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谈中国古代的文字狱 (附：中国古代人殉陋俗）

作者：叶康乐
文字狱是指当权者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打击异己份子，镇压不合自己口味的思想言论而制造的一些因言说而犯罪的案件。不过，在中国历史上制造的很多文字狱是完全没有意义与目的的，可以称之为毫无目的的残酷。这种残酷纯粹是愚昧残暴的表现，是独裁者权势膨胀到一定程度的产物。
因言论而得罪，在中外都是有的，但就论镇压之烈、规模之大、持续时间之长，则中国可稳做第一把交椅。大家都知道，在中世纪，意大利有个宗教裁判所，是专门用来镇压基督教世界的新生思想的，几百年下来处理了几万人，而中国皇帝兴办的一个文字狱案件便能杀掉几千人。
文字狱与中国思想史
中华民族的思想在春秋战国时绚丽无比，当时有诸子百家，百家学说盛行，而孔家只是其中一家而已。流行度还比不上杨家学说与墨家学说。有《孟子》为证。孟子在《孟子` 滕文公章句下》里说：“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可见孔门生意实在是清淡。究其原因，还在于当时各诸侯国忙于征战，精力不够，实在是管不了老百姓的想法。托战乱的福，中国的各种思想在那时得到大发展，替中华民族狠狠地挣了一回脸。如果没有这个诸子时代，中国能不能称得上一个具有悠久历史的“文明”国度还是个大问题。使中华民族跻身于先进民族，诸子功不可没。
因为，一个没有思想没有品行的民族，无论怎样博大，也只是行尸而已。
等到秦朝建立，独夫秦始皇有了余闲，便管起天下人的思想来了。由于秦始皇无道，性情残暴，当时有许多批评他的人，这些人还引经据典，说古时候是怎样的，说孔子、墨子是怎样讲的，于是秦始皇大怒，放了一把火，把天下除医药、卜筮、种树之类（用现在的话来说外，就是纯技术类的书）的书以外，其余的全都烧了，意思是看看你们还能引什么经论什么据来批评我。谁知，还有一些“愣头青”（主要是儒生与方士）看不清形势，居然还坚持自己的思想，凭着自己记忆中的先圣的话语来诽谤秦始皇先生，秦始皇先生又大怒了，于是来个斩草除根，把这些儒生与方士全都活埋了。这一下，天下才“果真”是鸦雀无声了。于是秦始皇先生非常高兴，自以为江山稳固，可以传递万世了，可惜的是，十五年后，不仅秦始皇先生本人，连他所有的亲族都被天下人杀光了，于是中国从此无嬴性。
到了汉朝，采取了相对温和的办法，不烧书，不坑儒，而是抬出儒家，一统天下。他们的策略很简单，如果你想当官，你就得接受儒家思想。如果你有别的思想，对不起，请你走人。
到了唐代，建立了科举制，这个时候，你想当官，不仅仅是接受儒家思想就够了，还得精通儒家思想，熟读五经方有上线的希望。其次宋元明清时代，各个朝廷都抬出儒家思想来压人，不仅如此，到了明清时期，儒家思想也不过是皇帝手中的玩物罢了，朱元璋就声称：“孟子这老头假如还在的话，就把他抓过来给宰了。”为什么？因为孟子说过：“民为本、社稷次之，君为轻。”还说：“君有大过则谏，反复之不听，则易位。”“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孟子的这种民本民主思想是大大不利于独裁者的恣意统治的，自然就被超级独裁者朱元璋同志所痛恨了。
