高视界的超脱的呼唤，并时不时到遥远的撒哈拉，到遥远的异国他乡飞翔一番。她似乎就是为爱而生的：有别样的敏感、别样的忧郁，对每一个生命瞬间顿悟、理解，有别样的爱和怕。她17岁发表的第一篇作品《惑》里的“我从哪里来，没有人知道，我去的地方，人人都要去”和后来的“不要问我从哪里来”遥相呼应，响彻了她烟波浩渺的一生。
三毛展示了中国人制造、实践、发展和维护童话的能力。15年过去了，让我们理解三毛的虚荣，理解她变相取悦读者的意愿，理解她标新立异的媚俗吧，毕竟在日益物质日益形而下的干瘪的1990时代，童话是多么地被需要啊，虽然童话从来都是假的。
1992
余秋雨
甜蜜的苦旅
自1992年携《文化苦旅》亮相以来，余秋雨一路高歌猛进，几乎一枝独秀，风骚文坛内外。一方面，他学识渊博，就具体事件的发挥又往往文思泉涌，其文字和言论本身就是一道风景，虽然质量在不断下降；另一方面，在一个剧变的时代，他避开了敏感的时政，更不会去琢磨折磨人的“三农问题”，他过着优雅、体面的生活，在电视节目里对我辈谆谆教诲，继续空洞的“苦旅”。余秋雨的散文显示了中国当代文化走向软化、平面化和轻快化的程度。他的太会说话和缺少诚意则表明了，他始终未能超越他所经历过的那个不真诚的年代。集体无意识的惯性延续，流弊所及，恐怕不止余秋雨一人。
1993
马家军
闪电与泡沫
1993年，是让世界体坛颇感意外的年份。那一年的斯图加特世锦赛，马家军席卷女子1500米以上项目3枚金牌，而在七运会上，她们又多次打破世界纪录。马俊仁像神一样横空出世。
更让人始料不及的是，这竟是马家军奇迹之泉的惟一一次喷发，从1994年的“兵变”到2000年的“血疑”，马家军虽间有豪气干云，却再无佳作。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仅仅8年，马家军就走完了从精壮青年到龙钟老人的全部时程。没有人清晰说明马家军迅速衰落的原因，正如没有人详细了解它崛起的全部秘密。这个名噪一时的团队，自始至终都笼罩着神秘的色彩。然而，可以肯定的是，在一系列中国特色的元素——没有科学依据的土方土法、东方神秘主义的精神控制术、体制和金钱——的影响下，马家军的结局，并不是独一无二的。
1994
金庸
武侠大师登堂入室
在诸多作品畅销中国大陆近10年之久，培养起众多武侠小说爱好者之后，金庸在这一年修得正果，被奉为文学大师。1994年，连续发生的3件事标志着金庸登堂入室，成为殿堂级人物：一是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严家炎给本科生正式开讲金庸，同时北京大学授予金庸荣誉法学教授头衔；二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王一川主编的《20世纪中国文学大师文库》将金庸排在第4位，名列鲁迅、沈从文等人之后；三是三联书店隆重推出《金庸作品集》。
金庸出身海宁名门查家，当年一门七进士的辉煌铸就了家族的钟鸣鼎食。金庸的小说中有一种士大夫的味道，他的主人公成为武林高手的过程也是一个人的人格趋向完美的过程，这暗合了国人潜意识中的人格崇拜心理，让他们在阅读中获得伦理意义上的心理满足。金庸为人们创造了一个精彩的江湖，然而，流于脸谱化的人物个性，使他在如此地接近伟大与不朽时，却永远地差了那一小步。
1995王海从此开始打假
 

 
周星驰
1995
王海 从此开始打假
正是因为各式各样的利益诉求，使得一向张扬的王海，决定减少曝光，做个深沉、寡言的行动者
-本刊记者 彭苏 发自北京
王海笑起来时毫不掩饰他下排门牙中的一处“门户大开”。牙，不是在打假过程中叫人打去的，因为他已经好久没有亲临打假现场了。“现在，咱们的工作主要是开会，知道哪儿有假要打，研讨一下如何去打。”
我的1995
“王海乃山东一农民。”这是王安在《25年》中写起王海的第一句话。王海却说 ：“我不仅是个农民，还是个加了引号的刁民。”继而，他笑称，刁民，是相对奸商而言。
这算不算“以恶治恶”？他立刻辩驳，“有压迫才有反抗。”继续解释说，“我真是被压迫最深的，说不定是有‘贱民意识’呢。”
王海认为自己成为打假“刁民”是很自然的事情。1995年夏天，因为“按捺不住的愤怒”，王海为12副“耳机”在北京街头四处“讨说法”。在现在的王海看来，和当时汹涌而来的伪劣假货相比，自己的投诉还是上不得台面的“区区小事”。
这“区区小事”还是有意义的：“1994年才出台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当时还没构成社会热点，正因为有了咱这个事，才使它得到了关注。”
“咱这个事”的动力机制是这样建立的。1995年2月的一天，东城宽街的某家法律书店内，正自学法律的王海无意翻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在第49条上，他瞪大了眼睛：“我国民事法律多年来的赔偿原则一直是损一赔一，而《消法》新规定损一赔二。”
“加倍赔偿当然好，最不济也得给我退货，无非损失点儿车费、时间。闲着也是闲着，就当是娱乐娱乐。”而假货嘛，反正到处都是。
3月25日，王海选中了北京隆福大厦二楼电讯商场。他“看中”了一副标价85元的“日本索尼耳机”。终于下定决心，买下两副，再火速查到东城区消协的电话。从王海得意的神情里我们可以想象，那天下午，王海顶着明晃晃的日头，像汤姆·索亚首次外出探险般正式踏上了打假之旅。
问了七八个人，拐了十多个弯，走了好几千米，才在一条不起眼的胡同里找到了正在翻建的东城区消协。除了眼前的沙土、水泥、灰尘，就是不见消协的人。无奈中，他给市消协挂了电话。
北京市消协的人告诉王海：要找消协投诉，得先把商品送到技术监督局去鉴定。
