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当代“话语”原论

 金德万1  黄南珊

 （湖北省社会科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7）

摘  要：在西方后现代主义看来，话语作为人的社会交往本体性存在方式，与人的全部问题息息相关。话语一旦形成，便拥有了自己的意义世界。话语系统是一个散布系统，包括对象、表达形式、概念和主题选择四个建构维度。话语所具有的强制性和排他性的影响力就是话语权，话语权的作用力构成话语的外在系统。

关键词：话语；语话系统；话语权；话语分析

“话语”作为一个舶来语词，在当今中国理论学术界和新闻出版界以及大众文化领域都有着广泛的运用，但理解和运用存在一些问题。恩格斯在为《资本论》英文版所作的序言中指出：“一门科学提出的每一种新见解，都包含着这门科学的术语的革命。” [1] 基于这一思维基点，着眼于外来新语词的生成机制，本文具体阐解当代西方“话语”的本真涵义及其功能作用。

一、对西方当代语境中“话语”内涵的阐解

1、后现代主义的致思路向

我们知道，西方现代主义的致思路向乃是将自我从外在的世界中抽象出来，并追求构建一种不受自然语言污染的描述理论，也就是说，通过坚信一种超验的事物观和一种元话语来确立自己，以观照和诠释世界万有事物存在的多样性。在现代主义看来，言说者和倾听者之间要建立一个具有真理价值的命题陈述，必须通过共识规则rule of consensus才能达致交流和传播，也就是说，在说者与听者之间必须有共谋和公约而获得一致认可的心灵通识作为沟通的桥梁，从而通过元话语使自己合法化。后现代主义置疑理性的无限认识的能力，否认预设一个绝对支点以使真理和秩序合法化的可能性，它不再相信那些历史性的伟大主题和英雄主角，而专注于知识的局限、断裂、悖论和非稳定性，其理论旨趣在于激发对差异的敏感性，增强容忍不可公约性、非均值性事物的能力。[2]后现代主义批判主客体分离的认知方式，并认为那种阐释企盼中纯粹的、赤裸裸的给定given是没有意义的。知识的对象永远是已经被阐释了的，知识的主体从属于它阐释企盼的那个世界。有什么样的方法解决什么样的问题，方法本是工具性的，问题则取决于主体，主体又离不开置身于的那个客观世界，主体与客体总是处于缠夹环绕之中。

后现代主义视人本主义为大敌，主张祛除中心打倒权威，颠覆逻各斯，反对本质主义，取消一元话语，这些都显得过于极端。有些人将当今社会发生的一切丑恶现象说成是“后现代乱像”，似乎后现代主义带给中国人的除了“虚无主义”、“无政府主义”，就是玩世不恭、消极颓废和迷茫绝望。一旦提起后现代主义理论，即刻令人联想到纷至沓来的迷乱的意向、晦涩的语句、玄奥的话题和悖谬的言说，形形色色的时髦的疯话、迷幻的梦呓和热昏的谵语。这些印象都表现出对后现代主义文化思潮的恐惧、厌恶与非议。然而，后现代主义仍然以其理论力量和思维能量，在一定程度上激发和催生着新的思想和理论。后现代主义之“后”，与其说表现于时间先后的历史发展上，毋宁说表现在辩证的扬弃与超越意义上；与其说是对现代性的反叛，毋宁说是批判性的接续。后现代主义究其实乃是对现代西方资本主义社会文化系统的一种深入骨髓的反省和反思。新时期以来，随着我国不断扩大对外开放，后现代主义的理论主张、精神追求乃至一些专用的思想表述和专门语词，诸如话语、关键词、对话、解构、悬置、敞开、均值、多元、遮蔽、澄明、主体性、共同历史、集体记忆、知识谱系等，已经进入和影响着我国的文化界。

