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丹:想客观塑造真实鲁迅 没想文革险被活活打死

　　解放后，赵丹进入了电影创作生涯的新时期。他既有成功地主演《李时珍》、《林则徐》、《聂耳》、《在烈火中永生》的辉煌，也有因主演《武训传》遭到突如其来的批判而产生的困惑和痛苦，更有为演大文豪鲁迅而倾情投入、精心思谋最终却不了了之的无奈和郁闷……

　　满腔热情主演献礼片

　　1958年“大跃进”期间，文化部主管电影的夏衍、陈荒煤直接向我们安排了《林则徐》、《聂耳》两部“国庆十周年献礼片”任务，要求一年内(到1959年秋季以前)完成。我是欣然从命，全身心地投入到这两部影片的创作中去。

　　在我的脑子里，本来也没有历史题材和现代题材之间的鸿沟。我曾和李准、张瑞芳相约同演《李双双》，我饰喜旺。后来，让我演《林则徐》，我也很高兴，但念念不忘孙喜旺，直到看到仲星火同志把喜旺演绝了，才解了我作为一个演员对角色的“相思”。

　　我无论是扮演终身为平民造福的医生李时珍，焚烧鸦片、反抗侵略的爱国英雄林则徐，革命激流中成长的音乐家聂耳，还是扮演面对刽子手的屠刀而宁死不屈的*员许云峰，我首先“从自我出发”去体验、理解人物各自的思想感情、所作所为；使他们在伟大、崇高、杰出、优秀中又都蕴含着普通人的真实、朴素、自然、平凡。

　　就在我艺术创作重新进入振奋时期的同时，我的政治热情也被得到肯定。1957年反右以后，我被吸收为中国*员。我入党后，对事业更充满了热诚、信心和美好的向往。

　　《林则徐》和《聂耳》同时荣获了文化部颁发的优秀影片奖。这样的成就被认为是我的表演艺术进入了第三个阶段，在追求体验和表现相结合的风格上又有了提高。

　　毛遂自荐

　　听说文化部计划中要拍摄影片《鲁迅传》，预定在1961年9月鲁迅诞辰80周年时公映。前期筹备的任务交给了陈鲤庭，而且叶以群已经写出了剧本的初稿。

　　于是，1960年我先在北京毛遂自荐地向陈鲤庭提出，我要演《鲁迅传》里的鲁迅！回上海，更进一步地向组织硬要下这个任务。

　　文化部、上海电影局确定建立重点片《鲁迅传》筹备组，由陈白尘、叶以群、柯灵、陈鲤庭等编写剧本上下集，于伶担任历史顾问，并明确宣布由我主演鲁迅。我得到了自己最倾心的角色演，浑身经脉都舒畅，兴奋得不得了，就像换了个人似的。

　　《鲁迅传》筹备组曾组织创作人员赴鲁迅故乡绍兴体验生活。第一次去是在1960年，我遇见了人民日报记者袁鹰。次年我又去了，访问了昔日闰土的后代，踏遍了绍兴的山山水水。从百草园、三味书屋，到划乌篷船、听社戏、偷豆子、糊风筝，我都细心琢磨，似乎又重新回到了童年。我去洋楼下面捉蟋蟀，并买来了蛐蛐罐和叫蝈蝈笼……剧本上没写也挡不住我想啊，我想得越具体越丰富，人物才能越饱满，我得把鲁迅从小到老到死一辈子的遭遇都一一想几个过儿，方能做到举手投足、言语顾盼只属于鲁迅。

　　周恩来总理对《鲁迅传》创作人员说：“鲁迅一生经历了清朝、北洋军阀政府、国民党政府三个朝代，通过影片的编排，以鲁迅为中心把三个朝代的历史资料收集起来，是十分重要的工作。《鲁迅传》上集要写到袁世凯，对袁我不熟悉，但北京有熟悉袁的老人，可以访问。下集中如果出现蒋介石，我可以向你们提供资料。两次国共合作，我和蒋的来往不少，对蒋比较熟悉。不要因为他是‘人民公敌’就不敢碰。暴露旧的东西，挖出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的老根子，这样不会割断历史。可以教育后代。”

　　1962年5月1日劳动节晚上，毛主席在上海接见了我们一些文艺工作者。毛主席笑着对我说：“上次是剃了光头，这次要留长头发了。”上次是指主演武训，这次是指主演鲁迅。当晚我写信给儿女说：“我今天特别兴奋……其实，昨晚就一直兴奋到现在。我再一次见到了我们敬爱的毛主席了！……我这次见毛主席谈话已经是第三次了。前次正是《林则徐》、《聂耳》的筹备工作期间，这次又正好是《鲁迅传》的筹备工作期间，每一次见到他老人家，我总感到莫大的鼓舞……”

　　30年代我在上海是见过鲁迅先生的。他曾看过我们的演出。到1936年10月在上海殡仪馆为鲁迅送葬，我去拜祭过，并悄然离去。早在自己青少年时代，鲁迅先生那反虚伪、反专制的精神，战斗而严谨的形象，就是我心中最亲切的榜样了。他的作品和人品，已经融进了我的生命。我要将鲁迅还原为可爱的有乡下人气的天真长者。

　　自从准备塑造这一形象起，我便无时不在筹划着如何才能表现出鲁迅先生的风采。“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是多么鲜明的人生态度！怎样的一颦一笑才能刻画出先生刚柔相济、爱憎分明的性格特征和深邃的思想？怎样的习惯动作才最能体现人物的独特神态？我精致地设计着，细细地揣摹着，慢慢地体验着，小心翼翼地捕捉着脑海里闪电般的灵感，用它们来帮助体现人物的光芒。

