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新生：中国如何走出政治陷阱？

乔新生：中国如何走出政治陷阱？

中国的知识分子是最早觉醒的阶层，但中国的知识分子可能是最早被消解的政治团体。中国的知识分子试图把自己打扮成先知先觉者，但是，中国的知识分子很容易落入到历史的窠臼，要么重蹈覆辙；要么拾人牙慧，成为当代资本主义国家民主政治的宣传员。在公有制为基础的国家，或者社会资源绝大多数掌握在政府手中的地区，民主政治的发展必须走自下而上的道路，必须逐渐剥离政治选举中的财产收益，最大限度地保护国家的存量资产和公民的财产权利，只有这样，中国的民主政治才能走出亚洲民主政治的历史轮回，彻底洗刷清算与报复所留下的斑斑血迹。

中华民族是一个善于学习的民族。但近代以来，中华民族在学习的过程中，逐渐失去了自我，以至于在民主政治发展道路上，进退维谷，左右为难。曾经有一个在学术界私下流传的笑话：中国学习苏联，结果却建立了封建官僚体制；中国学习南斯拉夫，结果却出现了地方保护主义；中国学习越南，结果却打乱了正常的政治秩序；中国学习美国，结果却出现了金融危机。

其实，民主政治作为一项国家制度，是不能杂糅百家，相互借鉴的。民主政治制度是一种根植于民族传统的基本制度。民主政治制度不仅仅是技术层面的选举制度，也不仅仅是选举或者考试制度下的官僚制度，民主政治制度是一种生活方式，一种融入到民族血液之中的文化传统。如果盲目照搬西方国家的民主政治制度，那么，最终的结果很可能是画虎不成反类犬，民主政治改革成为祸国殃民的代名词。

当前中国大陆与台湾在民主政治发展中呈现出两种完全不同的形态。大陆试图在宪法体制下，借助于执政党的力量，不断地更换执政团队，吐故纳新，巩固执政党的利益基础。但现在看来，这样的改革的百弊丛生。首先，在缺乏民意基础的情况下，“城头变幻大王旗”，只能徒增选民的反感，而不会给执政党带来实际收益。在传统的清官政治文化中，人们只注意行政首长的所作所为。行政首长要想树立自己的威信，必须亲自组阁，并且对自己的阁僚负责。可是，由于大陆实行所谓的公开选拔制度，行政首长的权力被上一级行政机关所取代，行政首长很难对执政团队的行为负责，这就出现了行政首长形式上享有行政权力，但却没有实质权力的尴尬局面。所以，公开选拔干部，非但不能组成精干的团队，反而出现了权责不明的现象。一旦出现重大安全生产责任事故或者突发事件，行政官僚体制运转不灵的现象，就会直接暴露出来。现在越来越多的知识精英分子加入执政团队，可是，在执政团队中精英分子越多，行政的效率就会越低。

其次，从改革的策略和价值取向上来看，执政党试图通过吸收社会各界的知名人士加入执政团队，以此来提高政府的公信力，但这样一来，却颠覆了宪法和法律所规定的公务员制度，使得一大批公务员正常的职务变动受到影响。这场改革非但不能提高执政效率，反而会挫伤公务员的积极性，使得相当多的公务员在正常的体制之外，寻找终南捷径。

第三，由于没有实行广泛的总辞职制度，在执政团队内部积累了大量的公务员。执政党一次次进行精简改革，然而，改革的结果却是公务员的队伍越来越庞大。在公务员队伍无法分流的情况下，执政党将一些国家设立的事业单位包括高等院校、科研机构，乃至大型国有企业行政化，并且把这些单位的岗位作为公务员的犒赏，而这样一来，就使得许多企事业单位越来越具有行政化的色彩。在官本位体制下，这个社会逐渐形成了特殊的官僚结构。 　第四，由于没有定期的选举制度，所以，在公务员内部出现了明显的“内部人控制”现象，集体腐败或者体制腐败几乎成为中国大陆的常态。只要进入公务员体制内部，那么，就可以分享腐败的成果。如果公务员试图脱离这个体制，保护选民的利益，那么，就会成为众矢之的。那些离经叛道的公务员，要么会失去党内的职务，要么会被绳之以法。执法机关的选择性执法，非但不能起到震慑的作用，反而给公务员以明显的心理暗示：只要在公务员内部循规蹈矩，跟随上级首长亦步亦趋，那么，就可以坐享其成；反过来，如果试图颠覆现有的腐败体制，那么，最终的结果很可能会成为政治斗争的牺牲品。

