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大农业战略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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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山《大农业战略的思考》一书出版
日期：2008-07-09 14:30 作者： 来源：中国农业信息网
本网讯：2008年4月，石山《大农业战略的思考》一书由中国农业出版社出版。作者从事农业工作五十年，对其有着丰富的经验和浓厚的感情。离休后近十年笔耕不辍，论文集中的观点有一定的前瞻性和挑战性。为了方便读者了解该书的主要内容和观点，现将作者简介、本书序言和跋文附登于后。
一、作者简介
石山 (资料图片)
石山，1915年末生，1936年夏考入国立中央大学经济系，1938年夏加入中国共产党，1940年春调赴延安，1942年秋调到晋绥解放区。1950年春调到中共中央东北局办公厅农村组，从此未离开农业战线。1955年调到由谭震林领导的中共中央办公厅农村组。1978年春任中国科学院支农办主任。1979年任农业现代化研究委员会主任，并任该院的副秘书长（副部长级）。1982年冬调到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任顾问。其主要代表作是《大农业战略的思考》一书。
二、序言
三十年探索回眸
石山
1977年底，我62岁，进入老人行列，却又走到十字路口，三个单位要我，两个升官，一个探路，选择了后者，即到中国科学院主持农业现代化实验县工作。离开中科院后，探索未停，涉及面更广，到2007年底，整三十年。回眸探索历程，收获良多，感触良多，心情愉快，毫不后悔。现记其大者，既存往事又供参考，对自己则是反思。
一、在中科院五年，遇高人指点，实验工作有进展，自己也脱胎换骨
当时的中科院党组书记李昌同志亲自抓这项工作，与地方协商后，选了五个县，分布在东中西部，又分属当时的四类县，即大寨县、学大寨先进县、一般县和贫困县。新建三个农业现代化研究所，加上划拨过来的水土保持研究所，分别负责五个实验县的探索工作，并兼顾所属区域的农业现代化研究。这种布局清楚的表明是真心实意的探索，难度大，实用价值更大。
如何进行？上面没有具体指示，也没有样板，是一件要自己摸索的艰苦活动。
专家们说，应该根据当地实际情况，按自然规律办。钱学森同志也关心此事，托人转告，“农业是一个复杂大系统，要用系统工程的方法，搞出一个发展规划，按之实施，否则，谁来指挥都是瞎指挥”。李昌同志同意这样做，我们先办培训班，培养搞规划的骨干，钱老派两位副教授来讲课，之后，一同到湖南桃源县实践。连续办了几期，不少单位派人来听课，我们采取来者欢迎的态度。不仅五个实验县都作了规划和实施，其他单位也搞了不少县、乡级规划进行试验，后来搞生态农业县的县也采用此法搞规划和实施。这个方法把发展生产、富县、富民与建设生态环境统一起来，作用大，群众欢迎，干部感到顺手。1990年帮助福建省龙岩地区搞地区规划时也用此法。我们还编了一套农业系统工程丛书。钱老曾对我说，把系统工程方法用到农业上来，是一大功劳。这是钱老的倡导之功。我深信，每个县都得这样做。
五年中，五个县都作了许多工作，都有不少创造，各个所的专业人员都热心从事试点工作，许多点都发挥了积极作用。水保所在宁夏自治区固原县的实验点（上黄村），实行种牧草养畜，农牧结合，多种经营，当年田纪云副总理考察时就指出，它是黄土高原的方向。前几年遇到该实验站站长，他告诉我，上黄村现在成了为各乡培养干部的地方，还培养出两位副县长，影响很大并继续发挥着作用。
日本的田村三郎先生组织一批专家在桃源县与我们合作搞实验，他们也考察了其他点，认为找到了一条农业建设之路。
五个实验县的实践，回答了当时许多争论不休的问题。比如，有人说，这是大推广，没有什么科学价值。其实，这是大综合大协调，十分困难，作用很大，没有它，许多科研成果无法推广，轻视这项工作，正是我们认识上和工作上的重大失误。又比如，农业现代化，重点并不是常讲的四化（机械、水利、化肥、电气），首先应是按自然规律组织农业生产，充分利用各种资源，而且，各地条件千差万别，决不能一个模式。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根据需要逐步四化。通过五年实践，我深深感到，我国农业指导上的主观成分太多，即钱老讲的，不按规律办事，谁来指挥都是瞎指挥。各方面的干扰更多，干部调动快，一个将军一个令，一届政府一本经，各干各的，就是最大的干扰，什么好的规划都将落空。这个情况长期得不到解决，危害极大。
这项有重大作用的农业现代化实验工作，却被院内一些人称为“李昌项目”，李昌同志一离开，新领导立刻变脸，首先取消了“现代化”一词，说中科院搞不了农业现代化，中科院搞农业实验县与农科院一样，有什么必要，更无优势。我也被逼出中科院（不去农研中心即离休）。一个将军一个令，科研部门也是如此，半路夭折的事大概不会仅此一家。这是我国行政体制上的一大缺陷。
就我个人来讲，五年中获益极多。认识了许多大家，他们的许多论点震醒了我，学会按自然规律思考问题，探索无禁区和超越现行政策探索问题...。自己感到思想境界比过去高了许多，脱胎换骨了。我怀着感激的心情离开中科院。更令我感激的是，中科院的一些科研人员至今还和我保持着友谊和联系，继续探讨新问题。
二、在国务院农研中心七年，杜老允许我自由行动，本是一名闲员却成了“大忙人”
