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培育霸权主义【九】帅哥原来是猪头 【十】国士待之，必以国士报之

【八】培育霸权主义
　　
　　智伯请地于韩康子，康子欲弗与。段规曰：“智伯好利而愎，不与，将伐我；不如与之。彼狃于得地，必请于他人；他人不与，必向之以兵，然后我得免于患而待事之变矣。”康子曰：“善。”使使者致万家之邑于智伯。智伯悦。又求地于魏桓子，桓子欲弗与。任章曰：“何故弗与？”桓子曰：“无故索地，故弗与。”任章曰：“无故索地，诸大夫必惧；吾与之地，智伯必骄。彼骄而轻敌，此惧而相亲；以相亲之兵待轻敌之人，智氏之命必不长矣。《周书》曰：‘将欲败之，必姑辅之；将欲取之，必姑与之。’主不如与之，以骄智伯，然后可以择交而图智氏矣。奈何独以吾为智氏质乎！”
　　——《资治通鉴》中华书局版第9－10页
　　
　　帅哥智伯向韩康子要土地城邑，韩康子不想给，凭什么呀？大家都是晋国的大夫，就因为你眼下实力强点？韩康子的丞相段规劝说，智伯这个人贪财好利，头脑简单，不给他，他就开打，不如先满足他，他回头还会向其他人要这要那，我们等着事态的变化再作处理，咱这叫骄兵之计。果然，智伯又和魏国索要赞助，魏国基于同样的骄敌想法，也满足了他的欲望。
　　政治的本质就是争夺利益。在晋国内部，智伯控制着晋国中央的实权，晋国两代国君都是在他手上立的，“晋国政皆决知伯，晋哀公不得有所制。知伯遂有范、中行地，最彊。”所以，智伯一直想削弱魏、赵、韩三个有实际控制力的利益集团。智伯代表中央削弱地方诸侯的势力，出发点是对的，但做法欠讲究。当时，不要说大家都是晋国内部平等的利益集团，就算智伯能代表中央，那么他的行为，也和后世的“削藩”一样，是个高难度动作，搞不好容易翻船。
　　处理内部利益，可以侵占，可以蚕食，可以调整，可以重新分配……，方法步骤有无数种可能性，这需要用政治智慧去选择。
　　这里面最关键的还是力量对比，智伯单独的力量分别强于其他三家，如果采取各个击破的办法，或者挑斗三家相互争斗，自己以中央的地位出面协调，逐步削弱三家，那么消灭魏、赵、韩也并非不可能。历史都是由强者书写的，智伯真要把他们三家分别灭了，韩、魏的骄敌之计也就成了笑谈。秦灭六国，占一城，秦国强一分，没听说有人认为六国割地是骄敌之计，以强取弱，骄不骄都关系不大。智伯当时表面上强势，实际上是个典型的大少爷，真把自己这个村长当干部了，没有实质上的强制力量，就大大咧咧地出面重新分配利益，最后的结局可想而知。
　　此时的魏、赵、韩三家根基已深，本来和智伯已经形成互相牵制的力量，智伯不自量力，自己跳出来破坏这种平衡，解除了三家的忌讳。将欲败之，必姑辅之；将欲取之，必姑与之。三家自忖有足够的实力，才敢玩所谓的骄敌之计。
【九】帅哥原来是猪头
　　
　　三家以国人围而灌之，城不浸者三版；沈灶产蛙，民无叛意。智伯行水，魏桓子御，韩康子骖乘。智伯曰：“吾乃今知水可以亡人国也。”桓子肘康子，康子履桓子之跗，以汾水可以灌安邑，绛水可以灌平阳也。
　　——《资治通鉴》中华书局版第11－12页
　　
