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李大苗:思想解放，很权贵的一驾风筝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神马文学网 时间：2024/04/28 13:36:07
思想解放，很权贵的一驾风筝文章来源：http://forum.zisi.net/bbs/viewthread.php?tid=82484
回顾三十年前的那场“思想解放”运动，人们常归功于那篇《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而忘乎改变中国的这段历史肇始于安徽、四川的“包产到户”。就我的记忆而言，中国只能走“市场经济”的道路，以政治人物提出为标志，第一个当属时任人大委员长的万里，那是1990年的春天左右。这件事情至今不录于中国改革的政治典籍，不仅是令人想不通的遗憾，也暗含着某些故意而为的巧取豪夺。
《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文题逻辑，暗含着的前提是，真理在先而实践在后。而那场“思想解放”运动，则是如小岗村的那几位农民的实践在先，而轰轰烈烈的思想运动在后。两个方向相反的逻辑关系，前者是思维的形式逻辑，而后者则是真实的实践逻辑。而由此以后这三十年的历程又是什么呢？是全国民众持之以恒地寻找并验证真理呢？还是和真理毫无意识形态关系的民祉民生呢？答案累累，无须赘言。
就我所感，中国的，或者干脆说，中国式的“思想解放”来得太小儿科了。比照起始于绘画雕塑的潜移默化，催生兴兴勃勃的人性解放，直至将天地全新的资本主义呼之而出的“文艺复兴”，小儿科都是对“思想解放”的高估。“文艺复兴”，那个持续三百年，乃至五百年的人类思想解放过程，不仅没有前例可参照因循，也没有灿烂的未来指向做精神引导。“文艺复兴”，从一开始就是否定“真理”，拒绝“真理”，从一开始就是证明人和人类自己，而不是检验外在于人和人类，并在人和人类灵魂上空熠熠闪光的什么“真理”。
小岗村的“解放”，是解放者解放自己的人身，不仅未来得及细想解放他人的人身，也未能深度思考怎样解放自己的精神思想。而“检验真理”式的“解放”，承袭的是文革方式的“学习班”格式，期颐在解放着别人的同时也谦虚些许地解放着自己。“检验真理”式的“解放”，一个视角下是从对真理的迷信中明醒；另一个视角下，不过是用实践寻找或刷新一下真理，而内心依旧恐惧于丧失掉指引心灵的真理。这当然是历史的局限，反之，这也当然局限了历史，由那个原点而来，将迈进的道路扭曲。
很简单，所谓“真理”，就是那些被认定为不可置疑的，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超乎一切凡俗世界道理的那些信条、意识形态。上帝不可置疑，宗教就是精神必须皈依的真理；偶像不可置疑，信仰就是人身赖以生存的真理；国家不可置疑，权力就是社会效忠的真理；谎言不可置疑，重复一千遍，它就是真理。所谓“真理”，就是政治正确，也就是道德正确，当被用来绞杀异见剥夺异己的标尺的时候，那就是“真理”。真理，其实毋庸证实，也无须论证；所有经由证实和严格逻辑论证的，那只能是科学，科学是人类的真知，属于人类的知性而非理性。所以，科学不是悟出来的，而是证出来的。
曾经将关于苦难的束缚归结于思想的不解放，期冀思想的解放能解脱僵窘的束缚而获得自由。如今，若有着更多关于自由的知觉，一定知道，要求或者迫压别人的思想解放，晓之以诱惑，悬之以厉害，所谓“解放”终不是关于自由的命题，不过是以一种新的强制替代原有的强制，无论被解放者是高官抑或平民。思想，解放或不解放，永远应当是个人的权利。一个人的尊严在于，为着捍卫自己的个人权利，可以出离权力；而一个国家的耻辱在于，为了捍卫手中的权力，牺牲自己思想不解放的权利。
思想解放，作为历史命题，诡谲之处在于倡导者有着先知先觉的超凡睿智；而且本身就是毋庸置疑的真理性的强制启迪。而就经济领域的改革而言，从有计划按比例的权力经济；到计划经济为主，市场经济为辅；再到有计划的市场经济以及所谓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等等，好似揭开眼睛上蒙着的一层层纱带的过程，又何尝不是自我为是的步步固守？也更是与个人思想权利无关的，权力之间的抗衡与妥协。形象比喻，过去三十年的过程，犹似追索自己放出的风筝，纵然随时会被信手收回，可左移右挪的狐步，牵引海市蜃楼的一角情色。
