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习仲勋同志诞辰95周年

一
公元1966年冬，中国的“文革”大火正炽。是年12月的一天，古城西安，寒风凛冽。黄昏，我匆匆赶往西北大学一栋学生宿舍楼——那里拘押着我的老父亲，我需要每天按时给他送饭。
西北大学，虽然地处大西北，但当年的声望不亚于今天的武汉大学、中山大学、山东大学。抗日战争爆发后，京津的高等学校内迁，北京的清华大学、燕京大学、天津的南开大学迁至云南昆明，组成“西南联大”。而北京的北平大学、北平师范大学和天津的北洋工学都迁至陕南的汉中城固，即西北大学的前身“西北联大”。抗战胜利后，联大先后解体，“母体”恢复，师生纷纷返回华北。“西北联大”却留下了一个实体，与东北大学留在西安的一部分组成了国立西北大学。曾经有一个时期，陈立夫还兼任过西北大学的校长。西北联大与西南联大一样，人才济济，在中国抗战教育史上有同样的地位，很可以大书一笔。不知何故，却没有得到应有的关注。国人仿佛忘掉了这段历史，也不了解这所大学。1960年前后，中国进行了一次高等院校调整，西北大学由“国立”变为“省立”，它的影响一落千丈。
我的老父亲时任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长，兼西北大学校长。在当部长前，他已经作了十三年的大学校长。他是接替著名历史学家侯外庐先生任此职的。新中国成立前，他长期在延安从事陕甘宁边区教育工作，是个教育家，不是学者。
“文革”伊始，拥有上述职务中的其中一个，就足以让你身陷火海，足以让革命小将把你一千次地“打翻在地”、“踏上一万只脚，让你不得翻身”。何况还是两个！
北京搞出了一个“三家村”，陕西也非要搞出个“三家村”来。北京批判京剧《海瑞罢官》，陕西也要搞出个秦腔剧批判。这是当时的大势和潮流，谁也当不住。西安的高校多，在全国大中城市中数量排行老三老四，西安一个城市里就有四十多所大学。***主席一声号令，一夜之间就冒出了成千上万的红卫兵！
那时的省级党委宣传部职能比今天要宽，除新闻、出版、文化和理论外，还管科技、教育、卫生和体育。所以，一场“砸烂旧世界”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到来时，一个宣传部长和一个大学校长会是什么处境，就可想而知了。
老父亲早早就被揪出来了，关在西北大学，天天接受批判，写认罪材料。皮肉之苦自不消说，人格侮辱更是家常便饭。那期间，全国死掉了多少校长和教师，谁又能说的清呢？
那天，天很冷。我推开门，父亲象往常一样呆坐在里面，神色有些异样。我打开饭盒，他似乎并不知饿。他起身关上门，悄声问我：
“你知道我看到谁了？”
我不明白的瞅着他。他接着说：
“我看到习仲勋了。”
二
习仲勋？！
我惊住了。那年，我已是十九岁高龄的“大孩子”了。我们那代孩子，不比如今一些十九岁的人，考上大学还要家长打行李，全家老小齐上阵，送到学校还要老爸老妈帮着铺床单。我们那代人好象懂事得早，懂政治，还懂“党史”。
我知道，习仲勋是一位老革命，是一位陕西籍的革命前辈，是陕甘红军的领导人之一，参与创建了陕甘苏区。年轻时，他和刘志丹一起“闹红”。解放战争时，他是一野副政委，是彭老总的第一助手。全国解放后，他是西北党政机关最大的官。中央西北局撤消后，他回调进京，曾短时间当过中央宣传部长。后来成为国务院副总理，兼任国务院秘书长。那时的他，不过四十多岁啊！
谁知，后来却因为一部小说，一部名叫《刘志丹》的小说，习仲勋成了反党分子。
小说《刘志丹》的作者是李建彤同志。她是作家，是刘景范同志的妻子。刘景范是刘志丹的胞弟，时任国家民政部副部长。小说出版后，有人告发说，这部小说要为高岗翻案。结果，三位陕西籍的老革命——习仲勋、贾拓夫、刘景范被捆绑在一起，打成“习贾刘反党集团”。 就这样，转眼间，习仲勋的名字从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行列中消失了。
