殷海光的五四情结（转帖）

                                 殷海光的五四情结

                                  “五四”之子殷海光

1919这一年中国爆发了五四运动，爱国青年在民族危亡之际挺身而出，“外御敌侮，内惩国贼”，投入这场波澜壮阔的爱国运动之中，与此同时，新文化运动也进行的如火如荼。当时中国先进知识分子译介西方名著，批判传统糟粕，宣传民主思想，为古老的中国带来一股清新强劲的气息。这一年殷海光出生在湖北省黄冈回龙山镇，显然对于五四运动，殷海光没能躬逢其盛，说白点叫没赶上趟，这使他终生都抱着“予生也晚”的深深遗憾。
　　
　　1936年殷海光高中毕业后，在金岳霖教授的支持和援助下，只身一人去了北京。他这一步没有走错，现在他终于来到了北京这个全国文化中心，依然还能感受到五四运动激荡的脉搏。在这里，他通过金岳霖的引介，与当时思想界的名流熊十力、张东荪、汪奠基、沈有鼎等先生接触，眼界大开，深感快慰。他一面也积极准备打算第二年报考北大哲学系。然而五四新文化运动很快就走向衰落，一方面是启蒙的阵营过早地出现分化，或归宗自由主义或投入苏联共产主义阵营，很快蜕化为知识分子的内战。一方面是启蒙的队伍单薄，往往反为国民惰性所左右，当年文化健将一个个相继复归于传统。还有一个是战乱的原因，阻挠了新文化运动进一步发展的可能。1937年日本发动侵略战争，7月，日军攻入北京，大批文化界人士纷纷南下，轰轰烈烈的新文化运动也随之终结。在北京只待了一年的殷海光不得不逃出北京城，经天津、山东辗转回到湖北，但好景不长，由北大、清华和南开大学组成的长沙临时大学因战火蔓延又南迁至昆明，后改为“西南联合大学”。1938年，殷海光抵达昆明，这一年的秋天，他考入了联大哲学系。开始了四年诗意般的联大生活。罗家伦先生曾说过：“浩荡成江的鲜血，滂沱如雨的炸片，时代掀起的亘古未有的洪淘，能不使我们，站在存亡绝续关口的我们，对于整个的人生问题，有一度新的审察和领悟？”这时的殷海光思想迅速趋于成熟，开始信奉三民主义，不过尚带有浓厚的理想主义色彩。此时的西南联大名师云集，学校存续了五四的文化精神，校园里充满了民主、多元、自由的学术氛围，在这样环境下，殷海光如鱼得水，勤奋好学又喜欢辩论的他很快就成为学校里的学生代表。四年后他顺利考上了研究生。在联大六年的学习生活是他一生最美好的时光。
　　
　　由于与五四爱国运动“同年”，殷海光对五四运动有着一份特殊的亲近，五四运动也是他一生的话题。他曾自称为“五四之子”，在后来评价五四文化运动时，殷海光很客观地指出新文化运动的不足，比如译介的西方学说内容过于杂糅；当时的文化人物思想激进，但学养不足等，他也赞赏疑古精神称之为五四运动的“主峰”。但殷海光对五四运动的肯定更在于知识分子本身。中国近代以来，从士绅阶层中诞生的“知识分子”这一群体，秉承着古代士大夫“以天下为己任”的文化传统，自康有为发起公车上书起，就一直以强烈的社会关怀积极投身于社会和文化实践之中。殷海光尤其看重的正是这种济世情怀，这使他将五四新文化运动称为中国知识分子的一个伟大节日。
　　
　　1949年，殷海光随着《中央日报》社全体南迁，来到了台湾。国民党在退守台岛后，重新实行独裁统治，加速建构威权体制，大搞个人崇拜，号召民众“无条件地服从领袖。”1949年8月，来到台湾不久，殷海光即离开《中央日报》社进入台湾大学教书，这是他生命中一个重要转折点，不久，他的思想也开始发生转变，通过对英美自由主义著作的译介，逐步从原先信仰三民主义的立场开始向自由主义的皈依，如其自称：“一方面，我向反理性、蒙昧主义、褊狭主义、独断的教条毫无保留的奋战，在另一方面，我肯定了理性、自由、民主、仁爱的积极价值”。1951年，国民党推行党化教育方案，这标志着国民党彻底背弃了民权主义的承诺。面对岛内肃杀的政治氛围和文化界噤若寒蝉的现状，殷海光从对五四这一伟大时代的热切缅怀开始付诸于实际行动，自觉地承担起五四未竟的使命。他自称“五四之子”，提出了“跟着五四的脚步前进”的号召。所不同的一点是，五四时期的知识分子自谓知识精英，启蒙大众，批判封建文化传统，而殷海光除了对专制作针锋相对的斗争外，更是将批判的锋芒对准了知识分子这一群体自身，对台湾岛内知识分子在独裁统治面前表现出来的怯懦、软弱进行猛烈的批判。

