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办民用工业（399）

创办民用工业

洋务派最初只是单纯地想将西方的军事工业移植到中国来，结果遇到了资金短缺，人才匮乏，原材料不足和交通运输落后等始料未及的一系列困难，举步维艰。在实践中，他们逐渐认识到：西方的“强”还是孤立的，而是以“富”为后盾的，在西方国家里，坚船利炮的背后是雄厚的经济实力，只有“富”而后才能“强”。“中国积弱，由于患贫。西洋方千里、数百里之国，岁入财赋动以数万之计，无非取资于煤铁五金之矿、铁路、电报、信局、丁口等税”。这即是说，要创办投资少、利润高、资金周转快的民用企业，以便为军事工业提供足够的资金和健全的国民经济的基础依托。另外，外国商品在不平等条约保护下源源不断地涌入中国。西方国家还在中国设立轮船公司、开设银行等，造成中国人生计日少，白银外流逐渐增加。有鉴于此，洋务派认为有必要兴办民族民用企业，同列强进行商战，以固国本，在一定程度上“分洋商之利”。李鸿章说：“英国呢布运至中国，每岁售银三千余万，又铜铁铅锡售银数百万，于中国女红匠作之利，妨夺不少。曷若亦设机器自为制造，轮船铁路自为转运。但使货物精华与彼相埒，彼物来自重洋，势不能与内地自产者比较，我利日兴，则彼利自薄，不独有益厘饷也。”实际上，洋务派创办的航运、矿山、铁路、电报、纺织等企业，都发挥了与“洋商分利”的积极作用。要言之，洋务派创办民用企业，一方面反映了他们对近代大机器生产自身规律认识的深化，另一方也反映出他们对西方资本主义侵略的认识提高了。因此，从70年代开始，洋务派在继续经营“求强”的军事工业的同时，又进而大力创办以“求富”为目的的民用企业。这成为洋务运动发展第二阶段中的主要内容和特点。从19世纪70年代起到甲午战前，洋务派兴办的民用企业共约27个，投资额约2964万元，有工人25500～29500人，行业颁布于航运、采矿、冶炼、纺织、铁路、电讯等。企业创办的形式有官办、官商合办和官督商办。

所谓官督商办，就是采取西方股份公司的组织形式，招集私人资本，而由官方委派代表经营管理企业。用李鸿章的话说，就是“由官总其大纲，察其利病，而听该商董等自立条议，悦服众商”，企业“所有盈亏，全归商人，与官无涉”。

从70年代起，至1894年，洋务派大约举办了20多个民用企业，涉及航运、采矿、冶炼、纺织、电讯等工业交通运输业。比较重要的民用企业有如下几个：

1、航运业——轮船招商局

轮船招商局是洋务派举办的第一个民用企业，洋务派建立的航运企业只有轮船招商局一家。采用官督商办的方式。

五口通商以后，为了便于在中国倾销商品和从中国输出原料，洋商就开始在华经营航运业，主要有1862年成立的第一家专业轮船公司美国的旗昌轮船公司，其后英国的太古轮船公司、怡和轮船公司等相继成立。这些轮船公司势力扩张很快，垄断了中国沿海和内河的航运。在他们的打击下，中国旧式航运纷纷破产，退出了竞争，洋商获得甚丰。另外，一直困扰清政府的漕运问题积弊太深，官吏层层侵吞，费用渐高。为了改善这种状况，1864年丁日昌曾请由华商购买轮船。两年后左宗棠再次建议置办轮船，无事时可以用于漕粮运输，有事可以用于运兵运粮，并强调外国轮船运输对中国经济的危害。在这种情况下，为维护民族利益，洋务派开始兴办自己的近代航运业。