农研中心有一个非常强的政策研究班子，我插不上手。而我关心的要尊重自然规律、生态经济思想、生态农业等等，当时离政策研究范围尚远。杜老宽厚待人，让我自由行动。我成了一个自由兵。
这期间，中国生态经济学会、国土经济学研究会、中国农学会和农经学会的活动我都参加，山东的县域经济研究会、江西的山江湖工程、山西、河北、云南等省级生态经济学会的活动也拉着我参加，活动范围扩大了。我是每请必到，也必讲我的想法和意见，他们的反映是，每次发言都有新东西，因此，不断请我去。我看到的新东西多了，新思路不断涌现。生态经济市试点、生态农业县试点蓬勃兴起，我都积极参加。1986年春，我代表中国农学会带队考察武陵山区（湖北和四川两省部分），初步弄清了山区为什么穷和山区的潜力，是年冬又在现在的张家界市开了一个讨论会（以四省市为主）。以后不断考察研究江西、福建、山西等地的山区，写了一篇“希望在山区”的文章，算是研究山区的小结。对于贫困山区还写了“是财富不是包袱”的文章。山东的县城经济研究会是全国首创，激发了县一级的积极性，八、九十年代，经常请我参加活动，加深了我对县一级经济重要性的理解。这是全国至今尚未很好解决的大问题。山东的这个经验是很重要的。
江西的山江湖工程，对赣江进行全流域综合规划和治理，也是全国首创，中央重视，国际上也极为重视。这是按自然规律认真对全流域的山江湖统一规划治理、开发的典型，而且是当地政府自己逐步认识和自觉实施的，十分可贵，收效也大。八十年代初期，我到赣南山区考察，结论是“江南佳丽地，北国旧风光”，水土流失十分严重。九十年代中期再次考察时，十几年前考察过的地方都绿树成荫，一片绿色世界。这使我想到我国南方山区是世界公认的一块宝地的论断。雨量多、气温适宜，作物生长力强劲，只要按科学规律管理，它就能为我们提供更多的产品。有资料指出，我国山区还有20多亿亩荒山秃岭，这是一笔巨大的财富。利用不合理，山不像山，林不像林的林地也很多，“希望在山区”一点不假。从这方面看，江西山江湖工程的做法和成就，就更值得重视，可惜至今还只此一家。
总之，这七年我没有白忙。活动范围大了，特别是山区和老区（大部分也是山区）进入我的思考范围，认识到多山的国家必须把山区建设好。而且我国山区本质是富庶的，穷是现象，是工作失误造成的。山区可以也应该富起来，老少边山不应穷。
三、1989年后进入“休闲状态”，但一个新论点引发我的思考和探索
1989年六四事件以后，国务院农研中心被撤销，我和一些人被安置到农业部按退下来的老部长优待，人们希望我们老有所养，安度晚年。实际上，各人都有活动，比如，以边疆同志为主一些人共同推动的生态农业县建设活动，由于下面的劲头很大，我们也就不能停下来。
这一年，复旦大学教授张薰华（他是一位专攻《资本论》的经济学家，是《资本论》研究会的副会长，又深入研究农业问题）发表了林业是国民经济基础的新观点，认为农林牧副渔排列次序不妥，应改为林农牧渔副，副是加工业，是第二性的，林业应坐头把交椅。明确提出林是人类生存问题，农是人类吃饭问题，农业搞不好会饿死一些人，林业搞坏了则危害人类生存。我长期关心生态环境问题，对这个论点当然十分重视。认为它将在农业战线引发一场思想革命，推动人们思考一些深层次的问题，如我国已面临的环境问题（荒漠化、水土流失、石漠化和污染等），经济建设中掠夺性经营思想和经营方式，农业方面的小农业经营思想和经营方式等等，还写了文章为之鼓与呼。我还向当时的林业部长介绍过这个论点，希望林业部门研究，他们也请了张教授发表谈话，在报上发表，但仅此而已，张的论点没有进入工作系统。对我来讲，此论影响不小，促使我进一步探索生态环境问题，进一步关心山区和牧区的情况，林业的作用也进一步受到重视，为了吃饭而破坏环境的现象更引起我的思考。最关心的是这个论点没有受到重视和引发大讨论，而是受到冷遇，无人理睬。近二十年一直束之高阁。近年来，山东齐河县的实践活动才使人又想起了这个论点，但齐河的实践者并不知道它。这是一个什么问题？是普遍现象还是个别现象？是客观规律还是人为因素？耐人寻味。
四、进入新世纪，新事物不断涌现，进行新探索，提出林草兴邦论
我指的新事物有下列一些：
一是农林战线的四个新事物，我写了小文，详细讲了，这里只点一下名，即河南新郑市农业服务体系改革，山东齐河县平原绿化引发的大变化，桑树多功能性与我国畜牧业发展的新途径，把中医中草药理论用到农业的试验。
二是内蒙锡林格勒盟引海水到该地区搞盐化工产业规划，淡水成为副产物，用以灌溉草原。该规划虽然尚未进入实施阶段，但这个思路势将引发水利建设的革命。今后我国可以采用东水西送和山区的水尽量自用为主、沿海城市和平原农业用水由海水淡化工程解决的模式，这样，贫水国的水利就将全局皆活，在海水淡化工程已进入商业运转时代，据2005年资料，全世界淡化日产量已突破3200万吨规模，我国的淡化量仅占千分之一，太不相称了。海水淡化在技术上和经济方面完全可行，关键是投入体制，南水北调工程是国家投资，海水淡化则要地方投入，地方当然不积极。如果淡化工程和盐化工结合，又能腾出几十万亩沿海盐田来，经济效益是十分巨大的，可收一举多得之效。这当然应是国家级的大项目。
三是山区人民创造的微型水利，投入小，作用大，可以推动山区经济发展。山区人民有积极性，稍加补助和推动就能发展起来。北方的例子是甘肃定西地区的“一、二、一集雨工程”及其引申的发展模式，南方是广西凤山县的“地头水柜”模式，现已在全自治区推广。这项创造极有利于山区建设，更重要的是能进一步调动山区人民的建设热情，运用的好，可以创造出许多人间奇迹，并掀起一个山区建设高潮。