新中国的这场文字狱，累涉万人，不少陕西老干部为此遭罪。这就是人们熟知的“利用小说进行反党是一大发明”的那段党史故事。事实上，习仲勋同志当初根本就没看过这部小说，却成了利用小说反党的头子。
习仲勋同志从中央下来后，没有人知道他去了哪里，不少陕西老乡私下讲：“老习、老习，回来吧！中央不要你，你就回陕西吧！”
可是他没有回陕西。却被“发配”到河南洛阳，当了一个国营拖拉机厂的副厂长。河南洛阳虽然离陕西不远 ，但谁也无法证实这个传言，是真是假。
带领千军万马打国民党、打日本鬼子、打老蒋的年轻开国军事指挥官、国家总理日理万机的得力助手——习仲勋，一夜之间成为罪人，放逐外省，成了一个“小吏”。人们为此忿忿不平。
习仲勋，是陕西人的骄傲啊！
三
老爸告诉我，他去造反派头头的屋里交“认罪”材料，屋里竟然坐着习仲勋。
早在三十年代，老爸就认识了习仲勋。那时他是陕甘宁边区关中分区中共党的书记、军分区政委，而我父亲则是关中师范学校的副校长，这所学校的校长，又由习仲勋兼任。
1936年底，西安事变后，国共开始了第二次合作。国民党让出了延安城，***的中央机关由保安城（今志丹县）迁入延安。中共控制的三万平方公里近二十个县的国土范围划为“陕甘宁特区”。这是一个政治特区，后来人们又习惯称其“陕甘宁边区”。陕甘宁边区由五个分区组成：延安直属分区、绥德分区、三边分区、陇东分区和关中分区。关中分区地处陕甘宁边区最南端，首府在今天陕西省咸阳市旬邑县的马栏镇。
老爸认识习仲勋同志正是在关中分区时期。习老是他的顶头上级。
那年代，中国***治下，教育倍受重视。地方行政最高首长往往兼任当地最高学府的一把手，关中分区就是这样。
我父亲毕业于南京中央政治大学，经潘汉年的胞弟潘梓年同志的指引，经中共地下党的帮助，由武汉、西安来到延安，是一位热血青年；习仲勋同志则是领导过旧军队兵变和农民武装暴动，创建照金革命根据地，是土生土长的“赤匪”。一个是爱国进步学生，一个是年轻的红军指挥官，但是这些并不妨碍他们之间的私人友谊。老爸生前讲：他和习仲勋同志经常在战事平静的夜里，躲进一个窑洞，开心地“吹牛”、“说笑话”……..
关中分区是陕甘宁边区敌情最严重的地区。因为他离国民党统治区最近，离白色恐怖的西安最近。国共表面上讲合作了，但“磨檫”不断。1942年，终于在南方发生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在北方，国民党制造磨擦，总是在关中分区。为了生存、为了发展、为了躲避国民党顽固派的搔扰，在习仲勋书记的安排下，我的老父亲带着关中师范的学生不断地搬迁校址，不断地和反动派打游击。
多年后，关中师范的学生写文章回忆这段历史，题目有《“二师”在陕北》、《回忆“二师”》。这里的二师并不是军事编制的“二师”，而是关中师范。关中师范的正式名称是“陕甘宁边区第二师范”，也简称为“二师”。
习仲勋同志是“二师”的领导，是二师的校长。
四
习仲勋怎么会在西北大学？怎么会秘密拘押在西大学生宿舍楼里？我彻夜不解，父亲也莫名其妙！
第二天，这个“迷”有了答案。
那时，中共中央西北局、陕西省委、西安市委都遭到“火烧”，各级政府也遭到“炮轰”。国家机器已经瘫痪，各地都处在无政府状态。报刊停止出版，广播上只有中央文革的声音。
人民的资讯来源，全靠街头大字报。北京的消息，称作“红都来电”。武汉的消息，称作“江城来电”。重庆的消息，称作“山城来电”……五花八门的“来电”不管真伪，都写成大字报贴在墙上。上街看大字报，成了普通人必须做的事情，就象正常时期人们每天必须看报纸、听广播一样。
这天上午，一条震动西安的消息传遍全城：习仲勋被“揪”回西安了！关在西北大学。
