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吁慎提“中国模式”：中国无意输出“模式”fg

核心提示:

    在当日举行的中欧战略伙伴关系研讨会上，中央党校前副校长李君如说，中国各方面的体制还没有完全定型，还在继续探索。讲“模式”有定型之嫌，既不符合事实，也很危险。我赞成用“中国特色”，而不是“中国模式”。

    西方的“中国模式”提法，源于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库伯·雷默２００４年提出的“北京共识”。这种提法认为，中国的发展模式是一种适合中国国情和社会需要、寻求公正与高质增长的发展途径，具有艰苦努力、主动创新，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和利益，循序渐进，积聚能量等特点。

    “其实，‘北京共识’一词不是北京提出的，‘中国模式’也不是中国提出的。”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主任赵启正说，“模式”一词有示范的涵义，但中国并无此意，所以我更倾向于用“中国案例”来表述中国的发展。

    李君如说，我们强调“中国特色”，而非“中国模式”，因为“模式”有表率之嫌，有推销之嫌，我们的探索是从中国实际出发，破解中国难题的探索，而不是要向国外推销或输出我们的“模式”。 
 赵启正也认为中国没有输出“中国模式”的任何打算。他说，有的发展中国家愿意参考中国改革开放的某些做法，正如中国愿意参考欧美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某些做法一样，在全球化浪潮下，是自然而然的事情。

    赵启正说，中国目前所处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还需要继续在长时间的实践中完善。也许到本世纪中叶，中国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自己才能对“中国模式”有更为深刻的认识。    李君如指出：“国际社会不要因为中国的发展有一些自己的特色，就作出过度反应。我主张实事求是研究中国的发展经验和中国的体制特色，而不是炒作‘中国模式’。”
李君如：慎提“中国模式”慎提“中国模式”

    从科学研究的角度，我主张提“中国特色”

    据《学习时报》最新一期刊文 最近一个时期来，国际社会对“中国模式”的议论越来越多，中国国内也有不少议论。这说明我们的经验已经越来越引人注目、受人重视，这是好事，对我们的探索是一个鼓励。但是，从科学研究的角度讲，我并不赞成“中国模式”这个提法，我主张“中国特色”。

    邓小平曾经希望我们到2020年，中国各方面体制能够定型。但中国改革开放到今天，我们的体制还没有完全定型，还在继续探索。讲“模式”，有定型之嫌。这既不符合事实，也很危险。危险在哪里？一会自我满足，盲目乐观；二会转移改革的方向，在旧体制还没有完全变革、新体制还没有完善定型的情况下，说我们已经形成了“中国模式”，以后就有可能把这个“模式”视为改革的对象。因此，我赞成“中国特色”，而不赞成“中国模式”。“中国特色”，指的是在社会主义发展过程中形成具有中国自己特点的体制机制。其中，包含了不断探索的含义和要求。

    当然，将来中国特色体制完善了、定型了，是不是可以说形成了“中国模式”呢？这个问题可以继续探讨。现在，还是慎提“中国模式”为好。

    同样，对于国际社会来说，也不要因为中国的发展有一些自己的特色就作出过度反应。我已经听到一种声音，说中国对西方世界的威胁，最大的威胁不是贸易问题、汇率问题、军事透明度问题等等，而是中国的发展模式。所以，我主张实事求是地研究中国的发展经验和中国的体制特色，而不要炒作“中国模式”。

    我们今天讨论的“中国特色”，主要是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党的十七大对这条道路的内涵，做过科学的概括。这条道路，形象地说，就是从我国所处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出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沿着“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行进，按照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四位一体”的总体布局全面推进，去实现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四大发展目标”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毫无疑问，这条道路是以1978年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在改革开放这场新的伟大革命中找到的中国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全面发展的道路。人们在研究这条道路时，主要着眼于经济方面，是有道理的，因为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举世公认是一个伟大的创新。但是中国能够在经济领域取得那么大的进步，与政治、文化等其它领域取得的进步是密不可分的，在这些领域也走出了中国特色发展道路。比如十七大报告就说到过“中国特色政治发展道路”。即使在经济领域，也不只是建立和发展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经济的各个方面都形成了中国特色的发展道路。比如大家熟悉的中国特色的“新型工业化道路”等等。我们讨论“中国道路”，应该对此开展全方位的讨论。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不断发展、不断完善中的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经过那么长时间的探索，特别是改革开放30年来的探索，我们已经形成了很好的发展思路和体制机制。但是这个任务没有完成，包括我们的体制也没有完全定型。因此，我主张很好地总结我们的实践经验，深入研究这条道路。包括研究我们在实践中遇到的问题，不断完善我们的发展方式和体制机制，不断发展这条给中国人民带来希望的道路。

