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人与做事的根本问题

　　做人与做事，构成了中国人日常社会实践的全部。仅从字面上理解，这个事实判断并无特殊之处，因为没有哪个异族的社会实践不是围绕着做人与做事展开来的。但是，将“做人”与“做事”本身内化为人们“政治哲学”的两个基本维度并在此基础上构建起一个完整的、自主的、封闭的家国伦理体系和社会实践观，却是中国人的独有景观。

　　沿着“做人”与“做事”这两个基本维度，可以不断梳理出一系列的对偶性的哲学范畴：义－利、立德－立功、义理—事功、道－器等等。在这些范畴之中，义、做人、立德、义理、道皆可归纳到“道德之学”中去，利、做事、立功、事功、器皆可归纳到“实务之学”中去。这样，“道德之学”与“实务之学”构成了更大范畴的对偶关系。但是，这种对偶关系并不是一种简单、平等的对称关系，而是在中国人长期的社会实践中形成了“价值不对等”的对称关系，正如男性与女性在生物学上是对偶的二元，但在社会实践中，二者却演化出价值不对等的两性世界。

　　做人与做事的首要问题是处理好“孰轻孰重”或“谁先谁后”的问题，这是中国人在做人与做事的社会实践中形成的最基本的历史经验。这个经验依然支配着今天的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世界。2004年，北京大学校长许宏智与耶鲁大学校长Richard Levin做客中央电视台，谈到了大学生进入大学后的任务。许宏智说了三个要点——做学问、做人和服务社会；Richard Levin说了两个要点——质疑和学习。两人的对话反映了中美两国的知识精英对“安身立命之道”的不同认识。许宏智是一位具有专业意识的当代自然科学家，但并没有退去传统士大夫的强烈“做人”意识。我的母校福州大学，是一所以理工科起家的高校，现任校长吴敏生出身于清华工科，他在每年的新生大会上言必及“先做人再做事”的道理。而福州大学的校训——明德至诚、博学远致，显然是提倡将“道德之学”置于“实务之学”之上的治学理念。

　　杨国强在《义理与事功之间的徊徨》一书中，从“义理”与“事功”的哲学维度对曾国藩、李鸿章及其时代进行了理解式的考察，实际上是“做人”与“做事”的某种叙事转换。在1860（庚申）至1894（甲午）年间，清王朝一直处于内乱和外侵的双重困扰之中。为了挽救岌岌可危的时局，朝廷不得不将中央集权逐步下放，从而导致地方官僚群体的崛起。对近代中国的历史转向产生了深刻影响的洋务运动正是发生于庚申至甲午年间。作为洋务派代表人物的曾国藩与李鸿章在此期间先后攀爬到了其官宦生涯的顶峰，成为清王朝权力体系里灸手可热的人物。曾国藩虽为洋务运动的发起者，但真正把洋务运动推向高潮的则是年纪小他十二岁的李鸿章。然而，李鸿章所获得的历史综合效益却远不如曾国藩。为什么？杨国强在本书的后记中感叹道：与曾国藩之能够以人格超越事功比，李鸿章则是因事功淹没了人格而见弱。这个结论既是杨国强先生的价值判断，也是中国历史的基本经验。做人与做事，孰轻孰重？对于中国人而言，这是一个根本问题。

　　在杨国强的历史叙事中，曾国藩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最后一位代表，是一个“有信念的道德主义者”。曾国藩“以朱子之书为日课”，“一生汇融汉宋，以富有个人体验和学理深度的经世之学换来众多士人的服膺。”“曾国藩生当一个多事的乱世，然而他关注‘风气’，更用心于化人。”在说到李鸿章时，杨国强说道：“李鸿章是洋务运动的中心人物。然而他始终未能成为洋务运动的精神领袖。”“李鸿章一生很少关注风气，却在身后留下了污漫的风气”，“他重做事过于重为人”。因此，杨国强评价道：没有人格力量作支撑，负重者是难以致远的。[1]

