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面“文怀沙事件”：李辉的文革遗风不可长！ - daddt - daddt - 和讯博客

                                                     李咏胜
　　
　　一
　　本来，我对中国人生性善于“煮豆燃豆萁”之事，向来没有什么恨恨不已之心，尤其是对中国文人生性善于自宫自噬之事，更是没有什么不平则鸣之意。而只是把它们的客观存在，看作是同一块恶土地上结出的果子而已，只要自己不去种植就行了。

　　然而，近日看了文怀沙事件的是是非非之后，还是耐不住寂寞凑凑闹热。
　　
　　首先，此次事件引起我注意的倒不是那个那个自诩为“著名传纪作家、学者”的李辉奇文：“质疑文怀沙真实年龄及其他”，而是由它引起的社会“轰动效益”。以致无论谁走进眼前这个五花八门的网络世界，只要留意一下那些“讨武檄文”式的标题，就会感受其中的恐怖气氛了——

　　“国学大师还是江湖骗？——李辉炮轰文怀沙”；
　　 “声讨文怀沙，揭穿伪国学”；
　　“文怀沙：贱人还是大师？”；
　　“拨开老混蛋文怀沙的画皮”；
　　“十大最色老男人文怀沙”；
　　“从文怀沙现象看国学江湖的末路”
　　“文怀沙事件” 为传统国学唱挽”；
　　“‘文怀沙事件’标明‘国学’已死”；
　　“揭批文怀沙是知识界的一次自我清算”；
　　“李辉把老流氓文怀沙拉下了国学神坛”；
　　 “宜将剩勇追穷寇——文怀沙”……
　　
　　我想这些令人看后不寒而栗的暴力语言，对于那些多少经历过文革大劫难的人来说，绝不会感到陌生。回想当年，我们不是这样去整（批斗）别人，然后又被别人这样整，直到大家都被整得家破人亡才松手的。真想不到那个民族的旷世灾难才过去30多年，历史的悲剧又在以新的方式重演。真是悲哉悲哉，吾土吾民！

　　随后再来看看李辉这一陈胜、吴广式“登高一呼”的巨额利润，就不足为怪了：短短20来天时间，李辉这两个原来毫无光辉的汉字，顿时坐上了各种媒体的“主席台”，甚至连他那张并无光辉的“标准像”，也开始走红于各种荧屏和大街小巷的书报亭上，大有“国学大师”文怀沙倒下去，“文化大师”李辉站起来的。于是，不禁让我想起文革后期的滑稽人物来。此人叫黄帅，是北京海淀区中关村第一小学五年级学生。而她成名的原因，是她把自己记录老师无理管束自己的日记，寄给了《北京日报》。当时正是“四人帮”疯狂乱国之际，便把她的日记作为打压知识分子的证据抛出来，由此在全国掀起了一场“反师道尊严”的斗争。她本人也因此获得了一个“反潮流英雄”的美誉。当然，我由此“睹物思情”，并不意味着李辉就是今天的黄帅，而是觉得这两件事之间有一些共同的值得注意和警觉的东西。其中，李辉不但是主流媒体中的资深人士，且头上还有着两个明亮的光环“著名传记作家、学者”，因而绝不能把他的用心当作黄帅那么年少无知来看待。
　　
　　二
　　俗话说：“打蛇打七寸”。同时又说：“打人不打脸”。
　　这里，且让我们来看看李辉这位被称为“学术打假”的英雄人物，是如何打文怀沙这条“国学大蛇”“七寸”的。对此，我们还是先从他的文本出发，而不管别人说什么，怎么说，以免断章取义，走火入魔。当我们翻遍他的整个文本之后，发现他所打的“七寸”，其实只有如下3条：

　　1，文怀沙虚报年龄。2，文怀沙曾因“猥亵、强奸妇女”入过狱。3，据某些人说，文怀沙的学术成就仅相当于中学教师的水平。并以此为据，认定他有学术造假，欺世骗人之嫌。

　　对此，我们可将他举证的这3条“钢鞭材料”，分作两个问题来辨析。因为它其中的第1、2条，诉诸的是文怀沙的个人道德问题，唯有第三条诉诸的，才是文怀沙作为国学大师的资质问题。

　　那么，根据他第1、2条的指证，我们不得不质疑如下：

　　1，我们暂且相信，文怀沙确有虚报年龄的问题，但必须弄清楚的是，他此举究竟与他的国学大师名誉有无直接关系，比如评职称、分房、调资或引诱妇女之类？抑或他虚报年龄之后，有没有危害他人和社会的不法行为，比如欺骗社会钱财物的实证之类？

　　2、我们同样暂且相信，文怀沙在文革时期确实曾因“猥亵、强奸妇女”入过狱（须知在文革中，被污以“男女关系问题”而被坐牢入狱的人不知有多少），但必须弄清楚的是，他为此受到法律的制裁没有？抑或他有没有新的犯罪依据没有（因为他生性爱美人）？