四是吉林省白城市发展饲料桑的实践经验，激发人们改造沙化草原的希望。该市计划营造100万亩饲料桑，实际上就是建设灌丛草地。这种草地不用灌溉，靠当地天然降雨即能正常生长，又能改良土壤，草地可以不断改良，大规模推广以后，实现“草原 沙原 新草原”的演化，完全可能。这打开了人们的思路，激发重振草原雄风的热情。该市还搞了一部分桑园，一季蚕茧亩收入近千元，其余时间还可以养羊。该市过去怕上游雨季来水，挖大排水沟排水，实际上，来水太猛，一下子排不出去，年年受淹。现在变了，用洼甸蓄水养鱼养苇子，来水愈多愈好，就怕不来水了。这个思想变化也给人以深刻启示，各种资源都可以用起来。白城市是科尔沁草原的北缘，说明整个科尔沁草原可以改造，可以重振雄风。关键是找到变化的规律，认真按规律办事。最近有报道说，毛乌素沙原正大规模种植沙生灌丛，牲畜圈养，效果很好，这实在令人高兴。
正是这些新事物，推动我进行新探索。我国是多山国家，又是草原大国，两大区域可用的农业用地约为80亿亩，占全国农业用地的4/5。它们应该为祖国的强盛和崛起作贡献，虽不能搞草本粮食，但在当前恶化的条件下，仍然可以建成强大的畜牧基地，可以生产林特产品，特别是木本粮棉油产品，建成强大的木本粮棉油生产基地。这样，山区牧区不仅环境好了，还可以富起来。农区减轻了粮棉油生产任务和畜牧业生产任务，农业生产和农村经济也就活了。基于上述分析，我提出林草兴邦论，作为三十年探索的心得，也是总结。
三十年前，我提出黄土高原应该种草发展畜牧业以推动农业的发展，引发一场大讨论，我得了个“草派”头衔。今天看来这个意见实在微不足道，是一个不成问题的问题。现在我提出林草兴邦论，似乎离经叛道，危言耸听。但我相信，一、二十年后，此论也就平淡如水，成为不成问题的问题了。这大概是一个社会发展规律。
林草兴邦论刚提出来，就得到了一些学者和专家的赞同，还要成立中华林草兴邦研究会进行深入讨论，这是我没有想到的。这是一个新现象，大概是严重的实际情况触动人们思考，因而得出一个相同的认识。
林草兴邦论与当前的主流思想有一段距离，这是十分自然的，不然就不叫探索了。探索就应该是超前的，这是探索的特征。从事探索的人应该准备坐冷板凳、受冷遇，还要准备受批判，甚至更严重的打击，这也是一条规律。现在社会环境宽松，批判和打击不会有了。
林草兴邦论会不会进入主流思想，甚至成为主流思想？从客观规律讲，我深信这一点，这是无法抗拒的。早一点晚一点，则是人为因素的作用。一方面是思想交锋，大讨论可以缩短距离；另一方面是群众的实践将起更大的作用。真理总是在群众的实践中为自己开辟道路。
就我个人讲，三十年的探索总算有了一个小结，了却一个心愿。一时兴起，写了一首歪诗寄怀：
探索漫漫三十春，深信林草是国魂；
不畏此论骇世俗，敬向人民献赤忱。
（2007年12月末）
三、跋文
受人尊敬的老人石山同志
——郭书田接受《中国绿色时报》记者苏晓娟采访
石山同志2008年92岁，眼不花，耳不聋，精力充沛，不熟悉的人都以为他只有60来岁。他思维敏捷，思路清晰，见解新颖，记忆力强，在老人中少有。他手不释卷，博览群书，说古论今，笔耕不辍，经常撰写和发表针对性很强的文章，实事求是，讲真话，说事实，深受广大读者的欢迎。人们常问他高寿的经验，他回答说：能吃能睡能“骂人”三条。“骂人”是指心直口快讲批评意见不怕得罪人。他吃东西绝不挑拣，喜欢吃什么就吃什么，从不过量。他睡眠很好，躺在床上就能入睡。他虽不运动，但从事家务劳动，做饭拖地，坚持不懈。最关键的是勤动脑，思考国家大事。
石老是江苏溧水人。青年时代就读于南京中央大学经济系，积极参加反对帝国主义的爱国学生运动。在“七七”事变以后，投入抗日斗争。解放战争时期，在辽宁任中共县委书记，从后勤保障方面支持第四野战军发动的辽沈战役。新中国成立以后在中共中央办公厅地区组从事农村问题的调查研究，为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的谭震林以及中央农村工作的决策发挥参谋作用。在十年“文革”中受批判。粉碎“四人帮”后，经江一真推荐，与中国科学院李昌一起，组建农业现代化委员会，分别在黑龙江的海伦县、河北的栾城县、湖南的桃源县、宁夏固原与盐池县，从事农业现代化的试验。改革开放以后，任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顾问，协助杜润生指导农村改革。在离休以后仍“离而不休”，孜孜不倦，勤奋工作，发挥“余热”。
石老有深厚的经济学理论功底，是中国农业经济学会的奠基人之一。在组建中国农业经济学会时，第一届会长为农业部老常务副部长蔡子伟。蔡老既是政府高官，又是学者，德高望重。石老任中国农业经学会副会长，为学会围绕农村改革开展学术活动做了大量工作，发挥了重要作用，成为著名的经济学家。石老高度关注农民的教育，认为提高农民素质是改变弱势地位的根本出路，与农业部蔡子伟、林业部罗玉川老领导以及萧克老将军等，积极支持筹划由胡耀邦题名的“中国农民大学”，这个大学虽历经坎坷，现已成为全国性、多层次、多学科、多形式培养新农民的重要阵地。
石老一直十分关注中国的生态特别是农业生态，是中国生态经济学会的奠基人之一。著名经济学家许涤新最早提出生态经济的理论，把发展经济与保护生态统一起来，并创建了中国生态经济学会，任理事长。石老任该会的副理事长，与著名的生态学家马世骏、著名的生态农业经济学家叶谦吉等一起，开展了卓有成效的学术活动和理论研究，发表了大量的著作，成为著名的生态经济学家。