2、西方当代语境中的“话语”涵义

当代西方的“话语” 理论与其语言观极具关联性。自达尔文以来，人们习惯于把人类说成是具有语言能力的高级动物，语言乃是人认识世界，人与人交流的工具，语言与思想存在着直接对应关系。世界的事物存在引发人们思考，思考活动的思维产生思想，思想又必须凭藉语言来表达。于是存在、思维与语言三者构成相互关系模式：人们使用语言对存在现象进行思考而形成思想，思想又凭藉语言来表达影响人的活动从而构成存在。人以语言为工具创造社会生活并形成历史；语言为人所规定，用以表达社会生活和构成历史文本。对于语言的思考在西方文化中具有特别的意义，作为对象思考的语言必是概念的语言。概念表现为理性对于存在本质的把握，其意义正在语言所表达的思想上，理性凭藉概念对存在之事物进行判断，演绎自身的逻辑推理。海德格尔、伽达默尔对语言的关注乃进一步认识到语言自身对存在的自主性。存在只有显示为语言，思想只有表达为语言，才是可以理解的。在后现代主义看来，语言是重要的，因为人类所知的任何事物都完全是由语言来表达、来起中介作用的，但长期以来却没有认识到语言的重要性。语言不仅仅“指向”、“表明”语言自身的某种事物，更是它本身的表述。那么说关注语言，既不能放弃言说的语词，也不能忽视言说的概念，更重在分析言说的行为。语言不能够看作是被规定的，语言不再依赖于存在的社会历史资源和思维的心灵法则，从根本上说语言乃为语言自身所规定。

“话语”问题显然并不单是专门的语言学问题，但说明话语又不能不从语言开始。所谓话语discourse，指的是表现为构成一个完整文本text的单位，通常限制在个体言说者传递信息的连续性语词句段之内。在完整的言说活动中，话语所传递的信息不仅仅局限于语言因素，还有大量超语言因素存在。话语分析就是对比句子更长的语段所作的理论分析，旨在寻求带有相似语境context的话语系统并确定其分布和运行规律，而言说活动分析则研究社会交往模式。这一交往模式应说明言说者和倾听者的社会性、历史性个人特点，说明传达信息的方式、规则和姿势，说明信息的主题和内容。话语分析的具体诠释表明话语问题的研究重点不在语词的一般含义，也不在语词负载的概念内涵，而重在其特定历史条件、社会条件下话语表现在意识形态上的影响力。西方话语义蕴含有文本现象而不单指纯文本，含有概念性因素而不等同于概念，它包括人的活动、语言的活动及姿势性动作，有着社会斗争和意识形态的意义指向。

话语作为人们精神活动和思想观念的外化方式和必要形式，直接呈现的是特定思想的向度、特定精神活动的场域和特定理论的标识，因而话语表达或表露的乃是超越于一般社会生活中语言词汇的意义范畴，而且具有明显的意识形态内容，乃是精神本身、思想本身或理论本身。不管话语在其表现方式上有何不同或存在差异，如文本话语、象征话语、默会话语、集体话语等，但都作为人的生活的社会交往本体性存在方式，其乃与人的全部问题息息相关。此中最重要的，话语成为包括哲学在内的人的所有思想活动的界限、场域及内蕴，成为人们考察和研究观念活动的直接对象。从严格的意义上说，话语就是一种经过较长时间历史积淀而形成的社会文化语码，以语词言说的形式潜在地制约着人们的思想和行为。话语一旦形成，便拥有了自己的意义世界，形成了自己的特定规制，构建了自己的知识型式和话语系统。语言是人造就的，语言也造就人。人说话是关于人的问题，人说的话才是语言问题。后现代主义要消解主体客体的二元对立，将“人说话”这个人的问题和“人说的话”这个语言学问题置换为“话语”言说人。这不仅使话语超脱于语言学的语词意义的表达，也使话语超越于概念内涵价值意义的表达，也就是将人说话的提问方式“谁说话”置换为“话语”言说人的提问方式“说什么”及“怎样说”，这就使人的历史性、具体性活动空间更为广阔。“话语”言说人并不是同义反复，实在是趋同于游戏。游戏的最高境界是游戏与游戏者浑然一体，真正的乐身乐心物我两忘，“话语”言说人同样如此。就言说而言，是人的行为，人根据自己的需要，借助必要的工具，经过自己的行为，达到满足需要的目的。话语在言说行为中既是要领也是内蕴，既是历史的也是现实的，既是抽象的也是具体的，既是工具也是目的。

