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立平：以重建社会来再造经济

 孙立平，这位中国当今最活跃的社会学家，纵横穿梭于社会和经济两个领域，被很多中国的经济学家们称为最懂经济的社会学家。他始终立于社会的潮头，用自己独立的判断和冷静的思考，来解析这个社会当中的复杂。因为他有一个梦想，那就是通过努力，充分施展社会学的力量，使之能够真正地分析研究当下热点中的社会学问题，促进社会的变革和进步。
 《全球通》：您怎么看此次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
 孙立平：11月初，在海南曾举办过一个论坛，尽管主题是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但在目前的背景下，人们还是把话题集中在这次金融危机上。在这次会上，大家对金融危机形成了一些基本共识，这些共识我概括成这样三句话：第一个是，覆巢之下，安有完卵。这次危机是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发生的，中国完全独善其身，置身事外是不太可能的。第二个判断就是这个冬天不太冷，但这个冬天有点长。第三个判断是，我同意吴敬琏的看法，在这次金融危机到来之前，实际上中国经济就已经出问题了。
 《全球通》：问题出在了哪儿？
 孙立平：发展方向出现了问题。
 今年夏天，10来个学者在海南讨论了一个问题，即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根本性问题。后来大家形成了一个基本看法，就是低成本时代结束，高成本时代到来。
 30年前中国开始了改革开放，那个时候中国经济快速发展有几个条件：第一，大量的廉价能源和原材料的存在；第二，大量的廉价劳动力的存在；第三，冷战结束所造成的和平红利和全球化红利。第四，我称之为处女环境，当时中国的环境基本上没有受到污染，环境上所付出的代价相对较小。
 现在来看，这几个方面都出现了转折：能源和原材料紧张，价格上升，而且资源紧张，价格上升的长期趋势不会改变；我们的廉价劳动力优势渐失；和平红利和全球化的红利，现在用得差不多了；最后就是环境污染的代价越来越大。
 我们过去的产业结构、就业结构，甚至随之而来的社会结构和相关制度的安排，都是围绕着低成本来设计和形成的。然而，高成本时代已然到来，那么就要求产业结构、就业结构、社会结构、制度安排等随之进行相应的转变。
 《全球通》：作为一个社会学家，您如何从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看待这次的经济危机？
 孙立平：我想，在经济危机中，消失的不仅仅是财富，随财富一起消失的还有人们的意志与信念。20世纪30年代美国大萧条时期，李普曼就写道：“整个民族精神不振，人人觉得自己孤零零的，谁也不信，啥事也不信，甚至对自己不信任了”。可以说，金融危机决不仅是一场经济的危机，同时也是一场社会的危机；它不仅是一场在社会的经济层面上发生的危机，同时也是一场发生在社会各个层面的危机。
 我们都知道，经济危机的发生是由于生产过剩，但究竟是什么产品过剩？多少年来，“将牛奶倒在河里”几乎成了大萧条的一个符号。但实际上，当时卖不出去的东西并不仅仅是牛奶这样的生活必需品，同时也包括了也许是更为重要的另外一些产品，如房子、汽车、收音机、电话等等，即耐用消费品。
 当时的美国和西方正处在从生活必需品向耐用消费品过渡的阶段。历史表明，一个社会从生活必需品生产时代转入耐用消费品生产时代是十分艰难的。转不过去就会酿成一场大危机。30年代大萧条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发生的。
 这里关键的问题是“消费模式”问题。在生活必需品和耐用消费品这两个时代，需要的消费模式是截然不同的。生活必需品的消费没有什么弹性，因为都是生活所必需的。而且生活必需品具有数量多单价低的特点，用来消费生活必需品的是即时收入。而耐用消费品往往有很强的选择性，而且耐用消费品一般数量少单价高，所以只靠即时收入来消费是不够的，往往既要动用储蓄又要动用将来的收入，即所谓的信贷消费。而要形成适合耐用消费品时代的消费模式，就需要一些结构、制度条件的支撑，如果这些条件不具备，相应的消费模式就无法形成，这个过渡就很难完成，结果就是不同于以往的更严重的过剩危机的发生。
 《全球通》：我感觉，中国目前也处在一个社会消费的转型期，那是不是意味着我们也正在过一道坎儿？我们该如何过这个坎儿呢？
 孙立平：我想从美国大选来说明一下这个问题。
 对于奥巴马当选美国总统，人们更多关注的这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位黑人总统，由此开始了美国政治史新的一页。
 但如果与30年代大萧条中的总统大选做一个对比，我们可以发现一个很值得注意的现象，即在经济危机发生的时候，都是共和党的总统在执政。30年代大萧条中执政的是共和党的胡佛，甚至之前的几任总统也是共和党人，这次危机发生时是共和党的小布什在执政；在危机开始后的大选中，又都是民主党的候选人获胜，在30年代大萧条中是罗斯福胜出，这次则是民主党的奥巴马当选。
 这当中或许有偶然的因素，或许在危机发生时由一个政党取代另一个政党势所必然。但不容否认的一点是，这两个政党的社会背景不同，其所代表的利益也明显不一样。共和党与社会的上层或大资本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民主党则更多是以中下层为背景。
