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书写与男性写作的两种意义场——《我在霞村的时候》与《荷花淀》的比较阅读-现代文学研究－...

20世纪末中国社会的变革中，思想的解禁与经济的活跃形成的互动，给重写重读文学史提供了契机和空间。这为今天的批评和阅读营造了多重历史语境中重新打量、解析文本的可能。王晓明曾强调，重写文学史要重视“文本以外的现象” ① 。这是十分中肯的意见。本文拟就丁玲《我在霞村的时候》与孙犁的名篇《荷花淀》作一番文本内外现象的对比，作为对重读文学史的个案分析。

一 女性书写的“小意义”与男性写作的“大意义”

作为具有女性写作与理论阐述者双重身份的徐坤，在其撰写的《现代性与女性审美意识的转变》一文中，开篇描述道:“女性在求取解放的过程中，一直面临着传统与现代割裂的文化情状:一方面，要按历史传统的规约来束缚自己，不断迎合他者的立场与欲望，在对传统的不断置疑中，内在地将自己锁定在‘被看’、‘被窥’的位置上。这是她们先在的摆脱不了的文化宿命;另一方面，她们接受外来思想的牵引，不断面对传统与现实，东西方文化冲突的夹击，在‘民族—国家’宏大叙事体系中，悉心探求确证自我性别的路径……。” ② 回顾现代文学史的编写，用刘禾的论述是:“现代文学史的编写，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这个‘写’从未挣脱联 结文学创作和民族国家的那个‘大意义’的网络。凡是能够进入民族国家文学网络的作家或作品，即获得进入传统文学史的资格，否则就被‘自然’遗忘” ③ 。丁玲和《我在霞村的时候》一文，就曾长期地被“自然”遗忘于文学史。显然，是因这个文本游移于民族国家那个“大意义”的网络之外使然。这一时期在解放区这一历史语境中能引发文本与社会互相激动，互相唱和的是《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等。丁玲此文让读者和评者陌生，是因为她逸出了人们的经验和想象，触痛了民族文化中敏感的禁忌。在刘禾的上述文章中，他从萧红的《生死场》一文出发，提出一个新鲜而独到的论点:“我以为《生死场》的写作有一点特点需要强调的，即作家从女性身体出发，建立了一个特定的观察民族兴亡的角度，这一角度使得女性的‘身体’作为一个意义生产的场所和民族国家的空间之间有了激烈的交叉和冲突” ④ 。刘禾在文章中对男性农人的地位与身份作出了耐人寻味的释义:穷苦的男性农人借助随民族战争而高涨的国家民族主义来超越自己低下的社会地位;其次是在这个新的权力话语中男性仍处于立体位置;他们采用主体立场发言，是旧有父权体系的翻版，属于“大意义”范畴。从这里，我们获得一个视角，即孙犁倾注了满腔热情书写的北方美丽、勤劳、勇敢的青年女性占据著文本很大的篇幅，它实际上还是受制于背后引力强大的新的权力话语场，受制于出场不多甚至说话不多的丈夫、父兄等代表“大意义”发言的男性话语中心。这就是本文立论的两个支点，女性写作的“小意义”和男性写作的“大意义”。

二 “小意义”意义场的女性书写

“小意义”说白了，就是站在第二性的立场上，用她们的历史语境中的身体，感觉情绪去感受、记叙、倾吐这场在她们看来加深、加重了她们性别承担、性别苦难、性别记忆的战争的在场记录。《我在霞村的时候》中的女子贞贞有着一段被迫充当日本鬼子军妓的不堪历史，这山一样沉重的屈辱记忆能摧垮任谁的意志，何况是边地的青年女子。丁玲却用一种完全不同的书写素描了这一人物。

