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的忠诚战士

——纪念李达同志诞辰120周年

　　今年10月2日，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杰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教育家李达同志诞辰120周年。李达同志在半个世纪的革命生涯中，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建，为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为新中国的高等教育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

　　李达同志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最早的传播者之一，也是中国共产党的重要创始人之一，为早期党的活动作出了重大贡献

　　李达，字永锡，号鹤鸣，1890年出生于湖南省零陵县（今永州市冷水滩区）一个佃农家庭。1909年，他怀着“教育救国”的理想考入北京京师优级师范学堂。后为图“实业救国”，于1912年秋考入湖南工业专门学校，1913年和1917年又两次东渡日本学习理科。

　　1918年5月，他作为留日中国学生的带头人参与发起向北洋军阀段祺瑞政府示威请愿的学生运动。这次斗争的失败使他深切认识到，要救国，只能“仿照俄国的办法，实行社会革命，打倒北洋军阀政府，建立社会主义国家”。①

　　1919年五四爱国学生运动爆发时，担任留日学生总会干事的李达立即发动留日学生集会响应，到中国公使馆举行示威运动，致函日本内阁提出抗议。他本人还以“天放”的笔名在天津《益世报》发表文章，响应国内的斗争。在这次运动发展到工人和社会各界广泛参加之际，他撰写了《什么叫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目的》两篇文章，于6月18、19日在上海《民国日报》副刊《觉悟》上先后发表。随后半个月，他又在《觉悟》副刊连续发表《战前欧洲社会党运动的情况》等九篇短文，向国内介绍欧洲各社会主义政党的情况。除在五四运动中发表大量文章外，在这前后，他还翻译以及在国内出版了涵盖马克思主义三个组成部分的《唯物史观解说》、《马克思经济学说》、《社会问题总览》等书籍。通过五四运动的锻炼，李达从一个爱国主义者和激进的民主主义者转变成马克思主义者。

　　五四运动后，李达同志撰写了大量文章同各种非马克思主义思潮进行斗争。他还发表文章批判第二国际中的机会主义者在理论上和实践上对马克思主义的背叛，阐明无产阶级专政的一系列重大问题。他与李大钊等同志一起，对奠定在中国建立无产阶级政党即共产党的思想理论基础作出了重要贡献。

　　1920年夏，李达同志怀着“回国找寻同志来干社会革命”②的理想从日本回到祖国，投入到建党活动中，成为中国共产党的重要创始人之一。他回国后，积极参加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创建工作。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成立后，在其推动或影响下，北京、武汉、长沙、广州、济南等地的共产党早期组织于1920年秋至1921年春相继成立。这期间，为指导各地建党活动的开展，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于1920年11月创办了《共产党》月刊，由李达同志担任主编。《共产党》月刊是中共历史上第一份党刊，在黑暗的旧中国举起了共产党的鲜明旗帜，出版后在革命分子中广为流传，最高发行量达到5000份，被各地早期党组织列为必读材料。在中国共产党创建的关键时期，李达同志主编《共产党》月刊所起的作用是永载史册的。

　　1921年2月起，李达同志接替李汉俊同志，代理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书记的职务。在他主持下，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进一步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批判错误思潮，在工人中进行宣传组织工作，在学生和进步分子中开展活动，并继续加强了对其他地区早期党组织的联系和指导。

　　李达同志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主要筹备者和组织者之一。1921年6月初，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和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代表尼克尔斯基先后到达上海。李达、李汉俊很快同马林和尼克尔斯基建立了联系。经过交谈，他们一致认为应该尽快召开全国代表大会，正式成立中国共产党。李达和李汉俊立即同当时在广州的陈独秀、在北京的李大钊通过书信进行商议，决定在上海召开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随后，他们写信通知北京、武汉、长沙、济南、广州和旅日的党组织各派两名代表到上海出席会议。李达和李汉俊则是上海早期党组织出席党的一大的代表。

　　1921年7月下旬，出席党的一大的各地党组织和旅日党组织的代表全部汇聚上海，包括李达和李汉俊在内一共13人。他们在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号（今兴业路76号），秘密召开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李达同志身为上海党组织的实际负责人，为使这次大会能够在帝国主义和军阀严密控制下的上海顺利举行，殚精竭虑，废寝忘食。他不但参加大会文件起草等工作，还负责解决代表住宿、会场安排等问题。当大会临近结束，会场突然遭到租界巡捕搜查，致使会议无法继续在上海举行，他又和夫人王会悟设法把代表们转移到浙江嘉兴南湖的一条画舫上继续开会，保证了大会圆满闭幕。党的一大正式宣告成立了中国共产党，这是近代中国开天辟地的大事件。李达同志是这个大事件的一位主要参加者，为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作出了特殊重要的贡献。

