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政权的毁灭之路

        虽然本书的研究时间段横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这12年，但其论述重点在抗日战争时期，着重论述了抗日战争对国民党政权在政治、经济和军事等方面带来的灾难性影响，兼而言及地方军阀和最后的金圆券改革。在回答国民党为何失去大陆的问题时，作者独具慧眼地指出，“国民党政权的根本弱点，与其说是在它的主义之中，倒不如说是在它的体制之中。”该书之所以命名为“毁灭的种子”，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

        作者首先研究了抗日战争中农村经济的变化，特别体现出了国外学者注重以数据说话的优秀传统。战争会带来粮食价格的上升，而国家支付更多货币购买粮食又会进一步促使粮价上涨。抗战中的国民党政府在收入大幅萎缩的情况下，为了供养日趋庞大的军队，不得不抛弃正常的田赋模式，转而依靠征购、征借、摊派、劳役等严重损害广大农民利益的征收方式，使农村经济趋于破产，农村社会结构趋于解体。而对于一个传统的农业文明而言，自耕农经济的破产对国家的命运才是致命的。纵观历史，罗马帝国、拜占庭帝国和中国历朝历代莫不如此。作者在书中也说道：“政府对农村粮食资源动员能力的衰竭是它政治衰弱的标志，并对它的财政崩溃起了重要作用，而这可能是它垮台的关键原因。”国民党政府作为一个未能实现中国向现代化转型的过渡性政权，自然难以逃脱这个规律。

        政权的维持还取决于其自我改革的能力，如果改革进行不下去，结果不是革命就是周期性的农民造反大破坏。于是紧接着对农村问题的分析，作者叙述了以“三民主义青年团”和“革新运动”为代表的国民党政治改革。可好笑的是，三青团和“革新运动”的成员起初立意是为了改革国民党涣散腐败的现状，但他们一旦自己做了官，也变得和以前他们猛烈批判的国民党官僚完全一样了。对于这样一个吊诡的变化，作者指出，“没有一个有效的、制度化的沟通渠道，可以促使国民党政权的官员在处理政府事务时对选民或者政府以外的力量负责，所以绝大多数官吏很容易就把政府的主要目标丢弃了。”这番话至今读来，仍不禁令人别有感慨。

        作者随后还花费大量篇幅描述了国民党军事体制诸如军官素质、征兵制度、伙食医疗等方面的糟糕状况。但与对农村问题和政治改革的深刻剖析相比，此部分内容略显单调枯燥，史迪威等美国人的回忆录中对国民党军事体制的弊病有更鞭笞入里的批评。不过，作者在批评国民党军事体制的同时，更是高度赞扬了国民党领导抗战的决心和毅力。“它在与一个在组织、训练和装备上占有绝对优势的敌军的战争中坚持了八年，与法国和英国比较起来，中国军队的抵抗是一个决心和自立的奇迹”，这句话可谓对国民党抗战历史地位的公允之论。

        但是蒋介石可以用“以空间换时间”来拖垮日本人，但却无法使这样一支战斗力低下的军队在内战中获得胜利。内战战场上的国民政府军队不过就是一个泥足巨人，根本不能阻止全新体制支撑下的共产党军队，胜利来得如此之快，甚至也远超毛泽东之预料。

        本书在开头和结尾还分别以云南为例叙述了地方军阀和中央政府的关系，以蒋经国金圆券改革为例论证了国民党最后一次经济改革的彻底失败。但纵观全书，这两部分无论从深度还是广度而言，均感觉一般，不够出彩。而作为一名国外学者，其对中国政治的理解也稍有欠缺。本书对三青团特别是蓝衣社的记述曾遭致海峡两岸学者的批评，“革新运动”似乎也并非像书中所表现的那样具有代表性。王奇生所著《党员、党权与党争》一书对国民党时期的政治有更为生动细致的描述，其对国民党政治体制的剖析也更显深刻。

        抗日战争就是这样一颗“毁灭的种子”，不光毁灭了日本侵略者，也毁灭了国民党政权。其实在抗日战争前的十年中，国民党政府经过努力，已经使中国这个积弱已久、四分五裂的国家初步实现了形式上的统一，社会经济逐步走向正轨。但卢沟桥的一声枪响打破了所有中国人关于美好未来的幻想，抗战对中国的影响也绝非人身死亡和财产损失这么简单，它打断了中华民族向现代化转型的这一过程，使国民党政权在战争中百疾缠身，统治趋于解体。而中华民族更不得不在抗战胜利后需要以伤亡上千万人的代价重新开始向现代化的缓慢进程。这才是日本侵略者对中华民族犯下的最大历史罪行。

        作者在书中也不无惋惜地说道：“如果历史在1945年后对国民党人更为仁慈些，如果没有内战，如果战后年代国民党能成功地在大陆创建一个稳定的国家，现在的历史学家将会把国民党人对日本侵略的抵抗视为一篇大无畏牺牲的英雄史诗。”可是历史容不得假设，抗战胜利之后仅仅一年，华夏大地又响起了隆隆的炮声，中国历史又被迫掀入新的一章。

        历史有时就是这样无情，这样的不可思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