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韩三国峰会掀开东亚合作新篇章

http://view.QQ.com　 2008年12月14日08:13 　 文新传媒　 刘涛我要评论(3)
作者：刘涛
从一个更长远的视角来看，日益机制化的中日韩领导人会议很可能成为东亚政治、经济、安全和文化等全方位合作的平台，某种意义上，其意义堪比当年的欧洲煤钢联营。东亚合作的新篇章或许将由此掀开。
正当全球金融危机向纵深发展之际，12月13日，中日韩三国首次在“东盟与中日韩”10＋3框架之外单独举行领导人会议，表明东亚合作已经进入一个更务实的新阶段。从会议发表的联合声明和行动计划来看，如何通过加强货币合作来应对当前危机虽然仍是最令人关注的话题，但其意义绝不止于此。根据联合声明，中日韩三国将本着公开、透明、互信、共利、尊重彼此文化差异的原则，在政府和非政府框架内，开展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等领域的全方位合作。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表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无法胜任全球最后贷款人这一职责，同时也充分暴露出东亚国家的金融脆弱性及缺乏区域协调的弊端。危机结束后，各国普遍希望加强货币金融合作以维护本地区金融稳定。短短几年时间内，东亚建立了名目繁多的货币金融合作机制。迄今为止，东亚货币金融合作也的确取得了一些成果，例如清迈倡议、亚洲债券基金和亚洲货币单位等。
但近年来，东亚货币金融合作逐渐陷入困境。原因一是现有的合作机制在功能上过多重叠，不仅浪费了区内资源，也导致相关国家在发展方向上出现分歧；二是各方相继失去了前进动力，东盟目前仅仅满足于追求较低层次的一体化，而中日韩三国则围绕主导权问题，在一些关键问题上难以取得突破。在亚洲金融危机十周年回顾时，便有明眼人指出，未来能够推进东亚货币金融合作进行下去的，或许正是新一轮金融危机带来的威胁。而此次席卷全球的金融风暴，无疑提供了一个绝佳契机。
东盟虽常被视为东亚合作的核心，但一般都认为，推动东亚合作，关键还在于中日韩三国间能否实现良性互动。
以亚洲共同基金为例，其难产的过程便足以折射出三个东北亚国家复杂而微妙的关系。在清迈倡议取得阶段性进展之后，2007年5月，10＋3财长会议宣布在清迈协议的基础上建立一个“东亚外汇储备库”，以便在某个成员面临外汇资金短缺困难时帮助其缓解危机；2008年5月10＋3财长马德里会议进一步将这个储备库的规模明确为800亿美元，其中，中日韩分担80%，余下20%由东盟国家负担；但在2008年11月的亚欧峰会上，中日韩并未就80%如何划分达成一致意见，最终各方只是原则上同意在2009年6月之前给出答案。
客观上来说，韩国在此次货币合作中扮演了推手的角色。当然，这主要是出于其自身安全的考虑。虽然韩国在此之前已累积了超过3000亿美元的外汇储备，规模为1997年的十倍以上，但事实证明，在这场百年一遇的全球金融危机中，韩国依然弱不禁风。2008年下半年以来，韩元贬值和外汇储备缩水的速度令人忧心。与坐拥2万亿美元和9900亿美元外汇储备的中国和日本相比，韩国更有一种强烈的危机感和紧迫感。在10月IMF和世界银行年会召开前，韩国便开始大力游说中日韩领导人进行货币合作。最初日本对扩大货币互换立场较为消极，更倾向于通过美国主导下的IMF框架来应对危机。但当这一倡议得到了中国积极支持时，日本的态度也不得不发生根本转变。
此次会议前，中韩、日韩宣布双边货币互换的规模同时扩大至300亿美元，对于稳定东亚金融意义重大。不过，扩大双边货币互换固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发挥“稳定器”的功能，但远不如亚洲共同基金这个多边“蓄水池”的外溢作用强大。很明显，中日两国间的心结并未真正解开；而韩国在解决后顾之忧后，是否还有足够意愿继续推动与中国开展更深层次经贸合作也令人怀疑。根据过去经验，韩国内心并不认为有必要与中国签订自由贸易协定。
不过笔者仍持乐观看法。从最近的欧亚峰会、二十国集团峰会、中美战略经济对话等一系列领导人对话来看，中国已越来越意识到，面对全球金融危机，加强与其他国家的高层次对话与合作不仅具有形式上的重要性，同样也有实质性意义。一方面，中国需要从全球多边、区域多边、国家间双边和国内四个层次上构建稳固的金融安全防火墙；另一方面，这也将决定中国将在危机结束后的国际政治、经济格局中处于何种位置。基于同样理由，韩国和日本领导人也必须继续深化与中国的对话与合作。
因此，从一个更长远的视角来看，日益机制化的中日韩领导人会议很可能成为东亚政治、经济、安全和文化等全方位合作的平台，某种意义上，其意义堪比当年的欧洲煤钢联营。东亚合作的新篇章或许将由此掀开。
另一篇：中韩货币互换孕育区域共御危机机制
作者：陆志明
中国人民银行与韩国银行于12月12日宣布签署了一项双边互换协议，该协议提供的短期流动性支持规模从2000年《清迈协议》的40亿美元，直接提升至1800亿元人民币（约38万亿韩元）。从所支持的短期流动性规模来看，之前40亿美元的互换协议在应对日益频繁的双边经贸往来方面的确早已力不从心。除了基本的贸易往来需要以外，中韩两国央行对于增强东北亚地区，尤其是中日韩之间的金融贸易合作、共同抵御正在发生的世界性次贷危机寄予厚望。
首先，在发达国家全面陷入经济衰退、对外进口需求锐减之际，亚洲区域内部贸易往来的增强对于消化新兴市场经济国家日渐过剩的产能、防范大规模的出口产业倒闭与失业危机意义非凡。而加强区域内部贸易往来过程中必然面临以何种货币结算的问题，以目前世界主要结算货币为例，美元、欧元、英镑均受累于欧美发达国家的经济走势，短期内难免出现剧烈的波动。为避免不必要的经贸往来损失，锁定未来交割汇率或者通过双边货币互换协议进行交易具有更为直接有效的价值。
其次，中韩、未来扩展到中日韩三国之间的双边货币互换对于央行之间加强协同监管、防范金融市场危机有重要的作用。在11月14日举行的中日韩扩大三国间货币互换规模的会议上，即已提出以促进财政部、中央银行和金融当局间的紧密对话作为亚洲地区最优先课题，三国决定尽早建立“亚洲共同基金”，其中八成份额（640亿美元）由三国共同出资。
从央行稳定金融市场的干预措施来看，扩大货币互换规模不仅有利于中韩两国国际融资、短期内在金融市场上公开买卖各类金融债券与票据的能力，同时也有利于两国针对一些国际性共同的金融稳定问题协作干预。
再次，继承《清迈协议》与今年来东盟与中日韩10+3会议精神，加强东亚地区金融经贸往来的内部合作是在面临“南北经贸”往来出现困境之际，实现“南南合作”共渡难关的必要手段，而双边货币互换合作是其中的起步措施之一。
中韩货币互换可以看作是中国扩大区域金融贸易影响力，寻求多方金融往来与监管合作的必要步骤，但这仅仅是起点，相信更多的措施和进展会在不久的将来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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