邹恒甫 行情狂热中保持一份冷静

　　人人为之疯狂的股市，在邹恒甫眼里不过是“无规则的布朗运动”，他从不预测点位，却时刻关注着中国宏观经济的走向、市场泡沫的壮大和破灭。或许是因为没有深陷在股市的漩涡中，生性张狂幽默的他，见解常常是一针见血，不留余地。

　　“股市不可亵玩”

　　初见邹恒甫，讶异于他的年轻。一头黑卷发，声音亮如洪钟，说起话来带有湖南人特有的“辣”味。这位被媒体贴上“新中国第一位哈佛大学毕业的经济学博士，世界银行第一个中国高级经济学家”标签的张狂书呆子，已经成了很多人心目中反体制的英雄、学术良心的代表。

　　“但愿我今后永远也不世俗地，永不随波逐流地过日子：说实话，说真话，说一针见血的话；对全世界高官当面放炮，从不讲一句吹捧官僚的话；对从事体力劳动的人保持最大限度的谦卑。”能说出这样的话已属不易，未过半百的邹恒甫，却实实在在地用这句话践行了自己的个性人生。

　　他的一些精辟言论也确实出乎众人的意料之外。

　　近日，A股成交收出天量，周五站上2300点，后市分歧加大。“股市被操纵才天天只升不降，国有资产稳如泰山才有人天天喊分分分。”对于近期飙涨的股市和张维迎提出的将国有股票分给老百姓的建议，邹恒甫给出了上述两句短评。

　　“小股民一来，恐怖的陷阱就出现了。只要几个带头大哥，羊群效应立马出现，然后泡沫就在一夜之间破掉，可怜了来不及逃跑的小股民。底部还远着呢，为什么不持有现金观望，等股市水分全部蒸发？”邹恒甫十分赞同凯恩斯的观点：股市是一个赌场，并总结了中华民族的一大特性，就是好赌。“赚钱就要来得快，而且总是歌颂这样的人。我看这次次贷危机把美国的很多‘股神’、金融王国缔造者的光辉形象都彻底摧毁掉，发现他们是历史上最丑恶的人，其实也蛮好的。”

　　对于股市，邹恒甫始终抱着“只可远观不可亵玩”的谨慎心态，“对于这次金融危机，我一直的观点就是，只要货币和商业银行体系稳健，股市、期货、楼市等方面的过山车只是欺骗投机贪婪的折腾，他们不会对实体经济发生大的作用，其实是一种消遣，也就是神经紧张舒展的附属物。”

　　他认为老百姓的钱被榨干花光的办法有三种：一是间接和直接税，二是铸币税（通货膨胀印钞票），三是股票。“谁都知道中国的很多上市公司没有那么大的价值，都存在着水分，不是说不能投资，而是要谨慎选股，遵循股市长期6.5%平均年回报率的规律，期望两三年就赚回来的想法，恐怕时间都没有到一个周期，那只能是打水漂。”

　　至于对今年投资者的建议，邹恒甫表示：“如果你现在踏空，那就不要急于求成，因为市场无数次教育我们，只有极少数的投机者能够成功，绝大部分人是要倒霉的。但如果重仓被套，只有耐心等待。从长远角度来看，股市6.5％的年平均回报率远高于债券、黄金、银行存款，因此不要再斩仓割肉了，等一等或许是个好办法。”

　　2月8日晚，经济学家张维迎在一个企业家论坛上提议，“应该将国有上市公司的股票分给老百姓，给老百姓一只下蛋的母鸡。”同时，他又提出了一个更大胆的建议：将近2万亿的国家外汇储备，拿出一半来分给居民。

　　“为什么不把私人小老板剥削来的东西也分给大家呢？这不是更应该分么？分外汇，不过是作秀罢了。”邹恒甫揶揄说，中国一下子多了13亿股民，大家都去卖股票扩内需，股市直接崩盘算了。现在人民币不能自由兑换，老百姓拿着外汇储备盯着看？要么贱卖要么自己到海外花掉，去拉动国外的内需，这究竟对谁有好处？