　　李鸿章与曾国藩比，输在了“人格”上，也就是“做人”的功夫不到家。那么“做人”具体指什么呢？杨国强没有说到这个问题，但我们却不难理解。

　　在镇压太平天国起义的过程中，曾国藩充当了朝廷最大的刽子手，双手沾满了人民的鲜血。从“朱程理学”到“手刃同胞”，这种看似矛盾的人格裂痕却被强悍的“内圣外王”的“做人哲学”抹平了。成功扑灭太平军之后，曾国藩受到了国家极权的重大褒奖，一路平步青云，官至二品。后来者更是对曾国藩的做人哲学趋之若鹜，将其家书、信札、辞章视为“中国官场学”的经典文献。毛泽东青年时期潜心研究曾国藩文集，得出了“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的结论。蒋介石则认为曾国藩为人之道“足为吾人之师资”。与曾国藩的“柔和－暴力”美学形成对比的是，李鸿章对十九世纪末的维新派则充满了单调的同情，当他们倒在血迫之中时，唯有李鸿章一人挺身而出，在西太后面前为他们说话。在李鸿章身上，我们可以看到曾国藩不具备的现代人文色彩，但是历史的天平并没有向李鸿章倾斜，而是将其悬置在争议板上。

　　李鸿章与曾国藩的历史际遇，让我们看到了“做人”的复杂性，它既不是指“做好人”，也不是指“做坏人”，而是指在处理宏观政治生活（国家政治）和微观政治生活（生活政治）中皆能达到一种圆融的境界，这个境界的伦理底线则是“政治正确”。纵观曾国藩一生，其微观政治生活处理得滴水不露，其宏观政治生活虽偶有失蹄，最终还是臻于圆满。而善于做事的李鸿章，虽然比曾国藩更富果敢和血气，但终因超越了“政治正确”这条底线而留下了众多败笔。

　　曾国藩的历史成就来源于其对中国传统“做人哲学”的精妙理解，因此杨国强称他是“以学问成就事功”。这里的学问，实际上就是做人的学问。而做人的学问并不止乎“做人”，而是统摄了“修身”、“齐家”、“治国”等等事功。“做人”与“做事”的这种内在关系统一于传统士人的家国意识形态之中，但到十九世纪中期，这种内在关系的和谐性遭到了外在力量的冲击，一度暴露出惊恐不安的表情。

　　曾国藩大举洋务运动之后，“做人”与“做事”的对偶关系转化为“中学”与“西学”的关系。当西学以坚船利炮等物质文明侵入中国的时候，曾国藩表现出了深深的不适感。因为这些西洋怪物毫无“道”之美，却显示了其无与伦比的“器”之粗暴。这是“器”对“道”的一次巨大颠覆。曾国藩虽然发起了洋务运动，但他打心里无法认同没有“道”之美的西洋实物。与曾国藩相反的是，李鸿章对中国传统士人所热衷的“时文帖刮”表示出鄙夷之态，却对西洋器物表现出极大的热情。李鸿章的这种心态在“孔子不会打洋枪，今不足贵也”一语中尽显无遗。

　　洋务运动的另一位晚辈人物――张之洞，提出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口号，实际上是对“中学”与“西学”僵硬关系的一种调和。这种调和的手段在接纳“西学”的同时，力图确保以道德为核心的“中学”处于主体地位。张之洞的“体－用”论，将“中学”与“西学”的对抗关系重新纳入“做人”与“做事”的和谐关系中去，正是代表了传统士人的理想归宿。洋务运动虽然一度以“器”压“道”，但这只是短暂的惊悚，终究未能改变中国人以“道”制“器”的永恒信念，更无法颠倒中国人“做人”与“做事”的哲学实践。

　　一百多年过后，当我们在互联网上搜索曾国藩和李鸿章的资料时，发现人们普遍将曾国藩描述为“千古第一完人”，而李鸿章却难以盖棺定论。这些来自网络的匿名评判代表了今天的历史意志，“做人”与“做事”的家国伦理体系并不会因为时代的前进而瓦解。它再度支持了我所秉持的“传统不变”之观点。