　　倘若这两者都没有，我们只能说李辉所指证的1、2条，不但不能作为认定文怀沙今天道德依然没有改造好的新证据，更不能作为文怀沙不能成为国学大师的学术依据。因为他的这一“聪明举措”，分明不是“打蛇打七寸”，而是“打人专打脸”。或者干脆说，他使用的这一手段，其实就是历史上那种抓住个人隐私、个人私德、个人人格方面的缺陷，来置人于死地的治人谋略。据我所知，此法在文革中颇为灵验，当时某个地方曾有一个叫做：“揭老底战斗队”，其作用好似如今网上的“人肉搜索”，只有他们对谁看不顺眼，便把他的陈年旧事搜出来，贴张大字报（现今是发帖子，更省事），此人就不得翻身了。可以说李辉的上述表演，已经是八、九不离十了。
　　
　　而唯有对他第3条的指证，我们不得不特别小心对待，因为这是决定他此次“学术打假行动”究竟有据无据，有理无理，有道无道的关键一点。故而为了慎重起见，特不惜赘言将他的原文分条如下：

　　1，将文怀沙称为“国学大师”、“楚辞泰斗”的主要依据，是他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整理出版过《屈原集》以及随后陆续出版的《九歌今释》等。但是，有知情者就此发表过不同看法。

　　　　2，作家、学者舒芜指出：“包括《屈原集》整理者文先生在内的顾、汪、张、文、李、舒、黄几位整理者，都不是作为专家被聘请来，而是作为本社编辑人员被交派下编辑任务。从时间顺序来说，他们每一个都可以说是新中国整理某书的第一人，但这个‘第一’完全不包含价值意义，不是开辟者、创始者、奠基者的意思。”“他还说：“ 这几本书陆续出版，除四部长篇小说外，其实都只是薄薄一本，注释完全是简单通俗式的，那时讲究普及，谈不上什么学术性。“即便如此，文注《屈原集》问世后，随即受到过其他专家的批评，而文先生一出手就这样砸了锅，随即调离人民文学出版社”。

　　　　3，关于文著《九歌今释》等书，柳白先生在其博客上发表：“红尘过眼录之十”《文怀沙、“文革”中恐怖的“西纠”、聂绀弩、江青》，其中写道：

　　　　虽然，沙之白髯飘飘，仙风道骨之貌，极易“醉”倒某些人，但是学界知其底数的人则都明白，文的楚辞学问至多可抵一名中学教员。

　　　　3，仅以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其《屈原九歌今绎》(以下简称《今绎》)为例，即遭到诸多学者质疑。在作家出版社1957年版《楚辞研究论文集》中，李一氓和黎汝清先生对文怀沙的《今绎》提出批评。

　　其中，李一氓说文的“译文非常不连贯，仅是有一句译一句，前后句无照应，甚至一句中的兮字上下脱节。有些地方译者更是没有深刻的了解原文”。而黎汝清的文章则对沙的《今绎》有如下批评：“还必须指出的是，有的文法也欠通……”

　　李会在文中曾言之凿凿地认定说，文怀沙的学术成就仅相当于中学教师的水平。”
　　
　　然后，再以“其人之道”，继续质疑如下：

　　1，是谁将文怀沙称为“国学大师”、“楚辞泰斗”的？是主流媒体，还是社会？抑或他有没有打着这些招牌到处招摇撞骗的劣迹？如果这两者都不是如此的话，那么，他又何错之有（事实上文怀沙本人反而倒是没有这样自诩过）。

　　2，在此，尤其有必要弄清楚李辉用以支持自己指证属实的舒芜、柳白、李一氓、黎汝清、李会等人，究竟是不是研究和精通楚辞、国学的专家、学者？抑或在这方面有没有学术上的专著和论述？如果这两者都不是的话，那么，这与文革中工人批判陈景润时，责斥他的“哥德巴赫猜想”毫无用处岂不是如出一辙。而实际上他所列举的这几个，虽然是名人，但都不是学术有专攻的学者，又怎能以他们的只言片语，个人意见和看法来作为判定隔行学问的标准和尺度呢？再说，这种用别人的观点来为自己撑腰造势的作派，与文革论战中凡作文说话，必须引用马、恩、列、斯、毛语录作为论据又何其相似乃尔。而在这至关重要的一点上，近来出现的以金文明先生為代表的學術狙擊“中國特級犬儒余秋雨”的道路，倒是真的为国人提出了一条理性解构“大师”的正确方式。即，他们在看清了余秋雨的非文化和非学术的种种犬儒作派之后，不是像李辉本人及他上述所举证的名人那样，用一、两句断章取义的，自以为是的话，来作为打压别人存在的利器。相反，而是潜心深入到余秋雨的作品中去，最后才拿出一个个具有学术价值的作品和论文出来，从而达到了从学理解构“文化大师”余秋雨的致命奇效。详情请参见金文明著《石破天驚逗秋雨——余秋雨散文文史差錯百例考辨》一书（山西书海出版社2008年6月出版）。该书的显著特点是查证出了余秋雨散文作品中130多处文史知识上的差错，从学理上令人信服地否定了余秋雨作为“文化大师“的地位。

