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雪岩与盛宣怀：生死道

1、简介：

     盛宣怀（1844年11月4日—1916年4月27日，出生于江苏常州府武进县龙溪，逝世于上海），字杏荪，又字幼勖、荇生、杏生、号次沂、又号补楼、别署愚斋、晚年自号止叟。清末的一个政治家、企业家和福利事业家，官僚买办。1879年，署天津河间兵备道。1884年，赴粤办理沙面事件；同年，署天津海关道。1885年，任招商局督办。1886年，任山东登莱青兵备道道台兼东海关监督。次年，在烟台独资经营客货海运，航运范围不仅扩大到山东整个沿海，而且还开辟了烟台至旅顺的航线。1891年春，在烟台设立胶东第一广仁堂慈善机构。次年，任直隶津海关道兼直隶津海关监督。1896年，任铁路公司督办，接办汉阳铁厂、大冶铁矿，奏设南洋公学于上海。1902年，任正二品工部左侍郎。

2、生平

    出身官僚地主家庭。1866年，应童试，补县学生。盛宣怀的父亲盛康是清朝的官员，与李鸿章有交。盛是六兄弟之长。1870年（同治9年）盛被李鸿章招入其幕府，受到李的赏识，第二年就已升到知府的官级。1871年畿辅大水，盛宣怀的父亲盛康捐助衣物粮食，由盛宣怀购买并运到天津散发，这是盛宣怀第一次从事福利事业。

3、航运

   1872年他建议李鸿章用建造商船来提供建造兵舰的费用，被李采纳，李委任盛办理中国第一家轮船航运企业轮船招商局，这是盛办理轮船航运的开始。1873年，轮船招商局正式营业，盛宣怀担任会办，从此他开始正式成为清末洋务运动的核心人物之一。

   1875年李又委盛办理湖北煤铁矿务，从此盛又开始办理矿业。

4、电报

   1879年盛建议李建立电报事业，李采纳之，又命盛督办，1881年盛宣怀被任命为津沪电报陆线的总办，从此进入电讯业。1882年为了阻止外国人在中国沿海建立电报网，李委任盛建立上海至广东、宁波、福州、厦门等地的电报线。

    1883年盛宣怀督理天津海关，他挪用海关钱粮来资济电报事业，混淆各个部门的经费，因此受到处分，但因多方说情未被降职。

5、纺织

    1892年起，他又开始在上海督办纺织业，1894年开办华盛纺织总厂；又以官督商办及官商合办名义，控制大纯、裕春、
    裕晋诸多纱厂。1895年马关条约签订后盛宣怀一再请求自己的免职，一再不准。

6、大学

   1895年10月2日，盛宣怀通过直隶总督王文韶，禀奏光绪皇帝设立新式学堂。光绪帝御笔钦准，成立天津北洋西学学堂。后更名为北洋大学，此为中国近代史上的第一所官办大学，也是天津大学的前身。1896年起盛宣怀开始督办铁路。1896年盛宣怀创建了上海创办南洋公学，这是交通大学的前身。

7、银行

   1896年，他还在上海外滩开办了中国通商银行，先后与比利时、英国、美国签订铁路借款合同草约。

   他对康有为的改法是支持的，但认为康遇事太急。

8、汉冶萍公司

    1898年，盛开办萍乡煤矿，并在1908年将它与汉阳铁厂、大冶铁矿合并成立中国第一家钢铁煤联合企业——汉冶萍煤铁厂矿公司。

9、策划东南互保

    1900年，任正三品太常寺少卿、大理寺少卿。盛反对清朝一开始支持义和拳的做法，命令各地电报局将清廷召集拳民的诏旨扣压，只给各地总督看，他同时电告各总督让他们不要服从这个命令。在他的联系下，长江流域和苏杭的督抚们与列强签定了《东南互保条约》。从此中国地方行政体系开始与中央的命令脱离。这是军阀时代的开始，可以说盛在其中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盛当时主张与列强议和，李鸿章入京进行和谈时请他同行，北京也宣他入京，但他觉得北京的政治太不可靠，因此推脱不肯奉诏入京。盛宣怀所管理的许多事业如电报、矿业、海关、铁路等是北京清廷的主要收入，因此北京对他奈和不得，反而褒奖他保护了长江流域的和平，加他为太子太保。

   1905年盛宣怀在上海创设了中国红十字会。同年他将他手下的铁路大权让给唐绍仪，这是以唐为首的、在北洋政府初期权力巨大的交通系的开始。

10、盛宣怀与清朝的灭亡

    1907年，盛宣怀奉召进京，次年任命为邮传部右侍郎。1910年袁世凯被免职后，盛宣怀受到重用。1911年，升为邮传部尚书，次年为皇族内阁邮传部大臣，他建议将各省自己建立的铁路、邮政转为中央领导。这个措施遭到了许多地方的反对，四川、广东、湖南和湖北发生了保路运动。盛宣怀命令各地加以镇压。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后，盛宣怀请袁世凯出山，同时他遭到了各方的谴责，许多人责怪他的收路政策导致了动乱，盛宣怀被革职移居大连，永不再用。盛逃亡日本神户。