第二天，王海又在一条盲肠似的小胡同里找到了东城区技术监督局。但得到的答案却是：得去找市技监局。而市技监局的答复是：耳机要送到索尼公司鉴定，时间多长难说，市局要办的案子多着呢。不过，一般三个月之内肯定会有结果。
“做个鉴定要三个月，我一听头就大了。”他决定亲赴索尼驻京办事处。公司客户服务部很肯定地告诉王海：索尼公司的耳机产品中没有这一型。但拒绝提供书面证明，理由是：要是每个买了假索尼产品的消费者都来找，那我们怎么开展工作？
悻悻然离开的王海，一路上左思右想，得出结论：上工商局投诉。
“在跨进东城区工商局大楼时，我突然产生了计算一下这两天开销的念头。结果一算，包括住宿费、餐费、交通费等加起来已花去200多元。即使加倍赔我(170元)岂不还是亏了？赔本赚吆喝，没人愿意干这号傻事。”想到这儿，王海转身离去，回招待所找表弟大刚。
他让表弟去隆福大厦再买十副假索尼耳机。
又是一番周折后，过了一个多月，东城区工商局回复：索赔属于民事纠纷，工商局无权干涉，只能调解，并转达隆福大厦的意见，只退赔先买的两副，后十副属于“知假买假”，而且他们并非故意卖假，所以只退不赔。考虑王海耽误的时间和浪费掉的精力，对方愿意多付200多元补偿金。
王海硬在“知假买假”上较起了真。“法律从没说过‘知假买假’不赔。”于是，他当即拒绝这一处理意见，5月1日回到老家青岛。
“刚回青岛时，心里窝火。”王海找到了新的角色定位：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我就是那老惦记打假索赔的“贼”。
“我想从这块切入，开个公司。这样，打假就不再是单打独斗，而是组织对组织的博弈了。”
1995年8月，《中国消费者报》以王海首次打假经历为例，发表文章《刁民？聪明的消费者？》，并在社会上进行广泛讨论。
这期间，王海也没闲着，他第三次来到北京。
王海说过，再次进京，他的一系列购假加倍索赔的要求基本上得到了满足。但是，他的BP机上不时会出现“马上去八宝山”、“速到烈士陵园”等短信。“还有人在我索赔时当面对我进行威胁、恫吓。接到污辱、谩骂的匿名电话更是习以为常。”
1995年11月24日，北京天寒地冻，京城赛特俱乐部却暖意融融。那个“跑遍京城10家商场，专买假货、双倍索赔、赔偿金已近8000元的王海”，那个大多数人想象中“老谋深算、专靠损招儿发财的年轻人”，却头戴棒球帽、敦敦实实、楞头楞脑地在座谈会上大念《我的困惑》：“……我很困惑，难道我做一件于国于民有益的事情错了吗？”
“王海现象”自此火遍全国。
我们可以给人当枪使
1996年年底，王海与人合作，成立北京大海商务顾问有限公司，他的打假事业进入了公司化运作。
公司相当于侦探所、顾问所、律师所三者合一，有好几百个兼职调查人员，后来由于管理麻烦，全部改成“项目经理负责制”。如何调查？王海说，好简单的，发现、调查、取证，一般没什么大问题，偶尔也会采用卧底。
在众多评论“王海现象”的学者中，王海觉得茅于轼对他的评价最中肯。
茅于轼说过，“王海的智力水平、文化水平和个人修养，都是中等的，但他有他的特点。他能够发现新问题，他有勇气，这是一般人所没有的。”
他说，王海之所以胜出，离不开当时的社会背景：民众的维权意识正待加强；大家正讨论计划经济时期的“义务做好事”一套可不可取……
对于打假的初始目的，王海说得坦诚、露骨。
“我们可以给人当枪使。今天你请我们打他，明天他也可以请我们打你。这样做既可以促进行业自律，我们也能从中得到利润，最终还有益于消费者。”他一百二十个不在乎，“只要证据确凿，只要没有违法。”
“我是从不回避利益的。”叽叽喳喳一通“利益纠葛”的阐述后，王海说自己是个好人，好人肯定要有好报，他可不能打假把自己给打穷了。于是，“个人打假索赔早就不做了，公司主要收入来自帮企业打假。”
除了2004年落选人大代表、2005年与“王海在线”之间的官司；除了今年“揭露威露士消毒液含有致癌成份”、“举报诺基亚隐瞒缺陷”两条不显眼的消息还挂在网上外，王海，这件上世纪末的俏商品，正渐入淡季。
“咱们还在继续啊。比如，公安部曾组织过‘山鹰行动’，其中打击假复印纸一案，就是咱们帮着破的，这事让委托客户减少损失2000多万元呢！还有最近广州最大的一起六合彩造假案，也是咱们查的。”“减少曝光是因为事关委托人利益，他们要求我们行事低调。”
又是利益。
“我们一直在打假。但公司项目已经拆分成盈利和非盈利的。”他掏出他的名片，其上的“和谐社会发展中心”、“王海热线”是非盈利的，而“大海商务顾问有限公司”、深圳的“王海公司”是属于盈利的，每年盈利多少呢，“深圳的公司效益不及北京。每年，总能赚一点吧，没必要细说”。
王海还是戴着墨镜，这位已经买了房、购了车、娶了妻、生了子的打假英雄，正在构思着自己日后的打假道路，在他看来，最核心的只有一条，要让打假事业维持下去，就必须强调打假者的利益。所以，现在低调的王海，并不承认这是自己的打假淡季，正是因为各式各样的利益诉求，使得一向张扬的王海，决定减少曝光，做个深沉、寡言的行动者。
1996
周星驰
搞笑颠覆庄严
1984年以“跑龙套”身份踏足影视圈的周星驰，后来赚进过亿身家，被尊为一代“喜剧之王”。他将最难以启齿的、最庄严的、最不可侵犯的事以最轻松家常的方式表现出来，幽默之外，又有悲剧气质，带点酸楚。这似乎是只从属于周星驰的桥段，忍辱，妥协，偷生，却从不肯轻易放弃梦想。他的电影，在玩世不恭和调侃中，宣泄化解了年轻人的逆反激情，于是，他成了后现代的解构高手，成了大学的客座教授。历史也许一直如此：当事者的经历永远是琐碎的、朴素的，到了演绎者那里，就不可避免地成了宏大叙事，并附丽着当事人并不了解的深刻含义。还是星爷自己说得最好——我只是一个演员。
1997
王小波
殒灭之日大放光彩