他指出“知识分子要有人类的关切心为其推动力，如果没有人类的关切心，就如同没有情感的机器”。他批评知识分子面对现实时如捧着块稀豆腐一样战战兢兢，指责他们放弃应负的责任而做了现实存在的俘虏。大声疾呼“我们要有说真话的自由。” 殷海光直言相告国人：我们正处于一个非常奇异的时代与环境——黑暗极权，号召知识分子要认清这个时代与环境，将“心镜”揩拂干净，破除内心中对政治偶像的崇拜。他斥责台湾教育提倡狭隘的民族精神，养成国民“老子天下第一”的自矜心理。指出在泛政治主义之下，一切学术思想都变成了政治工具，政治教条成为学术思想之“先天的前题”。驳斥教育部长张其昀“民主的政治的三大真谛：爱民、教民、养民”之说不过是慈惠的君主专制，一旦与现代统治技术结合，就会变成极权暴政！他指出一个严格控制的社会，是一个生机窒息萎缩的社会，号召大家“是什么就说什么”。告诫知识分子“我们再也没有退路，再也没有徘徊瞻顾之余地了。……今日之势，不作自由人，就得为奴隶，除了这二者以外，真的再没有第三条路可走了。”
　　
　　对于五四运动因时代造成的种种局限，殷海光作了认真的总结，如前所述，他批评五四前贤对西洋学术思想的介绍，没有经过自觉的选择，很少能够体察西洋文化的全貌与脉络，结果“零星贩卖回来，眩人耳目而已。”他批评文化开路先锋过于操切，一味“快刀斩乱麻”而引来祸乱。但他看重的是五四知识分子在民族危亡之际表现出来的使命感，“五四人物的思想是浅薄的。但是，他们有锐气。这种锐气，是迎接新观念思想的动力。”并指出这种锐气正是今日知识分子所需要的。“五四本身的成就是毋庸夸张的。五四运动中青年知识分子的浮动是不足为训的。然而，在五四运动里，中国青年知识分子所表现的锐气，冲力，寻求新知识的饥渴，追求问题解答的热忱以及理想的色彩，正是今日知识分子所需要的。”这种锐气和激情殷海光视之为知识分子的闪光品质，也正是他热情讴歌并在行动中一以贯之的。他在《致张灏》一文中说，他给自己命名为“五四后期人物”，这种人，“吸收了五四的许多观念，五四的血液尚在他的血管里奔流，他也居然还保留着那一时代传衍下来的锐气和浪漫主义的色彩。” 殷海光评价傅斯年说他是一个有是非心的人，有至大至刚之气的读书人，而这也恰恰是殷海光自己的写照。李敖称之为“狂飙型知识分子”，所谓“狂飙”正是这种秉承于五四知识分子的这种锐气和激情，“形之于身，就是至大至刚之气；形之于知识方面，就是独立的思想，……”
　　
　　六十年代后期，随着《自由中国》刊物被当局关闭，殷海光受到官方的打压迫害，生活陷入极度贫困之中，而且此时殷海光已罹患癌症，时日无多，但殷海光并没有屈服。1969年5月4日，殷海光在家中燃放了一长串爆竹，作为对五四运动五十周年的纪念。他将目前与死神搏斗的处境象征着今日知识分子的命运，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依然呼唤知识分子做时代的酵母，主动去创造春天：“生命是不断奋进的过程，一个知识分子更应该如此。”

• 赵雯婕：

  2009-04-22 19:17:28

  永远景仰的前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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