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最早的核计划：蒋介石对原子弹动了念头

其实，在中国最早对原子弹动了念头的并不是毛泽东，而是和他斗了几十年的死对头蒋介石。
1945年秋天，刚到中美联合参谋本部就任中国战区参谋长的美国将军魏德迈，在一次与国民党政府兵工署长、军政部次长俞大维交谈时，曾透露出美国可以接受中国人学习制造原子弹的意思。俞大维是清末军机大臣曾国藩的曾外孙，他立即将这一情况报告了蒋介石。这之前，因为中美是同盟国，美国曾将一册绝密的士迈士报告交给中国，该报告详细叙述了美国原子弹的发展经过。期间，中国科技教育界要求研制原子弹的呼声甚高，蒋介石自然为之心动，曾下令军政部长陈诚和俞大维一起负责，秘密筹划这一重大的国防科学技术计划。陈诚和俞大维约见了吴大猷、华罗庚、曾昭抡，商议拨一座大礼堂和10万法币制造一颗原子弹。
其后，吴大猷上书军政部，陈述其培植人才，选送优秀青年出国考察，有人才能有弹的思考。陈诚和俞大维认为吴大猷言之有理，同意拨款培训，并由吴大猷、华罗庚和曾昭抡分别在物理、数学、化学三门学科各选两名学生。这时，学业优秀的黄昆已考取中英庚子赔款留学，杨振宁也考取了清华留美，所以，商定由三位教授各带领两名助手前往美国考察。物理方面，吴大猷选了清华大二学生李政道和助教朱光亚；数学方面，华罗庚选了孙本旺和徐贤修；化学方面，曾昭抡选了王瑞駪和唐敖庆。他们于这一年秋赴美进行考察和学习。
朱光亚后来曾回忆说，在他们几个人赴美国的途中，他听到别人兴致勃勃地谈论受蒋介石接见的情景，但他自己对蒋介石却毫无印象，很可能他没有经过南京，而是直接从云南的西南联大去了上海，与大家相会登上船的。而杨振宁也曾向别人提起过这件事，他可能是从李政道那里听来的，说蒋介石接见这几个人时，手里还摇了一把大蒲扇。
但是，从发现原子核裂变到真正制造出用于实战的原子弹，美国付出了巨大的代价。此前，虽然法国、德国、英国，包括苏联都在这一领域做了不同程度的探索和研究，但美国毕竟是抢先了一步。原子弹在广岛和长崎的使用效果，更使美国认识到了其在战后世界新格局中举足轻重的作用。为了垄断这一高新技术领域，美国连自己最亲密的盟友英国都给予技术封锁，它更不会在这方面给中国什么实质性的帮助了。此外，由于国民党政府忙于打内战，腐败成风，政治局面和经济形势混乱不堪，许多重大的国事要务都无暇顾及，筹建国防科研机构的原定目标早就注定了是水月镜花。
好在中美还算是同盟国，1946年，美国计划在太平洋上的比基尼岛上进行另一次原子弹试验，邀请各个同盟国的有关人士参观，国民党政府派中央大学物理学教授赵忠尧以观察员的身份，会同驻美使馆武官乘坐美国潘敏挪号驱逐舰前往那里。
赵忠尧除了担任中央大学物理系主任，还在中央研究院物理所从事核科学研究。很早的时候，他就觉得国家太穷，所以要工业救国，在美国拿到博士学位后，他又去了英国的实验室，还在德国用仅有的一点钱买了一台铅芯机，回国后就和几个人一起搞了个三星铅笔厂，即后来的中华铅笔厂。后来在昆明西南联大教课，生活非常艰苦，常常自己做肥皂来贴补家用。在美国参观完原子弹爆炸之后，他进行了一些相应的考察，并参加了一些研究工作。
他设法回到自己曾于1927年至1930年间攻读博士学位的加州理工学院，学习加速器设计和制造知识。回旋加速器的发明者劳伦斯是诺贝尔物理奖得主，他聘用了赵忠尧，给他提供条件，接触实验设备和有关图纸。在此期间，南京中央大学校长吴有训和南京中央研究院的总干事萨本栋秘密筹集了12.5万美元，交给赵忠尧，作为他购买实验设备及个人生活之用。赵忠尧仔细一核算，订购一台普通加速器的价格起码要40万美金，还不能拿到出口许可证，因为美国政府严禁此尖端技术出口。
因此，他们商量的办法是赵忠尧到美国后自己设计一台加速器，购置材料和部件，回国再加工组装。此后赵忠尧便成了临时工，常到几个熟悉的物理实验室去签订换工协议，以替实验室完成某些科研项目来换取有关加速器制造的技术资料和零件。有人说你为什么这么傻，到美国了不容易，趁这个机会做点研究工作多好，这样还能做点成绩出来。买仪器也不是你的本行，吃力不讨好。赵忠尧说，发表论文，获取名利，当然不错，但一个人干什么事情，应该首先对国家有用，中国要搞科学，还就得自己搞试验室。他每天工作平均在16小时以上，一日三餐十分省俭。