王小波，著名作家，生前鲜为人知，死后声名远播。自1997年4月11日去世后，评论、纪念文章大量涌现，出现了“王小波热”。一个严肃作家在死后不长的时间里，如此广泛地被阅读、关注、讨论，是十分罕见的。这对于生前出版无门的作家本人来说，也是一种告慰。王小波身后出现了一个奇特而略带神秘感的现象，不少人不约而同表达过这样一种感觉：王小波就像一个接头暗号，这些人从别人对王小波的喜爱程度辨别对方是否同类。王小波像是第一块推倒的多米诺骨牌，引起了连串的倒塌。对很多人来说，王小波的死是一种生活方式的开始。
1999
李金华
掀动审计风暴
1999年，一份年度审计报告将李金华推至聚光灯下，也使得成立于1983年的国家审计署第一次为大众所熟知。这份题为《关于1998年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审计情况》的报告，公开了国务院43个部门挤占挪用财政资金31.24亿元的违规行为，并点名道姓直接披露。这是李金华就任国家审计署审计长后掀动的第一场审计风暴。
此后他的报告分量越来越沉。2003年推出审计结果公开制度后，每年的报告都宣告风暴再起。他的无私和强悍令人赞叹，他的勇气来自哪里，也不免引人猜想。李金华自己的说法是，“我的背后没有背景！审计就是国家财产的‘看门狗’，要当审计长，就必须断掉自己的后路。”
与权力部门的正面作战，使李金华的身上背负着沉甸甸的期待。他以低调的言行和务实的态度力挺一个“阳光化的刚性反腐制度”。
“需要审的都去审，只要审过的都公开”是他的目标。对上他说，“我希望给你们多报忧少报喜。”对下他说，“用纳税人的钱，最后要对老百姓有一个交待。”
2000王石企业家成为新世纪宠儿
 

 
2000
王石 企业家成为新世纪宠儿
-本刊记者 何三畏
到了2000年前夕，王石的底气积累得差不多了。他开始更加广泛地走进公共平台和频繁登陆大众媒体。随着入选中央电视台为纪念改革开放20年所拍摄的人物传记片《20年20人》和 2000中国经济年度人物，王石的名声迅速溢出业界，成为家喻户晓的公众人物。甚至摩托罗拉也找上门来，请他为一款手机做形象广告。
从那以后，五年过去了，这位“房地产行业的领军人物”(2000中国经济年度人物颁奖典礼上，央视主持人的串讲词)已经成为媒体上的魅力明星。他有登山、滑翔、出书等等足够吸引人们眼球的事件，他的每一个动静，都不会被媒体遗漏。他一身名人风范，行走在聚光灯下，他有足够多的粉丝。
更为重要的是，21世纪的中国天空，企业家成为最为闪亮的庞大星群。
“超级男声”及“媒体宠儿”
今年新春刚过，王石携他的新著《道路与梦想》到全国十多个大城市巡回演讲和签售。
这是少有的图书推广盛况。全国十多个大城市的主流书店，一时之间都耸立着印有王石大头像的巨幅广告，媒体的追捧更是不遗余力。本刊记者见证了2月21日成都购书中心的签售现场。读者的热烈与崇敬，堪与时尚娱乐明星煽情场面相比。不同的是，围绕王石的，既有时尚青年，也有成熟男人和知识妇女。
到成都前，他已经马不停蹄地穿梭了三个城市。头天晚上从昆明赶来，已经是晚上9点多，跟集体预约的媒体见面后，又接受专访，凌晨才得到休息。第二天，他应该有些疲倦，但是，面对记者，王石依然保持着他平常带给媒体的习惯笑容。
早就预定了下午1点从成都双流机场飞上海的机票，那边的活动正在等待他。但是，演讲结束已经11点了，签名的行列还在书店四楼大厅站成一个大大的S型。
活动组织者有点慌张了。但是，王石镇定地坐在那里，始终带着不变的微笑，一个一个地签，遇到熟人，抬头笑笑，寒暄两句。他绝不把“王”字写成连笔看上去像个“五”一样，一定是横平竖直的四个脱笔组成，紧紧地靠在“石”字的那一撇上，使两个笔画简单的字成呼应之势。显然，即便误机，也不能成为他把“王石”二字马虎写下的理由。
签完了最后一本，还差5分钟到12点。他又微笑着摆一个姿势站在那里，满足了要求合影的几个人的愿望。最后皆大欢喜。王石抓起风衣，大步离去。
他要到十多个城市重复同一过程，甚至重复演讲内容。
检点王石这一路巡讲后各地媒体的报道，发现他所到之处，抛出的每一个话题，都被媒体全面笑纳。因此有媒体根据去年的一大热词，给王石演绎出一个新的封号：“超级男声”。据说这个比方的妙处在于，它可以令人想像到王石行走在一个无形的PK台。
他追求完美，滴水不漏，“不说错话的能力”叫人叹服。有时，他会紧抿着嘴唇，选择词语，脸上会掠过一层沉思。这时，你既会看到他的审慎，也会看到一个拼搏了二十多年的企业家的沧桑。有时，他会用一大段话来回答一个问题，使你需要从这些语言背后去过滤答案。他的话充满弹性，即便在目前，“房价”已经成为一个沉重的社会话题，面对“房地产是否是暴利行业”这样敏感的问题，他也能讲得比较温情。最后，无论你问任何问题，他整个回答下来，都会把他原先准备发布的内容贯彻进去。
他出席不同的场合，不断变幻他的“LOGO”：他是一个一丝不苟，西服笔挺，仪态潇洒的老帅哥兼酷老板；他是一个戴遮阳帽，穿登山服，胡子拉碴——每天都是一样长——坐在嘉宾席上的发言人。
“百 度一下”王石，结果是有822000个网页，排除其中的重复和夹带的不相关内容，这个数量也是很大了。而在所有这些信息里，均难以找到一句对他明显负面的内容。5年前，有新浪网友问他“如何看待媒体”，他简单地回答：“很少有媒体说我的坏话，我还没有做什么坏事。”——在表明他跟媒体有善缘的同时，也不忘记说，他的实际操行没有愧对媒体的褒扬！
看着他在媒体上的表现，很难设想他的真实性格会是他自述的那样：由于军人出身，比较严肃、生硬，有时爱发火。他说他是“酒逢知己千杯少，话不投机半句多”，率性到“不适合”做大企业首脑的程度。他说他曾经因为公司早年的一次裁员，让他的员工失去了工作，而“背了很多年的心理阴影”。
