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身”和“成份”对中国社会的影响(谢泳)-

“出身”和“成份”对中国社会的影响

谢 泳

     这篇文章是在老朋友林贤治的一再催促下才写的。如果时间允许，可以写成一篇论文，但那需要查阅大量的史料，还要设计模型，再作层层分析，这些都很麻烦。最后我还是决定写一篇随感式的文章，这样可以自由一些。
     大体说来，1978年以前的中国社会，可以称之为“出身”和“成份”社会。这一点与西方社会的由“身份”到“契约”还不相同，因为那种完全依赖法律保障的阶层转化，主要是以自然演进为基本前提的。而中国作为“出身”和“成份”社会的形成则完全是人为造成的。它对中国社会的影响，至今还没有彻底消失。中国的“出身”和“成份”，究其实质而言，是社会阶层流动的主要条件，它的特点是有极强的边界特征，只在具备绝对相同条件的成员间流动，流动是封闭的。这样的社会，如果从1949年算起，到1978年大体终结，约有三十年时间。也就是说，中国社会目前的主要精英，特别是1940年前后出身的人，决定他升迁的主要因素中“出身”和“成份”起过主要作用，特别是政治精英更为明显。
     在中国社会语境里“出身”和“成份”有联系，但还不是一个概念。所谓“出身”主要是指与血统相联的代际关系，也就是说，一个社会成员的“出身”完全取决于他们的父母，人们最熟悉的是“出身不能选择”，但实际情况是“老子反动儿混蛋”。所谓“成份”是一个社会成员本身所具有的社会关系，它由教育和职业特征决定。人们不会忘记，在中国几乎所有要填的表格中，通常都有“家庭出身”和“本人成份”两栏。这两个概念大部分时候是统一的，也就是说，“出身”常常决定“身份”。但也有的时候是分裂的，不过这种分裂主要对那些党的领导和文化精英才有意义。比如“家庭出身”虽然不好，但“本人成份”有可能是“学生”或者“自由职业”之类，总之，人都会选择对自己有利的一面。
     中国传统社会，本来是以伦理为主要特征。早年梁启超和梁漱溟他们就不承认中国社会是一个阶级社会，而特别强调它的伦理化。伦理社会就是看重社会以和解为基本特点，而阶级社会则强调冲突和斗争。中国社会所以形成“出身”和“成份”为主要身份标志，与毛泽东有直接关系。上世纪二十年代中期，毛泽东写《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就讲得非常明白，中国社会主要是阶级冲突。到了四十年代，刘少奇写《论共产党员的修养》曾专门讲过《人的阶级性》。讲社会的阶级性，不能说没有一点道理，但在中国讲阶级，不是指一般意义上的社会阶层，而主要是讲冲突和斗争，中国社会的历史证明，所谓阶级，主要就是你死我活的冲突和斗争。虽然所有的领导在讲阶级的时候都留了余地，比如人们常常听到的“有成份论，但不唯成份论，重在表现”的话，但在实际生活中，“出身”和“成份”基本是一个刚性概念，有弹性的时候极少，这一点我想不用讨论。可以举出个别不受“出身”和“成份”歧视的特殊例子，但“出身”和“成份”对中国社会的决定性影响，举任何特殊的例子都没有意义。
     邵燕祥曾在《天涯》杂志上发表一份《写历史与思想自传参考提纲》和《交待问题注意事项》。这是1951年，中央广播事业局开展“忠诚老实政治自觉学习运动”中的材料，这个材料可以说明在中国社会里“出身”和“成份”重要到了何种地步。
    