李寿木丹1947年于浙江大学物理系毕业后，由系主任何振路推荐到中央研究院，在赵忠尧手下工作。李寿木丹说，当时推荐我是到物理所跟赵忠尧先生搞原子核物理研究，但我到的时候赵先生不在，他到美国去了。到南京之后第一件任务是开箱，整理试验室，大约花了几个月的时间。当时施汝为先生就问我，赵先生暂时回不来，你看你是不是可以先帮着我做点儿工作，我说行。这样我就做施先生的助手。当时国民党所打的几个战役都已经失败了，南京的国民党政府惶惶不可终日，都在准备跑。
政府下令，要把所有的科研机关学校搬到台湾去，有的要求搬广州，上边催得很利害，而且把每个单位怎么走的火车皮都安排好了。中央研究院也排了一个时间，当时我去的时候萨本栋还在，萨本栋是一个电方面的专家，当时大家的普通物理教科书就是他编的。萨本栋还给我帮过一个忙：有一次可能是我的一封信让国民党拿到了，要抓我，找到了中央研究院的萨本栋，萨本栋说没这个事儿，这事我知道，这是个很好的学生，把他们顶回去了。可惜后来到了下半年搬家紧张的时候他病了，很严重，到美国去治疗后死了。当时教育部长朱家骅也是中央研究院的院长，他要钱临照出来代理总干事。
为什么让他出来呢？因为钱临照是留英的，朱家骅也是留英的，在留英同学会上认识的，所以他就看中了钱，让钱出来组织专家搬到台湾去。当时在南京的所有研究所，绝大多数所长和员工不愿去台湾，都是消极抵制，只有历史语言所的所长傅斯年把他这个所全部搬走了。还有一个办公厅基本上都搬走了。数学所也搬走了，它的所长是陈省身，下面有一批非常好的年轻人。陈省身他刚从国外回来，不了解国内的情况。陈省身的老师叫蒋利富，是南开大学数学系的主任，陈省身很尊重他的老师，蒋利富专门跑到南京去，让陈省身搬到台湾去。
我们这个所因为钱临照当了总干事，他让大家搬家，三天两头来，他想让我们这个所带头，催我们赶紧装。大家都不听他的，商量怎么抵制搬家，我们采取一些办法，比方说磨洋工，搬家只有靠我们几个年轻人，我来的最早，由我负责这个事儿。我们想了一些办法，白天装箱，晚上再把箱子打开，把东西拿出来，重新放回去，院里来人了，我们就装，他走了我们就磨洋工，所以天天装箱，天天没装。后来拖来拖去火车拖过了，钱临照没办法，因为他也是个科学家，他就找施汝为商量。
他们两个去找南京中央博物院，它有一个很大的地下室，那边有一个姓曾的老太太，还有一个姓王的是那儿负责的，同意将这些设备都放在他的地下室去，避免损坏。这一定之后大家都很使劲，几天就装完了，一共有400多箱。最可贵的就是图书，这个图书很完整。在物理方面相当完整，还有赵先生的那些设备、材料等。当时开了个会，哪些人准备去上海，哪些人准备回家，有没有准备留下来，保护这儿的房子？当时我主动提出来，愿意留下，另外一个工人家在南京，叫陈仲方，也愿意留下来保护九华山这儿的房产。
九华山是在南京的北边，鸡鸣寺的东边，北面有一个城墙，城墙外面就是玄武湖。当时有两幢楼，一幢楼是物理所的四层大楼，旁边是一幢两层的楼，数学所的。这两幢楼旁边还有很大的一片空地，边上还有一个生活区，生活区里新建了两层楼的宿舍，后面还有一个大的集体宿舍。物理所的大楼当时盖得很特别。这个楼的西面，二楼是空的，有一个楼板，中间有一个很大的洞，一楼到二楼之间很高。楼的设计就是根据赵忠尧先生要求设计的，准备安装一个质子静电加速器。
这个加速器很高，一直到顶，顶上还有吊车。西面墙上有一个很大的孔，高压钢筒是用吊车从这个孔吊进去安装的。一切完全根据美国高压形的质子静电加速器设计。二楼的楼板下面是搞试验的，楼板上面就是加速器。1948年夏天，从美国运来一些东西，这些东西包括一个大的钢筒，有7～8米长，直径大概有1～2米，国内当时是做不了的。还有五金材料，无缝钢管，无缝铜管，大大小小一律都是15寸（６英寸）的，以及一些铜元、车床等等，全是赵忠尧从美国运来准备搞核物理试验室和加速器用的。
新中国成立后，赵忠尧开始做回国的准备。他最要紧的是把那批花了几年心血定制的加速器部件及实验器材运回国内。利用1949年至1950年初中美之间尚未断绝的通航时期，赵忠尧在一家轮船公司办理了托运手续。美国联邦调查局这时已盯上了这批器材，他们不但到轮船公司开箱检查，还到加州理工学院去盘问。经几位教授证实这些器材与原子武器毫无关系后，大小三十多个木箱总算装船起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