他的一位“驴友”说，在他们登山期间，他曾“偷”过两瓶王石的好酒(王石的部下送来的)，跟朋友们正在喝得热闹，王石出现了，他笑眯眯地看着他们，如此而已，没有多话。他的“驴友”介绍对王石的印象，是一个亲切而不失城府的大哥。
“先按抢答器”的“地产哲人”
王石是一位探险运动家，他登山，滑翔，他还要航海，这些都给他带来了大众名声并且还将继续带来，但是，最具真实分量的王石，却是在这一切活动的后面，一个全身心融入企业的王石。
在他们那一代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市场环境里，从最基层一步一步成长起来的企业家里，王石是很容易分辨的。他的那一代同行们面对中国不太明朗的经济环境，绝大多数刻意地“低调”着，聚集财富，韬光养晦，只做不说，特别不对公共事务表态。而王石在他的整个历练过程中，关注大气候，考虑那些看来还“不属于”他考虑的问题，而他并不把他的想法藏起来，在中国急剧变化着的大环境里，他不断地表达他的观念。
他不会放过表达机会。1998年1月，正在蕴酿“房地产新政”的国家总理朱镕基去深圳。市领导召集部分企业界人士参与会谈，安排他们每人都有发言。其他几位的发言没有调动起朱总理的兴趣。轮到王石，他开始根本不谈他的本行，而是把朱总理“税务调整”以来，万科公司的缴税情况全盘汇报，因为他猜想总理一定想验证他的税务政策的效果。果然，朱镕基深感兴趣，跟他讨论起来了。他趁势把他关于房地产业的判断和建议推到了总理面前。朱总理高兴之下，甚至当场“聘”他做“免费”的房地产顾问。
次年，即1999年，王石有如下表现：4月参加世界经济论坛之“99中国企业高峰会”，代表中国房地产业界做专题发言(他是“中国房地产协会”常务理事)；5月，在中国房地产协会主办的“99中国住房发展论坛”上提出“城市空心化”概念 ；9月，出席“‘99《财富》论坛”，做专题演讲呼吁21世纪的中国房地产企业走产业化、规模化的发展道路 ；这一年，他还发起组织“中国城市房地产开发商协作网络”，并做首任轮值主席，致力于“重建行业秩序和公信力”。2000年6月，发起组织“新住宅论坛”上海大会，倡导和推动“新住宅运动”。
王石把房地产融入城市文化，《万科周刊》发了不少城市文化建设方面的文章，多次被公开发行的刊物转载。王石像一个哲学家一样不断构筑他的概念。他知道哪些概念即将被社会买账，他率先把它描绘出来，例如上文所言的“重建行业秩序和公信力”，“新住宅运动”和“关注普通人”。
他把“资本家的问题”转由“普通人的角度”来提：呼吁城市建设要“关注普通人”。他关于“普通人”的定义是，“不享有政治、经济和文化特权的白领、蓝领、自由职业者和中小工商业主。”这正好呼应着某种正在萌动的社会情绪。而“关注普通人”是指：随着城市居民的贫富分化，开发商开发的别墅、高档住宅和未改造的老住宅区突现出两个极端，城市规划者、有责任的开发商，应该考虑这种差异会造成社会紧张，应该使不同收入层次的人们能够和谐共处、共享城市文明的成果。
曾经，在中央电视台做节目时，主持人要求现场每一个企业家写下“你认为作为一个企业家最重要的信条”，其他人的答案都是“诚信”，只有王石写的是“社会责任”。这样的回答使他在媒体和公众面前获得了“加分”。事实上，王石的所有活动都有附加值。他把登山跟慈善等公益内容链接起来，称为“公益攀登”。他的新书推广演讲主题是“做负责的企业公民”。他并且说，在过去，他还不知道“企业公民”这个词的时候，他的追求即与它的内涵相暗合。而未来，这将是万科的发展目标。当前，作为“负责任的企业公民”的第一个“社会责任”，是跟政府合作，建设惠及中低收入者的廉租房，据称，万科的第一批廉租房明年将交付使用。
在思维观念和话语方式上，王石把和他同样出身的新一代资本家甩开了。当他的那些同行们开始在公共领域发言，要么“说不圆”，要么甚至被视为“挑衅公众”时，他已经是一个成熟的“社会活动家”了。房地产这个最强势的资本集团，从来都是全社会的关注中心，人们眼巴巴地望着他们，王石总比他的同行先按抢答器，并且他处处政治正确，处处被媒体选中。
王石从来不安分。用他的话说，他是继承了母亲的民族血液里的勇敢成分。他的母亲是锡伯族，一个在历史上曾经能征善战的游牧民族。他喜欢法国作家斯汤达的《红与黑》，有着“于连那种不甘于平庸，以个人之力奋斗拼搏的野心”。他的《道路与梦想》开篇第一节，标题五个字：“野性的精神”。
他不是那种为积累财富而积累财富的企业家。当财富多到一定程度，他就不安分了。攀上了“经济发展最快的国家里，最大的行业——房地产的最成功机构的最高总裁”(张五常语)的高峰，他辞去了他亲手缔造的企业帝国的总经理，背上了行囊，飘然远行，攀登那需要用体力一步一步去丈量的高峰去了。他成为“中国的企业家中，登得最高的人”，已经年过五十。他是中国年纪最大的探险家。他毅力超群，本刊记者辗转结识了一位西藏自治区的体育界人士，在他看来，王石完全是凭毅力登上珠峰的。
就这样，王石成就了一段现代传奇。
于是，他稳稳地占据了新一代资本家最耀眼的中心。他被称为“中国最具传奇色彩的企业领袖”。他的传奇一直是正面的，他几乎没有经历过负面的考验。从而成为人们心中的一代明星。
2001中国足球队冲出亚洲？
 

 
2001年十强赛，中国队主力阵容

孙志刚2000年对镜自画像
2001
中国足球队 冲出亚洲？
今日中超赛场仍然囤积着大量足记，而观众却节节撤退。在国内足球已经缺少阅读快感的情况下，其被充分报道的原因，是足记需要为自己的饭碗寻找一个存在的理由，就像电
梯司机为了证明自己的存在，要不停地在狭小空间内打扫卫生。