     写历史与思想自传参考提纲
     （一）应写的项目
     1、 履历年表。
     2、 家庭情况。
     3、 个人经历。
     4、 思想总结。
     （二）主要的内容
     甲、履历年表
     1、 从出生年、月、日及地点写起。
     2、 七岁以前概括地写明简历。
     3、 七岁以后到现在为止，逐年写明在何地什么学校学习，哪个机关工作及其它经历。
     4、 参加政治活动以后到现在为止的各个时期，须注明能证明各该时期情况的证明人，开列证明人的姓名、职业及现在通信地址。
     乙、家庭情况
     A、祖父一代
     1、祖父母的姓名、籍贯、年龄、职业。
     2、主要的经济来源，家庭经济收支状况、有些什么动产和不动产。
     3、祖父母的政治和宗教信仰，参加过什么社会活动，群众反映如何。
     B、父亲一代
     1、父母亲的姓名、籍贯、年龄。
     2、父母亲的学历和职业经历。
     3、家庭收的主要来源，生活水准和财产情况。
     4、父母亲的政治思想与信仰。
     5、父母亲参加过什么党派、社会活动，群众反映如何。
     C、自己一代
     1、 嫡系兄弟姊妹及旁系同辈亲戚以及朋友的姓名、年龄、学历、职业经历。
     2、 他们的政治思想如何，参加过什么政治团体，有些什么政治性和社会性的活动。
     3、 他们现在何处，对革命的态度如何。
     4、 个人和他们在政治、经济、思想上有些什么联系。
     丙、个人经历
     1、 上过哪些学校，曾在什么机关担任过哪些职务。
     2、 在学生及服务社会时期，听过或看过哪些关于思想、艺术、政治等方面的学说和书报刊物，对个人发生过什么影响。
     3、 在各个时期，对国家、民族、社会、政党及个人前途存在过些什么样的希望。
     4、 对各个时期国内外发生的各种事变和社会现象，采取什么看法和态度。
     5、 参加过哪些学生运动、社会活动，经过与结局如何。
     6、 参加过哪些政治事件活动，当时的动机如何，事后在思想上有些什么好的或坏的影响。
     7、 参加革命工作以后，在人生观和思想上有些什么新的收获。
     丁、思想总结
     1、 家庭和学校教育，及社会环境，给个人形成了什么样的政治思想和作风。
     2、 今天在工作、学习、生活上保留着哪些主要优点和缺点。
     （三）写法与重点
     1、 按事情的发展过程，以经历（如学生生活时期、职业生活时期）或思想转变（如由一种思想显著地转变为另一种思想）为中心，做纵的叙述和横的分析。
     2、 、要将思想和事实联系起来，以各时期经历过的事实为依据，来反映当时的思想；在分析各时期的思想时，必须以具体的事实为基础，来说明思想的根源。
     3、 重要的转变和发展，必须将关键性的主客观原因，分主要与次要地交代。
     4、 年表着重写七岁以后的主要经历，可采取生平大事记的格式。
     5、 家庭情况着重写父母一代和自己一代的经济、政治情况及由此而产生的个人的主导的思想与作风。
     6、 个人经历按时间的先后，着重写与个人有关的事实，不能显著地说明一种思想的琐碎杂乱的事物，不必一一列举；应偏重于主要事物的历史性的叙述，它和思想总结的不同点，在于思想总结着重概括政治及一般思想意识与作风的转变和现状。
     （四）注意事项
     1、 写自传必须忠实坦白，不虚构夸张进步面，也不隐瞒落后以及反动面，应实事求是，有啥说啥。
     2、 要采取历史的批判的态度分析过去，以说明现在。如果以今天的现实水平，去硬套过去，将新近才认识的问题说成是老早就已认清的问题，结果，不但看不清演变与发展，而且必然地会将自己的历史与思想写得不合逻辑，失去真实性。
    
     广播事业局青年团分总支
     三月七日（1951）
    
     交代问题注意事项
     本局“忠诚老实政治自觉”学习运动，即将转入交代问题阶段。所有准备交代问题的人，应注意下列几个问题：
     （壹）交代什么。下列四类问题是要交代的：
     甲、特务问题及反革命的重要政治问题
     一、 参加特务组织，如中统、军统系统和特务组织；日寇的特务机关；帝国主义的间谍组织；以及参加其它反革命情报机关担任搜集情报工作。
     二、 参加反革命军警及宪兵等组织的重要部门。
     三、 参加其它特务性质的组织及特务外围组织。
     四、 自觉帮助特务及反动派经常进行反革命活动，如破坏革命运动、学生运动、破坏工人运动、密告或捕杀进步分子与破坏进步组织之行为。
     乙、一般政治问题及一般政治性问题
     一、 参加反动党派团体；国民党、三青团、青年党、国社党、民族革命同志会、复兴社、励志社以及其它反动的党派团体；敌伪的新民会及其它反动组织。
     二、 参加反动的会道门及封建团体如青红帮、一贯道、九宫道以及其它反动会道门用封建团体。
     三、 参加宗教团体中的反动组织如“圣母军”、“公教报国团”。
     四、 曾经在一时或偶然进行过反革命的活动如进行反人民反共反苏宣传，参加反苏游行，反对或破坏各种进步的团体和运动。
     五、 其它一般政治问题或带有政治性的问题。
     丙、隐瞒、伪造、夸大、缩小政治性或非政治性的问题：如隐瞒和伪造自己的历史、政治经历、伪造或夸大自己某一时期的思想（如落后或反动的思想伪造成进步思想），伪造或夸大自己的社会关系的进步性，伪造自己参加革命及共产党、青年团的时间，伪造自己参加进步团体甚至参加共产党，伪造家庭出身、本人成份，升降年龄，以及伪造其它政治性问题或非政治性问题而自己认为需要交代的问题。
     丁、社会关系，下列四类的社会关系要交代：
     一、陷害自己或使自己参加反动组织和活动的人。
     二、自己知道的参加各种反革命组织反动党团会道门、进行各种反革命活动的人。
     三、对自己的思想行为有重要影响的人。
     四、了解自己各阶段历史、活动情况的人。
     （贰）交代问题的标准、要求和态度：交代问题的唯一标准，就是使自己讲的和写的历史、经历、思想、行为（活动）社会关系完全合乎实际情况，也就是说交代的情况是完全真实的。交代问题要求真实（不缩小也不夸大）、明确（不含糊）、彻底（不留尾巴）。交代问题的态度是忠诚老实，自觉自愿，主动交代。
     （三）交代的方式方法：写成书面材料，在会上或会后交代。
    