1872年，轮船招商局在上海成立，是此类企业中兴办最早、规模最大的一个民用企业，李鸿章命浙江海运委员、候补知府朱其昂主持局务。由于招募商股困难，筹办半年，实际资本还不到20万两，加之朱不善于经营新式航运，经营亏损，遂于次年改组，重订《局规》及《章程》。额定招股100万两。局务由股东推举的商总和商董主持，并报北洋大臣批准，更换时亦须“禀请大宪”。这是官督商办性质的具体体现。由买办唐廷枢任总办，买办徐润、洋务官员盛宣怀、旧式商人朱其昂、朱其诏为会办。但实权握于唐廷枢和徐润之手，两人在进入洋务企业之前都曾经长期担任洋行买办，有管理新式轮运业的经验。在他们主持下，股本招收比较顺利，第二年所招股金己达额定股本的一半。改组后，局务进展顺利，不仅开辟了沿海和沿长江的航线，还开辟了日本和东南亚的远洋航线。轮船招商局成立后，洋商为了挤垮它，纷纷跌价，招商局也不得不随之削价以招徕生意。由于招商局有固定的漕运收入，在竞争中有一定优势，旗昌轮船则无优势可言。1877年，旗昌轮船以220万两将所有轮船、码头等卖给招商局。招商局虽然规模很大，但出现船多货少，债务严重的困难。为了避免中外航运业由于恶性竞争导致两败俱伤，1878年招商局与太古、怡和轮船订立“齐价合同”，划一运价，分配货源。由于华商的货物运输多交与招商局承运，业务并不比太古、怡和差。中法战争前夕，上海发生金融恐慌，招商局资金周转失灵，并举借外债。而且战争期间一度将局务卖给旗昌洋行以避战火。1885年收回后，进行第二次改组，派亲信盛宣怀督办，马建忠为会办。盛宣怀通过重新制定章程，以督办大员的身份控制了招商局的人权和财权，加强了“官督”的权力，“商办”的色彩大为减弱，业务停滞不前。

2、采矿业——开平矿务局

洋务派军工企业需要大量的炼铁的煤等都要从国外进口，花费很大。于是，加快了自己开采的步伐。

1875年5月，清廷谕令沈葆桢、李鸿章在台湾和直隶试办煤矿。台湾基隆煤矿不久开始试办，并于1879年正式出煤，成为中国第一座近代化煤矿，但消耗高，产量不稳定。李鸿章先后在直隶磁州和湖北兴国勘察煤矿，均因故未能开采。1876年11月底，复派唐廷枢赴唐山开平一带勘察。唐廷枢仔细考察了当地的手工采煤生产，又察看了交通状况，并带回了煤铁样品。这些样品分寄京师同文馆和英国化学师进行化验，成份颇佳。唐廷枢据此得出结论，开平煤藏蕴含丰富，煤质属中上等，有工业开采的什值。他先后向李鸿章写了两份报告，对开平的开发建设进行规划。他认为，开平煤要在市场上有竞争力，就必须降低成本；欲降低成本，必须修铁路，“欲使开平之煤大行，以夺洋商之利，……苟非由铁路运煤，诚恐终难振作”。他拟定的《直隶开平矿务局章程》规定，开平矿务局按照宫督商办的方式组织，额定资本100万两，各厂矿司事在股东中遵选，产品“按照市面价值，先听机器局取用”。该矿虽系官督商办，但着重突出“商办”。原拟采煤、炼铁、修铁路同时并举，所需经费80万两。但是到1878年只集股20万两，煤矿钻井进展顺利，而炼铁由于成本过高，缺乏冶炼专门人才，只好停办铁矿，把主要精力放在开平煤矿上。

