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樟柯谈《二十四城记》：不“安全”的电影

[一种声音]贾樟柯谈《二十四城记》：不“安全”的电影

受访：贾樟柯 采访：南方周末记者 李宏宇 实习生 商玲 发自北京

贾樟柯在给陈冲说戏。陈冲演的是第二代厂花“小花”，1978年从上海航校分配到工厂里，外号“标准件”，这个工人心中最美丽的女人，最后却孤独一生

成都东二环外一片840亩的土地上，存在了50年，是曾有近3万职工、10万家属的一家工厂。过去叫“成发集团”，再过去叫“420厂”。一年之内工厂迁移、拆除，今后这里将诞生“二十四城”，一片巨大的商业住宅区，整个区域的地产开发将持续30年……

《二十四城记》是贾樟柯在内地公映的第三部电影，这也是他第三次把关注投向中国式“奇观”背后的凡人。

《世界》里的奇观是世界公园，由穷乡僻壤来的打工者在此劳作，给城里的游客提供廉价浏览异国风情的服务；《三峡好人》里的奇观是空前宏大的水利工程；在《二十四城记》，是成都东二环外一片840亩的土地上，存在了50年，曾有近3万职工、10万家属的一家工厂。过去叫“成发集团”，再过去叫“420厂”。一年之内工厂迁移、拆除，今后这里将诞生“二十四城”，一片巨大的商业住宅区，整个区域的地产开发将持续30年。

当年从新闻里看到这些数字，贾樟柯说自己“打了个冷颤”。

由万人大厂到商业楼盘的当代变迁，触动了贾樟柯对记忆的一贯敏感。他的第一反应是拍摄一部口述历史的电影。但最终的《二十四城记》显然不是这样，看过影片的中国观众议论最多的，恰恰是普通工人的采访段落与职业演员扮演的“采访”段落并列交错时，那种“不明虚实”的错愕。

这到底是纪录片还是剧情片？

突兀形式的背后，贾樟柯有他完整的经历和思路：“当然还有我一贯以来的心态，因为我不太愿意做那种‘安全’的电影。”

电影拍完，贾樟柯还做了一本书，从电影采访工人的素材里选出十个人、十五六万字的内容，定名为《中国工人访谈录》。他自己写了序，标题叫《其余的都是沉默》。贾樟柯说：“无论采访过程还是电影里，很多时候是沉默的，我把所有更惊心动魄的东西放到了沉默里面。对这样一个人群，这样一种经验的讲述，的确才刚开始。”“贾樟柯现在是成都最有名的导演，张艺谋、陈凯歌不及他的一半。”诗人欧阳江河说。

社会主义工厂又叫“单位”，它跟现在工厂的不同是，在“单位”里，大家生活在一起，感情在一起，“单位”里面有每个人的尊严和信仰　图/西河星汇

编剧翟永明说，成都飞速发展，“420”厂却停滞了，他们跟这个时代脱节，完全生活在自己的世界里　图/西河星汇

我没故事，我一点都不重要

“问”真是个技术。第一天采访一个东北来的老工人，我跟老工人聊了五分钟就没话说了。他不知道该说什么，我也不知道该怎么问，人都是活在当下，该打麻将的打麻将，该看电视的看电视，不去碰那个记忆，当你要碰的时候又很疏远，一下子不知道从何说起。第二天我让一个记者帮忙，她主问，我在旁边补充。

采访了几天之后又有一个问题。我遇到的大部分人是不讲自己只讲别人——我给你讲一个事，我们是哪个车间的，我们车间有个谁谁，出了个什么事，讲得特别好。

有很多人，一听到我们问“当年您是干什么工作的”，马上说你不要问我，我没故事，我一点都不重要。有一个工人说“我的生活像白开水，比水还白”，实际上最后讲完，他的生活比酒还浓。

后来我就在想，为什么是这样？我发现中国这几十年的变化，就是从集体主义到个人主义。基本上这个电影背后的叙事线索，就是这一代工人怎样从集体转变到个人。

你拍了个“伪纪录片”

为了拍工厂拆迁的不同阶段，我无数次去又无数次回来。拍的过程里，白天采访，晚上就有很多故事的想象。

你的创作就不是很专心了，人家讲了什么，就想可以发展成一个单独的故事。再好的讲述也是片段式的，零散的，有时候讲述背后的经历没法追问。

那些工人的采访是不可缺少的，因为那是一个真实的证词，这些当事人是存在的，他们真实地告诉我们发生在他们身上的事情。

使用演员，其实也是因为特别想要商业发行，这个愿望特别强烈。不是为了钱，是为了被更多的人看到。拍电影的时候我一直想着发行，让采访的八九个人都出现在一部电影是不可能的，所以让演员把几个人的经历浓缩、集中到一个人身上，也是一个操作方法。

后来有人说，贾樟柯，你拍了一个伪纪录片。我说不是伪纪录片，就是虚构的；我要“伪”就会找一帮非职业演员，他一定能演出来，我不告诉你你还以为是真的，而我却是实实在在告诉你这是假的。我信任这种方法，但我知道它一定会有一种观影上的障碍，一种观影上的突兀感。

越老的工人越维护这个体制

我刚去的时候，我有很强的针对体制的批判意识，我觉得这个体制实在是让人付出很大代价，泯灭了个人价值、尊严、个性，当一切转变后他们又被牺牲掉了，实际上最后连记忆都牺牲掉了，连厂房都不给他留一间。

我采访了一位女工，她说导演你知道有句话叫“以厂为家”吗。我说我当然知道，她说你不要觉得这只是一个口号，我就生在这个工厂，幼儿园、小学、初中都在这个厂，上完高中就想回到这个厂上班。那就是我们的家。所以她刚入厂的时候，说加班就加班，说星期天要干活就干活，“厂荣我荣，厂衰我衰”，给钱当然好不给也得干。可突然有一天跟你说，给你6万块钱买断工龄，这厂跟你没关系了，我接受不了。不是6万块的问题——你要早告诉我最后会是这样，我就不加班了，我大好的青春去谈恋爱去玩多好啊。

但在采访过程中我不得不去接受和体会的是，几乎所有人总体上都不评价这个体制，不评价工厂，不抱怨工厂。一是因为电影也是一个媒体，要让这个东西变成公共的呈现在银幕上，他们不愿意。越老的工人越在维护这个体制，绝不是他对这个体制没有反省，没有批判，而是他很难背叛他过去青春的选择。

一个六七十岁的工人，如果否定了这些就等于否定了自己的一辈子。他实际上清楚得很，知道你们在外面怎么弄钱，既得利益者是谁，都不傻，都是高级知识分子啊，修飞机的。他们真的是在维护自己青春的选择，在维护自己曾经的信仰。那个信仰在当初是非常真诚的。我接触到的不是一片抱怨，一片哭诉，而是保持一种感情，他用感情来代替批判，用一种怀旧的感情。

我不愿意破坏这个东西，这不像传统的故事片那样可以快刀斩乱麻。

也是在采访的过程里面，我特别惊讶的是体制本身的封闭感——整个生老病死的过程工厂内部都可以完成，这边有婚礼录像，那边有寿衣花圈。

来源： 南方网　 贾樟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