中国的统治者其实是没什么真正主义、真正信仰的，对他有用的他就要拿过来加以强化，对他没用的虽是儒家思想他也要加以摒弃的。
压制思想的极端表现就是制造大量的文字狱。中国的每个朝代都制造了大量的文字狱。在这种高压统治下，别说是发表异端思想，连在私下里痛骂一声狗皇帝都是需要极大勇气的。弄不好就会被灭九族。
中国的文字狱的历史也就是中国人思想被压制的历史。也就是中国人被统治者愚化的历史。也就是中华民族从先进民族蜕化为劣等民族的历史。中国，自秦朝以来便再无世界级的思想家、哲学家了，原因很简单，一个人连自己有自己的想法都是一种罪恶，你叫他怎样成为思想家？何况，一个思想家的生成，是需要吸收很多人的思想养料的，当这些养料都无法采到时，又何以站在巨人的肩上，以完善其思想？
由于中国的特殊性，中国人的思想大放光芒，有所成就的时期都是在战乱时期：春秋战国时期、三国两晋时期、五四时期与军阀混战时期。这倒不是说战争是思想的孵化器，思想一定要在战乱时期才得以生长。不是这样的，只是中国比较特殊而已，一代又一代统治者总是不尽余力地压制各种思想。以图得所谓的稳定与长治久安。
文字狱与制度的设计
就人的天性而言, 是喜听颂词而恶闻谏语的, 所谓良药苦口而利于病，忠言逆于耳而利于行, 忠言在很多时候都是逆耳的。历史上爱听阿谀之词的举不胜举，但专爱听逆耳之言的好象没几个。即使是圣明如唐太宗，这个一千年才出一次的仁君（《旧唐书》称他为“听断不惑，从善如流，千载可称，一人而已。”），也有受不了他手下那个忠心耿耿的谏官魏征的时候，有一次退朝之后对他老婆说：恨不得把这个乡巴佬活活宰掉。还好他老婆见识比他更高超，总算劝住了。
天下人都有爱听好话、恶听批评之语的通病，一言不和，拨刀相向实在是常事。作为一般百姓而言，手头既没刀，也无权力判人死刑，虽然在气头上，大骂几句也就罢了。但如果是皇帝的话，就不一样了，他一发怒，就说：“推出去斩了。”于是那个跟他言语不合的大臣就被斩了，一点余地都没有。虽然以后后悔了，最多也就把这个大臣的墓修一下，给他的儿子封个官，给这个大臣谥封个什么忠侯之类的号也就罢了。
然而，这个好大臣终究是不能爬出坟墓了，而他的能兴邦利国的好建议也终究因为时世变迁而终究作废, 徒留遗憾。
由于古代中国的极权设计, 历史上敢进触怒皇帝的忠言, 敢说触怒皇帝的真话的大臣向来就少, 毕竟, 生命诚可贵, 来一趟世间实在是不易, 谁知道这次来过以后到底还有没有机会再来, 何况大臣们向来能吃得肠肥脑满的, 对人生更是满足。在这种情况下，能瞒当然是瞒了，能不说当然是不说了，中国历史上虽提倡“文死谏，武死战”，但死谏的臣子实在是很少，这不能说臣子们的觉悟不高，毕竟，这个代价太大了。设想你是臣子，你会为了一句说了也不见得被采纳的谏言，而冒被夷九族，身被零剐的危险吗？
不是臣民的觉悟，而是制度的设计自然地使每个人变得越来越驯服，越来越胆小怕事，也越来越不敢讲真话，到后来，连脑子也懒得动了。
所以，一个良好的制度应该制约每一个人的权力，以保证人们敢于开动脑子，提建议，说真话，反之，没有一个平衡权力的机制，比如在皇权社会里，即使皇帝老儿提倡人们进谏，人们也未必敢进谏，毕竟，你一火起来，我的脑袋就要搬家了，谁知道你皇帝老儿什么时候翻脸啊。国外有句名言，总统是靠不住的。只有在一个权力平衡的社会里，一个在制度上保证了说话者没有后顾之忧的社会里，真话、实话才会逐渐得到兴盛。
而一个人人敢于讲真话，人人敢于动脑子，搞创新的时代才会真正来临。