1878年8月，开平矿务局正式成立，一面招募股份，一面开工钻井。由于经费有限，又缺乏冶炼方面的专门人才，唐廷枢决定集中财力先办煤矿。1880年，自芦台至胥各庄开挖了一长约70华里的运河，专供运煤之用，取名“煤河”。同时，自胥各庄修筑一条长15华里的铁路，直通矿区。这是中国自建的第一条货运铁路。最初为了减轻来自顽固派的压力，曾用骡马曳引列车。不久用旧锅炉改建了一台机车，并投入运营。1881年，开平煤矿开始出煤。在唐廷枢的请求下，由李鸿章奏准，开平生产的煤“比照台湾、湖北之例”，每吨征收税银由六钱七分二厘改为一钱，“以恤华商而敌洋煤”。由于较好地解决了运输和纳税的问题，大大加强了开平煤在市场上的竞争能力。投产后产量逐年增加，1889年已达到24．7万吨，并迅速占领了天津市场。80年代结束时，天津市场上的洋煤从原来的将近20万吨，降至仅120余吨，已无足轻重。生产的发展急需解决运输问题，1882年，唐山到丰润县胥各庄的铁路开通。1886年又将铁路延长至大沽。1892年唐廷枢病逝，张翼继任总办。张翼原是醇亲王府的侍役，极善钻营，但对近代企业经营一窍不通。因此，管理十分混乱，因此导致生产经营每况愈下。他为筹集秦皇岛港口工程的费用，以矿务局财产作抵押，向外商借款。1900年八国联军侵华期间，英国人以欺骗、讹诈手段攫取了开平矿务局的全部财产。

3、电信业——电报总局

电报是人类通讯手段的一次革命。最初的电报是有线电报。第二次鸦片战争后，英、俄、美等国为加速传递中国军政情报和市场信息，纷纷要求在我国架设电线、开办电报。它们或施加外交压力，或以经济利益引诱，甚至以欺诈手段擅自架线，以期攫取、控制中国电报通讯，但均遭到我国人民的反对和清廷的拒绝。

列强在我国架设陆线失败后，遂转而谋求在沿海铺设海线。同治八年（1869），由北欧一些电报公司合并组成的丹麦大北电报公司在俄怂恿下，企图经过西伯利亚陆线在东方铺设海线，向日本和中国扩展。同治九年（1870），英国东方电报公司将海线铺设到印度后，专设中国水线电报公司（后改称大东电报公司），开始向我国和东南亚扩展。当年，英国公使威妥玛照会总理衙门，要求“由广州、汕头、厦门、福州、宁波向准通商各海口的水底暗设铜线，通至上海”。总理衙门大臣奕 因中国无力禁阻其在海上设线，遂做出“尚可通融准办”的决定，但以“线端不牵引上岸，与通商口岸陆路不相干涉”为条件，并不承担保护海线的责任。当时英国尚来不及铺设，丹麦大北公司却捷足先登，开始在我国沿海铺设海线。同治十年（1871），大北电报公司由香港到上海的水线铺设成功，四月十六日（6月3日）开始通报。以后，美国、德国、法国、俄国、日本等国水线也相继在华登陆，侵夺我国国际通讯权力。

列强在铺设海线的同时，时时觊觎大陆，染指陆上电报。同治八年（1869），美国旗昌洋行私自设立了从虹口洋行所在地到法租界金利源码头间的电报线。这是列强在上海设立的第一条陆上电报线。此后，上海工部局、公董局、巡捕房、救火会、自来水塔之间，各大企业内部纷纷架设专用电报线。由于这些电报线设在租界，清廷无可奈何。同治十二年（1873），大北电报公司公然不顾清廷的反对，将在吴淞登陆的水线接至上海。清廷江海关道员沈秉成于同年（8月19日）向驻沪13国领事发出照会，抗议这种擅自架设陆线的行为，但大北公司置之不理。后经多次交涉，直至光绪九年（1883）才用3000两白银买回这条陆线。清廷在与列强交涉中，坚持外国只能在中国634设海线，陆线全部由中国自设的原则，从而为中国自办电报创造了条件。

