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真正稀缺的，是思想资源

[原创]我们真正稀缺的，是思想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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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脑是人类最神妙的器官，关于人类与其他动物的区别的讨论，最后都倾向于认为，人类之所以能在地球上取得统治地位，并发展出高度的地球文明，与人类有一颗发达的大脑有不可分割的联系，可以参考的问题是，如果人类没有这颗圆圆的、外观与猴子或猩猩差别不大，但却有极强思考力、分辨力的大脑，人类在目前世界的地位几何？会不会斗不过老虎、狮子、野猪甚至，大猩猩？我想，答案是一定的。

除了大脑，我们所有的器官，都未必比其他动物优胜。鼻子不如狗灵敏，眼睛不如猫头鹰的天然“夜视”，奔跑不如猎豹，灵活不如我们的远房亲戚猴子，单项比赛，我们可能没有一项能拿冠军，就算综合素质，我看也未必不在前10名之后。假如单打独斗，或者把我们放进丛林，我们成为其他动物盘中餐的排名，几乎可以肯定相当靠前。我们凭什么？当然是我们的大脑。

经过千万年的进化和自然选择，人类成为地球无可争议的统治者，这对其他动物来说，是天大的灾难，对地球自身的将来来说，则是祸是福尚难逆料。然而，无可争议的统治者这个事实，说明人类在自然界的生存竞争中，“吃脑饭”吃得相当成功。

自人类进入农耕时代，其他动物就不再对人类的整体生存形成威胁，人类的智力资源，开始转向对自然的征服和对人类自身的征服。对前者的征服，产生了科学技术和农业、工业生产体系；对后者的征服，则在原始地域、血缘关系的基础上，产生了国家、民族，各种各样的政党、军事集团，形成复杂的政治、经济、文化体系，衍生出复杂的社会管理结构。

工业社会后，其实自然对人类的损害，也已经相当有限，即使重大自然灾害，其危害程度，也远不及人类自身相残所带来的损失，这从近一百年来，人类非正常死亡人数，因自然灾害原因死亡的人数远不及因战争或其它人为因素死亡人数多，可以略见一斑。就说中国自1908年到今天的100年间，相信因地震、水旱灾害、饥荒等原因死亡的人数，决没有多次内战和对外战争以及后来的政治运动，造成的死亡人数多。

本人倾向于认为，上个世纪的二次世界大战，是人类以国家民族名义“交相征服”的巅峰之作，其对人类世界的巨大危害，让人类警醒，加之大规模毁灭性核子武器的出现，使世界有可能走出暴力征服的最黑暗时期。也就是说，人类将来不可能没有暴力征服的零星案例，就象二战后还有韩战、越战、两伊战争、中越战争、中印战争、非洲内战以及近十年的阿富汗、伊拉克战争等，但这些都只是局部战争，全球多数国家卷入战争的历史，恐怕再难以重演。

更重要的是，二战之后，民主政治日渐成熟，作为国内政治运作首选制度，很多国家先后实施民主化，并在不同程度上获得成功，人类共同的价值基础在付出巨大代价后，有望逐步成型。其中，关于个人自由权利、政府与政党、个体与政府的关系等问题，在民主政治的框架下，已经有了一定的共识。这种共识，不仅在国内政治中，有宪法予以明确规定和承认，而且相同内容的国际条约，也已经为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签订和认可。

直到今天，我们才勉强可以说，人类摆脱自然的压迫后，经过最黑暗、最野蛮的交互暴力征服后，不仅国与国之间的争斗，通过纯血腥暴力手段分胜负的方式有可能“在”翻过最后一页，就算一般的国内政治集团和各阶层间的利益争斗，也可能就此走向温和、文明，人类的大脑虽然还主要是用于人与人之间的斗智，但因为斗智方式的方向性转变，真正的文明曙光也许就此来临。

中国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的国家，广袤的地域、众多的人口和农耕经济，使我们二千多年来，有一套相对管理有效且稳定的政治体系。但这一切在面对“千年未有之变局”时，却让我们遭遇了很多麻烦。现在的历史学人的某些观点，在我看来总觉得不切实际，他们总想找到某人或某个朝代、某位帝王或某个事件，来为当前的状况负责，有骂清王朝的，有责备袁世凯、孙中山、蒋介石的，更有骂毛泽东的。更荒唐的，是对历史进行假设，比如说，假设当时张学良不抓蒋或抓了不放，历史该如何发展；假设日本没有侵略中国，现在中国的现状又该会怎样，当然，说这话的，多不是正经史家。归责未必完全没有意义，但假设一定荒唐。我的观点，世界因近代科学、技术和商业的发展而逐步走向一体，对全体人类都是一种全新的挑战和体验，在这个过程中，不论是作为这段历史的推动者（主要是西方）还是被动接受者（主要是相对落后国家），没有人能预先设定议程，所有的一切，都是在偶然中有必然、必然中又带有偶然的脚步中，一步一步走过来，世界是这样，一个国家也是这样。康熙与彼得大帝生活在同一时代，但他们的选择完全不同，这决不仅是他们个人的决定，而是一种必然。中国共产党在建党之初，没有人能预见它能走到今天，走成这个样子。这不是历史决定论，而是说，人类有智慧，但也只能在现实有限的选择中，做基于实际状况可以操作的决定，而这些有限的选择和以此做出的决定，未必能使一个国家或民族的前途，产生炯然不同的结果。