贞贞的遭遇奇就奇在她并不因此悲观绝望。作品描写贞贞，几乎很少直接写到她的沉重，除了最后拒绝夏大宝那一次，“她像一个被困的野兽，她像一个复仇的女神”，其他时候都是“洒脱、明朗、愉快”。早年以一部《莎菲女士的日记》蜚声文坛的丁玲，以日记体的方式，塑造了一个与以往文本完全不同的、陌生化的“女性自我”，在最大程度上摆脱了男权文化的控制，也摆脱了依附在伦理文化上的虚浮的群体意识。莎菲对父母之命、从一而终的传统伦理观和胡适提倡的“真挚专一的异性恋爱” ⑤ 观均进行了颠覆，即使在过激之观念、行为殊异于人的“五四”时期，也属惊世骇俗之类。不过，在部分今人眼里，对作者的评价却如是说:“即使在今天看来，莎菲的形象也没有褪色，她的丰富和深刻，仍然让几乎一个世纪之后的我们感到震惊。这个深深浸润了丁玲发自内心的生命体验的形象，不但体现了那个时代创作主体的女权理性有可能达到的最高值，而且也为丁玲奠定了文学史中不可动摇的位置” ⑥ 。由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再到根据地文学，丁玲在每一次革命和文学的重大转型中都参与其间并留下了给后世评说不尽的话语资源。《我在霞村的时候》作于1940年底，往远眺望，距离她写出与前期创作形成巨大落差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尚有十年之遥，往回看，离《莎菲女士的日记》发表的1927年也有了十多年的间距，不过，透过文本的字里行间，我们宁可相信，小说 中那个以干部身份作记录的我，从思想情感上似乎更接近当年挑战男权文化中心，创造出一个不合时宜却打动了不同时代读者的莎菲时期的“我”。从围绕贞贞的种种议论，如杂货铺老板、打水女人以及那些“因为有了她而才发生了对自己的崇敬，才看出自己的圣洁来，因为自己没有被敌人强奸而骄傲了”的妇女们，这些冷眼和舆言，足以杀死触到网上的任何一个女性。小说的不俗之处则在于描写贞贞在这场势单力薄的对峙中，竟超然保持了热情、血肉，保持了明朗的性格。具体如“虽在很浓厚的阴影之下的眼睛……就像两扇在夏天的野外屋宇里洞开的窗子，是那么坦白，没有尘垢”。与鲁迅笔下被不贞、失节弄得精神崩溃的祥林嫂相比，贞贞因敢于反抗而显得另类。莎菲似的敢于支配命运的“女性自我”复活了。尽管为了某种可信度，作者用了代表某级组织的“他们”来为贞贞生命中不能承受之重分卸部分责任，这也是在特定历史场景中必须有的背景铺衬，“他们”的出现和存在，固然给处于伦理文化责难阴影中的贞贞逃离困境提供了渡船，而作者却为此付出了长期被批判的代价。

在这篇小说中，还出现一个教堂，教堂在叙事中反复出现，显然不是一种可有可无的闲笔。教堂的存在为贞贞的抗婚提供了一种可能性，显然这一西方文化的象征，在此处被用于对抗东方的伦理文化，被近代中国人指责得一无是处的教堂于此有了较为宽容的解读。这在同时期的类似文本中不可多见。另外，基督教文化中的原罪意识和救赎精神，在小说中帮了贞贞的忙，救赎苍生的基督精神奇妙地成了中国农村女子贞贞对抗失节事大这一观念而活下去的一剂良药。这多少有些不可思议，与让展示了女性自我旋即逸去的莎菲的安排相似，作者带着她喜爱的“坦白，没有尘垢”的贞贞在基督救赎精神和信奉阶级斗争的“他们”的双重掩护下作了成功的逃离。如此处理，多少有些作者一厢情愿的意思，不然以作品发表后受到的诘难，和50年代的追加批判，都指认了“他们”对贞贞的工作要求和回来后承诺的救治，要么是作者的纯属虚构，要么是不宜浮出水面的特殊个例。因此，文本及其形象与后来逐渐成为时代主潮的工农兵英雄道德模式，相去何止十万八千里。文本的不合时宜与另类性质注定了它要跨过世纪之门后才能赢得喝彩。

三 男性写作的“大意义”

在根据地擅长短篇小说创作的作家中，影响略次于赵树理的是孙犁。1945年，孙犁发表了他的代表作《荷花淀》，描绘和塑造冀中农村女性的多情重义与美好形象。孙犁认为这些农村青年女性身上体现了“美的极致”，把发掘她们出于对新时代（解放区）的热爱而绽放的心灵美、人情美以及刚毅的性格、乐观的精神作为己任。不过，在跨时代的阅读中，在比对了“五四”以来如冰心对母爱（城市女性?）的歌颂，“左联”作家对劳动妇女的苦难描写（柔石《为奴隶的母亲》）后，钱理群等认为“孙犁所表现的是解放了的新时代劳动妇女的灵魂美” ⑦ ，我们在欣赏着她们健康、自信、勤劳美的同时，总觉得她们是一群新时代风尚之手塑造的符合改头换面的男权文化中心妇德的样品。在小说中水生从军，夫妻话别的一场经典对白中，水生—口气给水生嫂（无名、从属于夫名）开列了六件注意事项，依次是:照顾好老人、看好孩子、不断进步、识字、生产，第六项也是最重要的一件是“不要叫敌人汉奸捉活的，捉住了要和他拼命，女人流着眼泪答应了他”。作为政治、文化上的追求固属新社会、新时尚，作为生产、家务的全力承担，也属合理合情，唯独这守节的要求，是视女人为私有物与附属品的男权中心观念的体现，丝毫没有对女性作为人的生命权的尊重。