     广播事业局学习分会
     七月十三日（1951年）
    
     看到这两份材料，有一个问题会摆在面前，这是谁设计出来的？设计者是在什么理念支配下想出这种方案的？这是基层的一般干部所为？还是从上到下有一个统一行动的思想背景？设计这方案的最终目的是什么？其中有一条是这样说的：“七岁以后到现在为止，逐年写明在何地什么学校学习，哪个机关工作及其它经历。”
     一个时代政治文化精神的终极目的，就是要把所有人的精神和个人生活控制到他们所设想的程度，这不仅是计划经济，而是计划思想了。这两份材料都特别在意每个人的“出身”和“成份”，凡事都要查到三代以上，这个思路，导致了“文革”时期的血统论。这是五十年代初的材料，其实它还有更长的历史。
     史学家赵俪生在他的回忆录里曾说，1944年，他在山西晋城参加土改，因为当时赵的一些旧日朋友都是当地的负责人，对他在政治上还信得过，就让他在资料室看材料，他看到了当地出版的《新华日报》合订本和一些非“内部”的上下行文件。这些文件让赵大吃一惊，他结合他在长治市所看到的情况，发出了这样的感慨：“就是‘左’！”
     赵俪生说：“在这一带的文化部门，主要是小学和初中或师范里，人们怎样发动学生展开在教师中的阶级清洗运动。学生中有各种名目的组织，最主要一个叫‘翻先队’，这是指查教师的三代甚至三代以上，看他们的先人在‘地富’‘中农’‘贫雇’中属于哪一个阵营。只要沾上‘地富’，那就坚决清洗。试想在旧中国、在文化相对不发展的晋东南，能受较高教育而称职当教师的，不是‘地富’家庭出身的有几个？于是大量教师被清洗下来，逐回家去劳动；有的给胸口挂上‘地主’、‘恶霸’的牌子监督上课。这种划阶级的做法在学生中发展得更恶劣，像地富子弟要背贫雇子弟去上学；贫雇子弟可以尿在地富子弟的头上叫‘洗脑筋’；地富子弟要替贫雇子弟做作文、演算草、放牛、割草，女的要代替纺花、做鞋，都有定额，不足定额者开会斗争。考试成绩，要根据卷面扣分加分，如贫雇子弟加五分，地富子弟减五分；个别地方规定，不管卷面如何，贫雇子弟一律八十分，中农子弟四十分，地富子弟十五分。学校出告示，‘翻先队队长（学生）名字在前，校长名字列在其后……”。（《篱槿堂自叙》120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10月）
    
