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愤青在中国的朝圣与艳遇

[一种声音]德国愤青在中国的朝圣与艳遇

吴金 记者 |张小摩 摄影 |邵欣

朝圣

在北京生活了10多年，佳杰思（Adrian Geiges）很少感受到过去那种“革命的感觉”，仅存的印象是一些革命歌曲和小学生脖子上的红领巾。

偶尔，他会参加一些聚会。穿过狭窄充满老北京味道的鼓楼东大街，在MAO Live House这样有鲜明“毛时代”特色的酒吧里，跟朋友一起唱起《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这时候，身着红色唐装的他，会借机问座上的中国年轻朋友：现在的年轻人，跟你们父母那一代，最大的差别是什么？

有人认真地对他说：老百姓不大关心政治，缺乏信仰。也有人指着眼前的酒杯回答：起码，那时候喝不到青岛啤酒。

12岁的时候，佳杰思看了父亲书架上德文版的《毛泽东语录》，那本小册子就成为他的“毛圣经”。之后，在亲友的眼里，佳杰思逐渐成了一位桀骜不驯的愤青——16岁的时候，他参加了西德的共产党，然后一路向东：18岁从西德去了东德，然后是苏联——他亲身经历了俄罗斯的解体，“我到的时候，那里是苏联，等我离开的时候，那里是俄罗斯。”

再后来，他来到中国。

1986年，佳杰思第一次来中国，骑着租来的飞鸽自行车，兴奋地穿梭在大街小巷。那次，他在中国待了一个半月，次年，他在德国出版了《苏醒的中国——我的旅行印象》一书。

1997年后，他因工作关系开始居住在北京，一住就是12年。作为德国《明星》周刊驻亚洲的首席记者，他能用比较纯熟的中文跟人交流，甚至可以发中文短信，但很难表达很细致的感觉。“好”和“不好”是他用得最多的两个词，用来表达对某种事物的评价，他听不懂“原型”、“含蓄”这样高难度的语词，却又煞有兴趣地让我解释这两个词的意思。

一路向东，这酷似一个当代的马可·波罗的故事。像马可·波罗一样，佳杰思也把自己的故事写成了书，书名是《从黑森林通往世界的革命之路——在毛泽东、切·格瓦拉和其他领袖时代的生活》，中文翻译为《我的愤青岁月》，里面记述了他“一路向东”的朝圣历程。

艳遇

在佳杰思的自述中，性成为一条与革命平行的线索。比如《我的愤青岁月》最后一部分关于中国的叙述，他与辛迪的艳遇故事就是最浓墨重彩的一笔。

如果把佳杰思的故事看做一部3D电影，那辛迪，也许是看这部电影必须戴的那副特制眼镜。佳杰思把辛迪作为中国当代小资的代表。“我们小资看最新潮的电影，吃最时髦的菜。”辛迪曾经这样告诉他。

初识辛迪就为她深深着迷，佳杰思开始了他的狂热追求，鲜花、约会、邮件…… “我好想给你快乐，吻遍你美妙的身体。”如此热辣的短信发过去，长时间内得不到辛迪的回复——这种狂风骤雨式的行动没有预想的效果。一切似乎都付之东流。

在这之前，佳杰思生命中有多个女人，但辛迪让他觉得跟之前交往的女孩子不一样。辛迪对他来说，还是个中国式的谜：性感，独立，前卫，小资，暧昧，又有着传统式的含蓄。在《我的愤青岁月》中，佳杰思用了两章的篇幅记述了他们的交往过程，却没有泄露他们是否有了一夜情缘，在诉说了两人激吻等经历后，他给了读者一个开放式的结尾，暗示说：“这不是她最后的消息。”即使跟我谈到辛迪，佳杰思还是不愿意把谜底全盘给我。

在北京，他也遇到了另外一种女孩。一个女孩叫三三，他们在酒吧一曲热舞后，“嘴唇不由自主地吻到了一起”。认识没几天，三三开始给他发短信：“你想我吗？”接着就要求佳杰思替她租房子，为她买汽车。他比较辛迪和三三：“我跟辛迪除了性，还有很多有趣的共同话题，三三则代表了交往中更低的部分，她想从我这里得到好处。辛迪喜欢做爱，三三则带着目的而来。”

不过，他也肯定地说，这种性观念的差异性变化是个进步。“不光在性方面，在社会其他方面也是。人们很不一样，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想法。这是中国这些年的进步。”

对他来说，性是他观察社会变迁与现状的一个截面，就像显微镜下的一个切片。也如同他喜欢的小说家米兰·昆德拉笔下的性爱：某个场景也能烛照被历史化了的人性，即使那是个体体验。

性与革命

在早年，他的革命引路人卡勒曾庄重地问佳杰思：“我今天要问你一个问题——你做好走上职业革命家这条道路的准备了吗？”年轻的佳杰思用尖尖的嗓音回答：“我已经准备好了。”就这样，西德人佳杰思被秘密送到东德，接受革命培训。