石老是生态农业的倡导者与推动者。生态农业最早是由西南农业大学著名农业经济学家叶谦吉教授提出的，与最早提出农业生态工程的中国科学院著名生态学家马世骏教授一起共同推进生态农业建设。当时由国家计委、国家科委、财政部、国家环保局、农业部、林业部、水利部等七个部委经国务院批准成立全国生态农业县建设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设在农业部。石老与老部长边疆担任生态农业县建设领导小组专家组顾问，亲自到各地调查研究，总结经验，参加有关会议，大力倡导并推动生态农业的发展。第一批列入全国生态农业县建设的有51个县，取得了显著的经济、生态效益，生态农业在全国逐步展开。人们把石老称之为“草派”创始人之一，并不夸张。著名物理科学家钱学森提出立草为业，作为第六次产业革命——生物技术的重要组成部分。石老不仅是草业的积极倡导者，而且身体力行，在各地推进草业的发展。在改革开放以来，胡耀邦根据著名的草原生态学家任继周以及畜牧经济学家刘振邦等学者的建议，在甘肃对时任省委书记的李子奇提出，西北应种树种草发展畜牧的意见，受到西北地区人民的欢迎，但在以后受到指责，特别是在四川金沙江发大水以后，水利部门认为种树种草解决不了水患问题，使他的这个主张受到干扰。后由当时的国务院领导同志在甘肃对此作了解释，种树种草并不排斥水利工程。石老在这个问题上旗帜鲜明，多次严厉批评“以粮为纲”的方针，主张大力发展草业，从而带动畜牧业的发展，达到既改善生态环境，又能增加农民收入的目的，使农业经济走上良性循环的轨道。
有人认为石老不仅是“草派”而且是“林派”。他主张农业是大农业，包括农、林、牧、渔各业，而不能只顾粮食。他拥护朱镕基总理提出并实施的退耕还林还草政策，把在25o以上的山坡地退耕下来，种树种草，制止水土流失。他主张发展林业应由灌木、乔木多树种组成混交林，反对北方只种杨树，变成“杨家将”，南方只种杉树，变成“杉家浜”。如以杨树为主的“三北”防护林，不仅由于耗水多，成活率低，而且导致虫害的猖獗。他主张把改善生态环境与增加经济效益结合起来，多发展经济林，那种只有生态效益而无经济效益的林业，农民没有收益，是巩固不了的。他认为，为发展林业必须把林权问题解决好，只允许农民承包林地种树又不允许有林木处置权，就会亏本，农民不能接受，是不能持久的。历史上森林几次大的破坏，都同林权问题未解决好有关。
石老是绿色产业的积极推动者。l992年，联合国在巴西召开了全球首脑会议，讨论环境问题，制定了《21世纪议程》，提出了可持续发展的方针。我国政府作了实行可持续发展的承诺，率先制定了《中国21世纪议程》。随后绿色产业在我国崛起。联合国工发组织中国投资与技术促进处组建绿色专家委员会，由石老担任主任，在各地建立绿色产业示范区，生产无公害、绿色、有机农产品。石老团结了一大批多学科的专家，从事绿色产业示范区的技术指导工作，推动我国绿色产业的发展。
石老认为，中国山地占整个国土面积的69％，而在政策上是“目中无山”。山区既是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又是老革命根据地，还是最为贫困的地区，592个国家级贫困县90％在山区，遗憾的是在中央没有一个部门管山区。国家林业局实施山区综合治理工程，只管林业，水利部门只管水库与小水电工程，农业部门只管种养业，扶贫部门只管扶贫工作。他认为，中国的发展潜力在山区，希望在山区，山区建设是个自然、经济、社会、生态复合的系统工程，应当有一个综合部门统筹管理，把治理与建设山区纳入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的总体规划之中。
中央把保护耕地作为基本国策之一，提出不少于18亿亩作为底线。石老认为发展农业不应只局限在18亿亩耕地上，而应更加重视80亿亩的非耕地资源(包括草地、林地、沙地、盐碱地等)的开发与利用，从根本上解决人多地少的矛盾，也就是处理好人们所说20(耕地)与80(非耕地)的关系，这又是一个重大战略问题，需要郑重研究并制定相应的政策。
石老由于长期从事农村的调查研究工作，十分重视基层干部与农民在生态建设实践中创造的经验，并加以总结，宣传推广。例如，辽宁本溪市由于工业的严重污染变成“卫星看不见的城市”，经过生态建设，使山变绿，水变清，空气变净，联合国给予高度评价；黑龙江拜泉县实施小流域治理，把降水蓄积起来，实行乔灌木结合，制止了水土流失，改善了小气候，增强了抗灾能力；甘肃定西县是严重的干旱地区，大面积种柠条，并建造水窖，改变了面貌；山东齐河县大力发展平原林业，森林覆盖率达46％，既取得很高的经济效益，又成为风景秀丽的旅游地方；内蒙古锡林郭勒盟利用褐煤将引人海水淡化解决缺水问题的经验等。石老对这些经验亲临现场调查，倾注了心血。
石老对科技人员的创造十分关注，并给以热情的支持。例如，北京圣树生物技术开发公司董事长任荣荣创造的在沙地种植饲料桑，既改善了生态环境，又能增加农民收入的经验；云南生态农业研究所所长那中元利用中医药理论创造的生物诱导剂，在多种作物和畜禽施用，有明显的增加产量、改善品质、增强抗逆性的作用，并在许多地方推广的经验；福建农林大学林占熺教授创造的以草代木养菌(包括食用菌、药用菌等)技术，在“三西”贫困地区以及亚、非、拉发展中国家推广，取得重大成效的经验等。石老对他们满腔热情给予支持，并撰文广泛宣传。
石老有厚实的经济学理论功底和历史知识，又有丰富的革命斗争和深入基层调查研究的经验，具有浓郁的党的三大优良作风，即实事求是和一切从实际出发的作风，理论密切联系实际的学风，言之有物和用词严谨的文风。他在读书时一丝不苟，在眉批上表示自己的见解，对难懂的古语加以注解。石老是个乐观派，在“文革”中受批斗，让他从桌子下面爬过，当他站立起来时却笑着说，怎么样？爬得不错吧！石老是晚辈的学习楷模。愿石老这棵生机蓬勃的强劲苍松长青！
编入本书的文章45篇，是从自1996年以来刊在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农业经济技术研究所《通讯》的102篇中选出来的，都是同大农业战略相关的文章，有些文章由《炎黄春秋》、《生态经济通讯》、《中国绿色时报》、《中国生态农业学报》、《“三农”研究参考》等多家报刊转载。选人这本文集的文章，大体上反映了石老一贯坚持的大农业基本观点，很值得重视，并能在实践中进一步验证与发展。 (郭书田 农业部原政策体改法规司司长)