美国国会911调查委员会最终报告的结论是，未能防止恐怖分子挟持飞机撞双子星大楼是“想象力的问题”。这个意思是，人们的确无法做到毫无参照地去思考或想象。而好在全人类的经验与知识，为中国的改革开放提供了根本性的坐标与价值指南。所以，中国的改革改放，永远不是想象力的问题，甚至也不是思想解放抑或不解放的问题，而是对自己未曾经历的事态保持着农民式的恐惧，更还是对开放的权利与权力信托关系持有着族长式的焦虑，这样的幸福与安全，就是把财富收藏在自己的坑窖里，拒绝流通。
思想解放，当代之前和中国之外从未有过的宏大词语，有着鲜明的时代色彩。不合时宜的思想，通常会于不合时宜的人物的终结而终结；而铸造历史的思想，一定是分蘖于异端或者叛逆，出自对权势的蔑视与轻佻，所以，解放思想从未是人类历史必然的庄重命题。或者说，对于思想而言，解放，是只有在出离之后比较中的判断，而决非自囚其中时的大彻自悟。这个道理就是前段所述，人们永远难以走出想象力的局限，而想象力的匮乏不应当是一种过错。
所以，解放，作为人类历史的命题，更切意的是人身而不是思想。不解放君主的人身，而力求解放君主的思想，君主还是君主，差别不过是开明或者阴暗；不解放臣民的人身，而解放臣民的思想，臣民还是臣民，差别不过是憋屈或者开朗。最新传来的欣喜来自不丹，那是君权的解放，而不是思想。在吉格梅·辛格·旺楚克国王那里，思想是长期浸淫现代文明的应有之物，并非是自己豁然解放而得的开朗。有趣的倒是，国王动用了十多年的光景来解放自己臣民的思想，而一旦真的把臣民变革成为国民，诚心诚意的臣民们依旧还是沦陷在惶惶不安。
如同不惮以最大恶意一样，也可以不惮以最大善意揣测“解放思想”；若以娱乐，或者修心养性判断，“解放思想”，尤其官员们的“解放思想”，尽管可以给出天高云淡的瞭望感，那高高飞起的依然是风筝，线绳的另一端，一定还细细地握在定夺者的掌中，抻抻放放，悠悠扯扯，纵然满面踌躇或姿态潇洒，何高何远仍自在把玩之中。若此言可信，“解放思想”大约就是政治博采的噱头，骨架依旧险峻而嶙峋，可裙裾却飘逸得很窈窕。
回顾三十年前的那场“思想解放”运动，人们常归功于那篇《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而忘乎改变中国的这段历史肇始于安徽、四川的“包产到户”。就我的记忆而言，中国只能走“市场经济”的道路，以政治人物提出为标志，第一个当属时任人大委员长的万里，那是1990年的春天左右。这件事情至今不录于中国改革的政治典籍，不仅是令人想不通的遗憾，也暗含着某些故意而为的巧取豪夺。
《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文题逻辑，暗含着的前提是，真理在先而实践在后。而那场“思想解放”运动，则是如小岗村的那几位农民的实践在先，而轰轰烈烈的思想运动在后。两个方向相反的逻辑关系，前者是思维的形式逻辑，而后者则是真实的实践逻辑。而由此以后这三十年的历程又是什么呢？是全国民众持之以恒地寻找并验证真理呢？还是和真理毫无意识形态关系的民祉民生呢？答案累累，无须赘言。
就我所感，中国的，或者干脆说，中国式的“思想解放”来得太小儿科了。比照起始于绘画雕塑的潜移默化，催生兴兴勃勃的人性解放，直至将天地全新的资本主义呼之而出的“文艺复兴”，小儿科都是对“思想解放”的高估。“文艺复兴”，那个持续三百年，乃至五百年的人类思想解放过程，不仅没有前例可参照因循，也没有灿烂的未来指向做精神引导。“文艺复兴”，从一开始就是否定“真理”，拒绝“真理”，从一开始就是证明人和人类自己，而不是检验外在于人和人类，并在人和人类灵魂上空熠熠闪光的什么“真理”。
小岗村的“解放”，是解放者解放自己的人身，不仅未来得及细想解放他人的人身，也未能深度思考怎样解放自己的精神思想。而“检验真理”式的“解放”，承袭的是文革方式的“学习班”格式，期颐在解放着别人的同时也谦虚些许地解放着自己。“检验真理”式的“解放”，一个视角下是从对真理的迷信中明醒；另一个视角下，不过是用实践寻找或刷新一下真理，而内心依旧恐惧于丧失掉指引心灵的真理。这当然是历史的局限，反之，这也当然局限了历史，由那个原点而来，将迈进的道路扭曲。