事实上，韩国和台湾民主政治发展的最大的成果，不在于建立了民主政治体制，而在于定期选举之后，执政党会千方百计地清算在野党的各种贪污腐败行为。由于实行周期性的选举，被清算的在野党也有可能在下次选举中，重新上台执政。为了争取更多的选票，也为了取得清算政治对手的机会，政客们会千方百计地打扮自己，重新赢得大选。

所以，不要被一些政治家华丽的政治言词所迷惑。在民主政治发展过程中，亚州地区面临的最大问题就在于，政治更像是一种集体分赃的活动。在绝大多数资源掌握在政府手中的时候，掌握政权就意味着取得了资源的支配权。正是在这种利益的诱惑下，才会有人前仆后继，争取攀登上政治舞台。

透彻的分析亚洲国家的政治生态，会令人产生悲观情绪。笔者看来，私有化条件下的民主政治与公有制条件下的民主政治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私有制条件下的民主政治，是一种纯粹的管理社会事务的民主政治；而公有制条件下的民主政治则是一种财产分配为主导的民主政治。在公有制条件下，或者在资源被少数族群所控制的条件下，民主政治选举就是一种典型的政治掠夺。过分夸大民主政治选举的功能，或者被某些少数政治人物的清廉形象所迷惑，从而对亚洲国家民主政治的发展寄予厚望，如果不是十分幼稚的表现，那么就是别有企图。

在有关宪政改革的讨论中，曾经有学者指出，建立国家的目的不是为了分配公民的财产，建立国家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保护公民的财产，或者宪法就是要为公民创造财富提供机会。所以宪法过去不能、现在不能、将来也不能规定财产制度，一个国家的财产制度应当由民法或者财产法加以规定。这种宪法观念，是一种来自于社会启蒙思想家的传统社会契约思想。这种观念把国家看作是不食人间烟火的政治体制或者社会结构，而事实上，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国家是一个巨大的资产，谁掌握了国家这个资产，谁就拥有财富的分配权或者支配权。正因为如此，国家的宪法必须对财富的分配作出原则规定，只有这样，才能防止少数人利用政党之间的相互竞争，不断地占有国家的财富；也只有这样，才能防止国家权力机关工作人员，利用自己所掌握的国家权力，掠夺或者侵吞公民的个人财产权。

保护公民的财产权利，是宪法的一项重要功能。假如宪法不能保护公民的财产权利，或者宪法不能有效地约束行政机关的权力，那么，定期选举制度就会变成毫无意义的充满铜臭味的交易制度。事实证明，亚洲许多国家的政治选举，更像是一场实实在在的权钱交易。政治家要想获得选票，必须支付金钱；而要想得到更多的金钱，必须获得充足的选票，取得执政地位。

走出这种权钱交易的历史怪圈，并不容易。在这样一场政治交易中，参与者都有可能获取财富，但是反对者却永远失去分配财富的机会。这就是为什么在亚洲实行多党制的国家，腐败现象丝毫没有减少，反而有不断增多趋势的原因。新加坡是亚洲非常特殊的城邦国家，在这样一个弹丸小国，执政党通过高效率的运作，获取了大量的财富，并且将其中的部分直接变成生活资料，在公共产品供给方面，满足新加坡人的基本要求。正是这种生活资料的“公有制”，使得这个国家的执政者才能长期稳定执政。一些反对党试图破坏这种政治体制，结果他们轻则失去生活资料，重则被投进监狱。香港特别行政区是一个殖民地转换而成的特殊政治地区。在这个地区实行官僚统治，但是，官僚体制在经济发展方面无所作为，除了掌握土地拍卖权之外，行政当局几乎在经济领域不发生任何作用，正因为如此，在这个地区才会形成相对清廉的政治风气，贪污腐败现象才会相对较少。 所以，我们在设计中国民主政治改革路线图的时候，一定不要沉醉在业已形成的政治体制框架之中，试图通过照抄照搬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政治结构或者法律制度，改造中国的政治体制。在中国这样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家，所谓民主政治，从微观上来看就是实行一人一票，但从宏观上来分析，必须建立彻底剥离财产属性的社区自治制度，并且通过社区代表公开选举产生国家政权机构，否则，一人一票的政治选举很可能会出现周期性的社会灾难。民主政治是保护公民财产权利的外在制度，而财产权利则是民主政治发展的基础。只有优先确认公民的财产权利，才能出现真正的民主政治体制。这样说丝毫不意味着民主政治只能在生产力发达阶段才能实现，而是说在民主政治发展的过程中，必须把保护财产权利的法律制度放在突出的位置，只有在充分保护公民财产权利的基础上，才能讨论民主政治的发展问题。通俗地说过，不管哪一个政党上台执政，都不能随意剥夺公民的财产权利，到那个时候，民主政治才是真正的现代民主政治。

