仪式、电视与意识形态

仪式、电视与意识形态

仪式、电视与意识形态

文/吕新雨

中央电视台的春节联欢晚会从一九八三年开始创办至今，已经成为中国独特的电视事件，也被称为中国人的“新民俗”。 　　

赵斌在《春节联欢晚会：大众家庭电视与党的意识形态》一文中，用文本分析的方法从民族主义的“主旋律”角度细读“国家”与“家”的关系，她着重国家意识形态在制造认同方式上的转换，认为它是古老的儒家“大一统”传统的现代实现：“晚会如果服从严酷的市场，它就会逐渐消失，或者转换为完全不同的形式”，“春节联欢晚会因此可以被看成是一个特殊情况，在这里家庭通过电视被连接到了国家中心，古老的家天下的儒家理想，突然变得从未有过的真实”。因此，西方发明的电视在以家庭为中心的中国社会被发掘出了特殊的功能：一方面强化了传统的家庭中心主义，另一方面把家庭聚集成“想象的共同体”的国家。不过，现代社会的“国”/“家”已经极大地不同于儒家思想中的“家”/“国”概念，它的背后是百年来中国社会复杂的现代性转换。春节联欢晚会作为一种电视形式进入中国人的家庭，这与其说是对传统家族观念的认同，不如说正是因为传统家族仪式所连接的天、地、神、人的观念及其实质在现代社会中的衰落，它所留下的结构性空缺被电视予以填补，才使得晚会成功地镶嵌到中国人最重要的节日中，而这个时间过去是属于神和祖先的。这就是为什么每年春晚之后媒体上骂声不绝，但收视率却依然坚挺，因为对于这个社会来说，除夕夜有一个结构性的仪式饥渴需要满足，这就为电视作为现代民族国家之仪式行为的介入提供了前提。“想象的共同体”本身正是现代性的产物，在本尼迪克特·安德森看来，在天堂和宗教退潮之后，“通过世俗的形式，重新将宿命转化为连续，将偶然转化为意义，……很少有东西会比民族这个概念更适合完成这个使命”。 　　
十多年来的春节联欢晚会一路走来充分构成了主流意识形态变化的谱系，但是变动轨迹之背后的社会动力是什么？这是问题的关键，仅仅用观众的遥控器所具有的投票权不足以解释观众边骂边看“春晚”这一独特现象。观众的批评对晚会的影响和改变的确存在，但却是在一个主宰的结构性框架的内部。而媒体的市场化发展对电视文本的塑造，对于解读今天中国的电视尤其重要。这里希望由多重视角来透视“春节联欢晚会”的意义，既有国家意识形态对传统民俗仪式和民间戏剧、曲艺形式的挪用；也有社会内部的危机与冲突在国家意识形态谱系中敏感而复杂的表现；更有中国电视市场化发展以及消费主义意识形态对晚会强有力的塑造。这构成了晚会在多重话语中的展开。 　　