　　值得一提的是，洋务运动后期，李鸿章痛感中国积弱不振的原因在于“患贫”，因此提出“富强相因”、“必先富而后能强”的主张，将洋务运动的重点转向“求富”，一批民用企业及具备现代商业意识的商人也随之出现。“商”的兴起成为洋务运动后期的一个重要转折点。自春秋战国以降，士、农、工、商构成了中国传统社会中依次排位的四大阶层。“士”是读书人（也有人认为“士”是指地主阶级）；“农”是农民；“工”是小手工业者，“商”是商人。这四大阶层实际上构成了两对范畴：农与士，工与商。“农”代表了农业社会的经济基础和被统治阶级，“士”代表了农业社会的上层意识形态和统治阶级。相应地，“工”代表了非农业社会的经济基础和被统治阶级，“商”则代表了非农业社会的上层意识形态和统治阶级。在传统农业社会，“士”与“农”构成了国民体系的绝对主角，而“工”与“商”则是被贬斥的配角。“商”被安排在四大阶层之末，正是农业社会的统治者对未来社会形态的潜在统治者的极端敌视。

　　洋务运动后期，随着现代工厂体系的建立和一批现代商人的兴起，“做人”与“做事”的伦理话语本应实现从“士”与“农”向“商”与“工”的飞跃。但是，由洋务派推动的近代民用工业是在“官督商办”的政策下起步发展起来的，中国商人在近代工业社会的萌芽阶段就出现了历史的缺位。后来洋务运动的民用企业在经营方针上逐步实现由“官督商办”到“官商合办”的转向，“商”的力量开始兴起，但“官”依然处于强势地位。这种局面致使独立的商人阶层姗姗来迟，以胡雪岩为代表的“红顶商人”（官僚商人）则填补了这个历史的空白，充当了近代工业社会以来的商业领袖和精神楷模。洋务运动虽然在内部蕴育了近代商业和商人群体，但不可能培育出一个独立的具有现代商业意识的商人阶层，而是奠定了“官商结合”的基调。这个基调影响至今，成为当代中国商业意识形态领域不得不面临的一个历史遗留问题：在当代中国社会，“做人”与“做事”的首要问题不是要处理好“商”与“工”的问题，而是要处理好“官”与“工商”的问题。

　　写作此文时，央视8套正在热播《大龙脉》。该剧以洋务运动为历史背景，重构了近代工商业巨子唐廷枢的形象。在历史上，唐廷枢（1832—1892）是李鸿章洋务运动事业的重要台柱之一。他开创了诸多中国第一:中国第一座煤矿——开平唐山煤矿，中国第一条准轨铁路———唐胥铁路，中国第一台机车———龙号机车，中国第一袋水泥，中国第一家官督商办的股份制企业等等。

　　在《大龙脉》一剧中，贯穿了唐廷枢对“做大官”与“做大事”的戏剧性理解：在开平矿务局挂牌开业之初，李鸿章问唐廷枢想得到何种奖赏，唐廷枢表示不求做大官只求办大事。为了解决煤矿运输问题，唐廷枢大力推进唐胥铁路建设，并在未经朝廷许可的情况下让“龙号”机车奔驰在大清的土地上。“龙号”机车因被诟陷“惊皇陵龙脉”致使唐廷枢入狱。出狱后的唐廷枢径直去天津见李鸿章，感叹自己已悟到了“先做大官才能做大事”的道理。

　　电视剧对“做大官”与“做大事”的伦理叙事正是今人对洋务运动历史的基本理解。这种大白话式的叙事并没有超越“做人”与“做事”的家国伦理体系。它实际上是“做人”与“做事”的伦理话语在经历“中学”与“西学”、“官”与“工商”二次过渡之后的又一次话语跨越。而剧中唐廷枢对“先做大官才能做大事”的彻底醒悟则成为零年代中国复古主义思潮和历史皈依的一个镜像式写照。

　　在虚构的电视剧之外，“做大官”与“做大事”的关系实践已成为零年代以来的中国人日常生活世界的重大主题。这个主题在学院、商业等等从传统家国体系里脱胎出来的社会场域中尤其焕发出其迷人的光彩。从九十年代开始，“先做大官才能做大事”的意识形态全面渗入学院、企业等现代组织，一步步指导着这些社会细胞寻求一种适应中国传统伦理机体的安身立命之道。