    总结我党的执政经验，我认为有两点值得重视：一是要与时俱进，紧跟时代发展的进步潮流。如果我们不能与时俱进，就会被历史进步潮流所淘汰。二是要量力而行，坚持求真务实。我们要发展中国，尽快地发展中国，但也要看自己的实力如何，还是要坚持实事求是。我们经过30多年改革开放，取得了历史性的进步和举世瞩目的成就，但是千万要牢记，我们现在依然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人均GDP依然排在一百多位。在这个时候讨论“中国道路”，既要为我们取得的成就感到高兴，又要十分清醒，要有忧患意识，要量力而行。所以，我宁可讲这是一条处在不断发展、不断完善中的道路，也不能为那种日益滋长的浮躁情绪“推波助澜”。

    与此同时，我们也不能因为来自国内外的“左”的或右的思想干扰而偏离了我们的前进方向。我们要牢记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的大会上，胡锦涛总书记讲的三个“不”，沿着我们自己开辟的这条道路坚定不移地走下去。 (作者: 李君如)

    目前提“中国经验”、“中国道路”更加科学合理

    据《学习时报》最新一期刊文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国内外政界和学界关于“中国模式 ”的讨论乃至争论愈演愈烈。讨论或争论的焦点主要在于：“中国模式”是否存在？如果存在，其特征是什么？有何价值和意义？赞成“中国模式”存在的一方认为，经过改革开放30年的实践，中国特色发展道路和经验已经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基本成功，中国经验已经上升为值得别国参考与借鉴的“中国模式”；反对“中国模式”提法者认为，中国特色发展道路和经验还是很初步的，还没有形成较为固定的模式，同时，“中国模式”首先是一些别有用心的外国人提出来的，是“中国威胁论”的另一种翻版，是遏制中国进一步发展的一种阴谋。

    我认为，就目前的情况来看，关于中国特色发展经验和道路，简称“中国经验”、“中国道路”比提“中国模式”更加科学、合理，也给未来“中国经验”、“中国道路”有可能上升为“中国模式”留下余地和空间。理由如下：

    第一，目前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功经验或道路还不具备一种作为模式所需要的类概念的两个必要特征。众所周知，模式是一种不同于别的模式特征而以同类所具有的共同特征为基础的类概念。如，从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转变中的“英国模式”和“法国模式”是成立的。因为，前者侧重于渐进的社会改良，而后者体现为激进的政治革命。在英国和法国资产阶级革命以后为其它许多国家所模仿，因而，具有类概念的特征。又如，“苏联模式”或曰“斯大林模式”是存在的。因为它是以苏联高度集权的僵硬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体制为特征的。有人说“中国模式”是相对于“苏联模式”或者至少相对于计划经济时期社会主义模式而言，“中国模式”是一种新型的社会主义模式而不是传统社会主义模式；有人说“中国模式”中的共产党领导和社会主义道路是相对于多党制和资本主义道路的“西方模式”而言的。这些都只是中国改革开放成功的部分经验和道路的特征和原因，具有中国特色或特点，但还没有类概念的两个必要条件：一方面，这些中国改革开放前期成功的经验和道路有没有继续支撑中国未来持续成功的可能还有不确定因素；另一方面，目前中国改革开放的经验和道路只在中国成功，还没有见到移植到别国或为别国模仿成功的例子。将来如果有一天，一是中国改革开放成功的经验和道路更显整体性，二是“中国模式”如被其它国家所成功模仿、形成了类概念时，再提“中国模式”可能更显科学合理。

