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蒂格利茨谈

现代经济学理论已强调了金融体系的重要性。它是经济的大脑，确保将稀缺资本配置到最有生产率的地方，确保资金以企业所承诺的方式被使用。运作良好的金融市场能转移和分散风险，因此企业才能够承担更具风险和有更高回报的项目，而不用担心代价高昂的破产。但现代经济学理论也强调了金融市场的薄弱性是经济脆弱性的一个主要源头：金融危机频频发生，也许在过去二十年里变得比以前更加频繁。当金融危机发生时，危机给政府造成了巨大成本，近来主要危机造成的成本从占国内生产总值的3％（美国）至55％（阿根廷）。更重要的是，金融危机对经济产生了严重的负面影响。过去二十年的证据显示，经历过金融危机的经济体在危机后五年之内，其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会出现大幅度的下降。

结论一清二楚：避免金融危机。但即使是有着高度透明度和复杂的制度架构的国家近都要面对金融危机。要管理金融系统显然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的确，对广泛批评东亚金融机构的一个反驳是每笔贷款都涉及一个借款人和放款人，如果一笔贷款变成了坏帐，那借款人犯的错和放款人的一样多。为什么欧洲。日本和美国这些被认为有着良好制度和管理的银行会借钱给有着极高债务——股权比率的韩国银行和企业呢？他们为何不执行与风险相称的利率呢，而这样的利率一开始就可能使企业借不到银行贷款？发达国家的信贷机构应当受到的指责甚至更大，因为这些机构典型地是边际放款人：在发放贷款的同时，借款企业就已经高度负债于韩国的银行了。

当然，承认外国借贷并不是投资质量的一个可靠信号对危机国家来说几乎没有什么安慰作用。无论是谁都会犯错误，但欠发达国家往往在这种类型的危机面前首当其冲。他们必须考虑采取先发制人的措施来阻止危机，比如对短期外国借款进行适当限制，以减少资本流动的突然转移对经济造成的损害。最重要的是，面对危机的国家需要采取步骤c脆弱的金融机构在经济的脆弱性方面起到了主要作用，无论就经济下滑的广度和深度而言这些弱点都是罪魁祸首。

在中国和其他转型国家，改革银行和金融系统的难度甚至比其他地方更大。对于社会主义经济国家来说，所谓的金融机构并不能发挥它们在现代市场经济国家中具有的任何一种职能作用。在社会主义制度下，银行不参与选择和监督项目；生产和投资决策由其他地方作出；银行只“根据指令”提供资金融通。它提供了一套记账项目，一种记录保持形式，但银行不是主要决策者。在现代市场经济国家中，银行是主要决策人。所以，将银行从社会主义银行转变为市场机构不仅是一个改变所有权或控制权的问题，而且也是一个银行功能和组织文化变迁的分水岭。不承认这种变迁的重要性，任何改革中国金融机构的努力都不会成功。

中国的银行如何才能学会这必不可少的技能呢？最好的方法也许就是通过办合资企业学习这些技能。欠发达国家经常特别关注的是把银行系统的控制权交给外国人，这样做的部分理论基础是中国需要从政府主导的贷款转向商业性贷款准则。

这项重组金融部门的工作无比艰巨，因为这不仅仅是一个提高中国银行能力的问题。由于在中国经济中缺乏适当的会计标准以及成堆的合同执行问题，贯彻商业银行准则很可能困难重重。因此，中国在进行金融改革的同时建立制度架构就显得非常重要。

即使解决了这些难题，还有一些问题有待解决：提供适当的激励机制。创建一个适当的制度结构的任务已经困扰了更发达的国家，这些国家具有复杂的与商业准则相协调的银行制度和高度的透明度。对个人和组织都需要进行激励。不管一国是否想走一些国家走过的极端——也就是说，让银行官员对贷款损失负责——显然必须有某种程度的个人责任制。如果有组织责任制的话，那么这个目标将会得到加强。我相信，利润激励也许提供了一种最强的激励，但为了确保这些工作顺利进行（不会过度激励冒险），监管者必须监督资本充足率。应当通过与金融机构赢利率相关的“特许价值”来提高资本标准；特许价值通过适度的金融限制措施（比如限制存款利率）得到增强。这表明，有效的银行监管均需要满足资本充足率和维持特许价值。

但单靠激励机制并不够。由于激励，监管人的工作变得更容易，但监管人也需要谨慎的规制。规制结构的设计需要考虑许多因素：监管人可获取的信息，经济面临的风险以及政府的管制能力。一个日益扩大的共识是，最欠发达国家的有效规制是进行控制，包括对房地产借款的限制，“速度限制”（就是对可能提高的借款利率进行限制）以及对外汇敞口的限制，不但限制银行自身的外汇敞口，而且也限制借款企业的外汇敞口。而这种控制对发达国家可能是不适宜的。

最近，人们对中国金融机构脆弱性问题以及注入资本金的要求进行了大量的探讨。中国需要资本金以保证银行满足资本充足率标准（资本充足率不但对保护金融机构的生存，而且对保证金融机构有适当的激励机制都是重要的）。假如今天有可能决定银行净值的话，那么通过注入资本金满足资本充足率标准会相对容易一些；提供给银行的资本金会被看作是一种投资，有了适当的资本核算，这种投资就不会在经常预算中显现出来。此外，如果正确行事，这种支出并不一定会引起通货膨胀，而只会防止可能由金融失败并导致的信贷收缩引起的螺旋性通货紧缩。