这种人员上的富余来自中国足球2001年的一次冲动。一般说，越是喊“冲出亚洲”，越是冲不出亚洲，不是黑色1分钟，就是黑色3分钟。但这一年中国队却意外地一杆到底，一把走向世界。正是这次意义重大的胜利，导致媒体老总们喊出了“国运决定球运”的大话，并错误地做出了扩版增人的决定。在媒体的互相攀比和恶性竞争中，大量青年进入这个看起来遍地是金的产业。那时候，有“八千足记”一说，意谓阵容庞大；也有“美女足记”一说，意谓分工细致。记者转会创造出百万纪录，亦令人侧目，这相当于今日一个够级别的CEO了。当时没有人相信，两年后，金饭碗就会变成纸饭碗。
当年的五里河成为一个欢乐的重灾地，无数的人在中国队提前出线的那一刻，感觉到自己身上在过电。电视上打出“我们出线了”，字体大小和冲击力与申奥成功后的“我们赢了”不相上下。在队员更衣室内，足协领导及时出现，作了情绪激动的讲话，而米卢则一个人躲在一边。事后证明，只有米卢一个人是清醒的，他利用世界杯前的间隙，接拍了大量广告。我当时在一家二级城市的小报上班，报社创刊之时，竟然也请到了老米。这意味着米卢同志走穴不拘一格，待钱一视同仁。我当时很奇怪，为什么米卢不等世界杯结束后再来捞钱，那时候他会有更充足的理由来享受商家的红包和人民的褒奖。
当时傻的并不只是我一个。冲出亚洲后，人民的胃口决定了预测家的胆量，一些资深从业人员开始这样下结论：中国队大赢哥斯达黎加是肯定的，小胜土耳其也有把握，平巴西不是没有可能。按照王小波的说法，这就是癔症。但是当时谁能意识到这是个巨大的泡沫呢？哪一个吃饱饭的人不相信鱼肉是唾手可得的？当足协按照自己一贯谨小慎微的作风，提出中国队世界杯“进一球、平一场、赢一场”的目标时，网络群众用口水把它给泡翻了。当时大家觉得这有点“大材小用”，有点“拿牛刀杀鸡”。
事实证明中国队后来一个球也没进。被我们低估的土耳其和巴西，一个第三，一个第一。米卢后来顺利与中国足协解约，走时，托运了50多箱行李，有消息说他赚了几千万元人民币。人民群众在世界杯小组赛后，眼睁睁看着一朵巨大的浪潮从自己面前退去，越退越远，不再回来。这种“得而复失”比“从未得到”更伤人，这个梦的破碎使越来越多的人走上了对中国足球彻底嘲讽的道路。
而这也给很多人提供了反思的机会，他们意识到这次出线是一次肾虚男人的伪雄起。宣传态度决定一切的米卢更像个江湖郎中，他的职责完完全全是一个刺激的工作，他不负责器质上的手术。他对虚弱者说：努力去做，不要背包袱，不要紧张，好好体验自身的快乐。而他自己对利益的态度，也决定了他不可能与中国足球共生死，他不会也不可能给中国足球带来任何实质性的进步。
把江湖游医请来的根本原因在于足协，足协要豪赌。如果足协的专职副主席任期是无限的，他或许可以为中国队制订一个20年发展计划，可以把中国队弄得和日本队一样有长进。但是很遗憾，他们的任期是有限的，他们不愿意替下一任做嫁衣，他们更愿意在自己任内制造出某种指标上的假象。米卢只是这个豪赌工程的环节之一，其余像腰斩联赛、长期封训等工作也得到重视。阎世铎竭泽而渔都来不及，哪里有心思退耕还林？
按照理性判断，中国足球凭借这种发展思路，永远要排在韩国、日本、伊朗和沙特之后，永无冲出亚洲可能，事实也证明了这点。中国队怎样才能出线呢？要上述4队通通不参赛方有可能。2001年，上帝制造了这一奇迹：韩国和日本作为东道主，不必参加预选赛，而张吉龙圣手一抽，又把中国队抽到没有伊朗、沙特的B组。事后，有人说要把张吉龙的手造为雕塑，供在神龛里。
关于这次世界杯奇遇，结论如下：阎世铎得到了他得到的，米卢得到了他得到的，只有中国足球继续丢盔弃甲。
2002
姚明
中国巨人闯入NBA
2002年，当瘦弱的姚明出现在火箭之城时，他拥有的声誉只是最长的竹竿。只有中国媒体辛勤地记录他的第一次上场、第一次投篮、第一次得分，第一次盖帽和第一次犯规，仿佛他是救世主。所幸，这个牛没有吹爆。
当年，姚明让巴克利亲了驴屁股，后来又用美国选民的支持，洗刷了自己靠中国选票力压奥尼尔的耻辱。他从“两双人”进化为“大两双人”，今年又成为“30+”俱乐部的一员。姚明的存在，使很多中国人思考自己是不是有霍元甲情结。这个思考的结果导致“姚蜜”和“姚黑”群体势不两立，这个争论现在还在继续，证明姚明一直在“可持续性”发展。但是有位朋友说，如果姚明出生在河南或甘肃，他今日很可能只是一个普通的大个子。出生在上海的他，在自己具有了创造奇迹的可能后，得到了牛奶和先进体育条件的支持。
2003
孙志刚
废除收容法
2003年3月17日晚10点，刚从大学毕业两年、在广州做平面设计师的孙志刚，像往常一样出门去上网。在其后的3天中，他被带到此前不曾去过的3个地方：广州黄村街派出所、广州市收容遣送中转站和广州收容人员救治站。这3天，在这3个地方，孙志刚究竟遭遇了什么，他已经不能告诉大家了。有关他的最后消息是：3月20日，孙志刚死于广州收容人员救治站。他的死亡，直接导致了收容遣送制度的废除。然而，孙的意义，不是他无辜的死，而是因为他的个性和勇气：如果他不曾学究式地向强势者讲解“公民权利”和“人身自由”，如果他让他的朋友带钱来“供奉”，可能就不会有后来发生的一切了。孙志刚以他的“不识时务”，为我们生动诠释了何为“人权”，何为“尊严”，也告诉了我们一个朴素的道理，权利的得来要靠争取而不是恩赐，尽管有时需要以生命为代价。
2004
郎咸平
质疑国企改革
2004年10月，香港中文大学教授郎咸平在复旦大学以《格林柯尔：在“国退民进”的盛宴中狂欢》为题发表演讲，指责格林柯尔掌门人顾雏军在国企改制中席卷国家财富。其后不久，顾雏军状告郎咸平污蔑。官司还没打完，顾雏军已锒铛入狱。尽管在国企改制过程中的确存在国有资产流失现象，但郎咸平开出的药方却是错的，南辕北辙的。与改革开放以来积累的诸多民怨相结合，郎咸平引发了一场令人生畏的汹涌浪潮，一场贯穿中国政经界、学术界和社会民众的大辩论由此爆发。