    第二，目前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功经验和道路有中国特色，但不具有独特的类概念特征，还不能构成一种模式。中国改革开放的经验和道路的成功在于将现代市场经济体系与权威的政治体系（政党和政府）的结合。这不是中国独特的成功秘诀，而是已被证明，这是全世界各国现代化成功的共同秘密所在。美国著名政治学家亨廷顿先生在研究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现代化的成功经验和失败教训后认为，任何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一个权威的执政党和政府是现代化成功的第一要素。如，西方15―17世纪有商品经济理念的绝对君主制政府是启动西方国家现代化进程的第一推动力，它将传统社会中分散的社会资源用高度权威的国家力量来集中起来并重组使用，这就为社会资源的大规模价值增值提供了第一条件。后来一些完全接受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理念的封建专制政府转型成为能促进资本主义发展的资产阶级民主政府，从而可以进一步快速推进现代化进程，如英国。而一些只抱着封建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而不愿进一步促进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发展的专制政府就在革命中被推翻。新上台的资产阶级政府如果是一个软弱的资产阶级民主政府就没有办法快速推进本国的现代化进程，于是，要么被复辟的封建君主制政府所推翻，要么被更权威的资产阶级民主政府所取代，如法国。法国直到1958年才找到权威的政府这一现代化第一要素，从而加速了法国的现代化进程。美国在1861―1865年内战后建立起权威的政府，特别是权威的中央政府，这为美国社会的现代化提供了强劲的动力。这一点为当时考察美国的法国著名学者托克维尔所看到并记录在他的《美国的民主》一书中。对于中国而言，现代化同样需要权威的政治体系或曰权威的公共权力的启动和推进，只不过是谁来充当权威和如何行使权威的问题上具有了中国特色。中国早在1949―1966年就通过政治运动等手段建构起权威的执政党和政府体系，1966―1976年期间，这一权威政治体系被砸烂，1976―1978年及以后逐渐恢复了权威的执政党和政府。正是这一点提供了中国社会现代化所需要的第一要素：一个能将总量有限且分散的社会资源集中起来高效使用，又接受了现代商品经济理念的权威的执政党和政府。“文革”之前，实行计划经济，排斥商品经济，特别是现代商品经济即市场经济，使政治权威与现代商品经济理念无法结合，从而无法大规模启动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进程。中国社会现代化启动后，提倡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权威执政党和政府在中国社会现代化进程中所起的推动作用是越来越大。可见，中国现代化成功的第一秘密就是中国共产党及其政府的权威领导以及由这一权威领导所衍生的改革开放政策提供了中国社会现代化所需要的第一推动力。而这一秘密不是中国一国独特的经验，也不是别的国家可以模仿的类概念，而是各国普遍的做法。如果说，中国社会现代化至今成功的经验或特色在哪里？就是不像有些社会主义国家那样放弃共产党的权威领导，放弃社会主义道路，而是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和政府的权威领导，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这一点既与西方国家不同，也与冷战后其它社会主义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思路有所不同。它契合了中国社会现代化所需要的第一条件：政治权威提供政治稳定或曰政治秩序，而政治稳定或曰政治秩序正是中国经济社会现代化的政治前提。    综上理由，目前提中国特色的“中国经验”、“中国道路”比提“中国模式”更加科学合理。 (作者: 施雪华)  赵启正：中国无意输出“模式”  有西方的评论说，19世纪是英国的世纪，那时英国是海上霸主。20世纪是美国的世纪，美国是军事和经济霸主。而21世纪会是中国的世纪或亚洲的世纪。如果是指在21世纪，亚洲和中国经济和文化会复兴，那将是一种可能出现的前景；如果是指21世纪中国会具有像当年英国式或当今美国式的霸权，或其他形式的霸权，则是错误的推断。从中国“和谐”为核心的文化，从中国的促进世界和谐的政策，以及从中国国力和民心看，在21世纪出现“中国霸权”只是一种凭空想象，而绝非可能发生的事实。再从世界发展的多极化方向看，也不存在产生新的霸权国家的环境。

    英国学者马丁·雅克（Martin Jacques）有一本新书《当中国统治世界时》。他推断中国在2050年将成为最大的经济体（高盛推断在2050年中国经济总量是美国的两倍）。这是过于乐观的预言，即便如此，中国的人均值仍然远低于美国。幸而雅克最后的结论与骇人的书名相反：中国不会统治世界。他认为从中国崛起可以看到中国文化的复兴，中国会重新坐上世界优秀文明的前列位置。欧美人可能会更多地阅读孔夫子，中国人可能更多地阅读莎士比亚。