洋务派很快认识到电报的重要性，尤其是1874年日军侵略台湾事件发生后，使他们认识到电报在军事上的重要作用。办理台湾海防钦差大臣沈葆桢深感台湾孤悬海外，与福建交通阻隔，信息传递迟缓，向清廷建议架设从福州至台湾的电线，但未实现。1877年福建巡抚丁日昌敷设了从台湾府到高雄的电报线，这是中国第一条电报线。1879年，李鸿章在天津鱼雷学堂教习贝德斯的协助下，架设了一条从大沽北塘海口炮台至天津的电线，通报效果良好。次年，中俄因伊犁交涉关系紧张，设立电报线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愈加明显。李鸿章乃奏准架设天津至上海的电报线，经费先从北洋军饷内筹垫，伺办有眉目，招商集资，官督商办。津沪线于1881年完成，并投入使用。与此同时，李鸿章在天津一面设立电报学堂，培养电讯人才，一面建立电报总局，以盛宣怀为总办，郑观应、谢家福等为会办。还在苏州、上海等津沪沿线设立7个分局，1881年4月开始架线，11月津沪电报线开通，这是中国第一条电报干线。1882年电报总局改为电报招商局，1884年迁往上海。同年春夏之际，从上海到广东贯通，并从官办改为官督商办。江苏、浙江、福建、广东四省的第二条电报干线沪粤线完成。上海至汉口的第三条干线“长江电线”也竣工。从此，电报局的营业迅速发展。接着，1887年由汉口经四川到云南蒙自的第四条干线完成。1889—1890年，由保定经太原、西安、兰州到嘉峪关的第五条干线陕甘电报线完成。这些线路均为商线，由电报招商局经费，收取资费。电报局创办后，营业发展迅速，至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前，除西藏等少数边陲地区外，大部分省和重要商业城市都已通报，初步形成了一个四通八达的电讯网，不仅方便了官方的军事、外交、政治信息的传递，也对繁荣和促进工商业的发展起了积极作用。

4、冶炼业——汉阳铁厂

洋务派制造船炮枪弹和铺筑铁路需要大量钢铁，沪、津两局先后设立过炼钢厂，但规模较小，根本无法满足需要。中国近代的钢铁工业，实际上是从张之洞设立汉阳铁厂开始的。是洋务运动时期洋务派建立的规模最大的近代化民用重工业，兼营采矿、采炼和炼铁炼钢，是一个综合性的大型钢铁联合企业。

1889年，两广总督张之洞筹建广州炼铁厂时，清廷将其调任湖广总督，负责建造芦汉铁路，于是铁厂从广州迁往湖北。炼铁厂迁址，原材料和燃料的供应是首要的问题。张之洞获悉盛宣怀已以低价购得湖北大冶铁矿，矿质优良，遂与之反复磋商，终以每吨钢或铁提银二钱的价格从盛宣怀手中购得该矿。但燃料问题始终没有得到圆满解决。1889年至1891年间，张之洞曾派人沿长江探寻煤矿，均不理想，不得不以湘煤补充，甚至需要购买洋焦，这是后来汉阳铁厂产品成本过高，赔累不堪的重要原因之一。

1890年官办湖北铁政局成立。1893年9月建成汉阳铁厂，次年正式投入生产。全厂有炼生铁、炼熟铁等六个大厂及四个小厂，雇用外国技师约40人，工人约3000人。但是，开工后遇到原料和燃料供应困难的问题，所炼的钢又因含磷过多，不适于用于制造钢轨。由于经费开支庞大，成本过高，销路少。汉阳铁厂第一年正常生产，第二年时开时停，后来陷入了停顿。甲午战争后，清廷财政无力筹集铁厂经费，张之洞准备将铁厂及其它矿业转让给外国商人。因遭到各方面反对，1896年改为官督商办，由盛宣怀负责。盛宣怀对铁厂进行了整顿，并解决了技术上的难题，又开采江西萍乡煤矿解决了煤的问题，铁厂产量不断增加，销路亦通畅，走上了健康发展的道路。