    1912年秋，中华民国建立后，盛宣怀回到上海，在上海租界中继续主持轮船招商局和汉冶萍公司。盛宣怀支持袁世凯，二次革命时他希望袁能胜利。1915年日本曾试图拉拢盛，但遭到盛的拒绝。1916年4月27日，盛宣怀病逝于上海。他的葬礼极其盛大，盛宣怀大出殡轰动上海，耗资30万两白银，送葬队伍从斜桥弄（吴江路）一直排到外滩，为此租界当局专门安排了交通管制。

著作

有《愚斋存稿》及《盛宣怀未刊信稿》《常州先哲遗书》《经世文续集》《林胡曾三公奏议》存世。

11、盛宣怀档案的民间慈善活动
    中国近代著名的实业家盛宣怀，同时也是一位社会慈善活动家。上海图书馆保存的近十八万件《盛宣怀档案》中，大约有两万多件档案与中国近代社会慈善事业有关，其中不少文献披露了近代上海民间慈善组织积极参与赈灾救济活动和慈善事业的史实。从大量原始档案中我们可以看到，在清代，江南地区特别是上海地区的善会、善堂等民间慈善组织，在赈灾救济活动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对国家赈灾救济工作起着不可或缺的补充作用。
    清光绪三年至四年(1877－1878年)，山西、陕西、河南、河北一带遭受极其严重的旱灾，史载饿殍达一千万人以上，被称为“丁丑奇荒”。李鸿章时为直隶总督，正处重灾之区，赈灾工作十分繁重。他在天津设立了直隶筹赈局处理赈务，盛宣怀以候补道的身份参加该局工作，于1878年5月，被派往献县主持赈灾。他会同地方官员下乡做了一次调查，给李鸿章写了两份报告，详细汇报了献县受灾后的情形。由于连年灾荒，当地农民除了土地之外已一无所有，久旱无雨，土地坚硬，种粮已被吃尽，农田大半荒芜，无人耕种，灾民或者流落外省，或者坐以待毙，形势非常严峻。灾民人数太多，“献县至少须发二万户，方能稍援垂毙”。盛宣怀所带政府赈灾款只有区区六千串，以每户一千文散放，只能救济六千户。盛宣怀请求借库平银一万两，以满足救济“极贫之户”之需。由于这是计划外的要款，可能拨不下来，盛宣怀提出：“此银如筹赈局无款核销，拟请代为转借，俟职道回南劝捐，如数归缴，决不敢短少”。
　　所谓“劝捐”，即是在民间开展募捐义赈活动。“回南劝捐”之“南”，指的是江苏、浙江、上海一带，主要是上海地区。我国江南地区素称鱼米之乡，上海开埠后，逐渐成为万商云集的国际化都市，工商业阶层和市民阶层较国内其他地区发达。江南地区的商贾市民长期有乐善好施的传统美德，一方面也在长期接触西方传教士和商人的过程中受到西方文化的影响，特别是基于人道主义思想的国际红十字会组织的影响。十九世纪中叶，上海一地已出现为数众多的善会、善堂。其中，同仁辅元堂的董事主要是上海的船商和钱业商人，如郁松年、沈大本、赵立诚、经纬等皆为著名富商；果育堂的主持人主要是在上海经营洋药、洋布业的广东籍买办商人唐廷枢、徐润等；沪北仁济堂和元济善堂则是丝商施善昌、施则敬父子创办主持的；普育堂有着著名慈善活动家、上海知县余治参与创办的背景，带有半官方的色彩，但董事主要来自民间商人。
这些民间慈善组织的资金来源，主要依靠行业商会，机构稳定，运转圆熟，平时从事施医、施药、施衣、施棺、恤嫠、保婴、惜字等社会救济工作，灾时就成为募捐义赈的组织机构。由于善堂、善会常常带有同业商会的背景，基于互助救济的理念，他们的募捐活动常常颇有效果，是民间赈灾救济活动的主要力量。同治十年(1871年)河北水灾时，盛宣怀与父亲盛康一起参与赈灾工作，曾到江苏、上海一带募捐钱物，收效颇大，因此他才有把握向李鸿章要求增加一万两赈款，“回南劝捐，如数归缴”。
　　光绪五年，为了解决河北特大旱灾后遗留下来的为数众多的孤儿寡妇的抚养问题，盛宣怀秉承李鸿章的旨意，在天津设立一座名为“广仁堂”的慈善机构，其创办者和董事多为“南省助赈绅士”，如王承基、吴大澄、经元善、郑观应、李金镛等。其中王承基是上海人，吴大澄江苏吴江，经元善浙江上虞，李金镛江苏常州，郑观应是广东人，但也长期在沪经商。这些人大多是上海一些著名善会、善堂的堂董或司事。王承基光绪八年(1882年)被推举为上海同仁辅元堂的司总，经元善先后在同仁辅元堂、果育堂任职，郑观应曾任上海保婴局董事，后又在果育堂任董事，他们有着长期从事民间慈善事业的经历和经验。盛宣怀晚年回忆广仁堂时曾说：“北省向无善堂”，广仁堂可称南方绅商在北方创设善堂的开山之举。