而在一个不仅不提倡讲真话，而且在制度上也打压说真话者的社会里，那么，我们除了能听到假话、大话、空话、废话、屁话外，还能指望听到什么呢？
中国历史上文字狱之异葩奇观
最早的文字狱：夏桀所制造的关龙逢一案
夏朝末代皇帝桀是个昏君、暴君。史称：“桀为酒池，可以运舟，糟丘足以望十里，而牛饮者三千人。关龙逢进谏曰：”为人君身行礼仪，爱民节财，故国安而身寿也。今君用财若无尽，杀人若恐弗胜，君若弗革，天殃必降而诛必至矣。君其革之。“立而不去朝。桀囚而杀之。
“莫须有”的文字狱案件：颜异死于腹诽
汉武帝时，由于连年对匈奴用兵，国库空虚。汉武帝为了筹钱，发行了一种皮币（原料是皇家园林上林苑中白鹿之皮），其法定面值抵钱40万，而当时王侯宗室朝贺所献苍璧才值钱数千。皮币发行后，汉武帝向大农令颜异征求意见。颜异认为这种皮币脱离了实际价值，表示反对。汉武帝因此怀恨在心。恰逢有人因别的事控告颜异，汉武帝便命张汤受理此案，而张汤本来就是与颜异有私仇的人，他秉承汉武帝的旨意，一心要置颜异于死地。调查得知：颜异曾与客人交谈，客人说起朝廷政令多有不便，颜异“微反唇”，即嘴唇略微动了一下。（王先谦《汉书补注》云：“颜异闻客语，不敢应，而仓促自禁，不觉微笑而褰唇耳）张汤据此上奏，说颜异身列九卿，见政令不便不向朝廷奏告，而私下”腹诽“（在心中诽谤），于是处以死刑。真是欲加以罪，何患无词！连肚子里怎么想都成了一种罪证。（谁知道你肚子里究竟是怎么想的？）
最残暴最荒谬的文字狱制造者：朱元璋。
此公为一极端变态之人物，这一点从此公的画像即可看出。此公的相貌在相书上被称之为“五元朝天”。“五元朝天”实是“五官朝天”之意。意思是指他的眉毛、眼睛、鼻子、嘴巴、耳朵都露出来往天上翻，确是一副可怕的尊容。不过，相书上又说，这“五元朝天”是相貌中的极品，是注定了要当皇帝的，这一点本人甚为怀疑。
由于出身贫贱，父母长兄早亡，此公替人打过工、当过流浪汉、当过盗贼、后来当了和尚，和尚庙被起义军烧后，就跟起义军一起打战去了，最后当了皇帝。
由于相貌不好，出身不好，学历又不够，朱先生内心深处便有了一种深深的自卑感，对别人的言辞就特别敏感起来。
表笺之祸：明初定制，凡遇正旦（岁首）、冬至、万寿圣节（皇帝生日）等节日，及册立太子等庆典，各级官府须上表笺祝贺。这些表笺基本上都是由官府训导、学正（相当与现在的秘书长、办公厅主任之类的）出于职责写的，本是官样文章，走走场用的，谁知朱先生对这个却很计较，总是用异样的眼光去读这些文章，结果由于他读书不多，对字音字义、文理文脉、用典藻饰等半懂不懂，于是正经本分的文章经朱先生一读，都成了含讥带诮的文章，害的绝大多数的秘书长都成了冤死鬼（据说幸免于难的只有蒲州学正张某一人）。
请看朱元璋先生的光荣事迹：
北平府学训导林伯瑾所写的《贺冬节表》，内有“垂子孙而作则”一句，本是一个天大的马屁，说朱先生不仅自己，连他的子孙都是人类的模范、表率，虽知朱先生把“则”附会为“贼”，于是被杀。
杭州府学教授徐一夔作贺表，内有“光天之下，天生圣人，为世作则。”这个马屁更响了。但朱先生看了，把光附会剃光头为僧，把“圣”附会为“僧”，把“则”附会为“贼”。于是，被杀。
陈州训导周冕作《万寿贺表》，内有“寿域千秋”之句。果然是个美好的词句。可是朱先生看了，把“寿”附会为“兽”，加上不认识“域”字，把“域”误读为“或”字，而“或”字与“祸”字同音，于是，被杀。
德安府训导吴宪作《贺立太孙表》，内有“天下有道”之句，被朱先生附会为“天下有道”，于是被杀。