笔者在解读二○○二年春节联欢晚会的时候，特别指出“北京时间”所营造出的“天涯共此时”从民俗意义向国家意义的转换。赵斌的论文也强调了“北京时间”对于晚会的意义，一九九七年春节联欢晚会第一次把北京时间作为祖国的心跳和脉搏，由主持人宣告了三次。“北京时间”已经是春节晚会的结构性要素。但是，有意味的是它也越来越成为最重要的广告投标时间。二○○六年春节联欢晚会设了二十点和零点两个报时时段，两个报时广告的起价分别为五百三十九万元与九百六十六万元，而二○○五年春晚的零点报时广告时段价格是六百八十万元。中国没有不同的时区概念，因此“北京时间”实质上体现了国家的领土主权意识，是以时间概念体现的空间。在全球化的今天，它开始追求对海外华人的招募，并着力建构新的“视听领土”。二○○六年晚会通过网络电视以及中央台不同语种的国际频道进行全球直播，以便“北京时间”最大限度地实现它的非地域性，这也可看成是民族国家理念追求非领土化的过程。它为安德森所叙述的“同质与空洞的时间”之于民族国家想象的重要性提供了一个例证，只是安德森所谓的印刷资本主义已经转换为“电子资本主义”和“网络资本主义”，因为后者能提供更直接的“共时性”因素，它是仪式得以发生的必要条件。与此相呼应的是晚会对网络及网络人群的高度重视，二○○六年春晚就招募了年轻的网络歌手走上舞台。在临近晚会的二○○五年十二月二十二日，中央电视台中视网络发展有限公司特别举办了“二○○六央视网络电视全球华人网络春节主题活动”启动仪式，推出了“网络春节”这一网络视频品牌，这被吹捧为中国互联网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网络电视主题活动。中视网络发展有限公司是中央电视台、中国国际电视总公司所属的全资子公司，是中国中央电视台拥有版权的各类电视作品在全世界范围内进行网络传播交易的总代理，目标是服务“全球华人社群”。“全球华人”既是民族国家概念的衍生，同时也开始成为一个市场概念。 　　
小品/相声作为春节联欢晚会重要的结构性因素，一向是北方方言的天下，它与作为统一的民族语言“普通话”的亲缘关系，是其获得霸权的原因。但是，在二○○六年北方/东北小品一统天下的局面已经改变，四川、湖南和湖北的方言小品进入春晚，再加上台湾的相声，在晚会的十个同类节目中已经占据近一半的比例，但是这些方言其实都只是带有方言腔的普通话，就如台湾的相声在题目中所表达的那样——《学说普通话》，是用地方方言对普通话进行转译，而不是取代，它依然是普通话中心主义的，只是更积极地把方言纳入其中。与此相对照的是从二○○四、二○○五年以来，由于地方台方言节目勃兴，国家广电总局相继三次出台相关政策规定，强调不得使用方言和不标准的普通话。如果以此来衡量，春节联欢晚会已经违规。普通话与方言之间的关系是今天的国家与地方关系的折射，而它之所以成为二○○五年广电业热烈讨论的话题，也是市场化发展的产物，地方台需要培养自己的方言受众群，以此与中央台的垄断地位抗争。而国家广电总局的三道金牌，既是国家民族主义的自我维护，同时也是对中央媒体垄断市场地位的维护。戴维·莫利认为当国家媒介系统为公众服务的准则不断弱化的时候，全球主义和地方主义的关系便紧张起来。对于中国的情况来说，方言电视节目的兴起正是国家媒介系统从公共服务原则向市场化方向发展的产物。这一转化导致中央台与各个地方电视台之间的利益冲突越来越明显，因此对方言小众收视人群的培养其实是广告目标受众的细分策略的需要，是从全国的广告市场以及中央台口中夺一杯羹，并不能简单认为是媒介草根意识的兴起，因为这些方言区都是中国经济最发达的城市和地区，这种市场区隔理论被称为二十世纪最有影响的营销概念之一。而分布在广袤乡村的诸多方言以及少数民族语言就没有相应的语言节目，因为深陷“三农问题”的农民不是广告商的目标人群。如果与中国传统戏剧声腔的演变做一对比，问题会更清楚。中国丰富的方言正是绚丽多彩的地方戏剧声腔的基础和温床，但是这些声腔是流动和变化的，声腔的源流变化就是南北杂糅的过程。比如说皮黄腔，按照周贻白先生的说法，系由“非出一源的两种声调的合流”，西皮调出自“秦腔”，通过湖北的“襄阳调”成为汉水一带的“楚调”，后才成为湖北地区的所谓“西皮”；而“二黄调”源于“徽调”，由“弋阳腔”变为“四平腔”，通过“吹腔”及“四平调”成为安徽地区的“二黄”。这两种曲调在汉水一带会合，流行到北京，成为在京徽班的主要声调，再经由徽班与“昆曲”和各类“梆子腔”相参合，成为“京剧”，而京剧也一直没有停止对其他地方剧种在念唱做打上的吸收。而同样的剧目（本事）会有不同的地方戏剧/方言版本，可以互相借鉴和转换，它们之间又有着共同的对元、明、清杂剧和传奇的清晰承袭，这恰恰是中国传统戏剧作为民间/草根艺术形式的重要性质。但今天的地方认同的背后却是垄断的后果，它是以分割为目的。中央台在广告市场上的超级霸权地位和地方台的自我区隔化是一对互相依存的市场关系。 　　