郎咸平获得了强大的民意归附，而20年来转型社会中，与改革开放路线共生的民营企业家的价值认同，却跌落到了历史的低谷；民营企业家及一批坚持产权改革的经济学者被这拔地而起的风暴推到了被告席上。所幸，真理从来只接受实践的拷问，并被不断昭示。
2005李宇春一夜成名
 

 
李宇春
2005
李宇春 一夜成名
我到底要多久才能小有一点名气呢？很多人都坚持了很多年的。我的专业课老师于正仪跟我聊了很多，说你至少要有在底层奋斗10年的准备
我自己定位我还是一个新人，四川音乐学院一个还没有毕业的学生
我每天都睡得很好，头发也长得特别快，他们都说心闲长头发嘛，我真的是操心很少，录歌是我惟一操心的事情，其他的我都不管，其实活得还是很逍遥的
-本刊记者 徐梅 发自北京
2005年5月18日，成都熊猫商城人满为患，据统计自这天开始累计有4万人在此报名参加第二届“超级女声”成都唱区的选拔。
四川音乐学院大三学生李宇春站在人群之中，上一年她因为参加另外一个比赛，错过了超女的报名，这一天她在同学的撺掇下，过来看看。
“人太多了，场面也很混乱，我一看就没耐心了，当时就想走。”她的小师妹何洁也挤在人群中排队，“她看到我，叫我别走。我们学校的人挺多的，有排在前面的，后来我就插队报上了名。”
3个月之后她成为总冠军，她的拥趸号称“玉米”，并将她夺冠的8月26日定为“玉米节”。夺冠两天后她降落北京机场，在400多名歌迷和近百家媒体的追逐之下，第一次意识到自己变成明星了。她说那个时候“有点意外”，因为自己“还没有从一个音乐学院的学生这个身份中抽出来”。
2006年5月10日，在搭乘改变命运的旋风列车高速行进一年之后，她坐在本刊记者面前，简单的白T恤、牛仔裤、球鞋，洁静如细瓷的脸，比电视上那个总在扮酷的她更清新更漂亮，非常非常有女孩子的内蕴和秀美。
天娱公司的工作人员说这个女孩子“很纯”，“去年来录歌什么样，今年还是什么样”。他们很担心原定一个半小时的采访时间会冷场，“她太不爱说话了，等她来了你就知道了，我们也很头疼。”
但是这一天我们很幸运，遇到北京今春难得的一个湛蓝天气，摄影师在大楼的27层找到一间空旷的大屋，阳光毫无遮拦地照进来，让人心里格外畅快。我们就坐在窗边，边晒太阳边聊天，这个下午她的话特别多。
你要有在底层奋斗10年的准备
人物周刊：如果没有留下来参加比赛，那个夏天应该是你大三的假期，原本有些什么打算？
李宇春：打算到北京来看一下的，看看能不能在酒吧找到唱歌的机会。北京我以前来过两次，第一次是初中学校组织夏令营，第二次是我16岁的时候一个人来北京参加全国“推新人”比赛，拿了“新人奖”。
人物周刊：什么时候把北京作为一个理想之地的？为什么钟情北京？没有考虑去广州啊，上海啊什么的？
李宇春：是上了大学之后。我听到关于广州、上海的事情很少，但是听老师讲过很多音乐人的故事，不少人都是从北京的酒吧里唱出来的，对这里的酒吧文化很有兴趣。好像自己没有其他的选择，只有北京这一个目的地。
人物周刊：如果那个时候过来，会从酒吧歌手开始做起？
李宇春：是这样想的，也晓得这样唱会很辛苦，住地下室、赶场子什么的。但是因为喜欢嘛，觉得可以接受。我跟我妈也聊过，她不支持，她其实是一个非常非常不放心我的人，小的时候她好像还是挺喜欢我独立的，但是我越大，她反而担心越多，也许跟她年纪大了有关系。
人物周刊：在你原来的设想里，如果来北京做北漂，要混多久才能混出来？心里有一个时间表吗？
李宇春：(笑)那个时候好像根本没有想过啊。来北京闯的人太多了，唱得好的人也太多了，我到底要多久才能小有一点名气呢？很多人都坚持了很多年的。我的专业课老师于正仪跟我聊了很多，说你至少要有在底层奋斗10年的准备。我受他影响很多，已经想好了，来了就不打算回头。人一旦有回头的念头，很可能就没有那么坚决，就闯不下去了。
人物周刊：如果混不下去怎么办呢？
李宇春：杨坤的例子挺影响我的，他不是在北京唱了很多年都没出来嘛，后来别人叫他回去，回去了之后发现自己除了唱歌什么都不会，又来北京，最后终于给他闯出来了。
人物周刊：你觉得自己除了唱歌还能做别的吗？
李宇春：(笑)没想过，好像别的也都不会。小时候的理想是很空洞的，原来是想当个律师的，但是后来发现我不太会讲话。
人物周刊：原来想参加完超女比赛就回校上学的是吧，拿点奖金最好，没有也无所谓。有没有想过这会是一场改变你人生的比赛？
李宇春：完全没有想过的，对我来讲可以说是非常突然。
人物周刊：什么时候意识到自己已经完全生活在与以前不同的环境里了，自己成为明星了？
李宇春：应该是比完以后，到北京来录《终极PK》的合集，在机场发现有很多媒体，还有很多歌迷。比赛的时候太累了，只想着快点比完，什么都顾不上想，只想早点比完回家休息。
人物周刊：很多人都梦想着那样一刻呢，万千人中我一挥手，你享受那个场面吗？
李宇春：谈不上享受，有点意外。我自己还没有从一个音乐学院的学生这个身份中抽出来，其实是有一点局促的。后来也遇到类似的场面，有的时候脑子就会走神，想到其他事情上去了。
她要坚持的事情别人是强迫不了的
2005年7月1日，李宇春在成都唱区决赛中荣膺冠军。她现在的经纪人满春那个时候是何洁的支持者，“当时我在带刘亦菲，她是‘凉粉’，她拉着我看的，春春给我的感觉就是比较有个性。”
当年8月的长沙总决赛她和一帮朋友包了一间小酒吧边玩边看，1999年便开始涉足演艺经纪的她虽然震惊于“超级女声”这个节目的号召力，但是内心里仍然还是把它当作一个“选秀”而已，“没想到后来会有那么大的延续力量。”
一个偶然的机会使她成了李宇春的经纪人，为包括刘亦菲等诸多明星打理过事务的她并没有太当一回事儿，“当时觉得就是一小孩儿嘛，应该比较好带”。
没想到“交到手里是个新人，带出去却完全是个巨星”，事情一下子变得复杂了，“不好带，事儿特多。关注度太高了！跟外界的接触到底该把握一个什么尺度我也不知道，跟传统艺人太不一样了。”