在接受培训的过程中，佳杰思认识了一个影响他一生的东德女团员桑迪，也经历了心痛的噩梦：目睹了桑迪和卡勒在自己对面的一张床上忘情欢谑。他的书中披露了这个情节，《明镜》周刊为此刊发的评论就以《当男同志和女同志在一起》为题，评论说：“东德对西德阵营的人有着怎样的诱惑，即使在卧室里他们也遵循着革命使命……”

秘密培训后，佳杰思被安排到西德的《活力》杂志，为革命做宣传，他负责的两个栏目一个名为“世界大团结”，一个名为“情感与性爱”。就如同冥冥中注定，这两个栏目的名字概括了这名老愤青的前半生路径。

《活力》的“情感与性爱”栏目，让佳杰思逐渐成为一位小有名气的性爱专家。“性方面的报道，很重要。”他说，“我们有政治目的，也是年轻人的杂志，而爱和性是年轻人很重要的方面。”

后来，“性”其实也成了他重新理解革命时代的线索。“东德人（性生活）比西德更厉害，因为他们不能随便购物，不能旅游，没有多少好玩的事情，而做爱这个事情没有什么成本。”

他也感叹：苏联的性观念为什么比德国还保守？通过大量采访很多年轻人、大夫、妓女等各个阶层，他得出结论：性自由跟社会自由有关系，比如斯大林时代想控制每个人的生活，也想控制性方面，这个时期就特别保守。

“我年轻时玩得少，觉得重要的是干革命。后来我生活得更随便些，觉得这样更好。”佳杰思用磕磕绊绊的汉语，表达自己半生漂泊得来的朴素见解。

显然与自己上半生的“革命经历”有关，佳杰思很喜欢“愤青”这个词，佳杰思对“愤青”的汉语解释是三个字：很生气。“我年轻时候的想法就是那样，我那时候很愤怒，我反对美国，我反对资本家。我不想慢慢来，想马上要一个美好的世界。”

“中国也有很多愤青，他们也对很多东西很生气，比如他们对西方媒体关于西藏的报道。我理解他们的生气，理解抵制家乐福。但不能就此觉得所有西方媒体不好，连中国做的东西都抵制。”尽管和很多来中国居住多年的老外一样，佳杰思对中国的某些方面仍有微词，但看到日新月异的中国，他觉得中国的方向是正确的。

现在佳杰思也很喜欢中国的小资群体。“我年轻的时候小资是不好的人，现在小资成了很好的词语，他们吃最好的饭馆，穿最好的衣服，他们不会伤害别人。有人说他们不好，他们不关心政治，但是我觉得不对——你看在四川地震中帮助受灾同胞的年轻人，他们有行动能力。我喜欢中国的小资。”

回家

佳杰思《我的愤青岁月》对革命时代的描写充满了黑色幽默，但佳杰思内心没有讽刺，更没有亵渎。“我不遗憾我之前的生活，那时候我是一个有意思的青年。那时候很多想法不对，但并不遗憾。”他说，自己走过很多国家，目睹了很多匪夷所思的变化，如果没有那段革命经历，他也许就是德国的一位老师，终老于此，世界与他无关。

他用索尔仁尼琴《古拉格群岛》中的那段话，来表达自己“一直向东”后的此刻心境：“我逐渐发现善与恶的界线并不在国家与国家之间、阶级与阶级之间、政党与政党之间——而是在每一个人的心中穿过，在一切人的心中穿过。”

“我这辈子只做过两种职业，一是从事革命，二是做记者。而现在革命者显然已经无人问津了。我是不是该收拾行李回德国去呢？”在俄罗斯居住的后期，他难以忍受供职的《铿锵时评》越来越严重的猎奇新闻倾向，突然想回家。那次，他没回到德国，而是来到中国——但这一次，他真的要回到德国了。

从宜必思酒店的高层向窗外望去，璀璨的烟花漫天绽放，已经49岁的佳杰思情绪复杂。这是他离开北京前的最后一个夜晚，也是中国传统的元宵节——他决定跟他的中国朋友们分开一段时间了，包括他深爱的辛迪们。

临走前，他依然不讳于和我谈论自己喜欢的女孩子。“我不喜欢一定要高的，或者漂亮的，或者披发的，或者大眼睛的，或者奶大的……”他喜欢独立的，有积极想法的女孩，“那种有点过分的，我不喜欢害羞的女孩子。”

不过，他不愿意多谈自己的中国妻子，他很坦诚地告诉我：她知道自己丈夫的过去，知道所有他年轻时的故事。

这位老愤青要回德国了，他学瑜伽的妻子和两个可爱的孩子已经在那里等他。他曾经那么喜欢变化，喜欢漂泊，把自己当成世界公民，而不仅仅是个德国人。但年过半百，经历世事变幻的他突然觉得，世界的差异性正在急剧缩小，周游的乐趣正在消逝。

“再也不会有那样极端的变革，国家之间都是一个样子。不像过去那时候，从西德到东德差别就那么大。”

来源：南都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