5、纺织业——上海机器织布局

鸦片战争后，纺织品是资本主义国家输出到中国的主要商品之一。物美价廉的机制棉纱棉布的大量涌入，严重冲击了中国旧式的手工棉纺织业。70年代中期，不少人提出自行建立纺织厂的建议。1878年李鸿章批准了前四川候补道彭汝琮的建厂计划，并委派他的郑观应负责在上海筹建。彭汝琮未能筹集到资金入股，又与郑观应等人发生严重分歧，郑观应辞职，彭汝琮被李鸿章斥退，织布局筹建工作陷入停顿。1880年，织布局改组，李鸿章派龚寿图专办“官务”，郑观应专办“商务”，并总办局务。郑观应等人主持下的织布局，很强调企业的商办性质。但龚寿图等人不愿意商股太多，以免影响他们在织布局的地位，与郑观应等人发生意见分歧。1883年，郑观应私自挪用局款的事被揭发，加之受兵部尚书彭玉麟之邀，遂离开上海到广东，织布局由龚寿图、龚易图兄弟主持。1890年织布局正式投产，开工不到一年，又发生亏空。于是再次易人，由淮系官员杨宗濂、杨宗瀚兄弟承办。1893年，织布局已颇具规模，有织布机500台，纱锭2.5万枚，工人4000人，所产布匹主要在上海销售。此外，还远销牛庄、福州、重庆等地，营业兴旺，纺纱利润尤为丰厚。经李鸿章奏准织布局享有特别专利权，规定：十年之内只准华商附股搭办，免征厘金，如运内地，仅在上海新关完税后，沿途税厘不再征收。由于纺纱获得优厚，1893年李鸿章决定扩充纺纱规模。但织布局因清花间起火，全厂被毁。李鸿章派天津海关道盛宣怀、上海海关道聂缉规负责恢复织布局，这就是后来的华盛纺织总厂。

另外，左宗棠建立了兰州机器织呢局，张之洞建立了湖北织布、纺纱、缫丝、制麻四局，均为官办，经营效果都不理想。兰州织呢局1883年关闭，张之洞的纺织四局则于1902年出租给广州商人韦应南的应昌公司。

6、铁路的修筑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以英国为首的西方列强为扩大经济掠夺，纷纷开始在中国进行强行筑路的准备活动。同治四年(1865)秋，英国人杜兰德在北京宣武门外曾铺设一条小铁路，哄动京师，旋由步军统领衙门饬令拆卸；同治十一年(1872)又有英国商人在天津租界演示火车，以广招揽。不过，这两条铁路只是作为演示，推广而用，还称不上中国土地上出现的真正铁路。列强在华强行修筑的第一条铁路是以怡和洋行为代理人的“吴淞铁路有限公司”擅自修筑的“吴淞铁路”。它以买地修路为借口，偷偷建造了由上海到吴淞的铁路约30里。全路于光绪二年十月十六日(1876年12月1日)正式通车。面对列强擅自筑路的侵权行为，清廷表示反对，遂通过外交途径，与英国签定《收赎吴淞铁路条款》，决定由中国以28.5万两白银的代价，收归国有，并令将其拆毁。列强在修筑铁路上的种种行径，暴露了其控制我国路权的野心。

早在列强兴办吴淞铁路之前，中国有识之士已发出自筑铁路的倡议。咸丰九年(1859)太平天国干王洪仁玕在《资政新篇》中首次提出修筑铁路的主张。同治十一年(1872)以来，李鸿章，丁日昌，郭嵩焘等人又相继倡言自筑铁路。同治十三年(1874)，日本侵略中国台湾后，福建巡抚丁日昌倡议在台湾筑路。光绪六年(1880)，清廷向俄国索还伊犁谈判陷入僵局，为筹备防务，淮系将领刘铭传又重提修筑铁路之议。这一切努力，均因守旧派反对与经费困难而作罢。铁路建设一直处于难以起步的窘境。

开平矿务局投产后，煤炭运输成为当务之急，兴修铁路势在必行。为减轻守旧派的冲击，李鸿章取得了光绪帝父亲醇亲王奕 的支持。光绪七年五月十三日(1881年6月9日)唐胥铁路破土动工。该路由唐山煤矿起至胥各庄止，当年十一月告竣，全长20华里。钢轨轨距为四英尺八英寸半，遂为日后中国轨距之定例。这就是在中国土地上自行建造的第一条铁路。铁路修成后，因怕反对派禁阻使用机车，声明以驴马拖载，遂成为铁路史上之奇观。第二年才敢用机车牵引。