“当时最操心的是她们从来没有当过艺人，她们不像中戏、电影学院的那些小孩，就是奔着演艺圈去的，上学的时候就已经接触了很多圈内的人和事儿，已经半社会化了。说真的，她们真是一张白纸。很多东西她都不理解。这个圈子里的经验和方式需要从ABC教给她们。代言是什么、商演是什么，什么样的合同需要你去配合什么，这些都需要说得特别细。哪些媒体好，哪些媒体不好，一个具体的采访需要侧重什么方面，都需要你从头教起。”
单纯、上进，是她给李宇春的评价。公司为李宇春做了偏中性化路线的定位，“她的形象在圈子里是没有竞争的，非常独特鲜明。”但她们并不想把李宇春打扮成一个假小子，“还是要有女性的元素在里面。”
最初的设想是希望她能变成一个全能艺人，影视歌通吃，但是在李宇春的坚持之下，表演被暂时搁置。李宇春甚至连“艺人”这个称谓都不愿意接受，一再强调自己只想做一个“歌手”，她说这两者之间，“区别非常大！最大的不同是艺人是包装出来给人看的，但是歌手她要坚持自己的本性。”
她拒绝与自己个性不符的一切，从繁复的造型到设计感过强的动作，努力地坚守着自己的简单直率。
好在公司方面对她也格外宽容，“现在的小孩都比较有个性吧。现在她就想她音乐那方面的事情，其他的事情我们来计划，我们想要她做的事情必须跟她沟通，不会逼着她去干什么。她喜欢按自己的想法来做事情，你不是特别能够改变她。能商量，但是她要坚持的东西会坚持到底的。”
人物周刊：第一场演出是哪一场？
李宇春：我都忘了。(经纪人提醒说大型演出应该是超女巡演，第一场演出应该是一次商业演出，不过具体的时间地点，他们也都想不起来了。春春笑起来。)那个时候真的太忙了，每天都在不同的城市，早上醒来我常常不知道自己在哪里。
人物周刊：盛名之下，出场之前有没有想过我要拿出什么样的表现来给那些呼唤我的人，心里会紧张吗？
李宇春：我没有想过。其实那个时候我还没有意识到自己的身份，还是觉得自己是个学生，反正还是用学校里学的，还有我自己在比赛中积累的那些经验。想的还是把最简单最本质的东西给喜欢我的人。
人物周刊：有人说李宇春的本色就够牛了，她不需要包装。你觉得呢？有那么强吗？
李宇春：外在的东西不管你怎么包装，其实都是有限的，内在的东西反而更强大。音乐是非常自然的东西，我总觉得它不需要太多修饰。
人物周刊：你现在还有时间看书吗？
李宇春：很少。我的生活一般都跟音乐有关，更多的是看国外歌手表演现场的碟片，可以从其他人身上学到很多东西。只是细细算起来这样的时间还是太少了。
人物周刊：会心慌吗？活动太多，给出去的太多，吸收补充的又太少？
李宇春：有时候会！会觉得东西不够，想读研究生也是因为这个。自己身上的东西不够用，站在台上会比较虚，没有那么自信。
人物周刊：新专辑录制的情况顺利吗？
李宇春：前期磨合的时间很长，发行时间一拖再拖。现在收集歌曲的事情都做完了，剩下的就应该比较快了。
人物周刊：“玉米”对你期望很高，你觉得你挑的歌他们会喜欢吗？
李宇春：不知道。反正首先得我喜欢吧，如果我都不喜欢别人肯定更不喜欢了。
人物周刊：如果在他们喜欢和你喜欢之间做选择，你首先选什么？
李宇春：我喜欢！
人物周刊：有人说你唱功不够好，说你出位是靠综合实力，你认同这个说法吗？
李宇春：我觉得有优点也有缺点吧。优点是在音色，在中国中音很少嘛，这个是上天给我的礼物。缺点也是在音色，因为太特殊了，在音域上有很吃亏的地方。中国传统的审美是喜欢明亮高亢的声音，在很多人的思维当中，唱得高就是唱得好，但是实际上在流行音乐里不是这么回事。
我以前也是有一种自卑感的，觉得自己声音没什么好，参加比赛也老是拿不了名次，后来还是于正仪老师给我很多鼓励，他告诉我参加比赛别总是想着名次，就是让更多的人认识你。
人物周刊：你去年8月才真正开始做职业歌手，但是因为“超女”比赛一夜成名，一步登顶，会不会担心已经达到了至高点，不再有发展空间了？
李宇春：不会！我以前会很害怕把最后的自己展现出来之后，下面没有后劲了。但是现在不会，上来先亮出自己最好的东西，这样才有可能逼出一个更好的自己。
人物周刊：你是一个有野心的人吗？
李宇春：没有。
人物周刊：有人预测你会成为近5年来最有统治力的一个歌手，你会把这个说法当作自己的目标吗？
李宇春：不会。我自己定位我还是一个新人，四川音乐学院一个还没有毕业的学生。现在所做的是我的一份工作，我找到了一份自己很喜欢的工作而已。5年10年之后的事情不会去想它，我要管的就是唱歌，其他的东西我不在意。
人物周刊：担心明年5月会有人取代你，自己会慢慢被遗忘吗？
李宇春：不担心，这个是很正常的。有更强的人出来正常，也是好事，中国流行音乐现在特别好的人还是挺少的，出来更多的人是好事。如果有一天真的被遗忘了，我还可以去唱酒吧。对唱歌的人来说，舞台大小其实都是一样的，唱好歌才是最重要的。现在很多好的歌手都是从酒吧里唱出来的，我反而失去了这个机会，补上这一课也不是损失。
人物周刊：姚明在NBA的第一场球只得了两分，他的第一个担心就是怕把他送回来了，不要他了，你有过类似的担心吗？害怕有一天失去手中的一切？
李宇春：没有。我每天都睡得很好，头发也长得特别快，他们都说心闲长头发嘛，我真的是操心很少，录歌是我惟一操心的事情，其他的我都不管，其实活得还是很逍遥的。
哪天适合穿裙子了，就穿了
她的确逍遥，心中没有任何禁区。她快活地说自己这天身上一分钱都没有带，钱包自从中学的时候被偷过一次，就再也没有用过。出道以来所挣的钱都由照料她的表嫂转给在成都的父母，“我自己身上没有卡，也没有什么钱，反正花钱的地方很少。”
网络上时有关于她性取向的猜测和传言，她说自己最怕的是给妈妈看到，让妈妈担心，她希望老妈的生活不要被打扰，“还是跟从前一样逛逛菜场，打打麻将。”我谨慎地问她是否可以谈论有关婚恋的话题，她没有半点迟疑，“可以！”反倒是坐在一边的助理提醒，“这个还是别谈了吧。”她说没关系啊，哗啦哗啦说了真心话。