例子不胜枚举。朱先生这一路杀下来，直杀得天下读书人胆寒不已。直叫道：“请给我们一个做奴隶的规矩吧。”圣明仁慈的朱先生终于动了慈悲之心，命翰林学士刘三吾制定了一篇《庆贺谢恩表笺成式》，从此“秘书长”们写此类文章时只要照抄即可。总算可以苟活下去了。从这个事例中我们可以看出，想当一个安稳的奴隶也不是唾手可得的，而是经过无数奴隶先辈们流血牺牲换来的。
最令人悲痛的文字狱牺牲者：方孝儒先生
圣明的朱元璋先生生了个圣明儿子，叫朱棣，这个朱棣先是被封做燕王。后来看看他的侄儿建文帝软弱可欺，就起来造反，最后把建文帝逼死了，自己当了皇帝。
朱棣先生当了皇帝后，觉得应该找个天下最有名望的文人写个登位诏书，当时天下最有名望的文人是方孝儒先生。于是朱棣找来方先生。逼他写诏书，可是方先生认为他这个皇帝来路不正，不肯写。朱棣就发怒了，问：“你到底写不写？你不怕我杀你九族吗？”哪知方孝儒是个极其倔强的人，他说：“你即使杀我十族我也不写。”朱棣听了大怒，果真下令灭其十族。
我们都知道，中国的统治者虽嗜杀成性，但是最多也就灭九族。方孝儒是第一个被灭了十族的人，他的学生也被当做一族杀掉了，真是可怜啊，这一杀总共杀了847 人。
当年燕军南下时，朱棣的老师，也是他的主要谋士姚广孝临别前嘱咐他千万不要杀方孝儒。说：“你当了皇帝后，必会设法让方孝儒出来为你服务，然而方孝儒一定不会听命于你的，这个时候，你一定不要杀他。因为，你杀了方孝儒，天下‘读书种子’就绝灭了。”当时朱棣是答应了，可惜，暴君毕竟是暴君，方孝儒终被灭了十族。好残酷的手法，至今读来，犹觉毛骨悚然。
最热衷于制造文字狱的皇帝：乾隆
乾隆一朝，制造的文字狱案件总数在140 次以上，连疯人说疯话都不放过。乾隆期间因疯人说疯话被处死的有六起。如刘三元案。刘三元本一向疯癫，自称梦见“神道对我说，我乃汉朝后裔，要天下官员扶持”，并把这些话写了下来。后来这事传到了乾隆耳里，乾隆才不管他有没有疯，马上通过督抚下令把刘三元拟大逆罪凌迟处死。更可恶的是，乾隆热衷于查禁各类图书，明令全国查办有“违碍”之书，还把查书力度与官员政绩挂钩起来，经过十九年的查禁，乾隆终于成功的销毁了十几万部图书。到了乾隆后期，文字狱造的差不多了，书也查光了，终于成功地把神州4 亿人民变得鸦雀无声，真正达到了“万马齐喑”的高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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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中国古代人殉陋俗

古代的人殉
人殉是古代葬礼中以活人陪葬的陋俗。
人殉制度到了殷商时期最为鼎盛。从考古发掘的商代贵族墓中，发现了大批殉葬者的尸骨，这些墓葬中少则殉一二人，多则二三百人。根据胡厚宣《中国奴隶社会的人殉和人祭》一文统计，已发掘的商代墓中，共殉近四千余人。周代人殉之风依旧盛行，《墨子·节丧》中称：“天子杀殉，众者数十，寡者数人；将军、大夫杀殉，众者数十，寡者数人。”可见人殉已经相当的制度化。史载“春秋五霸”之一秦穆公死时，殉葬人数多达177人，良臣之子奄息、仲行、针虎也在其列，秦国百姓为之哀恸，作《黄鸟》之诗。
