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日本侨民的遣返回国
1945年5月8日德国战败，至此德意日三国同盟仅剩其一，但此时日本也已经是强弩之末，在太平洋战场上节节败退。尤其是
8月6日、9日美国分别向广岛和长崎投掷两颗原子弹，使日本国内死伤惨重；与此同时，
8月8日苏联宣布对日作战，并迅速出兵中国东北，号称“百万”大军的关东军顷刻瓦解。最终日本走投无路，于
8月14日宣布接受波茨坦宣言，昭和天皇发表《停战诏书》，宣布无条件投降。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长大八年之久的抗日战争也终于取得胜利。全国各地欢庆胜利。在天津，马路上的行人奔走相告，并燃放鞭炮庆祝。在日本投降之初，由于国民政府的军队还没有到达天津，无法维持当地的秩序，因此通过谈判仍决定由北支派遣军暂时维持秩序，直到美国海军部队的到来。日本战败投降后，日本侨民普遍处于一种无所适从的状态，不知道何时撤退，也不知道个人财产如何处理，“他们昨日还在标榜的一切共同目标，现今全已失掉”，日本侨民出现混乱和不安的局面。
战败给日本侨民生活带来了很大影响，“随着战败的带来，不少日本人的生活开始变得穷困。有些人开始自己制作豆腐，卖给日本人，以资生活。还有一部分人受雇于中国人，甚至还有一些日本女性从事卖淫活动。一些人开始靠变卖东西为生。”而且，他们不知道将来会如何，甚至担心是否会受到中国人的报复，但“天津街道上的中国人不过是茫然若失，非常平静，一边说着‘大战结束’，一边和往常一样行走在街上。”不过也有“穿着和服的日本妇女被中国孩子拽着衣服，吓的赤足而逃。甚至还有日本人被群众围住殴打。有些中国人对日本人反感，但也有些人对日本人不关心。”其实，不少日本侨民，在“日本战败投降前的二三日，由于已经从中国人中得知消息，不管有没有听到天皇的投降广播都比较安稳。而此前看不到的韩国国旗和青天白日旗已经遍布租界。”
此时，在天津的日本人却惶惶不可终日。由于电台广播昭和天皇的《停战诏书》时正是下班时间，“一些走在马路上的日本男人都立正垂耳敬听，日本女人则双膝跪下静听，边听边哭。”由于日本占领天津期间犯下滔天罪行，因此在听到日本投降的消息后，“自发的打日本人的风潮迅速蔓延”。1945年8月16日在小营市场内发生了卖菜的打日本人的事情。而“火车东站打日本人的气氛更是厉害，是发现一个打一个”，“当时的日本人如同过街老鼠，人人喊打。”很多日本人被打的头破血流。当然也有日本人在占领期间因为与中国人友好相处，而受到中国人的礼遇，甚至让她居住在家里。此后蒋介石发表对日本要“以德报怨”，警察局通知不许随便打日本人，情况才有所好转。但抢窃日本仓库的事情时有发生，市面上一度全是日本军用物资。
战败后，由于无法获得任何消息，日本侨民只能将自己的现金通过横滨正金银行天津支店汇到日本。但到战后全都成了一张废纸。遣返回国前，日本侨民被安置在淡路小学校。甚至还有很多是从张家口等地逃难而来的。在遣返回国时，是按照拥有“60岁以上的老人、乳幼儿、病人”的家庭为优先。在离开收容所回国时，男女老幼每人支付1000日元作为生活费。店里的中国领班、佣人等一直到我撤退都毫无恶意地工作，自己住宅的伙计等人也一直到我撤退回国都在认真工作。
日本投降之初，天津地区还没有专门的日本侨民管理机构，管理之责主要由天津市政府外事处和天津市警察局法则。直到1946年1月18日，天津市政府才成立了日侨管理处，主要负责日侨的调查、登记、管理、感化教育、遣返回国等工作。日侨管理处由当时的天津市长张廷谔、杜建时分任正副处长，并下设管理组、教育组、总务三组，负责所有的日侨遣返工作。除此之外，天津日侨归国准备会和天津日本官兵善后联络部在中国政府的监督下，也负责日侨的遣返工作。具体工作是帮助日俘日侨兑换货币、征收伙食费、管理寄存金、整理证券及移交的文件，指导侨民生活及填发各种证明文件等。
遣返日侨工作始于1945年10月，首先是遣返从其他各地来津的日侨。本市的日本侨民则从1946年1月才开始遣返，到1946年5月2日，天津本市的日本侨民仅剩四千余名。8月10日最后一批日侨集中于南货厂，乘坐美军的一艘登陆艇和病院船一艘回国，其日侨的遣返工作基本结束。遣送程序是在天津市警察局派出的督察员、特警班学员等的陪同下，来到天津市内的南货厂集中营。在接受身体、行李检查及身份核实登记后，从该处乘坐小船或货车到塘沽港。
在天津的日本侨民被集中在几处,经过检查行李，等待坐船回国。据樋口隆一回忆，他一家就集中在以前义务劳动过的野战货物厂，自带水桶到分配处领取水和食物，居住了一个星期。对于货物厂内的生活，据松本正雄回忆说，“每家的周围都是行李，中间是按照人数建造的床铺。”由于仓库没有火，大家只好“拿出所有的毛巾和外套，相互偎依着取暖。”根据规定，当时日侨回国准许携带的钱物数量是日元1000元，物品则为盥洗具一套；毡毯（或棉花被褥）一条；短袜三双；冬季衣服三套；衬衫三件；夏季衣服一套；手提包一件；大衣一件；手提袋一件；皮鞋三双。因此，在乘坐开往塘沽的火车前，要检查日本侨民是否携带违禁品。当时也有人想方设法携带违禁品。近藤久义在回忆录中说，“如何用能带的行李掩盖禁止品，以便将值钱的东西带回去，大家费尽心思。”此后在乘船回国的当天，首先经过集合地的检查，然后乘坐无盖货车到达塘沽港，在此乘船回国。大部分日本侨民都是如此被遣送回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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