　　“真正做学问的人”

　　很多人认识邹恒甫，是从2007年他与张维迎之争开始。事实上，邹恒甫的学术人生本身就充满了传奇：15岁以优异成绩考入武汉大学，成为1977年恢复高考的第一届大学生；21岁收到哈佛大学录取通知书，欣喜万分，他形容自己“就像范进中举一样！”；27岁获得了哈佛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在两千多人抢一个职位的激烈竞争下脱颖而出，进入世界银行研究部工作。“我总觉得人生是非常偶然的安排。”邹恒甫对自己走过的路显得很淡然。　　

　　不过，已故的“一代经济学大师”董辅礽先生对邹恒甫却给予了极高的评价。在谈及学术水平和办教育的成就时，他说：“在武汉大学的历史上，经济学的革命有两次，一次是1947年张培刚（被誉为发展经济学之父）先生从哈佛回到了武大，第二次就是现在，邹恒甫从哈佛回来。”

　　著名的经济学家林毅夫曾对世界银行的人说：“邹教授在中国现代经济学的教研发展中做出了巨大贡献，他为中国经济学教育发展所做出的贡献已经超过了其他任何人或机构。”

　　经济学家郎咸平则表示：“邹恒甫在中国经济学界是我唯一敬重、景仰的经济学家，完全可以用唯一这个词。你不管他的观点怎么样，这都不重要，你要知道他是一个真正做学问的人，而且是扎扎实实地做学问，不像别的人。这在当今中国是非常难得的。”

　　“我喜欢被别人利用”

　　在崇尚中庸、会意的中国社会，邹恒甫孩子般的纯真个性似乎注定了他会成为一个“异类”。

　　“我平时就爱做三件事：教书、看书、痛苦地写学术文章。”

　　邹恒甫说，之所以痛苦，是因为在国际上发表一篇学术文章，没有三五年的工夫是下不来的。“审稿一年，修改一年，印出来又是一年，你可以偷懒，觉得时间长、英文生疏而不写，但你对得起经济学家这个称呼么？在美国，一二流的博士毕业生去高校做学术研究，二三流的才到华尔街，中国倒好，海归博士既懂经济、又懂政策、还能赚钱，成了‘通才’！”

　　而教育对于邹恒甫而言，是一种执著的热爱。在美多年，邹恒甫痛感中国与西方经济学差距之大。去年，他向世界银行申请停薪留职4年，回国致力于中国的经济学高级人才培养。有学生想出国，邹恒甫能帮上的总是竭尽所能地帮，但有些年轻人急功近利，他也是有一说一。

　　“邹老师太直率了！就容易得罪人，其实他总是很真诚地去对别人，也非常照顾人。”他的弟子、在中央财经大学执教的崔晓勇说，“到最后他会说，我喜欢被别人利用，这已经是一种无奈地自嘲了。”

　　平日里，邹恒甫最爱看的是历史、哲学方面的书，还有就是喜欢陪三个女儿玩，不过自从去年回了国，就只能想想她们了。“大女儿学国际发展，二女儿学艺术设计，三女儿还在骑马！”说起女儿来，邹恒甫笑声不断，“我对孩子的教育，最大的感受就是让她们任性地发展。中国的孩子小时候受到很大约束，读到硕士、博士开始放羊一样松懈，这样会束缚孩子天性的发展，而国外往往是读到博士阶段要求越高，越需要静下心来做研究。”

　　除了教育以外，现在任职中非发展基金首席经济学家的邹恒甫表示，中国对非洲的投资，既符合非洲引进外资加快经济发展的需要，也有利于国内经济实现产业结构调整，是双赢的举措。“这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能或多或少尽到一点自己的力量，我很满足。”

　　“一生负气成今日，四海无人对夕阳。”陈寅恪先生的这首诗，邹恒甫闲来常常吟诵。有一些孤独和落寞，然而一辈子真实、心安理得的人生，对他来说，或许已经足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