孙犁是在三重文化（城市文化、旧秩序文化和新秩序文化）的对比中展开了他的书写。他一方面回避了对旧时代、旧的伦理文化毒害下农村妇女悲惨命运的书写，因为这种肉体和精神的悲剧极致书写已在鲁迅和“左翼”作家的笔下达到了某种非常的高度。他选择了他熟悉的进入新秩序的农村青年女性来展开他的人生理想。他重点描绘了新秩序，无疑，新秩序在代表了农民政治、经济、文化的诉求上有着历史的必然性和政治的正确性;但农民有传统的一面，新秩序要照顾到民众（主体是农民）与旧的伦理文化难以割舍的道德观，不得不在接收旧秩序的道德面前就范，以便让农村读者感受到忠、孝、节、义的传统美德并未在新人物身上消失，这是一个皆大欢喜的书写需要和阅读需要两情 两悦的结局。集健康、自信、勤劳、洋溢着劳动者美德想象于一身;集忠、孝、节、义传统美德于一身，水生嫂们仿佛民间的圣母群像，健康而安详，刚毅而自信，借这群美丽、自信的农村青年女性作者巧妙地完成了新旧秩序中的文化转型。她们是革命的、新鲜的、美丽的，覆盖了新旧大众现实与理想愿望的，不过，她们的眉目就象圣母像一样是相似的，说话的语气也相似，这与崇尚个性的“五四”精神有些疏离。

如果说“五四”文化的精髓是反封建，揭示、抨击封建文化的理念核心当是抨击封建的伦理观、节烈观。鲁迅在写下了《我之节烈观》等丰富了“五四”精神资源的文章后，又以小说《祝福》展示了封建伦理的吃人本质。抗争呢?人总是要活在某种秩序中的，但当这种秩序的气数还未尽，又因其底色涂满了黑暗，这种反抗在强大的秩序面前是无力和无用的，不过是搅起了几朵水花，旋即复归平静。如《伤逝》中子君的结局不就如此吗?不过，还是有人愿意证明，在现实中被证明是无意义的抗争，不等于在蓄积精神意蕴的文学中作同样的放弃。事隔13年后，在玩了一把类型化的无产文学后，丁玲的心又活泛起来，“五四”的薪火又在心头腾起，这一次她选择了伦理文化的重镇农村，以一个边区的小女子贞贞对新旧秩序都予以首肯的节烈观作出了大胆的抗争。又是通过文学，丁玲把这存活了“五四”资源的贞贞标本了下来。