二、对话语系统和话语权的阐析

1、对话语系统的阐释

从内在建构角度来说，话语系统在话语内部就是话语构成discoursive formations。话语构成的机理运作是要受规则支配的，这里的规则同结构主义的“结构”有相似之处，其不同在于话语规则不是总体的而是局部的，不是永恒的而是可变的。话语系统是一个散布系统system of dispersion，支配话语的规则主要存在于这个散布系统的四个构成维度之中。这就是对象objects，表达形式enunciative modalities，概念concepts和主题选择thematic choices。福柯说过，在众多陈述中，我们只要能够描述散布系统，能够在对象、表达形式、概念和主题选择之间确定某种规律性，就可以说，我们正在涉及的东西乃是话语构成，这些形成的规则也就成为话语存在的条件。[3]现对话语系统的四个构成维度进行简要分析。

第一，关于对象构成。就一般来说，话语统一于对象，所谓名以物称。当代话语理论则认为，对象存在于话语之中。对象并不是纯客观的事物，对象与客体不能同一。不是对象产生出关于它们的话语，而是语话产生出它们所言说的对象。以“精神病”话语为例来说明：对象产生于条件的关系整合之中，只有具备了某些条件，某种话语对象才会出现；精神病话语的出现，不在对象（疯子），因为疯子早已有之；也不在语词（“疯子”），因为 “疯子”这个词的语义与精神病话语无关。话语生成的诸关系称为话语关系，它作为历史条件为话语提供对象，而作为规则对话语的对象予以限制。

第二，关于表达形式。表达形式的确定既不诉诸先验的主体，也不诉诸心理的主体。表达形式涉及三个问题，首先是谁在言说，谁有权利使用这些语言。这个问题与言说者的社会地位相关，社会地位乃是历史实践的产物。其次是话语实践发生的场合，话语生成的场合对话语的意义有决定性作用，不同场合与历史条件具有关联性。再次是主体所处的位置。话语实践的主体是由历史处境决定的，在不同的历史处境中，主体的位置也不同。比如医生在不同的场合可以是提问的主体、倾听的主体或者观察的主体等。

第三，关于概念构成。话语并不等同于概念，但话语中含有概念。话语中的概念表现出有序性和关联性，形成特定的“概念家族”。其关联方式有三种，即相继succession、并立coexistence和整合程序procedures of intervention。这三种方式也是概念相互关联的规则，话语的秩序乃由这些规则所决定。但这些规则并不是普遍有效的，此时有可能被看作是重要的话语，彼时有可能被看作为疯人的谵语。

第四，关于主题选择。主题选择有三个相关点：一是话语的衍射点，也就是话语散布的矢点；二是话语的根据，乃是引导选择话语主题的权威；三是非话语的根据，是引导选择话语主题的另一个权威，这种非话语因素对话语主题选择具有重大作用。有论者以为此种因素乃是资本主义生产、政治斗争和社会群体，甚至是人的欲望、意志等。

在当今中国学术界，近年来出版了一批以话语理论作思维方法和研究方法的科研成果，颇有发人深省之处。以“大众”话语为例。大众话语明显来之于文学大众化，但文学大众化并不能等同于大众话语。大众话语在陈述方式上融汇了许多有关大众的语汇，相对于文学大众化来说，却是一个新颖而有着特定含义的概念性话题。在中国意识形态语境中，大众话语乃与知识分子话语相对应关联。大众话语主要表达这样一种意义内涵：知识分子只有深入大众生活实践，投入到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中去，同工农群众相结合，通过改造自己的世界观，把立足点移到工农大众这方面来，移到无产阶级这方面来，才能最终有所作为。这一意义内涵，反映了从革命战争年代开始到文化大革命结束这样一个特定历史时期，中国共产党对知识分子的基本看法和总体要求。文学领域的大众话语乃由政治领域转移而来，在上世纪四十年代的解放区文化生活中生成，成为一种对中国现当代文学发展产生深远影响的具有意识形态作用的文学话语。[4]