市场化发展使得中央电视台的垄断地位与地方电视台的利益产生了越来越大的摩擦和紧张，一些有实力的地方台都希望挑战央视春晚的地位。二○○五年湖南卫视市场化运作的“超级女声”系列晚会被认为是对中央台的一个教训。而二○○六年的上海东方卫视第一次在央视春晚的同时段播出自办节目《春满东方除夕晚会》，但是其重头晚会《响亮二○○六华人明星大联欢》还是避开了除夕夜，并没有真正实现对央视的挑战，虽然央视晚会在上海地区的收视率从二○○五年的23.8%跌至二○○六年的17.4%，但仍然是收视率龙头。这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其实是地方台不拥有国家意识形态的政治象征资源，无法取得它所占据的民族仪式的效应，所以在央视春晚的时间段，一般来说地方台都是为之让路的。也正因此，为了安抚和招募地方台，二○○六年央视春晚设计了全国三十五家电视台及其主持人联合使用传统猜灯谜的方式来完成“张灯结彩”的串场结构，这其实是在寸秒寸金的晚会上给各个地方电视台一个广告时间，而它恰好取代了以往由主持人念海外团体电报的时间段。这种转换是很有意味的。最具实力的地方媒体上海文广传媒集团和湖南卫视也都不约而同地把“全球华人”作为其市场目标，在清醒地意识到无法与中央台占据的政治资源相抗衡的基础上，各省级卫视台也在尽其所能以“非政治化”面目实现各自不同的“非地方化”策略，它们与“地方化”策略一样，都建立在对“市场”的打造上。事例之一是上海文广传媒集团对专业财经类媒体的追求，它与跨国财经传媒的合作被国家体制认可为新的“外宣”模式，因此上海得出的经验是要用市场的方式做“外宣”；例二是湖南卫视打造的“超女”效应波及海外，二○○六年“伦敦中国年”的形象大使是“超女”李宇春（而不是航天英雄），她和伦敦市长的合影一时间充斥了中国的大小媒体。以“非政治化”的意识形态来表征中国的可能性及其实践，事实上已经构成了对中央台优势地位的威胁和挑战，而挑战在今天之所以可能正在于国家对此的默许乃至鼓励，它正在大力推动“民族文化”产业的打造和输出，而媒介产业的全球战略正是以去地方化和非政治性为其特征的，这从中国电影产业的超级大片趋势中已经清晰可见。这固然使得国家民族主义对内的政治化运作与对外的“非政治化”/市场化之间构成了一种紧张，但同时它们又是一体双面的。这既体现在晚会内部结构逐年的变化和调整中，也体现在春晚不断被挑战的命运里，市场是以“非政治化”出现的“政治”直接介入到新的国家意识形态的重组中的。这就是为什么除了对晚会内容品头论足，媒体也越来越关注央视春晚的广告收入，据报道，央视春节期间广告年增长为10％，二○○六年以春晚为主体展开的春节广告已经超过四亿元。“二○○六年我最喜爱的春节晚会节目评选”的独家冠名招商最终被某制药企业以四千五百零八万元天价夺取。今天的国家民族主义需要市场的赎买了，一方面意识形态必须建筑在市场价值上，另一方面对意识形态话语权的垄断和追逐可以直接转换成对市场的占有，市场的背后是风云变幻的新的国家意识形态的图景，抢占不同的意识形态山头正是市场经济逻辑的体现。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春晚被看成是“聚宝盆”。 　　