这条新闻自然也是由大字报扩散的。西北大学造反派的大字报不但贴满了校园，也贴到了西安街头每一个醒目的地方。“把反党分子习仲勋揪回陕西，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打倒彭高习！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
这里所说的“彭高习”，就是指彭德怀、高岗、习仲勋。
今天，我们不妨回顾一下那时西安的文革形势：
文革初期，北京中学生组织了红卫兵，首先起来造反；而在西安闹起来的最先是大学生，是西安交通大学的学生。西安交大，就是原上海的交通大学。交通大学1956年由上海迁到西安，留下少数专业在上海，继续使用“交通大学”的校名。这样就有了西安交大和上海交大两个“交大”之分。谁是正宗交大，至今还在争议。西安交大在西安是一所份量最重的大学，师生人数多，校园宽阔优美，科研实力强。文革一开始，交大就冒出了一伙死硬的造反派。这股造反势力很快便蔓及西安的大中学校，西安交大在文革初期是西安造反派的发源地和大本营。
西北大学在陕西虽然是历史最悠久的高校，但自“省立”后，实力大不如前。文革中它的作用和影响也远远不比西安交大，
可是，当年年轻的红卫兵和青年造反派们全是一批好大喜功之徒。打倒系主任不过瘾，要打倒校长；打倒了校长不过瘾，还要打倒省委书记、省长；等到眼前的一切都打倒了，他们就想着要去揪斗中央部长、甚至国家领导人。习仲勋同志自1962年后便从中国政坛销声匿迹了，但依然逃不过西安造反派“追杀”的命运。
西北大学的一批造反派悄然跑到河南，神不知鬼不觉，谁也不知道他们经过一番怎样的胡闹，竟然把习仲勋同志搞回了陕西，搞到了西北大学，拘押在这里的学生楼里。在他们眼里，这是一场多么重大的胜利！是一个多么重要的战果！那些人得意洋洋、歇斯底里的呼叫着这场造反行动的成功！
大字报贴满了西北大学的校园，贴满了校内校外的墙壁，贴满了整个西安城……
时间过去四十年了，可那天的一幕幕，我至今记忆犹新。
五
几天后，西安造反派又精心策划了一场疯狂的行动。
凌晨四点，老爸被匆匆叫起，穿上衣服，被人押解到校园一个僻静处。那里停放着一辆解放牌大卡车——木质车梆、没有敞篷的那种军用车。老爸被推上车，他不知道这么早要把他拉到哪里去？要干什么？
大西北的冬天很冷很冷，况且又在黎明前。
在这辆大卡车上，老爸突然发现，除了自己还有一人。那人竟是习仲勋同志！这是他们的又一次见面，谁能想到他们见面竟是在这种地方。习老显然认出了我父亲，乘着身旁无人，他们简单地相互问候，习老还问我老爸：“老伴做什么工作？”“几个孩子了？”他轻声叮嘱：“千万要接受住考验！”
冬天，天亮的特别晚。
大卡车上的红卫兵押着两位老头。一个是大名鼎鼎的“反党分子”，一个是鼎鼎大名的“三反分子”，他们都是陕西人人皆知的人物。
卡车呼啸着，出了校门，驶进了城。在市中心的人民体育场停下了。这时，天开始放亮。
西安市造反组织精心策划了一场规模空前而巨大的批斗会，时间就在今天。
这场批斗会的规模和“档次”在西安文革十年中，的的确确是空前绝后的。各派造反派倾城出动，大街小巷戒备森严，广播喇叭里放着“革命造反”歌曲。大约在9点10分，诺大的体育场里已经塞满了数万人。城中主要大街的两旁也挤满了几十万人。市民们等着批斗大会召开，等着看“黑帮”游街。
在体育场中心主席台的后面，有一个休息室，所谓的“黑帮”分子们一个个被陆续押解到这里。他们是中共中央西北局、中共陕西省委、中共西安市委的主要领导同志，他们是各级政府的首长，他们是西安各大专院校、新闻文化单位的负责人。而唯一一个在陕西没有任何领导职务的人，就是习仲勋。但在批斗大会和会后的游街中，习仲勋同志和当时的西北局书记却被推在最前列。
我挤在人群中，去看爸爸，也去看“黑帮”。这些“黑帮”都是名人。
声嘶力竭的批斗会结束后，二、三十个“黑帮”分子，分头被推上大卡车。每辆车上一个“黑帮”，由一群雄赳赳气昂昂的红卫兵战士押着，拽着头发，按着脑袋，每人胸前挂着很大的木牌，木牌上写着“黑帮”的名字，名字用毛笔打上红叉。