孙犁也是吸吮着“五四”新文化奶汁成长的青年，但生养他的本土文化似乎更为强大，当启蒙被救亡压倒后，孙犁剥离了“五四”激烈的“非孝”和反封建“节烈”观的理念。农民需要保守、能干、顺从的女人。反封建的任务和话题在圣母般的水生嫂们面前消解了。当一种旧文化母题在美丽、自信、顺从的水生嫂们身上复活时，有谁忍心伤害这柔软、母性十足的旧文化载体呢?水生嫂们与斗争味十足的工农兵丈夫们不同，她们认定，从来如此便是对的。她们蓄满善良的柔软躯体成了封建伦理文化最好的寄生体。战后，水生嫂们健康而顺从的形象与她们丈夫们高大、威猛的工农兵形象互存互补，在新中国舞台上主导了各种艺术形式的主导话语，在“文革”中更占尽了风头。现在看来，贞贞虽然异类，却是“五四”文化的同种子女，水生嫂们虽然香火不断，却正是传统文化的配享所赐。“在历史进程中，男性的中心地位，使女性成为‘她们’的代名词，处于一种‘缺席’的状态。特别是在文化生活中，‘她们’的存在表明为一种‘沉默’状态，没有发言权。当历史进入现代时段，女性开始觉悟到‘缺席’的危险，便要发出声音，于是有了‘我们’的声音和形象。但是，这个‘我们’仍然是试图按照‘她们’来定义和规范的，因为‘我们’在历史上已被遗失了，似乎不存在了。……如果‘镜子’是男性社会对女性限定的产物，那么，反映在镜中的形象也已是男性社会打上自己印痕的模式的再现。在镜中映出的‘我们’，即是‘她们’，是女性‘真我’已被置换的假象。” ⑧ 徐虹的这段论述给我们启示的是，活画在文化或文学语境里的女儿、妻子、母亲的“她们”的角色定位，其实是历史而先在地被男性社会规定了的。水生嫂们从家庭附属物向社会角色的延伸，不过是为不打引号的民族国家—男权、夫权意义的我们作装饰性的背景陈设。而从“她们”向“我们”乃至“我”的恢复过程，最有效的手法就是打破对女人、女性具有经典意义的常规叙事，有经典意义的角色安排。丁玲出手了，她讲述的失贞和贞贞的故事，把男权社会对女性的角色定义置于一种尴尬、失语的境地。她把承受了灾难性后果的“不洁”的女人放回到小山村里，无异于弹水滴入沸腾的油锅，反应激烈的乡民，显然只相信、接受、安于“她们”这一种角色定位。而作者却在一旁竭力控制住控诉、呼号的热烈抒情的愿望。不论是“她叙”，还是“自叙”都极为控制和冷静。此外，她不动声色地在文本中设置了两个极富争议让所有的历史阐释头疼的场景:一是充当了一年半军妓的女子贞贞跑回来了，怎么对待她、安置她、评价她?二是她的二度回去充当军妓居然是“他们”安排的，而且在屈辱的“工作”期间，居然同“咱们自己人有了联系，就更不怕了”。于是，作品异于传统观念的内容和叙事方式就显示出来了。如同冰山之一角，它的底下有女性历史和现实社会妇女问题的深层经验作基础，作品切入的角度也多从“我”对围绕贞贞这一人物或事件荡开的人际关系入手，从一个小人物、小女子、小事件开掘出了隐匿在“小意义”后的大意义、大事件。这里的大显然不是民族国家主义语义层的大，但它引发的对古老的汉民族文化的 冲击，对不能沉默，又难于启齿的“人心”的冲击，对“他们”或“她们”本分而熟悉的生活轨迹的冲击，能说小吗?

20世纪的帷幕已经落下，当我们回眸中国社会在百年中经历的一系列变革和社会转型时，不可低估女性在参与这一系列历史事件中的身体、生命书写，这也属于近代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之一，它是女性告别了古代女子仅仅停留在“绣余”、“红余”吟诗弄文的风雅游戏后进入现代民族国家意义场地的集体登场。登场的方式迥异，声音有别，价值互补。在丁玲这部“小意义”书写的小说中，作者围绕贞贞设置了乡村文化场域，宗教文化场域，代表新话权中心的政治场域，以及作为女性、作为知识分子的人性化关怀场域。从人性关怀的视角出发，国家的劫难既不能解释，也不能抹去女人对身体的承受的种种苦难。因为从某种意义上，国家和民族的归属感很大程度上是男性的。在一个新的权力话语中男性仍处于立体位置，包括借助战争，借助国家民族主义改变了自己低下地位的男性农人。这就是在《荷花淀》的诗意场景中，美丽、勤劳的水生嫂们的所有才智展现，都是为了衬托国家民族主义的大意义，孙犁类似的若干篇小说也都是围绕着大意义而展开的北方农村青年妇女美好心灵、行为的汇演，与丁玲的女性身体在战争中的苦难承受、展现相比，在同一历史语境中，两个作家确实呈现出两副情肠，两种笔致。

注释

①③④《批评空间的开创》，王晓明主编，东方出版社1999年版，第187页，第315页，第305页。②《现代性与中国当代文学转型》，陈晓明主编，云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67页。

⑤胡适《答蓝志先书》，《新青年》6卷4号《讨论》。

⑥《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理性精神》，朱德发等著，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511-512页。

⑦《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钱理群等著，北大出版社1998年版，第523页。

⑧徐虹《女性:美术之思》，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21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