2、对话语权的阐释

从功能作用来看，话语与权力紧密关联，话语所具有的强制性和排他性影响力就是话语权，话语权的作用力构成话语的外在系统。话语权乃立足于社会生活水平和知识体系，其权力的作用力牵涉到更为广泛的范围，似乎凡追求普遍性都构成一种权力实施。权力表现在人与群体、人与社会文化、人与风俗习惯、人与各种规则的关系以及人在这一关系网络中被控制的程度。因此，话语权乃是通过“规训与惩罚”的形式，把权力自身变成渗透到社会每个角落的“普遍的力量”。在这个层面中，知识的形成与权力的增强有规律地相互促进，使得任何客观化机制都可以被当作一种征服手段在其中得到使用，任何权力的增长都可以在其中促成某种知识系统的形构。[5]

以文学史为例来看话语权。在时势背景、知识集团、文学流派与政治、出版、读者、作家作品、人物形象、心理活动等关联概念之间，存在着一种权力意义上的文化网络。正是这一文化网络中的对峙、冲突、联合和融汇促成了文学史的生成和文学知识的生成。由于话语权研究关注的不仅仅是经验的现实，还须通过大量分析和多种诠释，发掘出文学史原已存在的或并未发现的构成因素。通过对文学史构成因素的讨论，可以重新审视以往文学史研究中未被质疑的历史选择的正当性。话语权研究所探讨的问题，并非仅指那些外在的、公开的权力的实施，也包括内在的、隐蔽的权力实施过程。这样，进入问题探究的有效性方能凸显，对其具有的文化引导权的社会角色的探讨方有可能。因而可以构成这些问题：通过文学论争、论辨的分析，可以从一个文学史事件体现出公开的权力怎样被分化成种种细节、步骤和办法；通过借助于批评家的社会身份、个人声望、杂志报纸、宣言、声明、序跋、历史同情等因素，文学史选择权如何以隐蔽的形式对公众发生潜在影响，使历史选择获得合法性、正当性的依据；如何由非体制性因素建构成体制性因素，从而实现理论知识的重新分配并进而掌握其主动权。文学的写作、出版、阅读和批评的过程，既是文学写作者自我想象和艺术虚构的过程，同时也是促使读者建立对文学的想象方式的过程。文学的话语权，在某种程度上乃是文本、作者和读者三者之间达到共识的“精神合谋”与“精神盛宴”。这样说来，文学史既非依靠客观的陈述来显现已然发生、发展和变化的历史，也非仅凭支离破碎的、残缺不全的史料就可以支撑的历史宏大叙事，而是通过文学话语权确立自身发展的合法性，文学史方能成为文学自己的历史。

话语权以其话语机制制导意识形态意义领域所采取的方式，掌控能指master signifier是此中一个极好的例证。掌控能指就其能指而言，并不代表具体的主体，是空泛的、非本真的；就其所指而言，没有特定的客体，不关乎真假却关乎效用，具有文化逻辑的影响力和指示力，是一种符号性权威。掌控能指的表现形式多种多样，既可以是一个日常语词，一段理论陈述，也可以是一种对话交流的规约、共识，还可以仅只是一种言说姿势。例如“父亲”可以构成掌控能指。父亲是一种权威，在一个人的成长经历中，父亲是榜样和力量的象征，是英雄的具体化。父亲一旦构成掌控能指，就不再指向具体的、特定的、肉身的父亲，而成为众人心目中具有众多标准的形象，这个形象的威慑力可以在特定语境中让人实在地排斥真正血亲的父亲。在日常生活中，这种情况并不鲜见。再例如“犹太人”之成为掌控能指。在话语分析层面，排犹太主义者实施一种置换策略，将观念对抗置换为社会对抗，将社会对抗置换为社会生活对抗。犹太人的形象不断地浓缩了反面的特征，犹太人被假想为既肮脏不堪又聪明绝顶，既纸醉金迷又软弱无力，经济方面是奸商，政治方面是阴谋家，道德宗教方面是腐朽的反基督徒，性方面是纯真女人的诱骗者等。通过这样一种异质性对抗的置换，犹太人掌控能指得以构成。一个正直善良、温和慈祥的犹太老人并不能改变掌控能指的权威性，人们会说善良温和是其伪善的表面，这个人实质上是阴险狡诈、残酷盘剥、诡计多端、贪得无厌。善良的犹太老人被掌控能指的符号权威性指示为普遍性的空泛的“犹太人”。[6]

