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资料)李敖论五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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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父亲李鼎彝是五四运动后一年进北京大学的,他正赶上五四带来的排山倒海,在巨浪之中,他和当时的许多人一样,已经无法冷静观察这一运动,再予以评价。奇妙的是,晚他三十六年的我,却在大江东去,浪淘尽五四人物的边缘,得以冷静的观察了它。胡适、罗家伦,都是我认识的,五四时代,他们固一世之雄也,但在世乱飘荡之际,他们都局促海隅,无复当年了。这些雕谢了的身影,更是我观察五四的具体人证,使我在下笔时候,别有领悟。胡适生前,我写过一篇「播种者胡适」,其中指出一九一九年「有件事情对胡适来说可能是不幸的,那就是五四运动。五四运动把胡适所希望的一个单纯的文化运动转变为政治运动,扰乱了他那为中国建立非政治的文化和思想基础的梦想,对这个梦想的达成而言,五四显然是一条岔路。新文化运动本来该是针对辛亥革命、二次革命而做的非政治的革命,当时那些健将们都相信唯有思想革命成功,政治革命才有了真正的保障,才不会一垮再垮。半路杀出五四运动,对新文化运动当然有「广为流传」的贡献,但它也未尝不是新文化运动的「罪人」,因为它使许多优秀的知识分子都纷纷忍不住了,纷纷忘了他们真正的深远的使命了,他们不怕「任重」,但却有点嫌「道远」了。
五四运动发生在一九一九年,只有在广义的说法里,它才包括一九一七和一九一八年的新文化运动。而新文化运动,才是五四运动的基础。新文化运动是孙中山所命名的词儿,他在南方,深思远虑的把眼光投射到北京,他肯定了「一二觉悟者」所引起的「思想界空前之大变动」。他写信给海外同志,告诉他们「吾党欲收革命之成功,必有赖于思想之变化」,他极力赞美从北方起来的那个变化。可惜的是,所有的革命者都在思想变化过程中,就先政治挂帅了一切。于是,五四变成了一条岔路,「吾党」应五四而兴,五四却完了。
为什么五四是新文化运动的一条岔路呢?因为新文化运动的主流虽然是「德先生」(民主)与「赛先生」(科学),但是达成这些主流的基础,不是别的,乃是个人的解放。而个人的解放的前提,乃是思想的解放。五四运动以后十六年,胡适写「个人自由与社会进步」回忆说:「民国六七年北京大学所提倡的新运动,无论形式上如何五花八门,意义上只是思想的解放与个人的解放。蔡元培先生在民国元年就提出『循思想自由言论自由之公例,不以一流派之哲学一宗门之教义梏其心』的原则了。他后来办北京大学,主张思想自由,学术独立,百家平等。在北京大学里,辜鸿铭、刘师培、黄侃和陈独秀、钱玄同等同时教书讲学。别人颇以为奇怪,蔡先生只说:「此思想自由之通则,而大学之所以为大也。」这样的百家平等,最可以引起青年人的思想解放。」
但是,思想解放的达成,却又有赖于显示个性主义(Individuality)的「健全的个人主义」。胡适回忆:「我们当日介绍易卜生(Ibsen)的著作,也正是因为易卜生的思想最可以代表那种健全的个人主义。这种思想有两个中心见解:第一是充分发展个人的才能,就是易卜生说的:「你要想有益于社会,最好的法子莫如把你自己这块材料铸造成器。」第二是要造成自由独立的人格,像易卜生的「国民公敌」戏剧里的斯铎曼医生那样「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因为信仰「健全的个人主义」的人们深信:「一个新社会、新国家,总是一些爱自由爱真理的人造成的,绝不是一班奴才造成的。」而这种「健全的个人主义」,在十多年后,已由胡适印证为不是别的,「其实就是『自由主义』(Liberalism)。」