最后，中国注入资本金不会遇到市场经济国家采取同样行动时面临的两难困境——即由拯行动带来的道德风险，理由与社会主义银行不是银行的原因有关：不良贷款不是在商业准则的基础上发放的，而是根据政府的指令作出的，没有理由来惩罚银行在前体制下作出的行为。当新的以商业性为基础的制度确立时，就应当给银行一个从干净的资产负债表开始的机会，而不是从他们继承下来的糟糕的资产负债表开始。可是调整资本金的进程需要谨慎的管理。在注入巨资之前，政策制定者必须了解资产负债表中必然存在的窟窿，也必须确信旧的借款方式要逐步淘汰。否则，调整资本金会变得代价不菲，引起通货膨胀——如果激励机制不能充分变化的话——直至最终无效。必须明白，调整资本金和拯救行动是一次性的事件，必定是向以市场为基础的金融体系过渡的一部分，而不是那个制度本身的一部分。

但资产负债表中的窟窿可能非常大，资产价值可能少于存款人拥有的存款价值。因为存款人是出于它们是国家银行的信念把钱存在银行里的，所以国家信用存亡攸关。再者，没有道德风险，也就没有理由推定存款人会更加卖力地监督存款银行。这样，存款人就得到全面拯救的保证，而这会要求对银行系统进行进一步的注资。的确，分配给银行的部分任务就是给亏损的国有企业输血。从这个视角看，实际上正在发生的是以前被隐匿的国有企业的亏损最终会变得越来越透明。

显然，根本的问题不是资本缺乏的问题，而是银行不按商业法则运营，也许是没有能力这么做，且缺乏适当的激励机制。

不进行进一步的改革以改进这些激励机制，注资本身将不能解决问题。但其他的改革都含有一个更深远的意义：如果银行坚持按照商业法则贷款，那么向许多国有企业的贷款就会减少。如果发生了这种情况，那么或者补贴浮出水面，或者企业关门倒闭。如果收入不进一步增加，补贴就不会存在，如果不创建新企业，企业倒闭就要冒日益增加的失业风险。

就重组银行和调整资本金的问题而言c面临同样问题的西方国家已经采用了一系列技术，从剥离坏帐，到注资，再到并购。这些重组措施的设计所关注的是：维持银行系统的信息／组织资本，确保所有者或经理人没有被拯救（否则将制造或加剧道德风险），提供适当的向前发展的激励结构，对预算的影响。但中国关注的与其他国家截然不同。中国主要注重于提供适当的向前发展的激励机制；对信息资本的关注可能不是很重要（因为就同样的程度而言，银行一直没有参与监督和选择活动，因此也就没有建立起相同质量的信息库），而预算影响和道德风险问题，却根本上是不同的，在一定程度上这是因为国家控制了银行和经营不善的企业的所有权。

因此，战略的一个关键部分应当是将国有企业的“不良贷款”从银行转移出去。为这些“不良资产”所付的价格比起它在商业交易中的价格来，要更不引人注意，因为问题的核心在于公众哪个口袋里的钱将用来弥补过去的亏损。试图提供一个公正的市场评估会引起争论棗这反过来会要求同步进行企业改革，包括弄清与补贴有关的承诺，同时可以为评估过去银行的经营业绩提供基准。但同时对大量企业进行改革的艰巨性会使我们变得现实起来：精确的评估是不可能的。

剥离不良贷款能使银行将注意力集中在未来的发展上，集中在向商业企业的转变上。但剥离坏帐不能解决所有问题，特别是如果它们只由售出贷款的市场价值来补偿的话。毕竟根本问题是这些贷款是不良的，快速转变的前景是暗淡的，尤其是在经济滑坡期间。这样就需要某种对银行重新资本化的行为，但可能会有一种试图节约的趋势：出于重新资本化对预算影响的担心而提供最低限额的投资。这种侧重点可能被误导，事实上，这种支出部分是一种投资，部分是一种对（隐蔽的）逾期债务的支付。但无论是哪种情况，它们都不应当被看作是当期“营运”预算的一部分。而且，对总需求的影响很可能与其他支出项目（比如政府雇员的工资）截然不同，特别是如果政府小心地监督货币政策的话。注入资本金防止了随着承认不良贷款而来的大规模经济紧缩情况的出现；适当的货币政策能够确保它们不会导致过度的资本流动。中国现在正处在一个特别好的状态去吸收未来的债务，因为中国正式的负债率非常低。

在许多资本主义国家会有进一步的担心：政府放贷资助银行的重新资本化可能促使利率上升，这样就会排挤私人投资。但如果有适当的货币政策，这种情况也可以防止。的确，如果银行把钱借给政府，政府再用钱购买银行股份（然后被出售给公众），银行的融资地位将会得到加强；货币当局通过调整存款准备金率或是参与公开市场的操作，在银行具有已经改善的资产负债表的条件下，预期的贷款水平就可以得到支持。

补贴的透明度是重要的：在一些过渡经济国家中，当作为政府公开补贴替代物的隐蔽性补贴一银行融资被禁止时，就会产生一种新的更加让人厌恶的补贴形式：多头欠款。经济会退回到易货贸易中去。走出这个恶性循环并不容易。中国必需全力避免这种结局。公开补贴更为可取。

最终，金融部门的一个关键问题是建立公司治理结构。

金融改革对防止危机是重要的，如果中国想保持其迅速的转型速度，那么这对中国来说同样是重要的。国有企业的的变革和政府融资状态的改进，需要分流劳动力，通过新企业吸收这些工人，并扩张充满经济活力的企业，但创造就业的进程将需要得到金融的支持。的确，我将美国在过去六年里创造成千上万的新就业机会的成功大部分归功于其金融机构的活力棗反过来这也一直得到了开始于 1989年，显然改善了银行资产负债表质量的改革的支持。

（徐龙华编译）

（译者单位：浙江省中国银行街州分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