问题仅仅在于，大至国家民族、政府首脑和政党领袖，小至企业领导甚至普通民众，他们在做出选择时，终归有思想资源，作为背景和指导，思想资源丰富，人们可以自由交流、探讨，那么，对自然对社会的认识，就能逐步趋向深化，不管是个人选择还是集团作为，其结果可能更趋于理性和更接近实际，最后大小选择的合力，就决定了历史的走向，形成我们看到的历史。

改革开放三十几年来，我们的经济突飞猛进，令世界侧目，尽管这成就得取得，是以巨大的自然资源和人力资源为代价获得的，但它毕竟让全球上十亿人，初步摆脱了穷困，可谓功不可没。金融海啸袭来，蓦然回首，发现在走过三十年后，我们又一次走到历史的十字路口。不仅经济发展本身带来的问题使我们一步步陷入两难，而且在经济发展中带来的社会政治问题，也已经让整个国家，茫然无措。

面对将来的发展，经济学家看到了资源危机和分配不均，社会学家看到了人口老龄化，环境保护者看到了大气和水污染，金融专家看到了银行坏帐，社会问题专家看到了高失业率，这些问题，现在或将来都是中国发展的障碍，然而在我看来，我们最大的问题，最大的障碍，在于缺乏思想资源，我们这一代人，在面临历史关头时，因缺乏思想资源而缺乏灵性和足够的智慧，去应对未来的挑战。

翻开一本中国历史，有价值的思想资源本就不多，两千多年前，我们似乎就走过了思想的鼎盛期，独尊儒术之后，我们一直就在四书五经中打圈圈，隋唐开科取士，文人学士在获得功名的诱惑中越陷越深，除了嘴上讲忠孝仁义，背后搞阴谋权术外，他们已经没有任何对社会的分辨力、批判力。明清后愈演愈烈的文字狱，更使自由思想走入绝境，这时候的士人，即使无意功名，也逃不出官方的意识形态罗网，极度恐惧之下，寻章摘句、皓首穷经做训诂是不甘寂寞者的唯一选择，万众一脑，终成定局。

西方列强进入中国，给中国铁桶般的僵化思维，打开了一道缝隙，然而这时，我们因为整个吸收消化器官已高度腐坏，不仅不能吸收营养，连基本的分辨力也已经缺失。百多年来，西方的思想武器，被我们自己不同的人拿来，在中国大地摆开战场，无情厮杀，直到狼烟遍地，血流成河，至今为止，我们也还没有得出结论，做出最后选择。

翻版的马克思和变相的专制战胜了民主宪政，在我们想抛弃前者时，我们还只有从西方吸取思想资源，而后者又曾因为我们自己的异体排斥反应，初初尝试即未能带来预想中的结果，我们想选择所谓的中国特色道路，可事实证明，缺乏思想资源的我们，始终未能在政治的文明化和国家结构现代化上，迈出有实质意义的步伐。

如果我们有足够的思想资源，我们有足够的智慧，深陷历史泥沼中的我们，也许可以抛开西方文明，走出一条自己的路来，可我们有吗？我们有这样的思想力，有一套完整的政治架构图谱，让这个国家消除贫困、腐败和对资源的滥用，或者仅仅是让大众看到希望吗，到目前为止，似乎还没有。

近几百年，世界日新月异、突飞猛进走在文明的道路上，中国作为一个人口大国，“睁开眼睛”看世界也已经一百多年，可我们在为世界提供思想、文化、科技、制度资源诸方面，都乏善可陈，这与我们原本就思想资源不足，对思想的禁锢一如既往，有莫大关系。人类因大脑而优胜，而我们恰恰恐惧有思想力、创造力的大脑，民国时期短暂的开放，全民还未能经过文明的洗礼，就在枪炮声中，回到了闭关锁国的老路，开放三十年，文禁较之以前虽少弛，但思想之网，仍然高悬，使自由思想没有驰骋的空间。

阿里郎式的步调一致永远不能成就一个伟大的国家，只能培养出思想的侏儒，使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因思想贫乏而走不出野蛮荒原。有形的自然资源，固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或一定时间内制约或助力一个国家的经济进步，但在世界一体化的今天，它已经不是决定性因素，日本的现状就是证明。俄罗斯如果没有民主化进程，没有推翻原有制度的努力，和民主之后的思想自由，再多的天然气和森林，也保证不了俄罗斯人民的幸福，相反，灾难和穷困常随常有。

人类的思想力是人类立足地球的最重要资源，我不相信中国人在世界之立足，可以偏离这个根本。我更不相信，没有全民的思想创造力，中国可以靠几个“伟人”的“思想、理论”，带领中国在未来的全球竞争中胜出，为人类做出更大贡献（毛时代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