　　由于在建党和革命活动中的杰出表现，党的一大选举由三人组成的第一届中央领导机构中共中央局时，李达同志当选为中央局成员，负责宣传方面的工作。同时，他还担任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委员。

　　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李达同志作为党中央分管宣传的领导人，为党的宣传事业作出了开创性贡献。他主持党中央创办的第一个出版社人民出版社的工作，掀起了党的历史上第一个出版马列著作的高潮，使人民出版社成为党的重要宣传阵地。他主办上海平民女校，使之成为党培养妇女干部的摇篮。他热心指导《妇女声》半月刊的编辑出版，使之更好地向广大妇女进行革命宣传。

　　1922年7月，李达同志出席了党的二大。同年他应毛泽东同志邀请到长沙出任湖南自修大学校长。在湖南自修大学期间，他和毛泽东同志朝夕相处，共同研讨马克思主义和中国革命问题，结下了深厚的战斗友谊。

　　李达同志长期坚持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始终为中国革命事业而战斗

　　1923年秋，由于在党的有关政策问题上与陈独秀发生激烈争执，李达同志中断了与陈独秀主持的中共中央的联系。以后的20多年中，李达同志虽然从组织上离开了党，但思想上一直没有脱离马克思主义。他继续投身于党领导的革命事业，一直坚持从事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宣传教育，坚持为党工作，为中国革命的胜利和新中国的诞生作出了贡献。

　　李达同志专心致力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出版了大量有影响的马克思主义著作特别是哲学著作，成为负有盛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大革命期间，他出版了自己长期研究唯物史观的成果《现代社会学》。这是他的第一部哲学专著，也是我国最早系统论述唯物史观和科学社会主义的著作之一，适应了共产党领导革命斗争的需要，出版之后曾经14次再版，影响了大批革命志士。大革命失败后，李达同志开办昆仑书店、笔耕堂书店，冒着极大的风险出版《社会科学概论》、《民族问题》、《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基础原理》等著作。特别是1929年出版的《中国产业革命概观》一书，以详实的数据对中国近现代经济发展过程进行分析，令人信服地证明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和中国革命的必由之路，论证了大革命失败后共产党领导人民群众继续开展革命的必要性和合理性。1937年5月,由他研究介绍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要著作《社会学大纲》出版后，立即辗转寄给了在延安的毛泽东同志。对这部著作，毛泽东同志认真阅读，作出详细批注，给予高度评价，并向党内其他同志推荐。李达同志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有关著述，以其科学性和现实性，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人理论创新的一个组成部分，也对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发展产生了影响。

　　从1923年11月起，李达同志先后在湖南法政专门学校、上海法政大学、暨南大学、北平大学、广西大学、中山大学和湖南大学担任教授职务，在国民党统治区长期进行教学活动。在大学的讲台上，他向广大青年学生讲授马克思主义哲学和政治经济学，分析中国革命问题，利用一切条件扩大马克思主义理论宣传阵地。他还充分利用讲演、时事座谈、接见进步学生等机会，宣传革命道理，并介绍进步学生参加共产党组织。李达同志这个时期的教学活动，是他毕生从事马克思主义宣传的重要组成部分，为许多学生、青年走上革命道路指明了方向，对在国民党统治区扩大共产党和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作出了贡献。

　　李达同志一直与党组织保持密切联系，坚持为党工作。上世纪30年代前期，他受党组织委托曾经两次去做国民党实力派人物冯玉祥的工作，为冯玉祥讲授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对冯玉祥后来坚决走上与共产党合作的道路起到了重要影响。九一八事变后他旗帜鲜明地拥护党的抗日救国主张。1934年4月，由共产党通过中华民族武装自卫委员会筹备会提出，宋庆龄、何香凝等1700余人签名发表了《中国人民对日作战的基本纲领》，李达同志是其中10名领衔签名者之一，表达了他对抗日救国运动的公开支持。全国解放战争时期，李达同志坚决支持并积极参与了湖南大学师生1947年5月开展的“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运动和1948年的“四罢运动”（学生罢课、教授罢教、职员罢职、工人罢工）。当时，湖南大学由于其学生运动的广泛影响，被国民党省政府教育厅厅长视为共产党学生运动的大本营，李达等则被认为是其中的“领导核心”。李达同志因此被列入国民党军警准备逮捕的黑名单。湖南解放前夕，李达同志还与中共湖南省工委密切配合，参与了策动国民党高级将领、湖南省政府主席程潜和平起义的行动。他在程潜的高级顾问召集的座谈会上畅谈当时形势、湖南前途及中共的政策，指出只有和共产党合作，湖南才有前途。这次座谈坚定了程潜和平起义的决心。湖南和平解放的实现，有李达同志一份功劳。

　　新中国成立后，李达同志为高等教育事业的发展、毛泽东思想的宣传普及和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作出了重要贡献