    中国没有输出“中国模式”的任何打算。有的发展中国家，愿意参考中国改革开放的某些做法，正如中国愿意参考他国的经济社会发展的某些做法一样。在全球化的浪潮下，这是自然而然的事情。

    输出“中国模式”违反了中国坚持的与本国国情相结合制定政策的原则。我们认为，不只中国，任何发展中国家的正确的发展政策也都必须从他们的国情出发。也即，“中国模式”没有普适性，正像已经高度发达的国家的模式也没有普适性一样。

    说到普适性时，我认为是限定在多元文化背景下的宏观意义上的普适性。如“博爱”、“和平”、“民主”、“自由”显然是有普适性的。但具体到某一民族、某一国家、某一宗教，其价值观和具体表现或结构又会有所区别，会有不同的特色，而这些特色对应着不同的国家、民族和不同的历史时期。    美国霍普金斯大学的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认定当今的西方政治和经济制度已经是最后的制度，几近完美，所以历史已经终结。他不单没有给西方创造新模式留下余地；更没有给其他国家已经存在的和以后可能产生的新的社会模式留下任何余地。他不顾及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历史、文化和其他属性而以西方的民主制度和自由市场形式为唯一，违背了多元化世界的现实，规定了历史必然终结为他所指定的模式。我担心他的武断经不起时间的考验。不过最近福山对日本杂志谈到或许人类思想宝库需要为中国传统留有一席之地。他认为中国发展模式的价值内核可以概括为“负责任的权威体制”。 “中国案例”是处于现在进行时。“中国案例”存在于中国，并会继续发展和完善应当是有充分理由的。中国在取得显著进步的同时，还出现了许多必须克服的困难，其中突出的是：经济增长的资源环境代价过大；城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仍然不平衡；过多依靠出口的经济结构；农业稳定发展和农民持续增收难度加大；劳动就业、社会保障、收入分配、教育卫生、司法和社会治安等方面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仍然较多，消极腐败现象仍然比较严重。中国高度重视这些问题，面临的挑战是如何继续进行改革并强化法制建设，以加快解决这些问题。

    中国对于超级大国的位置既不羡慕也不憧憬，她许多年以来专注于国内建设和解决自己的问题。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增长，中国也愿意承担与国力相符的国际责任。例如，过去，联合国维和活动中国没有参加，而现在中国是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中提供维和兵力最多的一个。在应对人类面临的共同挑战中，如气候变化、环境污染、自然灾害、恐怖主义、跨国犯罪、毒品泛滥、疾病流行等等，中国逐年扩大了参与度。    国际舆论对“中国模式”的评论，无论其角度如何，甚至是中国不赞同的观点，对中国都有参考的意义。中国目前所处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还需要继续在长时期的实践中完善。中国建设本国和谐社会和为促进世界和谐发展的方向是坚定不移的，也许到本世纪中叶中国达到了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自己才能对“中国模式”或“中国案例”有更为深刻的认识。 (作者: 赵启正)
邱耕田：当务之急是注重科学发展  当务之急是注重科学发展

    不要忙于谈论“中国模式”，应将关注点放在科学发展上

    据《学习时报》最新一期刊文  这些年来，对中国在改革开放中的做法及取得的成就和在世 界范围内所产生的震动效应的最好概括，可能就属“中国模式”的概念了。英国的《卫报》曾将2008年称为“中国模式”年。文章说，中国的成功故事是自上世纪30年代以来“自由民主所面临的最严峻的挑战”。“中国模式”成为了从莫斯科到迪拜、从伊斯兰堡到喀土穆全球各地的榜样。德国社会学家哈拉尔德·韦尔策曾在法国《世界报》上撰文指出，中国模式甚至有可能成为比西方模式更具魅力的模式，而傲慢的西方模式现在给人的感觉是过时了。