很简单，所谓“真理”，就是那些被认定为不可置疑的，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超乎一切凡俗世界道理的那些信条、意识形态。上帝不可置疑，宗教就是精神必须皈依的真理；偶像不可置疑，信仰就是人身赖以生存的真理；国家不可置疑，权力就是社会效忠的真理；谎言不可置疑，重复一千遍，它就是真理。所谓“真理”，就是政治正确，也就是道德正确，当被用来绞杀异见剥夺异己的标尺的时候，那就是“真理”。真理，其实毋庸证实，也无须论证；所有经由证实和严格逻辑论证的，那只能是科学，科学是人类的真知，属于人类的知性而非理性。所以，科学不是悟出来的，而是证出来的。
曾经将关于苦难的束缚归结于思想的不解放，期冀思想的解放能解脱僵窘的束缚而获得自由。如今，若有着更多关于自由的知觉，一定知道，要求或者迫压别人的思想解放，晓之以诱惑，悬之以厉害，所谓“解放”终不是关于自由的命题，不过是以一种新的强制替代原有的强制，无论被解放者是高官抑或平民。思想，解放或不解放，永远应当是个人的权利。一个人的尊严在于，为着捍卫自己的个人权利，可以出离权力；而一个国家的耻辱在于，为了捍卫手中的权力，牺牲自己思想不解放的权利。
思想解放，作为历史命题，诡谲之处在于倡导者有着先知先觉的超凡睿智；而且本身就是毋庸置疑的真理性的强制启迪。而就经济领域的改革而言，从有计划按比例的权力经济；到计划经济为主，市场经济为辅；再到有计划的市场经济以及所谓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等等，好似揭开眼睛上蒙着的一层层纱带的过程，又何尝不是自我为是的步步固守？也更是与个人思想权利无关的，权力之间的抗衡与妥协。形象比喻，过去三十年的过程，犹似追索自己放出的风筝，纵然随时会被信手收回，可左移右挪的狐步，牵引海市蜃楼的一角情色。
美国国会911调查委员会最终报告的结论是，未能防止恐怖分子挟持飞机撞双子星大楼是“想象力的问题”。这个意思是，人们的确无法做到毫无参照地去思考或想象。而好在全人类的经验与知识，为中国的改革开放提供了根本性的坐标与价值指南。所以，中国的改革改放，永远不是想象力的问题，甚至也不是思想解放抑或不解放的问题，而是对自己未曾经历的事态保持着农民式的恐惧，更还是对开放的权利与权力信托关系持有着族长式的焦虑，这样的幸福与安全，就是把财富收藏在自己的坑窖里，拒绝流通。
思想解放，当代之前和中国之外从未有过的宏大词语，有着鲜明的时代色彩。不合时宜的思想，通常会于不合时宜的人物的终结而终结；而铸造历史的思想，一定是分蘖于异端或者叛逆，出自对权势的蔑视与轻佻，所以，解放思想从未是人类历史必然的庄重命题。或者说，对于思想而言，解放，是只有在出离之后比较中的判断，而决非自囚其中时的大彻自悟。这个道理就是前段所述，人们永远难以走出想象力的局限，而想象力的匮乏不应当是一种过错。
所以，解放，作为人类历史的命题，更切意的是人身而不是思想。不解放君主的人身，而力求解放君主的思想，君主还是君主，差别不过是开明或者阴暗；不解放臣民的人身，而解放臣民的思想，臣民还是臣民，差别不过是憋屈或者开朗。最新传来的欣喜来自不丹，那是君权的解放，而不是思想。在吉格梅·辛格·旺楚克国王那里，思想是长期浸淫现代文明的应有之物，并非是自己豁然解放而得的开朗。有趣的倒是，国王动用了十多年的光景来解放自己臣民的思想，而一旦真的把臣民变革成为国民，诚心诚意的臣民们依旧还是沦陷在惶惶不安。
如同不惮以最大恶意一样，也可以不惮以最大善意揣测“解放思想”；若以娱乐，或者修心养性判断，“解放思想”，尤其官员们的“解放思想”，尽管可以给出天高云淡的瞭望感，那高高飞起的依然是风筝，线绳的另一端，一定还细细地握在定夺者的掌中，抻抻放放，悠悠扯扯，纵然满面踌躇或姿态潇洒，何高何远仍自在把玩之中。若此言可信，“解放思想”大约就是政治博采的噱头，骨架依旧险峻而嶙峋，可裙裾却飘逸得很窈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