 这次奥巴马竞选的口号就是，变革，我们需要变革，我们能够实现变革！
 《全球通》：怎么变革？
 孙立平：看看罗斯福当时是怎么做的？他以社会的全面转型来为走出危机创造条件。
 罗斯福新政可以分成前后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主要是经济层面的，体现为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即实行所谓凯恩斯主义。在金融和整个经济已经处于崩溃状态的时候，出台一系列紧急措施稳定金融、重振经济。
 而我们更应当关注的是新政的第二阶段。第二阶段则是以社会变革为主要内容。有人将这个阶段实现的社会变革概括为四个方面。第一，联邦紧急救济署（FERA）和工程振兴署（Works Progress Administration，WPA）的成立，使联邦失业救济成为了半永久性的措施。第二，《全国劳工关系法案》为工会的集体议价提供了一个有保障的框架。第三，《社会保险法案》在美国建立了第一个全国性的社会保险体系。第四，通过《税收法案》，恢复了再分配税体系。这其中，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和通过工会规范劳资关系也许是两个更重要的方面。
 我们首先看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罗斯福认为，一个政府“如果对老者和病人不能照顾，不能为壮者提供工作，不能把年青人注入工业体系之中，听任无保障的阴影笼罩每个家庭，那就不是一个能够存在下去，或是应该存在下去的政府”。于是就有了1935年的《社会保险法案》的通过。《社会保险法案》规定，凡年满 65 岁退休的工资劳动者，根据不同的工资水平，每月可得 10 至 85 美元的养老金。罗斯福解释说：“它不仅有助于个人避免在今后被解雇时去依靠救济，而且通过维持购买力还将缓解一下经济困难的冲击。”保险金的来源
 ,一半是由在职工人和雇主各交付相当工人工资 1 ％的保险费，另一半则由联邦政府拨付。
 另一个重要的措施则是规范劳资关系。其措施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就是发挥工会的作用。为了保护工会的作用，法律禁止如下非法行为：（1）干涉、妨碍或压制雇员行使法定权利；（2）控制、干涉或在财务上收买工会；（3）为达到支持或反对工会成员的目的，在雇佣、解雇或其他条件上对雇员实行歧视对待；（4）对曾在该法案下提出过诉讼或提供证词的员工实行歧视对待；（5）拒绝与员工选出的代表进行诚实善意的谈判。该法案还规定成立一个劳资双方以外的第三方，即国家劳动关系委员会，负责执行该法的各项规定。
 《全球通》：我有个疑问：社会保障是需要花钱的，总得是经济非常繁荣，政府财政收入的状况很好，政府手里的钱多得花不出去的时候才能搞社会保障吧？
 孙立平：这种想法大错特错。30年代大萧条从时间上说是1929年到1941年，1935年的时候美国正处在大萧条当中，经济状况很不好，政府财政收入的状况也很不好，而且罗斯福执政才刚刚进入第三个年头。这时他急急忙忙搞社会保障，为什么？直接的原因是为了让穷人能渡过经济危机，而更重要的则是，只有通过社会保障使人们建立起对未来的稳定预期，才能解决生产过剩和产品积压的问题，而这恰恰是当时经济危机的主要问题。
 《全球通》：还有一个问题，在经济危机的时候，企业本来就已经很困难了，再有工会的作用和工人的斗争，企业岂不更为艰难？而且，在经济危机时，经济状况本来就不好，社会矛盾也比较激化，再以法律的形式肯定工会的作用，社会不就乱了吗？
 孙立平：但事实证明，美国社会不但没有乱，反而通过工会的作用和工人的斗争，普通劳动者的收入增加了，最后形成了一个中产阶层为主的社会。中产阶层是什么？中产阶层就是市场，耐用消费品的市场。
 这两项变革的意义是极为重大的。一方面，他造就了一个中产阶级，同时给你一个社会保障，不用你担心将来养老的问题，也不用担心将来看病的问题，你把现在的钱花了吧，不但把现在的钱花了，把将来可能挣的钱也花了吧，这就是按揭或信贷消费。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罗斯福新政第二阶段社会变革的真正含义了，就是通过社会的变革、社会的改造和社会的进步，创造了走出大萧条的条件。
 不仅如此，而且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样的社会变革是重造了一种社会制度，重造了资本主义。历史学家汤因比回忆30年代大萧条时说，那时“全世界的男男女女都在认真思考与坦率谈论这样一个可能性，即西方社会的制度或许会垮台，再也行不通了”。可以说，在这之前的资本主义是一种赤裸裸、血淋淋、人吃人的资本主义。大萧条表明，这种资本主义已经走不下去了。由罗斯福新政开启的社会进步，等于重新塑造了一个资本主义，这个新的资本主义一直发展到今天，其潜力似乎还没有耗尽。
 《全球通》：那对于我们中国来说，是否也需要一场变革呢？
 孙立平：从社会学的视角来看，美国走出大萧条靠的是社会的变革，这种社会的变革怎样跟中国建立一个关系？我觉得是内需的关系。温家宝总理说了，要防止金融危机对实体经济的冲击，具体的含义是保增长，但能够拉动增长的就是三架马车：出口、投资和内需。目前，出口可谓四面楚歌，投资存在很大风险，所以，到最后真正起作用的就是内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