日期：2008-07-09 14:30 作者： 来源：中国农业信息网
本网讯：2008年4月，石山《大农业战略的思考》一书由中国农业出版社出版。作者从事农业工作五十年，对其有着丰富的经验和浓厚的感情。离休后近十年笔耕不辍，论文集中的观点有一定的前瞻性和挑战性。为了方便读者了解该书的主要内容和观点，现将作者简介、本书序言和跋文附登于后。
一、作者简介
石山 (资料图片)
石山，1915年末生，1936年夏考入国立中央大学经济系，1938年夏加入中国共产党，1940年春调赴延安，1942年秋调到晋绥解放区。1950年春调到中共中央东北局办公厅农村组，从此未离开农业战线。1955年调到由谭震林领导的中共中央办公厅农村组。1978年春任中国科学院支农办主任。1979年任农业现代化研究委员会主任，并任该院的副秘书长（副部长级）。1982年冬调到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任顾问。其主要代表作是《大农业战略的思考》一书。
二、序言
三十年探索回眸
石山
1977年底，我62岁，进入老人行列，却又走到十字路口，三个单位要我，两个升官，一个探路，选择了后者，即到中国科学院主持农业现代化实验县工作。离开中科院后，探索未停，涉及面更广，到2007年底，整三十年。回眸探索历程，收获良多，感触良多，心情愉快，毫不后悔。现记其大者，既存往事又供参考，对自己则是反思。
一、在中科院五年，遇高人指点，实验工作有进展，自己也脱胎换骨
当时的中科院党组书记李昌同志亲自抓这项工作，与地方协商后，选了五个县，分布在东中西部，又分属当时的四类县，即大寨县、学大寨先进县、一般县和贫困县。新建三个农业现代化研究所，加上划拨过来的水土保持研究所，分别负责五个实验县的探索工作，并兼顾所属区域的农业现代化研究。这种布局清楚的表明是真心实意的探索，难度大，实用价值更大。
如何进行？上面没有具体指示，也没有样板，是一件要自己摸索的艰苦活动。
专家们说，应该根据当地实际情况，按自然规律办。钱学森同志也关心此事，托人转告，“农业是一个复杂大系统，要用系统工程的方法，搞出一个发展规划，按之实施，否则，谁来指挥都是瞎指挥”。李昌同志同意这样做，我们先办培训班，培养搞规划的骨干，钱老派两位副教授来讲课，之后，一同到湖南桃源县实践。连续办了几期，不少单位派人来听课，我们采取来者欢迎的态度。不仅五个实验县都作了规划和实施，其他单位也搞了不少县、乡级规划进行试验，后来搞生态农业县的县也采用此法搞规划和实施。这个方法把发展生产、富县、富民与建设生态环境统一起来，作用大，群众欢迎，干部感到顺手。1990年帮助福建省龙岩地区搞地区规划时也用此法。我们还编了一套农业系统工程丛书。钱老曾对我说，把系统工程方法用到农业上来，是一大功劳。这是钱老的倡导之功。我深信，每个县都得这样做。
五年中，五个县都作了许多工作，都有不少创造，各个所的专业人员都热心从事试点工作，许多点都发挥了积极作用。水保所在宁夏自治区固原县的实验点（上黄村），实行种牧草养畜，农牧结合，多种经营，当年田纪云副总理考察时就指出，它是黄土高原的方向。前几年遇到该实验站站长，他告诉我，上黄村现在成了为各乡培养干部的地方，还培养出两位副县长，影响很大并继续发挥着作用。
日本的田村三郎先生组织一批专家在桃源县与我们合作搞实验，他们也考察了其他点，认为找到了一条农业建设之路。
五个实验县的实践，回答了当时许多争论不休的问题。比如，有人说，这是大推广，没有什么科学价值。其实，这是大综合大协调，十分困难，作用很大，没有它，许多科研成果无法推广，轻视这项工作，正是我们认识上和工作上的重大失误。又比如，农业现代化，重点并不是常讲的四化（机械、水利、化肥、电气），首先应是按自然规律组织农业生产，充分利用各种资源，而且，各地条件千差万别，决不能一个模式。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根据需要逐步四化。通过五年实践，我深深感到，我国农业指导上的主观成分太多，即钱老讲的，不按规律办事，谁来指挥都是瞎指挥。各方面的干扰更多，干部调动快，一个将军一个令，一届政府一本经，各干各的，就是最大的干扰，什么好的规划都将落空。这个情况长期得不到解决，危害极大。
这项有重大作用的农业现代化实验工作，却被院内一些人称为“李昌项目”，李昌同志一离开，新领导立刻变脸，首先取消了“现代化”一词，说中科院搞不了农业现代化，中科院搞农业实验县与农科院一样，有什么必要，更无优势。我也被逼出中科院（不去农研中心即离休）。一个将军一个令，科研部门也是如此，半路夭折的事大概不会仅此一家。这是我国行政体制上的一大缺陷。
就我个人来讲，五年中获益极多。认识了许多大家，他们的许多论点震醒了我，学会按自然规律思考问题，探索无禁区和超越现行政策探索问题...。自己感到思想境界比过去高了许多，脱胎换骨了。我怀着感激的心情离开中科院。更令我感激的是，中科院的一些科研人员至今还和我保持着友谊和联系，继续探讨新问题。
二、在国务院农研中心七年，杜老允许我自由行动，本是一名闲员却成了“大忙人”
农研中心有一个非常强的政策研究班子，我插不上手。而我关心的要尊重自然规律、生态经济思想、生态农业等等，当时离政策研究范围尚远。杜老宽厚待人，让我自由行动。我成了一个自由兵。