中法战争后，清廷特设海军衙门以加强海防，由醇亲王奕 总理海军事务，李鸿章，曾纪泽等分任会办和帮办，并将修筑铁路事宜归划海军衙门办理。奕 过去对兴办铁路不以为然。中法战争中，因奕 为首的军机大臣被慈禧太后全部罢斥，奕 得以“隐握朝纲”，痛切感受到缺乏火车，船舰造成的弊端，遂转而支持兴办铁路。首先支持兴办台湾铁路和扩展唐胥铁路。

当时，第一任台湾巡抚刘铭传奏请铺设台湾铁路，当即获得朝廷批准，光绪十七年(1891)修成台北至基隆段；接着又往南展筑，光绪十九年(1893)修至新竹段，全长达107公里，使台湾铁路正式铺设成功。唐胥铁路则于光绪十三年(1887)扩展至阎庄，旋由海军衙门奏准，从阎庄延伸至大沽北岸，再由大沽拓展至天津，于是成立中国铁路公司，由沈保靖，周馥任督办，伍廷芳，吴炽昌为正副总办，招募商股。后因入股者不多，又加入官款和借洋款，共用银约130万两，于光绪十四年(1888)九月建成津唐铁路。李鸿章，奕 等人又从加强京师防务出发，要求一鼓作气，将铁路伸向北京，接修津通铁路。此议一出，立即使相持已久的铁路之争进入高潮。

大学士恩承，吏部尚书徐桐是反对修铁路的主要人物，其他反对者所在多有，纷纷上疏，罗列“资敌”，“扰民”，“夺民生计”三大罪状进行谏阻。慈禧太后本无定见，见状愈发犹豫，遂将反对折件交海军衙门及各地议奏。海军衙门及各地赞成修路的官员在奕 等人支持下奋起反击，逐条批驳；同时，奕 利用承修三海工程之机，从法国买进机车，钢轨，在西苑修起了铁路，让慈禧太后实际体验火车的作用，促其早下决心，也使都中士庶大开眼界。光绪十五年八月初二日(1889年8月27日)，光绪皇帝依据慈禧太后的意见，充分肯定了修路决策，从而使旷日持久的铁路之争宣告结束。

清廷肯定修路举措时，中国已失去了八十年代自造铁路的大好时机；同时在具体线路上，搁置了津通路，却肯定了湖广总督张之洞兴修芦汉路的计划。与此同时，俄国则开始修筑西伯利亚到海参崴的铁路。为抵制俄国，清廷立即决定修关东铁路，派李鸿章为督办，在山海关设“北洋官铁路局”，从滦州境内之林西镇向东北延伸，至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已修至山海关外60余公里的中后所。该路与原有的津唐线衔接，长348公里。