     了解这样的情况，再想五十年代初，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和文革当中对“黑五类”的态度，也许就不会感到惊奇了。
     因为目的是计划思想，所以着眼点特别在于每一代人的政治、经济和宗教信仰。比如
     材料中对祖父一代有这样的要求：“祖父母的政治和宗教信仰，参加过什么社会活动，群众反映如何？”对父亲一代要求：“父母亲的政治思想与信仰。父母亲参加过什么党派、社会活动，群众反映如何？”到了自己一代，就问得更详细了。除了嫡系兄弟姐妹以外，旁系的同辈亲戚以及朋友的情况都要交待清楚。其中有一条：“在学生及服务社会时期，听过和看过哪些关于思想、艺术、政治等方面的学说和书报刊物，对个人发生过什么影响。”这种计划思想的思路，对后来中国知识分子的影响是非常大的。
     阿伦特曾指出过，集权社会的基本特征是国家依靠意识形态统治，意识形态提供全部社会生活的价值和目标。中国社会靠意识形态控制的主要特征就是在全部社会成员的全部社会生活中，“出身”和“成份”决定他们的基本命运。
     “出身”和“成份”，在中国社会里，它的核心问题其实是知识分子问题。中共党史上有一个特点，就是早期中共的主要领导人基本都不是无产阶级“出身”。但奇怪的是这些非无产阶级出身的的领导者却特别看重“出身”和“成份”。“出身”和“成份”最后成为中国社会阶层流动的决定性因素，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导致中国社会长期不进步的主要原因。
     我们知道，在传统中国社会里，官员流动的主要制度保障是科举。科举的主要特点是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保持社会不同阶层之间的正常流动。虽然在实际过程中，贫民子弟的流动程度可能并不是很高，但作为制度保障，这种阶层之间的正常流动，保证了政治精英中相对的阶层平衡。废科举以后，因为新学的兴起，现代教育制度初步建立，政治和文化精英的来源主要依赖现代大学制度和留学制度，而这个制度主要依赖经济状况决定。只有到了1949年以后，中国社会政治和文化精英的流动才主要以“出身”和“成份”决定。
     1949年以后，中国社会没有建立起成熟的文官制度，也没有依赖现代大学制度保障社会政治和文化精英的正常流动。那么这个社会的政治和文化精英的主要来源依靠什么呢？它也有一些特殊的渠道。一、参军。二、劳模（各条战线上的先进分子）。三、领导人（主要是毛泽东）的个人好恶。
     需要说明的是，在1978年以前，中国社会政治和文化精英的正常流动基本是停滞的，一方面，因基本没有正常的退休制度，享有军功的革命者极少正常退休。另一方面，正常的社会流动制度没有形成。这也就是为什么在胡耀邦主政中央的时候，会有大批知识分子突然从政的原因。
     “参军”和“劳模”，成为中国社会政治精英的主要来源，它的核心还是“出身”和“成份”。中国社会在“出身”和“身份”决定一切的前提下，它也有一些软机制。所谓软机制是指没有明确制度保障的那些必备因素，但在实际过程中那些因素是必备的。主要是“出身”和“成份”。
     中国社会是党员至上的社会，“党员”成为改变“出身”和“成份”的必经阶段。如果给这种软机制一个程序的话，可以这样表述：一个社会成员，如果他们要在现有制度下成功实现向高层的流动，必须要经过：少先队——共青团——共产党，然后以这种“身份”再选择参军——劳模。而在这个链条中，不能有一个环节脱落。这个链条中最主要的因素还是“出身”和“成份”。我们有时候不能理解，为什么许多知识分子有强烈的入党要求？为什么青年有那么强烈的参军愿望？为什么所有的工人和农民都渴望成为劳模？
     “出身”和“成份”在很长时间内其实主要是对1949年之际的未成年人产生重大影响。因为那时他们前辈的社会身份大体已经定形。对他们后代来说，“出身”和“成份”几乎成了宿命，人们极难逃过去。尤其特殊的是1949年以后，在正常的社会流动基本停滞以后，“出身”和“成份”间的流动却不断以新的方式向负面发展，主要通过人为制造的政治运动。本来当时的“出身”范围还相对窄。主要是指地主、富农（包括资本家）。但这以后，通过五十年代初的镇压反革命运动，制造出了一个“反革命”群体（经过三反五反运动和1955年的胡风反革命集团，人数极大）。这还不够，到了1957年，又制造出了一个“右派”群体，人数约有55万，多数是成年人，他们的后代加起来是一个非常庞大的数量。这还不够，到了1964年左右，又搞了一场“四清”运动，出现了一个“坏分子”群体。这样在中国的“出身”概念里就形成了“地、富、反、坏、右”这一个完整的称谓。
     在这个过程中，一个特别值得注意的现象是每一次政治运动打击的具体对象，相对来说都是一个特定的精英阶层。镇反（包括之前进行的土改），主要打击了地方绅士；三反五反，主要打击了城市商业精英；反右，打击了中国的知识精英；“四清”打击了中国农村新的地方精英。
     除了政治运动外，因“出身”和“成份”所受最大影响的是中国所有“地、富、反、坏、右”后代的教育，特别明显体现在高等教育方面。我的朋友智效民1946年出生，他告诉我，1964年他参加高考，在他的同学中，所有出身“地、富、反、坏、右”的子弟，无一人升入大学，所谓“政审”不合格。作家韩石山也是1965年高考，据他说，后来发现，所有“地、富、反、坏、右”子弟都在一个考场，他的“出身”不好，最后还是因了一位在山西大学当教授的同乡帮助，才以极高的成绩上了山西大学历史系。据那位教授说，韩石山所在的考场只考了他一个人，这怎么可能呢？据智效民事后回忆说，“政审”有问题的考生，可能连卷子都没有改。此点可以从遇罗克的经历中得到证明，他那么高的天资，但连续几次高考都迈不进大学的校门。不是说所有“地、富、反、坏、右”的子弟中就没有进入大学的，而是说，在那个时代中普遍充满了“出身”和“身份”歧视。到了1966年的“文革”中，“出身”和“成份”几乎成了判断一个人可不可以“革命”的唯一标准，所谓“黑五类”是也。
     因为“出身”和“成份”阻隔了中国社会很长时间内的正常人才流动，所以在那个时期政治和文化精英的流动主要发生在“革命者”后代和一般的“军人”及“劳模”之间。虽然在考察这个流动关系时要注意“革命者”的命运也发生过不同变化，曾波及他们的后代。但大面积的“革命者”失意是在“文革”期间，这时中国已没有高等教育。
     1949年以后，中国社会中各种政治运动连续发生，这些政治运动的一个主要特点是形成了阶层流动中的精英淘汰制。精英淘汰是当时中国社会的一个主要机制，它的发生固然与这个时代的政治文化密切相关，但起主要作用的是“出身”和“成份”。
     有这样一个材料：《共青团省委副书记以上干部受开除党籍、留党察看处分的决定汇编》（共青团中央组织部编，1959年9月内部印刷），这是一本关于当时团中央反右派时的情况统计，编者在书前的说明中指出：这本文件，汇编了共青团省委副书记以上干部受开除党籍、留党察看处分的决定和政治结论。从这个名单里可以看出，至少在团中央，当时团省委副书记以上的右派出身几乎全是大学生。他们的情况如下：
    