这期间，中国生态经济学会、国土经济学研究会、中国农学会和农经学会的活动我都参加，山东的县域经济研究会、江西的山江湖工程、山西、河北、云南等省级生态经济学会的活动也拉着我参加，活动范围扩大了。我是每请必到，也必讲我的想法和意见，他们的反映是，每次发言都有新东西，因此，不断请我去。我看到的新东西多了，新思路不断涌现。生态经济市试点、生态农业县试点蓬勃兴起，我都积极参加。1986年春，我代表中国农学会带队考察武陵山区（湖北和四川两省部分），初步弄清了山区为什么穷和山区的潜力，是年冬又在现在的张家界市开了一个讨论会（以四省市为主）。以后不断考察研究江西、福建、山西等地的山区，写了一篇“希望在山区”的文章，算是研究山区的小结。对于贫困山区还写了“是财富不是包袱”的文章。山东的县城经济研究会是全国首创，激发了县一级的积极性，八、九十年代，经常请我参加活动，加深了我对县一级经济重要性的理解。这是全国至今尚未很好解决的大问题。山东的这个经验是很重要的。
江西的山江湖工程，对赣江进行全流域综合规划和治理，也是全国首创，中央重视，国际上也极为重视。这是按自然规律认真对全流域的山江湖统一规划治理、开发的典型，而且是当地政府自己逐步认识和自觉实施的，十分可贵，收效也大。八十年代初期，我到赣南山区考察，结论是“江南佳丽地，北国旧风光”，水土流失十分严重。九十年代中期再次考察时，十几年前考察过的地方都绿树成荫，一片绿色世界。这使我想到我国南方山区是世界公认的一块宝地的论断。雨量多、气温适宜，作物生长力强劲，只要按科学规律管理，它就能为我们提供更多的产品。有资料指出，我国山区还有20多亿亩荒山秃岭，这是一笔巨大的财富。利用不合理，山不像山，林不像林的林地也很多，“希望在山区”一点不假。从这方面看，江西山江湖工程的做法和成就，就更值得重视，可惜至今还只此一家。
总之，这七年我没有白忙。活动范围大了，特别是山区和老区（大部分也是山区）进入我的思考范围，认识到多山的国家必须把山区建设好。而且我国山区本质是富庶的，穷是现象，是工作失误造成的。山区可以也应该富起来，老少边山不应穷。
三、1989年后进入“休闲状态”，但一个新论点引发我的思考和探索
1989年六四事件以后，国务院农研中心被撤销，我和一些人被安置到农业部按退下来的老部长优待，人们希望我们老有所养，安度晚年。实际上，各人都有活动，比如，以边疆同志为主一些人共同推动的生态农业县建设活动，由于下面的劲头很大，我们也就不能停下来。
这一年，复旦大学教授张薰华（他是一位专攻《资本论》的经济学家，是《资本论》研究会的副会长，又深入研究农业问题）发表了林业是国民经济基础的新观点，认为农林牧副渔排列次序不妥，应改为林农牧渔副，副是加工业，是第二性的，林业应坐头把交椅。明确提出林是人类生存问题，农是人类吃饭问题，农业搞不好会饿死一些人，林业搞坏了则危害人类生存。我长期关心生态环境问题，对这个论点当然十分重视。认为它将在农业战线引发一场思想革命，推动人们思考一些深层次的问题，如我国已面临的环境问题（荒漠化、水土流失、石漠化和污染等），经济建设中掠夺性经营思想和经营方式，农业方面的小农业经营思想和经营方式等等，还写了文章为之鼓与呼。我还向当时的林业部长介绍过这个论点，希望林业部门研究，他们也请了张教授发表谈话，在报上发表，但仅此而已，张的论点没有进入工作系统。对我来讲，此论影响不小，促使我进一步探索生态环境问题，进一步关心山区和牧区的情况，林业的作用也进一步受到重视，为了吃饭而破坏环境的现象更引起我的思考。最关心的是这个论点没有受到重视和引发大讨论，而是受到冷遇，无人理睬。近二十年一直束之高阁。近年来，山东齐河县的实践活动才使人又想起了这个论点，但齐河的实践者并不知道它。这是一个什么问题？是普遍现象还是个别现象？是客观规律还是人为因素？耐人寻味。
四、进入新世纪，新事物不断涌现，进行新探索，提出林草兴邦论
我指的新事物有下列一些：
一是农林战线的四个新事物，我写了小文，详细讲了，这里只点一下名，即河南新郑市农业服务体系改革，山东齐河县平原绿化引发的大变化，桑树多功能性与我国畜牧业发展的新途径，把中医中草药理论用到农业的试验。
二是内蒙锡林格勒盟引海水到该地区搞盐化工产业规划，淡水成为副产物，用以灌溉草原。该规划虽然尚未进入实施阶段，但这个思路势将引发水利建设的革命。今后我国可以采用东水西送和山区的水尽量自用为主、沿海城市和平原农业用水由海水淡化工程解决的模式，这样，贫水国的水利就将全局皆活，在海水淡化工程已进入商业运转时代，据2005年资料，全世界淡化日产量已突破3200万吨规模，我国的淡化量仅占千分之一，太不相称了。海水淡化在技术上和经济方面完全可行，关键是投入体制，南水北调工程是国家投资，海水淡化则要地方投入，地方当然不积极。如果淡化工程和盐化工结合，又能腾出几十万亩沿海盐田来，经济效益是十分巨大的，可收一举多得之效。这当然应是国家级的大项目。
三是山区人民创造的微型水利，投入小，作用大，可以推动山区经济发展。山区人民有积极性，稍加补助和推动就能发展起来。北方的例子是甘肃定西地区的“一、二、一集雨工程”及其引申的发展模式，南方是广西凤山县的“地头水柜”模式，现已在全自治区推广。这项创造极有利于山区建设，更重要的是能进一步调动山区人民的建设热情，运用的好，可以创造出许多人间奇迹，并掀起一个山区建设高潮。
四是吉林省白城市发展饲料桑的实践经验，激发人们改造沙化草原的希望。该市计划营造100万亩饲料桑，实际上就是建设灌丛草地。这种草地不用灌溉，靠当地天然降雨即能正常生长，又能改良土壤，草地可以不断改良，大规模推广以后，实现“草原 沙原 新草原”的演化，完全可能。这打开了人们的思路，激发重振草原雄风的热情。该市还搞了一部分桑园，一季蚕茧亩收入近千元，其余时间还可以养羊。该市过去怕上游雨季来水，挖大排水沟排水，实际上，来水太猛，一下子排不出去，年年受淹。现在变了，用洼甸蓄水养鱼养苇子，来水愈多愈好，就怕不来水了。这个思想变化也给人以深刻启示，各种资源都可以用起来。白城市是科尔沁草原的北缘，说明整个科尔沁草原可以改造，可以重振雄风。关键是找到变化的规律，认真按规律办事。最近有报道说，毛乌素沙原正大规模种植沙生灌丛，牲畜圈养，效果很好，这实在令人高兴。