　　1949年5月李达同志到达北平，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和新中国的筹建工作，出席了新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并当选为全国政协委员。同年12月，由刘少奇同志作介绍人，毛泽东、李维汉等同志作历史证明人，经党中央批准，李达同志重新加入中国共产党。在离开党组织26年后，李达同志终于回到了他亲自参加创建的中国共产党。

　　此后，李达同志主要在高等教育和理论战线工作，为新中国的建设奋斗了17个春秋。他先后任湖南大学校长、武汉大学校长；其间曾兼任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委员和政治法律委员会委员，中南军政（行政）委员会委员、文教委员会副主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常委，中国哲学学会会长等职务。1965年当选为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

　　李达同志为新中国的高等教育事业呕心沥血，做了大量工作。在担任湖南大学和武汉大学校长期间，他认真贯彻新中国教育方针，强调新中国的高等教育要培养德才兼备的人才，要为国家建设培养合格的干部。在教学过程中，他坚持“进步思想、健全体魄、科学知识”三位一体，强调把“爱国主义教育与业务教育”结合起来。在教学内容上，他强调首先要以马列主义关于自然和社会发展规律的科学作为高等教育所必须的基础，其次，要适应国家经济建设计划所要求的不同部门的不同建设人才，在广博的基础知识上进行不同类型的专业教育。他反对学生读死书、死读书，主张教学要贯彻“科学的内容，民族的形式和大众的方向”，主张理论要与实际相结合。他重视教学和科研，强调“教学工作是学校一切工作的中心”，③一切工作都要服务于教学工作，对学校教育质量和学术水平的提高始终抓得很紧。在武汉大学历史上，他起到了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重要作用。

　　在承担繁重的教育领导工作的同时，李达同志致力于对毛泽东思想的宣传和普及，为马克思主义的时代化、大众化作出了很大贡献。新中国成立初期毛泽东同志著名的“两论”——《实践论》和《矛盾论》相继重新发表时，李达同志把宣传阐发毛泽东思想作为自己的光荣职责，精心撰写了“两论”辅导读本《〈实践论〉解说》和《〈矛盾论〉解说》。李达同志这两本《解说》及有关的论文，用大量生动事例和通俗易懂的语言宣传唯物论和辩证法，并且联系实际作了创造性的阐发。比如《〈实践论〉解说》，在讲到真理的检验标准时特别强调：“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实践，此外别无标准。”④《〈矛盾论〉解说》讲到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问题时指出：在社会主义社会中，“矛盾还是存在着”，并且“仍是社会发展的动力”，但这种矛盾主要是非对抗性的矛盾，解决社会主义社会中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必须不断地发展生产力”，在高度技术基础上使社会生产力不断增长和完善。⑤李达同志这些论述，闪烁着真知灼见，对于改革开放新时期我们党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和党的基本路线仍然具有指导意义。

　　李达同志在新中国继续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他在这方面的最后一个重大贡献，是根据毛泽东同志的意见主编《马克思主义哲学大纲》。从1961年开始，他克服脑溢血、心力衰竭等疾病的折磨，以顽强的毅力带领助手们工作，至“文化大革命”前夕完成了哲学大纲上册《唯物辩证法大纲》的编写。《唯物辩证法大纲》系统论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产生和发展，全面阐述辩证唯物主义基本原理，特别是突出毛泽东哲学思想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和创新，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与实践的统一、党性与科学性的统一、世界观与方法论的统一。这部凝聚了李达同志生命历程中最后几年心血的重要著作，在他去世12年后由人民出版社出版，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李达同志在实际工作和学术研究、宣传中一贯坚持实事求是的态度。他曾经对1957年反右派斗争严重扩大化进行过抵制，并坚决反对“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左”的错误。上世纪60年代，他对林彪等鼓吹的反马克思主义的“顶峰论”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坚决反对把毛泽东思想庸俗化。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后，李达同志遭受残酷迫害，于当年8月含冤离世。“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在党中央关怀下，中共湖北省委于1980年作出为李达同志平反的决定，推倒了强加给他的一切诬蔑不实之词，为他彻底平反，恢复了党籍和名誉。

　　李达同志是马克思主义的忠诚战士。他毕生研究、传播马克思主义，撰写、翻译和出版了大量马克思主义理论著作，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精神遗产。他襟怀坦荡，心底无私，把自己的一切奉献给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新中国的建设事业。他不愧为中国人民的优秀儿子。他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和为真理而献身的精神值得我们永远学习。

　　注：

　　①李达：《六十自传》。见中共中央组织部李达档案。

　　②《李达自传》，1956年3月。见中共中央组织部李达档案。

　　③《李达在武汉大学开学时的讲话》，1953年10月。

　　④李达：《〈实践论〉解说》，见《李达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88年8月第1版，第56页。

　　⑤李达：《〈矛盾论〉解说》，见《李达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88年8月第1版，第369—37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