至战国末年，由于铁器工具的发现，农耕技术的改进，生产力逐渐发展，于是作为劳动者的“人”的价值开始受到重视，同时由于人本思想萌芽，人殉逐渐受到非议，开始多以陶俑、木俑来代替。公元前384年，秦献公下令废止人殉。但这一禁令即使其子孙也没有遵守，秦始皇死后，“二世曰：‘先帝后宫非有子者，出焉不宜。’皆令从死，死者甚众。”
西汉初年，制度性的人殉正式被废除。汉宣帝时，赵缪王刘元因逼迫奴婢16人殉葬，遭到了撤消封国的处罚。唐太宗李世民去世后，跟随太宗多年的两个少数民族将领阿史那杜尔和契何力铭感于太宗的知遇之恩而自请殉葬，被刚继位的高宗皇帝李治所禁止。
但在长达两千年的君主专制社会，人殉这一丑陋现象却一直没有禁绝。唐武宗病危，他平日宠信的王才人对武宗说：“陛下万岁后，妾得以殉”，自经于幄下。《宋史》中也看出宋代亦有妃嫔殉葬之事。宋高宗宠幸才人李氏、王氏，高宗驾崩后，孝宗探知此情，即迫告命，让她们自便，实际就是胁迫她们自杀，殉高宗之葬。从波斯史学家志费尼《世界征服者史》中亦可看到元代的人殉现象。书中说：“挑选四十名出身于异密和那颜家族的女儿，用珠玉、首饰、美袍打扮，穿上贵重衣服，与良马一道，被打发去陪伴成吉思汗之灵。”
考古发现也证实了历代人殉之不绝。1971年在洛阳东关发掘到东汉晚期的墓葬，内殉有10人，男女各5。近年来凤翔县境内抢救出土一座唐代古墓，其中亦有两具殉人朽骨。
汉代以后，上至宫廷、下至民间，人殉现象虽不乏记载，但终究属于零星发生，那种制度性的、人们习以为常的杀殉毕竟已不复见。但人殉这一惨绝人寰的制度，在时隔千年之后，在明代却又死灰复燃。
明洪武二十八年（1395年）明太祖朱元璋的次子秦王朱死后，以两名王妃殉葬，首开明代妃嫔、宫女殉葬之恶例。洪武三十一年（1398年）明太祖朱元璋崩，葬入孝陵。《明史·后妃传》载：“太祖崩，宫人多从死者”，《明朝小史》卷三亦载，朱元璋死后，“伺寝宫人尽数殉葬”。46名妃嫔、宫女随朱元璋一同葬入孝陵，其中38人皆为治丧期间勒令从死。在以后的70年中，这种野蛮的制度又为朱元璋的后代子孙所效仿，重新成为一种制度，制造了大量人间悲剧。
其后，成祖朱棣的长陵有从殉妃嫔30余人。
仁宗朱高炽献陵有5名妃嫔陪葬。据《明宣宗实录》，计有：贵妃郭氏，谥恭肃；淑妃王氏，谥贞惠；丽妃王氏，谥惠安；顺妃谭氏，谥恭僖；充妃黄氏，谥恭靖。其中贵妃郭氏身份特殊，在所见明代皇帝殉葬宫人中未见地位如此之高者。据明代沈德符《万历野获编》载：“贵妃所出有滕怀王、梁庄王、卫恭王三朱邸，在例不当殉。岂衔上恩，自裁以从天上耶！”说明郭贵妃是自愿殉葬，但也不能排除是宫廷斗争的结果。仁宗在位仅一年，临死前遗诏：“朕既临御日浅，恩泽未浃于民，不忍重劳，山陵制度务从俭约。”就是这样，却还殉葬了5名妃嫔。
宣宗朱瞻基的景陵则有10名妃嫔殉葬。《明史·后妃传》载：“正统元年八月，追赠皇庶母惠妃何氏为贵妃，谥端静；赵氏为贤妃，谥纯静；吴氏为惠妃，谥贞顺；焦氏为淑妃，谥庄静；曹氏为敬妃，谥庄顺；徐氏为顺妃，谥贞惠；袁氏为丽妃，谥恭定；诸氏为淑妃，谥贞静；李氏为充妃，谥恭顺；何氏为成妃，谥肃僖。……盖宣宗殉葬宫妃也。”这十名妃嫔比起许多同样殉葬却连姓氏都没留下来的那些妃嫔，多少也算是幸运了。
殉葬的妃嫔、宫女都是在宫中被缢死，然后再装敛入棺从葬。殉死时，其状甚惨，朝鲜《李朝世宗实录》中记载了永乐二十二年（1424年）成祖死后逼殉宫女的悲惨情景：“帝崩，宫人殉葬者三十余人。当死之日，皆饷之于庭，饷辍，俱引升堂，哭声震殿阁。堂上置木小床，使立其上，挂绳围于其上，以头纳其中，遂去其床，皆雉颈而死。”宫女们被吊死之前，嗣皇帝朱高炽还假惺惺地接见她们，以示褒扬。《李朝世宗实录》中还特别记载了有个朝鲜选献的韩氏宫人，临终时对守候在身边的乳母金黑连呼“娘，吾去！娘，吾去！”话声未落，便被太监踢开木床，一命呜呼。十年后金黑等朝鲜婢女回到朝鲜，朝鲜史官记下她们的亲眼所见，即是《实录》中的这段记载。