正是这些新事物，推动我进行新探索。我国是多山国家，又是草原大国，两大区域可用的农业用地约为80亿亩，占全国农业用地的4/5。它们应该为祖国的强盛和崛起作贡献，虽不能搞草本粮食，但在当前恶化的条件下，仍然可以建成强大的畜牧基地，可以生产林特产品，特别是木本粮棉油产品，建成强大的木本粮棉油生产基地。这样，山区牧区不仅环境好了，还可以富起来。农区减轻了粮棉油生产任务和畜牧业生产任务，农业生产和农村经济也就活了。基于上述分析，我提出林草兴邦论，作为三十年探索的心得，也是总结。
三十年前，我提出黄土高原应该种草发展畜牧业以推动农业的发展，引发一场大讨论，我得了个“草派”头衔。今天看来这个意见实在微不足道，是一个不成问题的问题。现在我提出林草兴邦论，似乎离经叛道，危言耸听。但我相信，一、二十年后，此论也就平淡如水，成为不成问题的问题了。这大概是一个社会发展规律。
林草兴邦论刚提出来，就得到了一些学者和专家的赞同，还要成立中华林草兴邦研究会进行深入讨论，这是我没有想到的。这是一个新现象，大概是严重的实际情况触动人们思考，因而得出一个相同的认识。
林草兴邦论与当前的主流思想有一段距离，这是十分自然的，不然就不叫探索了。探索就应该是超前的，这是探索的特征。从事探索的人应该准备坐冷板凳、受冷遇，还要准备受批判，甚至更严重的打击，这也是一条规律。现在社会环境宽松，批判和打击不会有了。
林草兴邦论会不会进入主流思想，甚至成为主流思想？从客观规律讲，我深信这一点，这是无法抗拒的。早一点晚一点，则是人为因素的作用。一方面是思想交锋，大讨论可以缩短距离；另一方面是群众的实践将起更大的作用。真理总是在群众的实践中为自己开辟道路。
就我个人讲，三十年的探索总算有了一个小结，了却一个心愿。一时兴起，写了一首歪诗寄怀：
探索漫漫三十春，深信林草是国魂；
不畏此论骇世俗，敬向人民献赤忱。
（2007年12月末）
三、跋文
受人尊敬的老人石山同志
——郭书田接受《中国绿色时报》记者苏晓娟采访
石山同志2008年92岁，眼不花，耳不聋，精力充沛，不熟悉的人都以为他只有60来岁。他思维敏捷，思路清晰，见解新颖，记忆力强，在老人中少有。他手不释卷，博览群书，说古论今，笔耕不辍，经常撰写和发表针对性很强的文章，实事求是，讲真话，说事实，深受广大读者的欢迎。人们常问他高寿的经验，他回答说：能吃能睡能“骂人”三条。“骂人”是指心直口快讲批评意见不怕得罪人。他吃东西绝不挑拣，喜欢吃什么就吃什么，从不过量。他睡眠很好，躺在床上就能入睡。他虽不运动，但从事家务劳动，做饭拖地，坚持不懈。最关键的是勤动脑，思考国家大事。
石老是江苏溧水人。青年时代就读于南京中央大学经济系，积极参加反对帝国主义的爱国学生运动。在“七七”事变以后，投入抗日斗争。解放战争时期，在辽宁任中共县委书记，从后勤保障方面支持第四野战军发动的辽沈战役。新中国成立以后在中共中央办公厅地区组从事农村问题的调查研究，为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的谭震林以及中央农村工作的决策发挥参谋作用。在十年“文革”中受批判。粉碎“四人帮”后，经江一真推荐，与中国科学院李昌一起，组建农业现代化委员会，分别在黑龙江的海伦县、河北的栾城县、湖南的桃源县、宁夏固原与盐池县，从事农业现代化的试验。改革开放以后，任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顾问，协助杜润生指导农村改革。在离休以后仍“离而不休”，孜孜不倦，勤奋工作，发挥“余热”。
石老有深厚的经济学理论功底，是中国农业经济学会的奠基人之一。在组建中国农业经济学会时，第一届会长为农业部老常务副部长蔡子伟。蔡老既是政府高官，又是学者，德高望重。石老任中国农业经学会副会长，为学会围绕农村改革开展学术活动做了大量工作，发挥了重要作用，成为著名的经济学家。石老高度关注农民的教育，认为提高农民素质是改变弱势地位的根本出路，与农业部蔡子伟、林业部罗玉川老领导以及萧克老将军等，积极支持筹划由胡耀邦题名的“中国农民大学”，这个大学虽历经坎坷，现已成为全国性、多层次、多学科、多形式培养新农民的重要阵地。
石老一直十分关注中国的生态特别是农业生态，是中国生态经济学会的奠基人之一。著名经济学家许涤新最早提出生态经济的理论，把发展经济与保护生态统一起来，并创建了中国生态经济学会，任理事长。石老任该会的副理事长，与著名的生态学家马世骏、著名的生态农业经济学家叶谦吉等一起，开展了卓有成效的学术活动和理论研究，发表了大量的著作，成为著名的生态经济学家。
石老是生态农业的倡导者与推动者。生态农业最早是由西南农业大学著名农业经济学家叶谦吉教授提出的，与最早提出农业生态工程的中国科学院著名生态学家马世骏教授一起共同推进生态农业建设。当时由国家计委、国家科委、财政部、国家环保局、农业部、林业部、水利部等七个部委经国务院批准成立全国生态农业县建设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设在农业部。石老与老部长边疆担任生态农业县建设领导小组专家组顾问，亲自到各地调查研究，总结经验，参加有关会议，大力倡导并推动生态农业的发展。第一批列入全国生态农业县建设的有51个县，取得了显著的经济、生态效益，生态农业在全国逐步展开。人们把石老称之为“草派”创始人之一，并不夸张。著名物理科学家钱学森提出立草为业，作为第六次产业革命——生物技术的重要组成部分。石老不仅是草业的积极倡导者，而且身体力行，在各地推进草业的发展。在改革开放以来，胡耀邦根据著名的草原生态学家任继周以及畜牧经济学家刘振邦等学者的建议，在甘肃对时任省委书记的李子奇提出，西北应种树种草发展畜牧的意见，受到西北地区人民的欢迎，但在以后受到指责，特别是在四川金沙江发大水以后，水利部门认为种树种草解决不了水患问题，使他的这个主张受到干扰。后由当时的国务院领导同志在甘肃对此作了解释，种树种草并不排斥水利工程。石老在这个问题上旗帜鲜明，多次严厉批评“以粮为纲”的方针，主张大力发展草业，从而带动畜牧业的发展，达到既改善生态环境，又能增加农民收入的目的，使农业经济走上良性循环的轨道。
