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的政治家品格作者：张毓茂

郭沫若政治目光敏锐，富于激情，可是这个优点往往又同偏激性和摇摆性相扭结。这个性格弱点，不论在政治方面还是在文艺方面，都很突出。鲁迅当年对此做过尖锐的批评。郭沫若的夫人安娜也指出，他的“性格不定，最足耽心”（郭沫若：《由日本回来了》）。后来的论者出于对郭沫若的尊重，也是一种为尊者讳的传统习惯吧，很少再形诸文字，但许多熟悉郭沫若的人，心里是有数的。就以对待浪漫主义来说吧，郭沫若早期是公认的浪漫主义者，他自己也以此为诩，可是当他提倡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时候就竭力推崇现实主义，不加分析地把浪漫主义同“包含帝王思想宗教思想的古典主义”视为一路货色，一并加以摒弃（《文艺家的觉悟》）。这显然失之偏颇。到了20世纪50年代后期，最高领袖提倡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之际，郭沫若又转了回去，说：“我自己，在目前就敢于坦白地承认：我是一个浪漫主义者了。这是三十多年从事文艺工作以来所没有的心情。”（《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载《红旗》1958年第3期）对鲁迅的态度也如此。他曾攻击鲁迅是“封建余孽”，是“法西斯蒂”，是“二重的反革命”。（杜荃：《文艺战线上的封建余孽》）后来中国共产党高度评价鲁迅，他赶快改变了看法，特别是在鲁迅逝世后，郭沫若热情歌颂鲁迅，表示自己要“负荆请罪”。这，当然是可贵的自我批评精神，但出语过分夸张，说什么“鲁迅生前骂了我一辈子，但可惜他已经死了，再也得不到他那样深切的关心了；鲁迅死后我却要恭维他一辈子，但可惜我已经有年纪了，不能恭维得尽致。”（《告鞭尸者》）甚至说自己是以鲁迅徒孙的资格追悼鲁迅（据《鲁迅先生纪念集》卷首《逝世消息》）。这不是过于矫情吗？更有甚者，在“文化大革命”中纪念鲁迅时，郭沫若竟然说“鲁迅如果还活在今天，他是会多么高兴啊！他一定会站在文化革命战线的前头行列，冲锋陷阵，同我们一起，在毛主席的领导下，踏出前人所没有走过的道路……”在这里，郭沫若简直把鲁迅说成是造反的红卫兵。鲁迅地下有知，该当作何感想？人们不能不为郭的这些迎合上意以鲁迅邀宠的言行感到汗颜。抗战时期，蒋介石在党和全国人民的逼迫和推动下，终于有了抗战的表示和行动，这时期当然不宜于再写《请看今日之蒋介石》一类的揭露、抨击蒋介石的文章；按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在国共合作中，同蒋介石讲团结抗日完全必要，但郭沫若的某些言论和文章，比如《蒋委员长会见记》之类，就显然有失分寸，说什么蒋介石的一个“眼神”就“充分地保证着钢铁样的抗战决心”，而蒋介石身体的健康，竟“充分地保证着钢铁样的抗战持久性”。这样的文字，竟然出自《请看今日之蒋介石》作者郭沫若之手，暴露了郭沫若政治上的偏激性和摇摆性。建国后的三十年中，尽管郭沫若为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作出了贡献，但由于他的偏激性和摇摆性，失误也是很多的。在每次政治运动到来时，郭沫若非常锐敏，闻风而起，立即投入运动，于是在对待某些重要问题时他基本上被“左”的思潮所左右；又由于他的地位和影响的不同凡响，在为“左”的思潮推波助澜方面，起着令人痛心的作用。郭沫若本来很了解胡风，可是当胡风同志被冤枉时，郭沫若不但没有主持公道，反而层层加码，无限上纲。先是在《人民日报》上发表《反社会主义的胡风纲领》一文。不管胡风同志的意见正确与否，他是有权向中央提建议的，如果认为意见不正确，不采纳就是了，怎么能说是“反社会主义的纲领”呢？接着郭沫若在文艺界的大会上大声疾呼要“严厉镇压胡风反革命集团”，再接着在《人民日报》发表《依法处理胡风》的文章。在此之后连续不断的政治运动中，郭沫若也直接和间接地伤害了许多人。其中不少人曾是他的亲密同志和战友。1950年代后期在我国开展的所谓“大跃进”，历史已经证明是一次严重的失误，当时反对这一失误的以彭德怀同志为代表的党的各级干部被打成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而郭沫若却对“大跃进”相当狂热，他不但自己写了“养猪今日不用粮”、“太阳当成一个红皮球”之类的“豪言壮语”式的诗歌，歌颂那个严重的失误，而且在《〈大跃进之歌〉序》里说：“目前的中国真正是诗歌的汪洋大海，诗歌的新宇宙，六亿人民仿佛都是诗人。创造力的大解放就像火山爆发一样，气势蓬勃，空前未有。”这是对历史的嘲弄，理所当然地受到历史无情的惩罚。1966年4月14日当石西民同志在人大常委会上传达关于开展文化大革命的报告时，许多人还惶恐莫解，郭沫若立即检讨“没有把毛主席思想学好，没有把自己改造好”，认为拿“今天的标准”来讲，自己“以前所写的东西，严格地说，应该全部把它烧掉，没有一点价值”。看，郭沫若的反应多么锐敏，而且“全部把它烧掉”也成了一句谶语！与此同时，郭沫若又写诗歌颂所谓“亲爱的江青同志”，对江青肉麻地恭维，而对“文革”中落难的如邓小平等同志，郭沫若也看风使舵，大张挞伐，落井下石，说什么“走资派，奋螳臂，邓小平，妄图倒退，奈翻案不得人心”，说什么“复辟罪行怒讨”。有人说“在政治恐怖的条件下，人能变成完全预想不到的东西”（雅斯贝斯：《历史的起源与目标》），郭沫若这些糟糕至极的政治表演，固然与极“左”的政治恐怖狂潮分不开，但外因通过内因起作用，在同样政治恐怖条件下，不是仍然有陈寅恪、梁漱溟、马寅初、彭德怀、胡风、顾准、萧军……这样一批坚持真理不畏强权的民族精英吗！退一步说，郭沫若即使达不到上述人物的境界，他也大可不必拼死拼活地跟“风”，随着权势的变化摇来摆去，像个弄臣似的令人不齿。当时，不是有一些与郭沫若地位、处境相近者保持了沉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