殉葬的妃嫔，往往都是宫廷中无依无靠的弱势群体，为明宣宗生殉的10位宫妃中，有一名叫郭爱的宫人，进宫不到一月，连宣宗的面都没见过，就被迫作了殉葬人。《明史·后妃传》中载：“郭嫔，名爱，字善理，凤阳人。贤而有文，入宫二旬而卒。自知死期，书楚声以自哀。词曰：‘修短有数兮，不足较也。生而如梦兮，死则觉也。先吾亲而归兮，惭予之失孝也。心而不能已兮，是则可悼也。”’才华横溢的郭爱临死前给世人留下了一首楚辞，字字血泪，嗟叹命运的捉弄，更声讨了吃人的人殉制度，揭下了封建帝王伪善的面具。
当时人殉不仅出现在皇帝的葬礼中，诸王的葬礼中人殉也屡见不鲜，在正史的记载中就可窥一斑。《明史·诸王传》载：
洪武二十八年（1395年），秦愍王朱薨，“王妃殉”。
永乐十二年郢靖王栋薨，“王妃郭氏，……遂自经”。
宣德元年（1426年），唐靖王朱琼烃薨，“妃高氏未册，自经以殉，诏封靖王妃”。
宣德五年（1430年），蜀靖王朱友薨，“妃李、侍姬黄皆自经以殉”。
正统三年（1438年），卫恭王朱瞻埏薨，“妃杨氏殉，赐谥贞烈”。
正统四年（1439年），越靖王朱瞻墉薨，“妃吴氏殉，谥贞惠”。
正统四年（1439年），周宪王朱有薨。因朱有生前曾上奏折表示“身后务从俭约，以省民力”，故明英宗下旨命“妃、夫人以下不必从死，年少有父母者遣归”。谁料圣旨未到，“妃巩氏、夫人施氏、欧氏、陈氏、张氏、韩氏、李氏皆殉死，诏谥妃贞烈，六夫人贞顺”。
另外，考古发掘也可以弥补正史记载的不足。2006年年初，湖北钟祥郢靖王墓考古发掘队在清理该墓东、西两耳室过程中，发现了6个腐朽的棺材，证明除了王妃，当时还有六名女子为郢靖王殉葬。
由此，我们也可以想象，正史中记载下来的应该只是少数，大概只涉及王妃及部分有名分的女子，而没有记载的却是大多数，当时诸王葬礼都应有许多女子殉葬，而这些女子却根本连被记载下来的资格都没有，成为无名冤魂在地下陪伴着帝王。我们从上面明英宗“妃、夫人以下不必从死，年少有父母者遣归”的圣旨中也可以看出，诸王死后，随伺的女子本当都该殉死的，这在当时已经成为一个惯例了。关于这一点，正史中还有一条佐证：
景泰八年（1457年），英宗复辟，废景泰帝为王，不久景泰帝暴亡。据《明史纪事本末》载：“王薨，祭葬礼悉如亲王，谥曰戾。妃嫔唐氏等赐帛自尽以殉葬。”景泰帝以王礼入葬，嫔妃都被英宗逼死殉葬，《明史》说“景帝以王薨，犹用其制，盖当时王府皆然”。可见诸王死后人殉几乎已成定制。
比起帝王，当时大臣死后人殉虽未形成惯例，但也比较风行。洪武十六年（1383年），安陆侯吴复卒，“妾杨氏，年十七。复死，视殓毕，沐浴更衣，自经死。封贞烈淑人”。永乐十九年（1421年），惠安伯金玉卒，“妾田氏自经以殉，赠淑人”。永乐二十一年（1423年），成安侯郭亮卒，“妾韩氏自经以殉，赠淑人”。景泰二年（1451年），昌平侯杨洪卒，“妾葛氏自经以殉，诏赠淑人”。《明史》中的记载令人触目惊心，相信同帝王用人殉的情况一样，能被正史所记下来的也只是少数。