押解“黑帮”的车队组成长龙，在西安城中缓慢前行。围观的人群太多，车辆走得更慢。打头的指挥车上，响着高音喇叭，一位音色绝佳的女播音员，身穿褪色的军装，一脸正气，带领大家喊口号。遗憾的是，围观的群众没有人随着她叫喊。人们只是前来看新鲜。更多的人却是满脸迷惑和不解：这场文化大革命到底要干什么？
车队缓缓地移动着，其景真象封建社会押送死刑犯上刑场。我在车对里看到了爸爸，也看到了“黑帮”叔叔伯伯们。当然，看到了更多人苦涩的面孔和迷茫的眼神。这场闹剧是怎么结束的？那些车最后都开到哪儿去了？我统统不知道。
自从那天之后，我再也没有听到有关习老的消息。
六
整整十年，中国在文革的苦难中煎熬。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有消息传来：习老到广东了，任广东省的中共省委书记。
广东真是一块福地！
千载难逢的大变革到来时，邓小平把目光投向了广东，叶剑英把目光投向了广东。中央给广东派去了一批开明的具有政治远见的老***人作领导。有杨尚昆、任仲夷、叶选平……还有习仲勋同志。
我父亲延安时期的一位学生，叫关相生，解放战争中他南下广东，此时他是广东省委秘书长。他兴高采烈地传来话：“刘老，来广东看看吧！广东的变化很大。”“刘老，来广东看看吧！习老现在是我们的一把手。”“刘老，来广东看看吧！我来招待你，过几年我退休了，你来就不方便了。”
可是，父亲病了，一病不起。广东之行终成泡影。
广东在崛起，成为中国改革开放的前沿，也带动了全国的改革开放。这中间，不知包含着习老多少心血。
后来，习老回到北京，进入中央政治局，主持中央书记处的繁重工作。陕西老乡也有了一种扬眉吐气的感觉。有一年，我陪几位研究中共党史的陕西专家去看望习老，阴错阳差扑了空。他的老伴齐心阿姨接待了我们。
他的家，在北京东城一条古老的胡同里，老北京人称它“圆恩寺”。会客厅宽敞简朴，和许多老干部的家一样。没有豪华俗气的装修，没有雕琢做作的陈设，一切都是那么大方自然。我心里想：“这才是老干部的家。”
客厅里，东墙上有一幅书法，西墙上有一幅画作。东墙上那幅轴裱的书法，作者是陈云同志，写的是“删繁就减三秋树，领异标新二月花”；西墙上那幅画，则是邓小平的长女邓琳女士送给习老的一幅水墨国画。齐心阿姨亲切而热情，她对一切人都如此，何况我们是习老家乡陕西的来人。她拿出一种个头很小的橘子招待我们，但这种小橘子口感却很好。后来我才知道它是一种新品种。
习老回京工作后，我的老父亲没能再到北京去。我一位搞外事的妹夫在人民大会堂的国务活动中见到了习老，告诉习老说：“我父亲住院了。”习老听后急切地问：“住在哪个医院？我去看他。”当他得知我父亲病在西安时，不无遗憾地说：“很多年没见面了。”
后来习老自己也病了，经常住在南方。每每有人南下，见到习老，回来后总会把习老的健康告诉大家。每逢春节和他的生日，都会有人前往南方探望他。习老的身体康健，是每一个惦念他的人的心愿。
七
父亲晚年多病。他在病中完成了一本书的写作。这本书1990年6月出版，至今已过去17个年头了。这本书叫《回首延安——边区教育生活十二年》。他在这本书中，记载了自己1937年——1949年期间，在延安办教育的往事。也记录了他与习仲勋同志的友谊和习老的革命事迹：
“1938年12月——我到延安正好已一年，我加入了中国***。……在我第一次参加支部会的时候，地委书记习仲勋同志正好也参加了会议。”
“1939年9月中旬……周扬厅长找我谈话。大意是说：边区小学师资还是非常缺乏的……因此上级决定在关中分区和三边分区，在成立两所师范学校，组织决定让你去关中分区……”，“我和王伯勋一行，于10月初到达关中分区……。中共关中地委书记习仲勋同志，为筹建边区第二师范开了一次有分区专员…….教育特派员……以及我……参加的会。”