　　我是如此梦寐以求地渴望着扮演这个艺术形象啊！

　　我等不及人物造型图交稿，就兀自钻进上影厂服装仓库，去找鲁迅穿的里外衣裤鞋袜，穿着“鲁迅的衣裳”回了家。我处处体验鲁迅的日常生活习惯。例如：只用“金不换”毛笔写字；从此我抽香烟都抽到根子；而且除了用小酒盅喝绍兴黄酒以外，不再喝别的酒了。

　　家里变成“鲁迅书房”

　　我把家里变成了“鲁迅的书房”。那时，仅此一张的写字台不但被“鲁迅”的毛笔、墨盒、八行红格纸占了，还被浆糊、竹条、瓦片风筝挤了。我认真地练着手艺。我想：鲁迅必然糊得一手好风筝和带红眼珠的兔儿灯，这可以从他以后搞木刻版画运动，时常亲自动手钉书和画册，补裱残旧古书得到印证，其手工必是很巧的，别老光秃秃表现他写了又写。别看鲁迅是个作家、书生，他还有“手不抢闲”的农户人家本色——这一定要找出缝隙表现。这样，人物就立体化了，就活生生地在我身上立起来了。

　　我当时还办了件大事——拜上海评弹团老艺人、以评书《绍兴师爷》闻名的张鉴庭为师。我请张老师讲是怎样将绍兴师爷说得出神入化，风靡江南一带，屡挂牌演出屡客满的。我不避讳张鉴庭曾是右派(尚未甄别)，亲赴石门一路虚心拜师，颇令评弹团感动。其实，我跟评弹团的友谊很不一般，当年评弹团曾跟我(上海文艺工作慰问团副团长)一起赴抗美援朝前沿火线慰问过志愿军。

　　我认为“一方水土养一方人”。绍兴师爷，是绍兴文人参与朝廷大小政事代代相传的传统，乃地方特色，有着历史文化以及血统渊源的。秋瑾是才女参政，鲁迅之笔亦属参政之笔。他不入朝，比入朝还厉害，并自由得多。他写闲篇杂文比政论还有力度，覆盖面更广阔。他悟得绍兴师爷的通透、机敏、幽默、厉害、挖苦和自尊。师爷者，政治参谋也——风骨入髓。

　　同意周扬定的调子

　　1961年年初，《鲁迅传》摄制组(筹)成立，初步决定：由上海天马电影制片厂筹拍电影《鲁迅传》(上下集)，全国电影界群英荟萃：于伶担任历史顾问，陈白尘、叶以群、柯灵等集体编剧，陈鲤庭执导，赵丹饰鲁迅，于蓝饰许广平，蓝马饰李大钊，于是之饰范爱农，孙道临饰瞿秋白，等等。

　　摄制组包下了上海电影制片厂招待所瑞金一路(淮海中路口)150号大楼的一些房间。从北京来的蓝马、于是之、于蓝、孙坚白等主创人员，齐聚上海。给我的大房间是在四楼，面向东南角。刚从上海戏剧学院毕业的任申、冯笑、孙永平是我的小喽口罗(次要演员皆未定，是组织上委派他们为外来艺术家们打杂的)，也集聚一堂。

　　我为扮演鲁迅体验于角色的生活中，把一间房子布置成鲁迅先生的卧室，一面读他的作品，一面也参看些如何扮演历史人物的书籍。

　　我在《鲁迅传》剧组内，同意周扬定的调子：“不要把鲁迅的起点写得太高。要把他写成个文学家，不要写成个政治活动家。”

　　我试图体现鲁迅的言谈笑貌，边做边说。学几个外在的动作容易，而主要的在于内在气质上像，这就很难了！我演鲁迅还有办法、有点自信，因为鲁迅毕竟还是个文学家，同时我从小就喜欢读鲁迅的小说，那时就学习用鲁迅的笔调写小说，因之还可以培育这点通向他的气质。但如果要我演一个“政治家”，那我是没法演的！我的气质跟“政治”太不对路了！

　　为了提高和丰富表演方面的创造性气质，并使自身的气质接近这位文豪、革命者，我长期注意磨砺自己，拍片之余便博览群书，写字绘画以颐养性情。在拍外景时，每到一处便练习写生，让大自然的浩然之气倾于笔端，蕴于心间。

　　1961年，我在北京为《人民中国》杂志撰写了一篇文章：《艺术家要用自己的语言说话》，其中删节了毛主席对鲁迅的三个“家”、五个“最”字的崇高的历史评价。后来遭到严厉的批判。我当时在笔记本上写道：“无论如何不能抱着主席夸赞鲁迅的几个伟大去创造角色，那就糟了，必须忘掉那几个伟大。”为了这句“反动透顶的话”，后来在“文革”中我险些被活活打死。其实我说“必须要忘掉几个伟大”，不过是演员如何进入角色的技巧途径而已，与对领袖的尊重与否是完全不搭界的。

　　从上海电影制片厂成立《鲁迅传》摄制组(筹)起，我曾几度胡子留了又剃，剃了又留，还常常穿着鲁迅的服装，吸着烟，模仿人物的形态，可是却终究未能拍成。我以20年的艺术年华迷醉饰演鲁迅，终于成了深深的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