　　3，据笔者所知，李辉曾在胡风问题研究上用过不少心力，却为何不知舒芜是一个整倒胡风而始终不忏悔的关键人物，竟反而在此将他作为再整文怀沙的利刃搬出来，其用意和目的不知何在（未必是为之洗白么）？当然，从所有受难者都应该享有出声的机会这个大前提上说，舒芜完全享有自由言说的权力，但可惜他在此所言说的，并不是什么学理，而是一些与学理无关的事理。因为事实上，文怀沙除了他所列举的《屈原集》外，还有那么多等身的著作在，为何不对它们一一作出否定的评论，而给人留下一个“攻击一点不及其余”的把柄。
　　4，据李辉后来在频频面对媒体，坦诚自己为什么质疑文怀沙时透露，是由于看不得他近年来到处频频风光露脸，到处张扬“国学大师”风范，到处表演爱美人之媚态之所致。由此不难见出他这一“学术打假”的“良苦用心”：——原来李辉并不是在研读了文怀沙的著作之后，与文怀沙的学术造诣过不去，而是在没有认真研读过文怀沙著作的情况下，与文怀沙的文化人格过不去。因此，才会得出一个文怀沙由于人品不好，不配作为“国学大师”的定论。
　　
　　三
　　整个来看“文怀沙事件”，笔者认为有必要说清自己的“立场”之后，才能作出自己的判断。

　　首先，本人没有什么“国学”根基，更对它没有什么研究兴趣。因为在我看来，倘若“国学“不能为现在活着和将来还要活着的我们，提供民主、自由的精神资源和善行、关爱的人文精神资源的话，那么我为什么要去研究它？或者说，如果“国学”不救我，我为什么要去救“国学”。因此，对于那位有着“仙风道骨”美誉的“国学大师”文怀沙，我向来是尊而不敬，敬而远之。原因是我与他那种只有大师之名，而无关注现世人间情怀之实的精神贵族，内心总是格格不入，就像他们也会与我格格不入一样。其中，尤其是对他在文革中对皇上和宠臣不惜摇尾乞怜，事后还以此为荣，四处招摇眩耀的奴才愚行，更是深为不齿。所以眼见李辉对他的重拳出手，情感上本来是相通的，但最后我之所以选择站到了少数“保文派”一边，其目的不是为了保某个具体的文怀沙，而是为了所有的文怀沙们今后不再重演“尊严扫地”、“人格审判”、“私德公审”一类悲剧罢了。因为我认为李辉的所谓“学术打假”，其实是一次鲜活生动的“道德打假”，而他所使用的“批判的武器”，完全是从文革那个“批判的武器”中收捡回来的旧货，故而他的这种文革遗风绝不可助长。

　　同时对于李辉其人，由于笔者以前曾读过一些他的作品，对他不少虎虎有生的新锐之见，可谓心有所仪。但这一次，我分明觉得他错了，至少他使用的方法和手段错了。本来别说他解构一个由旧体制生养出来，又靠着这个旧体制逍遥得意的 “国学大师”，即便他把所有这一类的 “大师”们都解构了去，我也是礼赞有加的。然而，唯独对他用这种非学理、非智性的方式来进行解构，就不但不恭维，反而要反对了。

　　再说，李辉长期站在那个中国媒体的最高处，按理说对中国知识文化界近年越演越烈的“造假事件”，应该是最知情者，理应秉承自己的学者良知和勇气，对这些真正污染知识文化空气的学术腐败行为，张开“学术打假”的大旗，而遗憾的是他对这些却没有什么作为，仅只是对文怀沙这个“学术大假”不遗余力，这就使人不得不怀疑他这一“学术打假”的真伪问题了。且不论他对一个已经没有多少反抗力能的行将就木老人，如此老拳相向，竟让我这个没有受过多少国学熏陶的人，也感到了莫名的惭愧和汗颜。
　　
　　最后，我想不妨这样自圆其说：

　　这次由李辉引发的“文怀沙事件”，对整个知识文化界的影响和震动是巨大的。以致20来天之内，不少体制内和体制外的媒体，不少懂不懂国学，关不关心国学的人，都自觉参与到了这一热评热议之中。其中，特别是“倒文”阵营之庞大，责斥声之烈，更是前所为见的。

　　客观地看这次“文怀沙事件”，它已经从知识文化方面，向社会反映出了这样一个深刻的问题：当前社会对体制内豢养的“国学大师”和“文化大师”们，俨然已到了人见人恨，人人喊打的官民对立程度。同时更对体制性的学术腐败现象，充满了发泄厌恨和憎恨的情绪。因此，我们对此必须保持冷静和警觉，才能从中剔除那些带着躁动与偏激的非理性因素，把从中的进步力量引导到理性批判的认知方式上去，而不能助长它们用文革的斗争手段来达到建构新国学、新文化的目的。这中间，包括许多令我敬重如山的著名专家、学者在其中所起的鼓动作用，都是值得认真商榷和反思的。

　　结语：解构所有的“国学大师”和“文化大师”都是可以的，但用非理性的方法和手段去解构，则是万万不可以的。
　　
　　2009.3.10匆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