“会上，习仲勋书记说：‘1938年，关中分区有鲁迅师范，还有陕北公学，……但这两个学校都走了……今天要成立一个地方性的长期的师范学校,这对分区是一次重大建设。”“……听了习仲勋书记的话，我心里很高兴……我感到心中有了依靠，对工作充满了信心。”
“经过几个月的筹办。……（学校）基本上具备了开学上课的条件了…….。中共关中地委书记习仲勋兼任校长，我为副校长……”。“3月15日，陕甘宁边区第二师范学校举行成立典礼……习仲勋同志在讲话中热情赞扬了师生艰苦奋斗的精神，鼓励同学们要战胜困难、努力学习……”
“大约是这年5月中旬……习仲勋同志把我找去，说：‘顽军可能进逼，逼我们退到山沟里去。学校在三嘉塬不安全……可以北迁南梁老家去。’……”“‘二师’成立半年，建了四次校，迁了三次家，学生已适应了战时生活，干部也经受了磨练，……(学校民主）大会后，干部又重新配备了一次……校长：习仲勋（兼）；副校长：刘端芬……”
“1947年1月……学校传染开了伤寒病……我得的是斑疹伤寒，一个人躺在一孔小石窑的土炕上，日夜有学生轮流看护……习仲勋校长专程派人给我送来两只退烧针剂，听说是从军分区司令部弄来的。事后大家都说这场病真怕人！”
“1942年2月底，边区教育厅来令调我回延安到边区师范工作……我感到突然……习仲勋同志也说，我们在艰苦紧张的工作环境中已有了深厚的友谊……也不愿分离……”“1942年4月初，我依依不舍地告别了‘二师’师生，回到延安……”
《回首延安》由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当时的社长兼总编辑赵喜民同志亲自关心和安排了此书的出版。赵社长也是一位老同志，新中国初期他曾在西北人民革命大学工作，他也是习老的老下级。赵社长有一个孩子成长在青海，现任中共陕西省委书记。
如今的中国变的富裕强大了。习老上天有知，会欣慰和高兴的。
八
习老何止是关心战火中陕甘宁边区的红色教育！
1932年4月他领导了“两当兵变”，创建了照金革命根据地。民间有云：“南有瑞金，北有照金”；1933年3月，他担任陕甘边区游击队总政委；1934年11月，他担任陕甘边区苏维埃主席。他参与领导创建了陕甘红军和陕甘红色根据地，这块根据地与陕北红色根据地组成的西北红色根据地，是土地革命时期中国***唯一保留下来的一块根据地。他是北方红军的重要领导干部，是西北红色根据地的重要领导人。
可是，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我们对陕北红军、陕甘红军的宣传太少了。当白色恐怖下中国大片的南方红色政权丧失、南方红军被迫转战万里来到北方时，是英勇的北方红军战士敞开胸怀迎接了他们。陕甘和陕北这两块连成一体的红色土地，最终成为中国革命新的摇篮。人们对这一支红军了解太少了，人们对这块土地上发生的故事知道的太少了，人们对这里的英雄太陌生了——包括习仲勋同志！
陕西的作家和艺术家众多，但是自小说《刘志丹》一案后，表现西北红色根据地革命斗争的写作，几乎成为禁区。
每逢纪念红军长征胜利时，我们一而再地看到对南方红军热情的赞美，而北方红军是如何在血与火的洗礼中接应南方红军？西北红色根据地的人民如何在中国***的领导下浴血战斗？我们讲的太少了。
习老在解放战争时期担任过中央组织部副部长、中央西北局书记、陕甘宁晋绥联防军政委、陕甘宁野战集团军政委、西北军区政委、“一野”副政委，与彭德怀老总并肩战斗，担负着“保卫党中央、解放大西北”的重任。同样的原因，今天的人们对这一切了解的太少了。
习老生前，不计较这些，老一代革命家早将个人得失置之度外。但历史应当是公正的！
习老去世六年了，陕西人民记得他，全国人民记得他。战火中他的英雄气概、铁窗牢狱中他的气节、权利和名誉前面他的气度，永远感动着我。[写于2007年仲秋的北京/文：刘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