　　智伯向韩康子索要土地城邑，得到了；向魏桓子索要，也得到了。智伯一看自己相当于挂着把屠龙刀，号令群雄，莫有不从，很有权威啊！于是又兴冲冲地找赵襄子要。赵襄子就是那位怀揣老爹“训简”三年的无恤先生，按道理讲他是最善于韬光养晦的，不料这位却对智伯说NO。智伯于是率韩、魏之众讨伐赵，把赵襄子赶到了尹铎“保障”过的地方晋阳。
　　智伯用汾水灌晋阳，把晋阳淹得青蛙丰收，但是人民没有背叛赵襄子的意思。这说明当时尹铎的“保障”非常有实效。古时候环境还没有破坏，汾河的流量很大，所以可以淹城，要是现在，呵呵，恐怕这一招很难实施。
　　智伯很得意，带着韩康子、魏桓子巡视前线，一不留神，说了实话：“哎呀，我今天才知道用水可以灌城池灭人国。”当着矮人说短话，魏桓子用胳膊肘碰了一下韩康子，韩康子用脚踩了一下魏桓子，两人会意，因为这两位的都城都在水边。
　　智伯沉不住气，过早地暴露了自己的战略目标，让韩、魏这样暂时的政治同盟都脱离而去，把三对一的游戏改版为一对三，情等着死罢。
　　果然，赵襄子派使者，没费多少唾沫就说服了魏、韩两家，里外夹击，把智伯给灭了。智伯先生不仅壮烈了，而且头盖骨都被赵襄子拿来做了饮器，这位超男帅哥就这么被PK了。
　　司马光就此发表评论说：“智伯之亡也，才胜德也。夫才与德异，而世俗莫之能辨，通谓之贤，此其所以失人也。夫聪察强毅之谓才，正直中和之谓德。才者，德之资也；德者，才之帅也。……是故才德全尽谓之圣人，才德兼亡谓之愚人，德胜才谓之君子，才胜德谓之小人。”
　　司马光把一场活生生的政治军事斗争的胜败得失，归结到智伯是君子还是小人这样的范畴里来讨论，结果肯定是莫名其妙。“智伯之亡也，才胜德也。”这是哪儿跟哪儿呀？总结得一点也不靠谱。在这一轮的斗争中，我们看到的是一个自以为是的大少爷，既没有什么政治权谋，也没有领导才能，咋咋呼呼，颐指气使，既不是君子，也算不上什么小人，充其量是个身体和大脑发育得还不错的家伙。
　　司马光在这里把“君子小人说”丰富了一下，把人划分为圣人、君子、愚人和小人。司马光选择的标准是：“上得乎圣人，其次为君子，下次为愚人，终不可为小人。小人持才，犹虎之生翼。”一方面说智伯“才胜德也”导致灭亡，一方面又说“小人持才，犹虎之生翼”，体系一片混乱。按照司马光的说法，圣人、君子就应当永远立于不败之地，愚人、小人则应该永世不得翻身，可是整部《资治通鉴》，好像和他说的满拧。
　　道德的感召代替不了实力的驱动，道德的评价也代替不了历史的评价。
　　中国人始终讲德才皆备，但是在所谓崇尚道德的社会，其实往往是重德轻才的。司马光先生也承认选择德与才的困难：“有德者人敬之，有才者人爱之，敬则易疏，爱者易亲”。所以，“察者多蔽于才而遗于德”。确实如此，一个人只秉赋纯粹的道德是让人无法亲近的。人的德行是无言的，而才华像火焰，散发着耀眼的光芒。司马光因为怕这光芒掩饰了德行，所以，警告他的读者说：“国之乱臣，家之败子，多才有余而德不足。”
　　“德才皆备”在实践中只是一条传播广泛的广告语。中国有的是“有德者居之”的庸人政治，更多的是奸佞嚣张的小人政治，所谓“德才皆备”的良好政治几乎没有，有也极少。两千多年，中国没有成功的政治，宣告了所谓“德才皆备”的失败，也宣告了“君子小人说”在实践中的无用。
【十】国士待之，必以国士报之
　　