    显然，在一些西方人看来，“中国模式”还真应该被效仿和学习，具有表率和推广的意义。“中国模式”真的具有“全球榜样”的价值了吗？如果科学地考察我国现代化建设的成效的话，必须实事求是地指出，一方面，经过30多年持续高速的建设发展，我们确实取得了中国有史以来最了不起的进步。例如，前不久，当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和联合国粮农组织总干事迪乌夫还在为当今世界的饥饿人口高达10亿而绝食一天的时候，中国的绝对贫困人口已由1978年的2．5亿下降到了目前的不足两千万。但另一方面，必须客观地看到，我们在发展中遭遇到了一系列十分严重的问题，我们在实现着进步的同时却又付出了巨大的代价，我们虽处“盛世”但更有危机存在，我们的发展是一种高代价的发展。这种发展的高代价性该不该被“中国模式”所关注、所包括呢？如果应该的话，则在很大程度上说明了“中国模式”的不成熟和不完善，而这种有待成熟和完善的模式应当是不具有示范和推广价值的；如果不应该的话，则又说明了所谓“中国模式”的片面性和不符合实际性。因此，我们的结论是，基于中国以往发展的高代价性及其“中国模式”的历史动态性而言，我们还是不要忙着人云亦云地谈论“中国模式”，而是应该将关注的重点转移到我国目前及今后的科学发展上来。

    在某种意义上说，科学发展观的确立及其实践，是一座分水岭，具有划时代的历史分期意义——作为一种主要的标志，它表征着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已经出现了新的“拐点”，呈现出了一系列新的变化和趋向：在发展价值的取向上，开始了由物本向人本的转变；在发展的内涵上，开始了由单一片面向综合全面的转变；在发展的方式上，开始了由高代价发展向低代价发展的转变；在发展的动力上，开始了从“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向“必须把提高效率同促进社会公平结合起来”的转变；在发展的思维理念上，开始了由线性简单化思维向多元和谐性思维的转变；在发展的社会时空上，开始了从注重本国的一国发展向兼顾世界的共同发展的转变；在发展的衡量尺度上，开始了由单面视角向多面视角的转变；等等。而这诸多的转变其实表明了伴随着科学发展观的提出及其实践，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已逐步进入了以科学发展为主要形态的新的历史时期。

    其实，科学发展也是一种“中国模式”，只有这样的发展模式或发展道路才真正符合中国的国情和当今世界发展的主导潮流。作为一种发展模式的科学发展，它与人们特别是西方学者热议的“中国模式”还具有明显的不同。在科学发展中，既具有“中国模式”的一些涵义和功能，如求真务实、保持稳定、实现创新、自主发展等，更有“中国模式”所不具有的东西。“中国模式”具有相当程度的描述性，它主要是对已有事实的概括，具有定型化的意味；而科学发展具有明显的创造性，是对新的更美好的发展存在的一种选择和趋近，具有历史的动态性。“中国模式”重在彰显中国发展的成就和价值，具有一定的表率和示范的意蕴；而科学发展重在对中国发展代价和问题的关注与克服，具有一定的内敛性和追求自我更好更快发展的意义。更重要的是，“中国模式”的成熟与完善，需要在科学发展的实践中来完成和实现；“中国模式”的魅力和意义，也只能在科学发展的成果中予以显现。离开了又好又快的科学发展，“中国模式”注定是肤浅的、短暂的和备受争议的。换言之，对于当今的中国而言，科学发展才是第一位的甚至是急迫的，其余的只能是没有意义的“空谈”甚至是怀有一种“狼来了”的心态的“炒作”。    在近代历史上，中国人被歧视、被慢待、被低看了将近有一个半世纪的时间。只是最近的30多年来，随着我们的发展和阶段性的成功，在西方学者热议甚至“炒作”的“中国模式”面前，我们似乎真正找回了久违的作为一名中国人的自豪感。但我们也不可因此而沾沾自喜甚至于自我膨胀。我们虽然取得了巨大的发展成就，但我们还面临着一系列十分严重的发展问题；我们虽然正在崛起，但我们的发展还不具有国际间的复制性和示范性；我们虽然在一天天地富裕起来，但富裕并不等于强大；我们依然跋涉在发展的征途上，离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目标还比较远。目前我们唯一能够选择的就是要埋头于科学发展的历史任务当中，努力实现中国经济社会的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这就是我们当下所应当采取的真正科学的态度和做法。 (作者: 邱耕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