1904年日俄战争期间，为了救助陷于战区的民众，上海的一些慈善事业活动家仿效西方红十字会的章程和办法，联合中立的英、美、法、德等国在沪的外交人士、企业家，在上海创设了一个名为“上海万国红十字会”。这个组织虽然也带有政府背景，当时的两位商约大臣吕海寰、盛宣怀是肩负政府使命的幕后主持人，但出面活动的华人董事沈敦和、施则敬、任锡汾则都是长期在上海从事慈善事业的南方商人。这为1910年2月中国红十字会的正式成立起到先导的作用。
　　1906年春、夏，安徽、江苏发生特大水灾，受灾人口达730万人。由于地方官吏对赈灾救济工作的漠视和拖延，造成大批灾民流离失所，清江、沭阳一带灾民每天饿死者数百人，情况非常紧急。鉴于盛宣怀在历年赈灾活动中的影响和号召力，灾区绅民纷纷写信给盛宣怀，甚至直接派代表到上海拜见盛宣怀，呼吁他出面主持赈济工作。由于朝廷初次拨给的政府赈灾款只有十万两银子，远远不够使用，新任两江总督端方也竭力邀请吕海寰、盛宣怀主持义赈募捐工作。盛宣怀当时在上海和吕海寰一起与德国、意大利等国进行商约谈判，虽然公务繁忙，还是难以袖手，便承担起义赈重任。由于掌控了上海广仁堂这样一个民间慈善机构，盛宣怀运作起来颇为顺手。上海广仁堂成为徐、淮、海水灾的义赈主持机构，刊印灾启、登发广告、寄发募册、派员巡视调查、收取捐银、填开收照、编制账册、散放赈款赈衣、编印征信录，一概义赈事务，全由广仁堂经手办理，起到了组织机构和指挥中心的作用。
盛宣怀晚年谈及广仁堂时曾说：“上海广仁堂系鄙人一手所建设，平常办理各种善举，遇有灾荒，同人提倡义赈，历有年所。堂内捐置房地、矿业股份，以为恒产，如能经理得宜，未始不可达救人目的。”这里特意提出“上海广仁堂”，似有与1879年最初在天津创办的广仁堂作一区别的意思。天津广仁堂初办时带有官方色彩，经费有一部分来自官方，在上海设立的广仁堂则没有了官方经费的来源，主要由盛宣怀主持的轮船招商局、电报局、汉冶萍公司、又新公司等企业赞助，已演变成完全民间性质的慈善组织。
　　这次水灾的义赈工作前后超过半年。由于江苏一些地方官员官僚作风严重、赈灾不力，盛宣怀致电两江总督端方表示不满：“官赈现由乡董地保造册送州，匀摊办法，义赈系经司事亲历各灾区查看开办，俟官赈放后，义赈以补不足。……向来官赈不过凭董保造册呈送，印委分极次贫匀摊，每口极多数百钱，散放极迟，克扣极多。且百姓皆称吃皇粮可不吃者亦都要吃，董保徇情而不中饱者，已算极好。宣官直东，总司赈务，亲督查户，洞察其弊，曾严惩印委，禀院以官作义，系将官赈并归义赈，责成义绅，随查随放，奏销则列明官赈若干，义赈若干。李文忠、张勤果不派委员，即派员亦止会同义绅而已。非必委员无妥人，实因章法不同。且委员所带之人，断不能耐苦终日奔波，故以候补官充义绅，亦能变好”。提出“官、义合赈”的建议，得到端方的支持。盛宣怀随后亲自起草制定了《江南北官义两赈合办章程十八条》，规范来自政府途径和民间途径款物的管理和发放办法，实际上官赈的管理权也已经归于上海广仁堂。端方在冬赈结束后上奏朝廷，褒扬盛宣怀等人的功绩：“自议定官赈义赈合办，绅任查产放钱，官任监视弹压，遴派员绅，分投开办，随查随放，不少耽延，办理尚称顺手。……至各属查赈，安静不扰，实惠普沾，则义绅之力为多。而此次义绅之遍布各属，力任劳怨，实由驻沪商约大臣吕海寰、盛宣怀主持公义，极力提倡所致。本年九月以后，该人臣等首倡义赈，于捐款弩末之时毅然认筹钱百万串，所派义绅类多朴实廉干之才。”这年冬赈结束后统计：“官赈发过银七十万两，合钱一百余万串，官办平粜米价充赈钱二十万串，义赈钱六十余万串，提用淮海各属积谷钱十余万串，约共钱二百万串有奇。”通过上海广仁堂募捐所得的义赈款占了全部赈灾费用的30%。
    晚年时，盛宣怀对江南地区的绅商长期以来乐于参与灾赈活动屡有褒言：“江南义赈，闻于天下，垂四十年，凡遇各省荒歉偏灾，一经官绅布告，靡不竭力集资，四出拯济。”这是基于他数十年来主持义赈活动事实的基本结论。中国近代历年的赈济救灾活动中，上海地区的民间募捐活动确实是举足轻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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