当前在中国大陆，新左派的一些代表人物主张大政府，试图通过扩大政府的权力，确保整个社会资源公平分配；而一些极右派的代表人物则主张实行三权分立，通过实行联邦制改革，在每一个联邦主体内部实行三权分立，最终建立类似于美国的国家政权体制。在我看来，新左派对政府权力过大所造成的危害，缺乏历史性的反思；而极右派的代表人物所主张的三权分立，无非是以中国的解体为最终目标，除了带来持续动乱之外，不可能给中华民族带来福音。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必须走自己的路，这既是历史的教训，也是中国当前政治体制改革的经验总结。

在笔者看来，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必须注意以下几个问题：首先，必须注意技术上的改革与观念上的改革，不能用技术上的改革代替观念上的革新。三权分立、公开选举都是技术上的改革，这些改革是必要的。但是，在没有进行观念变革之前，笔者可以大胆直言，这些改革都可能会原地踏步。道理非常简单，执政党在掌握了国家资源之后，培养了一大批官僚人员，这些人可能比某些理论家们更了解中国的政治生态，所以，实行公开选举之后，他们可以挟雷霆万钧之势，横扫所有的政治选举战场。当年苏联解体之后，许多人误认为，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会掌握政权，但是一夜醒来，他们才赫然发现，国家发生了变化，但是掌握国家政权的仍然是苏联共产党的传统官僚队伍。这说明政治体制改革必须从观念变革开始，如果没有观念上的改变，那么，公开选举很可能会换汤不换药。

其次，必须注意社会知识阶层的政治立场。在民主政治发展时期，社会知识阶层会不断发生变化，以前那些站在官僚体制外部，高举批判旗帜的知识分子，很可能会由于政治利益的诱惑，而放弃自己的立场，从而走进体制内部，扮演帮凶的角色。现在大陆高校的一些知识分子，越来越习惯于从事政治投机活动，他们主动放弃自己批判的工具，在体制内部担任一官半职，从而享受更多的社会福利。这种政治立场决定了中国的民主政治发展不能依靠知识阶层，而只能从富裕起来的企业家或者广大的小资产者那里发现中国民主政治改革的原动力。中国知识分子摇摆不定的立场和近代以来经常呈现的投机心态，决定了中国的知识分子在民主政治发展过程中很难扮演中流砥柱的角色。少数知识分子被招降纳叛之后，转过头来对昔日的战友反戈一击，这既是发生在中国的活生生现实，同时也是未来相当长时期内，中国的政治常态。知识分子永远都是言语的巨人、行动的矮子，不可能在社会政治变革中扮演关键的角色。

概括起来说，中国的知识分子是最早觉醒的阶层，但中国的知识分子可能是最早被消解的政治团体。中国的知识分子试图把自己打扮成先知先觉者，但是，中国的知识分子很容易落入到历史的窠臼，要么重蹈覆辙；要么拾人牙慧，成为当代资本主义国家民主政治的宣传员。在公有制为基础的国家，或者社会资源绝大多数掌握在政府手中的地区，民主政治的发展必须走自下而上的道路，必须逐渐剥离政治选举中的财产收益，最大限度地保护国家的存量资产和公民的财产权利，只有这样，中国的民主政治才能走出亚洲民主政治的历史轮回，彻底洗刷清算与报复所留下的斑斑血迹。(文/乔新生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社会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