综上所述，甲午战争前清廷主持修造的铁路，仅有由天津至关外中后所，时称为“畿辅铁路”和台湾铁路及湖北大冶一小段运矿铁路而已，合计约483公里。

举办的民用企业大部采用官督商办的方式，即商人经营官方督理。少数采用官商合办和官办的方式。在官督商办的企业中，经费由企业自筹，清政府不再拨款，仅在必要时予以垫款或贷款的支持，但事后必须偿还。这样，筹措资金成为官督商办民用企业生存下去必须妥善解决的首要问题。自轮船招商局始，官督商办的民甲企业都采用股份公司的组织形式，通过募集商股聚集资金。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股份制还是个新事物，人们不甚了解，也下太信任，多取观望态度。社会上拥巨资者多是地主、官僚和旧式商人，他们宁愿购买土地或进行其它封建性经营，而不愿投资于新式工商业，所以招股井非易事。轮船招商局第一期股银逶迤6年方才全部招齐。为广事招徕，官督商办企业大都采取许多灵活的筹资手段。首先，经营者拿出自己的巨额财产投入企业，如先后任轮船招商局总办的唐廷枢、会办徐润，任上海机器织布局会办的郑观应等都曾向所办企业投入巨资。同时动员家族成员大事购股，以示企业将会有优厚收入，也表示经营者与企业利害相关，当然会全力以赴认真经营。这样做有利于消除观望者的怀疑和猜忌。其次，各官督商办企业普遍实行“官利”制度，即无论企业盈利与否，每年必须支付给股东一定的股息，利率一般都在7％—10％，这样做无疑是加重了企业的负担，但减少了投资者的风险，有利于最大限度地吸引投资者。又次，各企业重视报纸的宣传作用，无论企业成立、投产，还是产量、盈利、分红等都在报纸上大事宣传，用以证明企业经营蒸蒸日上，广泛吸引投资者。再次，许多企业在某些规定上采取弹性办法，如股银可以分期交付，也可以几个人合买一股；在各地广设接收股银的工作点用以方便投资者；甚至远赴海外在华侨中广泛招股等。通过不懈的努力，许多官督商办企业招到了数目可观的资金，企业得以顺利建立并获得发展。

民用企业的性质

洋务派兴办的民用企业均为资本主义性质的企业。从生产工具上看，它们都采用机器生产。从产品的分配上看，它们都是商品生产，都进入市场用于交换。从劳动者看，工人们是与生产资料相分离的自由劳动者，他们靠出卖劳动力赚取工资维持生活。从经营上看，尽管还有比较深厚的封建因素，但基本上是按经济规律办事。从资本上看，除官办企业外，主要来源于发行股票，虽然也使用了相当数量的官款，但是这些官款不是作为股份投资，而是借支，一般用作企业的开办经费，一旦商款募足或经营成功，则将官款归还。与洋务派兴办的军事工业相比，他们兴办的民用企业具有更为浓厚的资本主义色彩。

官督商办的历史作用（1）积极作用：首先，促成了民用企业的开办。洋务派在经营军事工业中遇到了经费上的困难，想借民用企业求富而又没有足够的开办资金，而这里有些商人和买办已经积累了相当数量的货币财富和较丰富的经营近代企业的经验，希望建立自己的企业，但是受到外商竞争和内部封建势力干扰两方面的威胁，因而裹足不前，洋务派希望利用他们手中的资金，他们则希望借助于洋务派的保护，双方各有所需，洋务派采用官督商办的方式，促成了民用企业的开办。其次，为企业的开办垫借经费，玉成其事。如李鸿章为轮船招商局的开办拨直隶练饷20万串，为漠河金矿向天津商人代借10万两。第三，为企业招揽业务、给予企业减免税厘和专利权等优待。例如轮船招商局享有运漕的专利权和运漕船只回空载货免纳北洋三口出口税二成的权利，上海机器织布局除享有“十年以内只准华商附股搭办，不准另行设局”的专利权，还享有在上海销售免纳税厘、赴他处销售只“在上海新关完一正税，概免内地沿途税厘”的优待。这些优惠待遇增强了企业的市场竞争力，无疑有利于它们的发展壮大。第四，帮助民用企业抵制封建顽固势力的阻挠破坏和吏胥的敲诈勒索。（2）消极作用：首先，官督占绝对的主导地位。企业的人事权、财权、经营权等都掌握在官方的代表手中，入股者只能听命，形成“官有权，商无权”，“本集自商，利散于官”的状况。其次，这些企业必须向官府提供“报效”。“报效”的形式有货币的，主要是捐资赈灾和贿赂各级官吏；有劳役的，如轮船招商局的船只须随时听候南北洋大臣的调遣，并减收水脚为清政府运送军队或军火；还有优先向官府提供服务的，如开平煤矿的煤炭须由天津机器局和轮船招商局尽先购用，电报局须优先并免费或半费担发清政府有关军务、洋务等的“头等官报”。此外，对企业实行官督也把一些衙门作风和官场恶习带进了企业，如结党营私、贪污盗窃、挪用资金等。上述种种，都严重干扰了企业的正常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