不幸的是,五四运动以后的「吾党」,却丢开了「健全的个人主义」,而走上集体主义的路子。国民党也好、共产党也罢,他们都「以俄为师」,输入了苏联式的党组织与党纪律,而这种老毛子的玩艺儿,却含有窒息思想解放的可怕祸害。胡适回忆:「苏俄输入的铁纪律含有绝大的『不容忍』(Intoleration) 的态度、不容许异己的思想,这种态度是和我们在五四前后提倡的自由主义很相反的。」由此可见,不论是右派的国民党、还是左派的共产党,他们左右逢源的、「吾党所宗」的,其实非布尔什维克即法西斯,他们都走上集体主义的路子。而这种路子,对个人解放与思想解放的新文化运动说来,却是令人痛苦的歧途。新文化运动的主题是「启蒙」,是思想的、文化的、洗自己心革自己面的;五四运动的主题是「救亡」,是政治的、进而拥党自肥的、洗别人心革别人面的。在救亡图存的紧迫感觉下,举国若狂,认为时不我与,而要中风疾走、结党营公,是我们可以理解的。问题是,如果没有这些各路英雄来救国,中国是不是会更糟呢?会一定等不及了呢?戊戌政变时,与康有为同为「救亡」人物的王照,在三十多年后回忆说:「戊戌年,余与老康讲论,即言「……..我看只有尽力多立学堂,渐渐扩充,风气一天一天的改变,再行一切新政。」老康说:「列强瓜分就在眼前,你这条道路如何来得及?」迄今三十二年矣。来得及,来不及,是不贴题的话。」照王照的意见,中国拖了三十多年还没亡,可是当年若不「救亡」而去救小孩子,第一代不去救国而去救第二代、第三代,则三十年后,民智大开,思想解放,个人解放,这些非奴才的第二代、第三代中国人,才是建设新中国的本钱。
当时优秀的知识分子,从事新文化运动,在标榜的项目上,虽不周全,大致不差。但是由于他们本身也在摸索中前进,所以矛盾时出。以急先锋陈独秀为例,他气壮总胜于理直。他大刀阔斧论古典主义之当废,但却同时盛誉古典主义而不自知;他明白宣布「相信尊重自然科学实验哲学」,但却误以为唯物辩证法是科学;他说实验哲学和辩证法的唯物史观是近代两个最重要的思想方法,并希望两者能成为联合战线,其实是完全错误的。辩证法是达尔文演化论成立以前的玄学,实在不是什么科学,但是陈独秀却不知道,他的徒子徒孙也不知道。陈独秀后来带头替中国选择了共产主义,共产主义的理想是美丽的、伟大的、无懈可击的,并且是古往今来志士仁人的一贯好梦。「礼记」中「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岂不正是共产主义的「各尽所能」吗?「贷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岂不正是共产主义的「各取所需」吗?
一个多世纪来,中国优秀知识分子为祖国带路,试验过君主立宪、试验过开明专制、试验过保皇、试验过革命、试验过勤王复辟、试验过再造共和、试验过新华春梦、试验过金陵春梦、试验过北京红楼梦。什么都试验过,只忘了试验一件事,就是帝国主义统治香港那种调调儿。结果呢,一个多世纪的比赛下来,试验出来最成功的,竟是帝国主义下的香港!香港百分之七十都是中国人,但在洋鬼子的统治下,居然创造出一个令全世界赞叹的地区,在全世界经济衰退的时候,它还能维持生产总值每年百分之十的成长、还能成为全世界第三个金融中心,更重要的,在繁荣以外,它给了中国人充份的言论自由。结果比赛下来,他们的「殖民」待遇,都胜过我们的「大国民」水平。连起码的自由与繁荣都远胜于中国人自己的统治,这种国耻,比香港割给英国更丢人吧?有时候,我们觉得我们除了「以做中国人为荣」外,其它能引以为荣的,竟不堪枚举,除了「爱国」、「民族」、「光荣」、「大义」这些引以自慰的抽象外,简直没有多少可以自豪的实绩了,做为中国人,这不太可怜了吗?设想当年道光皇帝甘心亡国,岂止香港,连整个中国都割给英国,一个多世纪下来,中国人是不是也不错呢?我看至少至少,不会比国民党统治更坏吧?当然爱国者会说:这是什么话!我们不要做亡国奴!但是,另一种声音我们也不妨想想:许多时候,做了亡国奴的自由与繁荣,竟比做一个政权的家奴还象样,这又怎么说呢?富兰克林说:「那里有自由,那里便是我的祖国。」这种声音,岂不也值得我们比比吗?
五四运动以打倒帝国主义始,以被帝国主义打倒终。我们走了七十年的远路,如今自由无缘、繁荣没份,在上者专政,在下者浑沌,所谓思想解放、个人解放,都还瞠乎其后,不知何年何月才得登彼岸而迷津。抚今追昔,真令人不禁为五四忧。也许再过七十年,我们才能真正达到新文化运动所标榜的项目。不过,先决条件是不能再走错路了,再走错路,再来个七十年也没用。那时候,我们已是世界第一贫穷愚昧之国,连帝国主义都不要我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