台湾问题在国家议程中地位显著，这使得台湾主题的节目在晚会中有特殊重要的地位。二○○六年春节晚会涉及此项主题的重要内容之一，是为送给台湾的大熊猫名字投票，这既是政治活动，同时也是重要的广告策划事件。由于硬广告对收视率有伤害，而且也有时间限度，再加上公众批评不断，所以春晚广告模式在硬广告之外，多发展隐性广告、活动营销和事件营销。此次大熊猫征名活动的组织者就是央视公众资讯中心和一家运营商，在晚会前央视多频道滚动播出的预告片花上已经不断播放大熊猫的生活片段：“要想知道它叫什么名字，请关注央视除夕夜的春节晚会……”而每条参与短信收费一元，是普通手机短信的十倍，主持人在新年钟声敲响之前宣布大熊猫名字为“团团、圆圆”，并称有一亿一千万观众参与了短信投票，也就意味着此项收入已经逾亿。但是很快在二○○六年一月三十一日的《北京晚报》上就刊登报道：《短信闹我心，央视春节晚会短信收费被指强买强卖》，称有观众在不知收费的情况下参与了投票，后来手机就不断收到收费短信。用短信的方式和观众“互动”，并且发展成中国电视除广告收入以外另一个重要的盈利模式，正是从中央电视台、中国移动合作推出“二○○二年春节联欢晚会”短信互动开始的，它标志着中国广电业与电信业结合的开始，而那一年就有小品成为变相的手机短信广告。这种收入模式到二○○五年湖南卫视的“超级女声”节目已经被极度使用。“超女”是一个由模仿“美国偶像”开始，后在中国发展成全民狂欢的商业娱乐节目，由观众用收费短信投票选出自己喜欢的歌手，收费也是一元/条，短信收入占整个节目收入的一半左右，总收入约三千万元。但是二○○六年春晚关于大熊猫命名的投票却遭到了媒体和网民的质疑：短信圈钱，也圈走诚信。这是中央台急功近利地将其垄断的国家意识形态的政治资源转化为商业利益的典型案例。从二○○五年开始，中央台提出“开门办春晚”可以看成是应对批评和质疑的一种妥协和调整。但是所谓“开门办春晚”只是降低了私人寻租的可能性，却没有改变利益集团越演越烈的寻租行为。 　　
笔者在分析二○○二年春晚时指出其刻意回避农民题材小品的现象，这是因为当时的“三农”问题已是社会危机，并因而成为话语禁忌。其后，中央政府逐步把解决“三农”问题列为政府工作的重中之重，媒体也逐渐出现大量“三农”议题的报道，二○○四年央视便宣称“三农话题”要进二○○五年的春晚，而二○○六年春晚关于农民工题材的小品则占了显著的位置和篇幅。创作者力图在意识形态上缝合城乡差别，它让乡下人称呼城里人，也就是他们的雇主为“兄弟”，但是这种建构“兄弟”之情的企图背后恰恰是现实的城乡分裂，所以很矫情。现实的严峻和这种“政治正确性”之间无法弥补的反差，决定了负载这种政治任务的小品左右为难的处境。这就使它丧失了诙谐和戏仿的功能，无法提供狂欢的反抗性，从而丧失使观众获得快感的来源。每年的小品创作变得比走钢丝还要艰难，不仅要被上级部门反复审查和修改，而且也要不断承受社会上各种政治正确性的压力。二○○六年的小品《说事》被选为最受欢迎的节目，但其中的一句台词“你这老年痴呆，出门忘吃药了你！”却遭到高调批判，一篇题为《歧视侮辱性话语的泛滥与道德的崩溃》的文章就声称，“我知道此话要是在西方媒体上说出，一定会引起一场轩然大波——即便演员不被起诉，至少电视台会收到成堆的投诉”，它居然成了“民族道德”崩溃的表现。我们已经距离民间狂欢节的精神太遥远了。 　　

巴赫金认为节日是人类文化第一性和不可毁灭的范畴，它可能衰败乃至退化，但不可能销声匿迹，它使人暂时走近一个乌托邦的世界。当代社会的节日的意义已经残缺不全，但是仍然会寻找它的替代物，大众传媒的仪式意义正是这种替代和利用，只是内核已经不同。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正是将这种仪式的饥渴转换为国家意识形态，并依靠所占据的位置获得垄断利益。但是在民族国家遭到全球化冲击的时代，它所承受的压力也越来越大，一是全球化对民族国家理念的挑战，导致这个理念的内部和外部都产生裂隙和冲突；二是中国媒体的市场化发展所强化的中央媒体与地方媒体的利益分割，以及媒体对消费主义意识形态以及建诸其上之利益的追求，不断威胁中央台的垄断地位。二○○五年湖南卫视“超级女声”所激发的商业意义上的全民狂欢被认为是对政治化的春节联欢晚会的挑战，引发了复杂的市场、政治、民主、民粹等话语的辩论。今天的中国，市场既是国家新的自我认同的来源也是自我分裂的动力。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二十多年所经历的发展和困境，正是这个社会在政治、经济和意识形态上的矛盾与冲突的缩影。　　