有人认为石老不仅是“草派”而且是“林派”。他主张农业是大农业，包括农、林、牧、渔各业，而不能只顾粮食。他拥护朱镕基总理提出并实施的退耕还林还草政策，把在25o以上的山坡地退耕下来，种树种草，制止水土流失。他主张发展林业应由灌木、乔木多树种组成混交林，反对北方只种杨树，变成“杨家将”，南方只种杉树，变成“杉家浜”。如以杨树为主的“三北”防护林，不仅由于耗水多，成活率低，而且导致虫害的猖獗。他主张把改善生态环境与增加经济效益结合起来，多发展经济林，那种只有生态效益而无经济效益的林业，农民没有收益，是巩固不了的。他认为，为发展林业必须把林权问题解决好，只允许农民承包林地种树又不允许有林木处置权，就会亏本，农民不能接受，是不能持久的。历史上森林几次大的破坏，都同林权问题未解决好有关。
石老是绿色产业的积极推动者。l992年，联合国在巴西召开了全球首脑会议，讨论环境问题，制定了《21世纪议程》，提出了可持续发展的方针。我国政府作了实行可持续发展的承诺，率先制定了《中国21世纪议程》。随后绿色产业在我国崛起。联合国工发组织中国投资与技术促进处组建绿色专家委员会，由石老担任主任，在各地建立绿色产业示范区，生产无公害、绿色、有机农产品。石老团结了一大批多学科的专家，从事绿色产业示范区的技术指导工作，推动我国绿色产业的发展。
石老认为，中国山地占整个国土面积的69％，而在政策上是“目中无山”。山区既是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又是老革命根据地，还是最为贫困的地区，592个国家级贫困县90％在山区，遗憾的是在中央没有一个部门管山区。国家林业局实施山区综合治理工程，只管林业，水利部门只管水库与小水电工程，农业部门只管种养业，扶贫部门只管扶贫工作。他认为，中国的发展潜力在山区，希望在山区，山区建设是个自然、经济、社会、生态复合的系统工程，应当有一个综合部门统筹管理，把治理与建设山区纳入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的总体规划之中。
中央把保护耕地作为基本国策之一，提出不少于18亿亩作为底线。石老认为发展农业不应只局限在18亿亩耕地上，而应更加重视80亿亩的非耕地资源(包括草地、林地、沙地、盐碱地等)的开发与利用，从根本上解决人多地少的矛盾，也就是处理好人们所说20(耕地)与80(非耕地)的关系，这又是一个重大战略问题，需要郑重研究并制定相应的政策。
石老由于长期从事农村的调查研究工作，十分重视基层干部与农民在生态建设实践中创造的经验，并加以总结，宣传推广。例如，辽宁本溪市由于工业的严重污染变成“卫星看不见的城市”，经过生态建设，使山变绿，水变清，空气变净，联合国给予高度评价；黑龙江拜泉县实施小流域治理，把降水蓄积起来，实行乔灌木结合，制止了水土流失，改善了小气候，增强了抗灾能力；甘肃定西县是严重的干旱地区，大面积种柠条，并建造水窖，改变了面貌；山东齐河县大力发展平原林业，森林覆盖率达46％，既取得很高的经济效益，又成为风景秀丽的旅游地方；内蒙古锡林郭勒盟利用褐煤将引人海水淡化解决缺水问题的经验等。石老对这些经验亲临现场调查，倾注了心血。
石老对科技人员的创造十分关注，并给以热情的支持。例如，北京圣树生物技术开发公司董事长任荣荣创造的在沙地种植饲料桑，既改善了生态环境，又能增加农民收入的经验；云南生态农业研究所所长那中元利用中医药理论创造的生物诱导剂，在多种作物和畜禽施用，有明显的增加产量、改善品质、增强抗逆性的作用，并在许多地方推广的经验；福建农林大学林占熺教授创造的以草代木养菌(包括食用菌、药用菌等)技术，在“三西”贫困地区以及亚、非、拉发展中国家推广，取得重大成效的经验等。石老对他们满腔热情给予支持，并撰文广泛宣传。
石老有厚实的经济学理论功底和历史知识，又有丰富的革命斗争和深入基层调查研究的经验，具有浓郁的党的三大优良作风，即实事求是和一切从实际出发的作风，理论密切联系实际的学风，言之有物和用词严谨的文风。他在读书时一丝不苟，在眉批上表示自己的见解，对难懂的古语加以注解。石老是个乐观派，在“文革”中受批斗，让他从桌子下面爬过，当他站立起来时却笑着说，怎么样？爬得不错吧！石老是晚辈的学习楷模。愿石老这棵生机蓬勃的强劲苍松长青！
编入本书的文章45篇，是从自1996年以来刊在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农业经济技术研究所《通讯》的102篇中选出来的，都是同大农业战略相关的文章，有些文章由《炎黄春秋》、《生态经济通讯》、《中国绿色时报》、《中国生态农业学报》、《“三农”研究参考》等多家报刊转载。选人这本文集的文章，大体上反映了石老一贯坚持的大农业基本观点，很值得重视，并能在实践中进一步验证与发展。 (郭书田 农业部原政策体改法规司司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