最后一个问题是关于裙子的，是啊，全国人民都惦记着呢，李宇春什么时候穿裙子呢？今年“五一”前，她在一个活动上穿了露背装，吓了大家一跳。她也得意，因为让大家看到一个没有见过的李宇春。“穿裙子其实完全不是个事儿！也许哪天觉得自己的状态适合穿裙子了，就穿了。”
人物周刊：以前在电视上看到你，可能是因为走中性路线的原因，给人感觉都比较硬一点，像男孩儿，但是今天见到你，干净明朗，其实是个特别漂亮的女孩。你认为自己长得漂亮吗？
李宇春：啊！谢谢！(笑)不丑吧，有我自己的好。
人物周刊：自恋吗？常常对着镜子摆POSE？
李宇春：有一点儿，坐电梯的时候会对着镜子照一照。
人物周刊：觉得自己酷吗？
李宇春：啊！(又笑)其实我自己比较了解自己，觉得自己不酷，但是别人看我总认为我不爱讲话，比较酷一点。我是双鱼座，有两面性格，不说话的时候特别安静，看上去有点凶，闹起来的时候其实挺能玩的。
人物周刊：目前的形象定位与你自己的个性之间出入大吗？会不会拍广告或者宣传片的时候他们给你设计动作，太酷了、太耍了，你都不好意思去做？
李宇春：会有一些，我就会跟导演、设计师讲，我不想做。我碰到的人都比较好，他们都不会太勉强我。
人物周刊：你谈过恋爱吗？
李宇春：正式算来好像没有，喜欢倒是有过的。
人物周刊：现在走中性路线，位置又比较高，有没有担心这个会影响找朋友，可能有很多男孩子不敢来追你？
李宇春：我不太相信命运，但是我相信缘分。感情这个东西是可遇不可求的，如果你做精细规划的话，什么时候恋爱，什么时候结婚，这个感觉会不对，变质了。感情的事情也许就是突然发生，不该有什么计划性。
人物周刊：你是独身主义者吗？会结婚吗？
李宇春：我都不知道自己会不会结婚，也许会也许不会。我是这种人，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连有没有明天我都不确定。
人物周刊：会有这样悲观的想法？
李宇春：是啊，可能是双鱼座悲观的那一面。生命本来就是这样吧，既坚强又脆弱，未来不能预知的。就只是活在现在，自己开心就好了。
人物周刊：从这个5月到下一个5月，最想做好的事情是什么？
李宇春：就是做好我的歌。我有那么多歌迷，对我太好，没有更好的东西给他们，心里总会觉得亏欠。
人物周刊：出道以来关于你的传言不少，网络上的照片啊，包括对你的性取向的猜测和怀疑等等，对于一个学生来讲，打击应该很大。
李宇春：刚开始很不开心，特别担心影响家人。我不想我妈出现在镜头前面，总是希望她跟我爸的生活不要被打扰，逛逛菜场、打打麻将，就像很多普通成都人那样很休闲地生活就好了。她为我担心特别多，常常会睡不着，我特别不希望这样，有的时候就觉得这个圈子很烦，但是我又很喜欢唱歌。
我自己心态调整得还算比较快吧，可能也是双鱼的两面，一面不开心，另一面也可能看得多了吧，太多不真实的东西，我也管不了，就当那些与我无关。不管你怎么讲，我也不可能明天不唱歌，明天就不活了。现在就是想尽量不要让这些影响我，我还是做我自己。
人物周刊：对钱有概念吗？
李宇春：几乎是一头雾水。
人物周刊：上学的时候妈妈给你的钱跟同学比算多的还是少的？买过什么奢侈品没有？
李宇春：应该是中等吧，我反正别的也不买，就是买CD什么的。
人物周刊：用什么抹脸油？
李宇春：我不抹脸，夏天都不抹，冬天太干了就买一个小孩子用的那种油，不超过50块钱。
人物周刊：现在有钱了，没想过去买点好的用？挣的钱都给谁来打理？
李宇春：不用吧，太麻烦的，要一层一层抹的，我没有耐心。挣的钱都存在卡里，可以直接转给爸爸妈妈，我自己身上没有卡，都是姐姐在管，姐姐是我表嫂，她都跟着我，我其实挺省心的。
人物周刊：今天出门钱包里装了多少钱？
李宇春：我没有钱包，小的时候被人扒过一次，从此之后就不用钱包了。(不好意思地笑起来)今天身上一分钱都没有，是公司的车去接我的嘛。有的时候会带点钱，几百块就够了，我也没有什么地方需要花钱。
人物周刊：那么爱吃火锅，干嘛不在北京开个火锅店，自己当食堂吃呗，或者在北京买房子投资什么的。
李宇春：我很怕操那个心的。我也没有生意头脑，肯定赔的。其实我还是学生心态，要到7月份才毕业呢，现在还是在实习。
人物周刊：跟同宿舍的好姐妹联络还多吗？她们现在都在哪里实习？会担心跟她们慢慢拉开距离，感情变淡吗？
李宇春：今年比赛很多，她们都在忙于参加各种比赛。我们也打电话，我都鼓励她们多参加比赛，多争取机会。感情变淡的问题可能是会出现的，虽然大家关系很好，但是因为好久不在一起，聊的话题会越来越少，但是不管怎样，大学的这份记忆会永远留在心里的。
人物周刊：爸妈跟你见面机会多吗？有没有想过在北京买套房，接他们来住？
李宇春：没有以前多。买房子的事情暂时没有想，我们家是南方人，北京的气候其实还是不太习惯。
人物周刊：今年过年回家了吗？还跟着爸妈出去串门走亲戚吗？
李宇春：在家待了10天。其实我们家以前都挺爱热闹的，不过今年回去多了很多签名拍照的(笑)。
人物周刊：今年进了长沙赛区20强的陈礼雪，媒体报道说是你侄女？
李宇春：是啊。她是我妈妈的姐姐的女儿的女儿，(笑)就是我表姐的女儿。她给我打过电话，我让她好好比，不要太紧张。
人物周刊：大家老是把你会不会穿裙子当个事儿说，你觉得这是个事儿吗？
李宇春：完全不是个事儿！也许哪天觉得自己的状态适合穿裙子了，就穿了。其实上次穿露背装之前，好多工作人员都觉得惊讶，我怎么会接受那件衣服，但是我当时一看就觉得很舒服，我愿意给大家展示他们没有见过的李宇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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