     陈 模，男，35岁，江苏泰兴人，贫农出身，本人成份学生。1938年参加工作。中国青年报副总编。
     钟佩璋，男，33岁，浙江镇海人，出身商业资本家。本人成份学生。1941年参加工作。中青报副总编。
     陈绪宗，男，39岁，湖北黄冈人。出身资产阶级。本人成份学生。1940年工作。中国青年报总编辑。
     李 庚，男，41岁，福建闵侯人。出身官僚家庭。本人成份学生。1937年入党。
     彭子冈，女，44岁，北京人，出身资产阶级。本人成份学生。1938年入党。《旅行家》杂志主编。
     刘宾雁，男，32岁，山东临沂人，出身职员。本人成份学生。1944年入党。中青报编委兼工商部主任。
     吴一铿，女，39岁，四川阆中人，出身地主。本人成份学生，1938年入党。中青报文艺总主任。
     谭西山，男，38岁，山东滨县人，出身小业主。本人成份学生。1937年入党。上海团市委副书记。
     董学隆，男，32岁，出身资产阶级。1948年入党。云南省委常委。
     贺惠君，女，29岁。四川成都人。本人成份学生。1947年入党。成都市委学生部部长。
     郭永泽，男，32岁，出身小商人。本人成份学生。1946年入党。哈尔滨团市委副书记。
     项 南，男，团中央书记处书记。
     王 正，男，34岁，江苏镇江人。1939年参加工作。江苏团省委副书记。
     仇作华，
     这个名单中，只有项南和仇作华的具体情况没有介绍。在已处理的团省委副书记以上的干部中（后绝大多数划为右派），都是青年才俊。其中陈模被打成右派，是胡耀邦一生中少有的几件遗憾事之一，他在晚年对此都非常内疚。在这个14人的名单中（以 12人计算），家庭出身地主和资本家的有10人，出身小业主和小商人的各一人。这12人中，本人成份是学生的有11人。有两位作家刘宾雁和彭子冈。两位杂文家李庚和钟佩璋。这14人全部是1949年前在国统区从事地下学生运动的干部。这还是党内的情况，党外的情况可想而知。精英淘汰的特征非常明显。
     在传统的“出身”和“成份”中不断增加新的成员，最后导致了整个中国政治精英流动的完全封闭性，这种封闭性最后决定了中国社会政治精英主体的基本构成，它的影响至少还会持续十年左右。
    
    
     2004年3月29日于太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