　　学院在世纪之交的制度变局中完成了“副部级——厅级——处级——科级”的官本位体系构建，在这个等级框架之内，所有学术人和教学者根据其占据的行政地位进行资源分配。尽管有许多学者援引西方大学制度来抨击中国大学的官本位制度，却遭到了来自中国最高教育行政部门的有力反驳。因为以“学术独立”、“大学自主”为基本理念的西方大学制度在中国缺乏稳固的价值基石，那些看似牛逼哄哄的知识分子，不过是传统文人的改头换面，骨子里对官本位的国家权力体系趋之若鹜；一旦失去了国家权力的关爱，知识分子则如丧家之犬。（2）教育行政部门的反驳固然让人沮丧，却深刻洞察了历史和现实的风向标。中国大学的官本位制度不过是整个中国社会建制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它的历史生成，是所有中国知识分子与普通民众共谋的一个结果。

　　中国民办高校的长期积弱状态则成为中国大学官本位制度符合人心所向的一个有力反证。在福建经济发达地区的泉州，由著名侨商吴庆星投资的仰恩大学从1987年创办起已有20多年的办学历史（新中国第一所私立高校），但是这所一开始就以本科为起点的私立高校的综合效益和社会评价却远不如近年新组建的公办本科高校。中国教育部在政策上对私立高校和公办高校的文凭一视同仁，但社会效果却大不相同。究其根本原因，在于私立高校与公办高校在社会建制上有着根本的区别。由于私立高校（商办高校）座落在国家权力的官本位坐标系之外，它们一开始就无法与公办高校同台竞争。它们不是事业单位，大部分教职员工无法在官本位体系中对号入座，不能享受相应的国家福利；它们缺乏由国家财政支撑的学科和科研平台，整个学校只能在投入与产出的精打细算中处于低水平的运作状态；他们不得不依靠高昂的学费收入来维持学校的可持续发展，致使在公办高校数量大扩张的背景下私立高校的生源却一年不如一年。

　　在中国现代高等教育史上，私立高校（包括洋人教会学校）一度在民国年间成就了百花盛开的繁华景象，但终究被历史无情地淘汰了。这是历史选择过程中的一个插曲。回到今天，私立高校欲“做大事”，必然要首先谋求“做大官”。在中国，私立高校的美好未来并不是不可能。它们可以从中国历史上的私塾教育传统中寻找出“私学”与“家国权力体系”的密切联系。

　　在商业领域，“先做大官才能做大事”的传统智慧已逐步实现对当代中国商业意识形态的成功改造。许多商业组织虽然在规模上不能与国家组织相提并论，但在结构及权力运作规则上越来越自觉地趋同于国家行政事业单位；那些在企业多年摸爬滚打过的管理学者开始鼓吹在企业管理中采用中国传统的御人之术，并积极推动“做人”与“做事”哲学在企业文化建设中的渗透性应用。在企业组织之外，腰缠万贯的商人成为“先做大官才能做大事”的积极践行者。他们通过统一战线组织、参政议政机构或高度官方化的民间组织进入国家权力体系中去，获得“做大官”的合法席位，从而推动自己在商业上“做大事”，并自觉承担起将现代商业活动纳入传统家国伦理体系中去的历史责任。

　　自晚清以来，“做人”与“做事”的家国伦理体系虽然在接踵而来的外在力量的冲击下经历了数次的话语转换，但中国人的社会实践终究没有走出“做人”与“做事”这个根本问题的自我限定。这种坚硬的内部连贯性让我们看到了历史意志的非凡固执。这个结论至少对于那些成天感叹传统流失、世风不古的人来说是一个醒目的警示：传统就在那里，一动不动，它只不过是一只时代的变色龙。（本文删节版发表于《新京报》）

　　2008年7月22日，初稿

　　2008年7月31日，终稿

　　注释：

　　[1] 杨国强，《义理与事功之间的徊徨》，三联书店，2008

　　[2] 熊丙奇教授在《东方早报》（2008年6月26日）撰文引用中国教育部领导的观点：学校领导的地位，直接对应的是学校的地位。而学校的地位关乎拨款、关乎学校教师的收入，直至尊严……设想一下，如果大学没有行政级别，结果会怎样？学校领导开会只能坐在角落里，没有人请你说话，你说的话也没人睬，重要文件按规定不能交给大学领导审阅，这样的领导怎么向政府争取资源？本来已经不被重视的教育，将陷入更加不被重视的深渊。因此，谁肯轻易放弃自己的行政级别！……你可以批评社会的官本位问题，可能改变吗？要知道，企业有副部级、医院有副部级，房地产公司也有副部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