在传统的政治意识形态衰落之后，能够为这个社会提供同一性的似乎就只有市场了。《南方都市报》不同寻常地为“超女”发表特别社论，其中有一段妙文：“超女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事业上绽放的一朵奇葩。它的绽开具有革命性的意义。历史将证明这一点。一些所谓的专家抱残守缺，凡是人民群众喜爱的嗤之以鼻，凡是符合历史进步潮流的心怀叵测，时间也将会证明这种人的下场。”（《让我们大声地为超女叫好》， 二○○五年八月二十五日）它说对了一点，那就是“去政治化”的市场化发展的娱乐及其产业将越来越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题中之意。市场成为“人民”的代言。市场对“人民”的挪用是饶有意味的，也是今天的中国大众文化研究必须处理的问题。与文化工业相对应的“大众”和作为政治主权的“人民”之间究竟是什么样的关系？真的如文学批评家吴亮所激烈宣称的那样：“人民”就是“大众”？！“大众”在中国语境下被转换为“人民”，意味着市场作为意识形态在政治与国家的层面上占据发言权的强烈需求。但是除非你能证明横扫全球的好莱坞电影是全球“娱乐民主”的标志，否则我们就无法放心地为“大众”海选出的“超女”贴上“民主”、“平等”、“自由”等等金字招牌。因此，市场“去政治性”的说法并不准确，关于“超女”的辩论背后是深刻的政治问题，市场就是政治，而恰恰是这种隐身的政治性给了“超女”市场化成功的动力。不夸张地说，二○○五年几乎中国的所有媒体都卷入了这场辩论，而这些辩论的背后其实都是中国的政治议题，所以才会有那么多“公共知识分子”不同寻常地积极参与这样一个商业性节目的讨论。而无论正方还是反方，都共享了一个前提，那就是市场的成功就是民主的胜利。或把市场看成为庶民的胜利而欢呼，或认为是民粹式民主而反对，却没有真正分析出“市场”在中国胜利的原因。批评者如果无视诸众参与的快感，所有的批评都必然是空洞的。就这个意义上说，没有中央台的春节联欢晚会，就没有“超女”的如此成功，因为对后者的快感正来自于对前者特权与垄断的挑战，来自于前者在民族政治意义上提供乌托邦想象的破产，以及由此所释放出的空间。市场被想象成是对国家的胜利，——这种过度阐释正是它获得如此多政治关注和市场成功的原因。学者许纪霖在《戳穿超女民主的神话》的短文中认为：“所谓的‘超女民主’，只是一种民粹式民主。历史已经证明，而且将继续证明，民粹式民主正是权力意志的最好掩护。”虽与上述社论观点相异，但有共同的修辞，那就是不约而同地征用了“历史”的名义。网络作家安替对此的反驳很有代表性：“我们喜欢超女，就是因为她给了中国人民一个机会，知道了威权意志的可恶和自由选择的可爱，这种我们很少能获得的反对威权意志的机会，怎么在许教授的眼中，就成了威权意志最好的掩护？” 　　

这里，“超女”/“春晚”被想象成民间/官方、民主/威权、市场/国家的象征，并从中生产出“抵抗”的想象性快感。对于大众文化的受众而言，正是现代社会仪式意义及其认同感的失落所带来的结构性缺陷，由电视予以填补，才制造出一个虚席以待的“李宇春”。而大众文化的偶像崇拜现象之所以发生，是因为许先生所厌恶和警惕的（政治）“民粹主义”已经衰落，是这种衰落的结果，而不是相反。在一个利益日益分化、等级加深的时代里，政治丧失了提供泯灭差异的共同感，这才为大众传媒的乘虚而入提供了条件，它制造了“受众”的同一性，提供了一个虚拟的共同感：共同“爱”的乌托邦，那里人人平等并且融合在一起，这就是为什么那些“粉丝”团会自发地组织在一起分享“爱”的经验。让人始料不及的参与狂热并不是民主的激情，而不过是一个“非政治”的个人主义的时代里被压抑的社会仪式需求在寻找出路。它被今天的电视和电讯产业成功地导向了市场，并转化为传媒的巨大利润，——这对于“民主”来说其实是个莫大的讽刺，如果“民主”只能寄生在市场的霸权下。作为符号的“李宇春”的“中性气质”不过是早已流行的国际时装模特和大众影星的类型化之一种而已，既与女权主义的性别政治无涉，也与激进的同性恋合法化运动无关，但微妙正在于某种模糊和不确定的想象和暗示，并不挑战社会主流价值底线，相反，提供了一个温和的商业主义的自我“反抗”式的认同，男女两性都可以从中发现没有危险的快感，这使得“中性”比仅仅是传统/激进的女性形象更有商业价值。在这个意义上，费斯克（John Fiske）还是值得重视的，他把快感的生产放在大众文化研究的中心位置上。民间狂欢仪式在现代民族国家及市场条件下的隐匿和显现，对于大众文化研究来说是关键性的。 　　
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仍然需要继续证明自己为中国人提供狂欢的可能，但那还会是在多大的程度上呢？

本文摘自《读书》2006年第8期P1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