　　(智伯亡）三家分智氏之田。赵襄子漆智伯之头，以为饮器。智伯之臣豫让欲为之报仇，乃诈为刑人，挟匕首，入襄子宫中涂厕。襄子如厕心动，索之，获豫让。左右欲杀之，襄子曰：“智伯死无后，而此人欲为报仇，真义士也，吾谨避之耳。”乃舍之。豫让又漆身为癞，吞炭为哑，行乞于市，其妻不识也。行见其友，其友识之，为之泣曰：“以子之才，臣事赵孟，必得近幸。子乃为所欲为，顾不易邪？何乃自苦如此？求以报仇，不亦难乎！”豫让曰：“既以委质为臣，而又求杀之，是二心也。凡吾所为者，极难耳。然所以为此者，将以愧天下后世之为人臣怀二心者也。”襄子出，豫让伏于桥下。襄子至桥，马惊；索之，得豫让，遂杀之。
　　——《资治通鉴》中华书局版第15－16页
　　
　　豫让为报智伯之仇两次刺杀赵襄子，均未成功，他为了刺杀时具有隐蔽性，“漆身为癞，吞炭为哑，行乞于市”。这种自残行为，体现了一种忍者精神，可惜他以失败告终。司马光对此事不愿张扬，略写之。而在另一位司马那里，豫让的故事却很有生气，这就是司马迁的《史记•刺客列传》。
　　豫让是所谓的“士”，他提出了士的两个标准：一、士为知己者死，女为悦己者容；二、以国士待之，必以国士报之。
　　士是依附人主的，为知己者死是一种理想的价值体现。知遇之恩，对于士来说，是报不完且必须以死报之的。这种精神，在侠士那里得到体现和张扬，并且沉淀在中国士大夫的性格当中，挥之不去。
　　豫让还用生命为“士”确立了这样的性格，就是守诺，守节，讲义气。豫让要为智伯报仇是第一层目的，彰示忠诚、“将以愧天下后世之为人臣怀二心者也”，是更高层次的目的。
　　可以想像，智伯死后，他的旧臣是怎样摇尾乞怜、求欢于新主子的，这种变节行为，豫让一定目睹了许多。可以说，他对这些变节分子的切齿之恨，是大于对赵襄子的杀主之仇的。所以，他甚至没有为了接近赵襄子而搞个什么假投降，他认为，作为死士，只能承诺一次，就像节女只能出嫁一次，不论什么目的，这是绝无更改的；假的投降都不可以，因为反过来再刺杀新主子也是一种“背叛”，形式上的背叛尚且不可，何况真正的另求新主。豫让要用自己的生命来维护这一神圣的原则。
　　豫让刺杀赵襄子，是为了羞辱变节者；他对赵襄子的人格是尊重的。反过来，赵襄子对豫让也是尊重的，因为尊重他是真正的“义士”，所以才要“谨避之”，他们之间只有所谓“公仇”，而个人之间还是惺惺相惜的。这种政治风度是值得尊敬的。
　　士是尊重游戏规则的，一句“各为其主”可以化解个人之间的恩恩怨怨，所以赵襄子因痛恨智伯而“漆智伯之头，以为饮器”，在豫让看来并不意外，杀之也就罢了；但对“怀二心”者的恨，是无法原谅的，不存在今天我们常挂在嘴上的“理解”问题的。司马迁在《史记•剌客列传》这样写道，豫让在第二次行动失败后，对赵襄子说：“臣闻明主不掩人之美，而忠臣有死名之义。前君已宽赦臣，天下莫不称君之贤。今日这事，臣固伏诛，然愿得君之衣而击之，焉以致报仇之意，则虽死不恨。”豫让“刺杀”赵襄子的衣服，算是报了仇，演了一场“斩黄袍”，然后自杀而死。
　　在《史记》中，豫让是在“报仇”之后，自杀而死的。这与《资治通鉴》不同，我喜欢司马迁的结局。
　　以上的故事都是在周周威烈王二十三年之前发生的，司马光在这里追述魏、赵、韩分晋之前的故事，用以阐述自己基本的历史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