明代帝王的人殉制度在明英宗朱祁镇临死前被废止。天顺八年（1464年）正月，英宗崩，“遗诏罢宫妃殉葬”。英宗止殉一事，明代《翰林记》卷十五载：“天顺甲申，正月朔日以后，上不豫，每日犹裁决万几如常。至初十以来，疾大渐，乃处置后事，命太监牛玉执笔，口使书：其一东宫即位，过百日成昏；其二定后妃名分；其三命勿以嫔御殉；其四殡敛器服。语意详尽，皆合天理、当人心。书毕，且命牛曰：‘将去阁下看，令为我润色之。’既至，臣时等惊愕曰：‘何至是？’牛曰：‘上意亦谓事不可测，且说下，不用何妨。’臣等钦诵毕，皆叹曰：‘所言关大体，非英明不能及此，而止殉事尤高出古今，真盛德事也，不须润色。’言毕时，不觉泪下。牛备以前言复命，且曰：‘彭时尤悲怆。’上闻之亦陨涕，已而曰：‘且收着，待我去后遵行。’”明代刘定之《否泰录》则载：“高庙、文庙、仁庙、宣庙皆用人殉葬，至英宗临崩，召宪庙谓之曰：‘用人殉葬，吾不忍也，此事宜自我止，后世子孙勿复为之。’”
不管实际情况怎么样，宪宗即位后，遵从了英宗的遗诏，没有用妃嫔和宫女给英宗殉葬，之后直至明亡，基本未再发生逼死宫人殉葬的事情。成化四年（1468年），辽靖王朱豪上奏嫡长子恩亡，“欲以其妇冯氏、妾曹氏殉。上贻书切责之，令移其妇妾于宫中，供养如法，毋使失所”。诸王入葬也基本禁绝了人殉。
因此，英宗废止殉葬之举得到了群臣的称颂，后世史官亦赞曰：“罢宫妃殉葬，则盛德之事，可法后世者矣”。清代亦有人对此不以为然，说：“夫以宫人殉葬，自是乱政，罢之宜耳，何足诩为盛德哉？考贤等当日捧手诏颂扬，犹属臣下之体，而史臣据以为夸美，殊未考英宗之始末也。”诚如清人所说，宫人殉葬本不当有，但若英宗不废止，不知道要到几时方休，不知道又有多少无辜生命惨遭杀戮。仅从此点而言，英宗功不可没。
那么，英宗为什么要废止人殉呢？史书不载，无从查考。但从史书的记载中，我们隐约可以看出，英宗废止人殉的想法似乎并非一时之念。正统四年，英宗才只有13岁，周宪王朱有薨，英宗即下旨“自妃、夫人以下不必从死，年少有父母者遣归”，年少的英宗即出手制止过殉葬。令人不解的是，他又曾亲自逼死过景泰帝诸妃。英宗当时刚被景泰帝幽禁了七年，充满了对景泰帝的仇恨，恨及其家人，做出反常的事情，也是可以想见的。笔者还设想，明英宗止殉可能与他的身世有关。据《明史·后妃传》载：宣宗孙皇后为贵妃时，“无子，阴取宫人子为己子，即英宗也，由是眷宠益重。……而英宗生母，人卒无知之者”。英宗连自己的生母是谁都不知道，但他的母亲肯定就是可怜的宫女中的一员，或在孩子被夺走的时候就被杀害，或有可能在宣宗死后被迫殉葬。思及母亲，英宗对宫人的凄惨命运较之其他皇帝总会多一份怜悯。可能正是他生身母亲的悲惨遭遇，促使他最终决定废止令人发指的殉葬制度的。据《明史纪事本末》载，景泰帝死后，英宗本打算让景泰帝废后汪氏也一同殉葬，后大臣李贤劝道：“汪妃虽立为后，即遭废弃，与两女度日，若令随去，情所不堪，况幼女无依，尤可矜悯。”英宗听了，“恻然曰：‘卿言是。朕以为弟妇少不宜存内，初不计其母子之命。”一提母子之情，英宗便“恻然”，打消了让汪氏殉葬的念头，亦可佐证母子之情对英宗有很大的影响力。
清朝初年，人殉之制曾有一段死灰复燃，因满洲旧有殉葬之俗，贵族常以妾、奴仆殉葬。清太祖努尔哈赤、太宗皇太极、世祖福临死时，都有人从殉，从殉者有嫔妃和侍从武官。其中，最著名的当属努尔哈赤死后，大妃阿巴亥被逼殉葬。康熙皇帝即位后发布了禁止殉葬之令，从那以后，人殉作为一种制度，才算在中国正式退出历史舞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