以上我们简要地阐析了西方后现代语境中“话语”的本真涵义和功能作用，致力于对西方话语的还原性阐释。话语分析本是文化语言学的重要操作方法，二十一以来在西方哲学的语言学转向和社会交往理论的裹挟之下，乃大行于世。在现实生活中，话语的表现形态早已超出语言学范围，包括文本的、跨语际交流的，乃至言说姿势均可视为话语的言说方式。话语由语言学中言说词句的意义范畴，发展到具有明显的意识形态内涵。对话语分析来说，须考虑参与话语的谈话者和聆听者，以及话语发生的特定时空条件、社会文化环境、历史语义演变，这些亦即所谓语境者。话语理论中有这样的看法，话语的目的乃是在那些可普遍化的利益之间取得一致，亦谓之在不同文化生活中的可通约性。也就是说，折衷不同利益诉求而取得可通约的价值意义从而达到普遍性、普世化。话语的介质功能和普遍化诉求价值取向，旨在建立和维持这样一个人类共同体，建基于人际之间自由和平等的普遍认同，排斥一切对人们意愿、诉求、言说方式及内容的强制，也就是说建立在对话中体现主体间性的、具有均值价值意义的共同体。这种共同体乃其然正是现代人追求的理想社会形态。应指出的是，话语选择和话语分析在当代西方文化界得到了广泛的运用，并在后现代主义思潮的推动下逐渐扩大了话语理论的阐释空间，形成了话语膨胀和意义增值的趋向。而西方话语在输入和渗透中国语境的过程中，经过本土传统实用主义的改塑，在其意义承续与意义变更的张力关系中，发生内涵变异和外延缩小的情况，话语被简单化地理解为一般的概念术语，或被单一化地用以指代纯理论文本，或被不加区别地盲目套用，无形之中淡化了话语的实体机制和社会活动基础，弱化了话语阐释的丰富性和有效性。话语分析在泛化中出现了空洞化，造成了话语的涵义萎缩和意义贬值，这是应该引起关注重视和加以切实纠正的。

[参考文献]

[1]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34—35.

[2]Lyotard, Jean-Francois, The postmodern Condition: A Report on Knowledge, translation by Geoff Bennington and Brian Massumi, University of Minnesoda Press, Minneapolis, 1984.xxiii-xxiv.

[3]Michel Foucault, The Archaeology of Knowledge, translated by A.M. Sheridan Smith, Pantheon Books, New York, 1972,7. 参见[法]福柯.知识考古学[M].谢强,马月译.北京：三联书店，1998.47.

[4]王维国.“大众话语”的转换与生成[J].河北学刊：2004（6）

[5][法]福柯.规训与惩罚[M].刘北城,杨远婴译.北京：三联书店，2003.251.

[6][塞]斯拉沃热•齐泽克.意识形态的崇高客体[M].季广茂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175.

An Explanation on Discourse Present in West

Jin Dewan &Huang Nanshan

Hubei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Wuhan 430077

    Contract:From the consideration of the postmodernism in West, as the ontological pattern of human existence in society intercourse the discourse uninterrrupts all guestions about human being. Once taking shape, the discourse abounds in its own meaning world. The system of discourse is a system consisted with four dimensions of the object, enunciative modalities, concepts and thematic choices. The Power of discourse is the influence which as the mandatory and exclusiveness bound the discourse ifself. The influence of discourse consists its esternal system of the discourse.

    Keywords: discourse,discourse system, discourse power, discourse analysis

《西北师范大学学报》2006年第5期刊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