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月风暴”以后的文化大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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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月风暴”以后的文化大革命
       (吴德口述)
                                                                                                                    “文化大革命”愈来愈带上它的疯狂性,它要“更加深入”地发展。1967年伊始,党的主要喉舌《人民日报》发出了“1967年,将是全国全面展开阶级斗争的一年”的号召,要求对党内的所谓“走资派”展开总攻击。在上海便发生了“一月风暴”,用张春桥的话来说,“基本问题是把领导权从走资派手里夺回来”。1967年1月上海“一月风暴”之后,北京的新市委也被中央文革小组所支持的造反派于1月18日夺了权。前面说过,在这之前,华北局内部造了李雪峰的反,他在北京市派工作组的问题也被揪住不放。毛主席叫李雪峰暂时到天津避一下,在天津指导天津、北京的工作。李雪峰让我暂时主持北京市的日常工作。我提出干不了,李雪峰就让从河南调到华北局工作的刘建勋帮助我,刘建勋实际是常务书记。         造反派夺权后,成立了夺权委员会。对此,中央并没有正式表态。但我给周总理打电话已不接,或者周总理对这时候的事态一时也无能为力?我和高扬文、丁国钰等几位书记被造反派定为走资派,和市委常委们一起被关押、批斗了四个多月。造反派开始把我们关在虎坊桥北京市工人俱乐部里,一天只给吃一顿饭,后来把我们分散到各个工厂。其间,中央文革小组把我要出来,要我与造反派商量共同夺权,组织北京公社,召集各造反派头头开会。造反派的头头们说我已被夺权,没有资格谈此事,把我轰下台来。我到人民大会堂找到周总理,周总理带我到中央文革小组那里和他一起接见学生、工人造反派的头头。

  1967年1月3日,上海《文汇报》造反派开会庆祝夺权成功。这些人问:吴德是个什么人,有没有问题?周总理就说:他来北京不久,执行了“资反路线”,执行“资反路线”错误也有轻有重嘛!但江青说:吴德这个人不认识,有错误可以批判。这样,我又回到了被关押的地方。这期间,我们经常被揪斗,高扬文挨斗最多。他原在冶金部工作,主要是冶金部的人斗他。斗争我的人主要是吉林来的人。看管我的人是北京市第一机床厂的工人,他们对我不错。有一天早晨5点多钟,吉林来的造反派跳墙进来揪我,被一机床厂的工人看到了,双方差点打起来。一机床厂的工人们说:我们也是造反派,没有中央和中央文革的信不能揪走,他欠北京的债我们还没有算清。要动手你们不行,我们一个电话就可以调来一两万人。这样,才把吉林来的造反派挡走了。这样的情况多次发生,看管我的工人让我自己找个地方躲起来。我想来想去,想到我还兼任北京卫戍区的政委,就找到了定阜大街卫戍区机关。刘绍文政委让我住下来了。卫戍区机关的驻地是清王朝的庆王府,刘绍文安排我住在王府绣楼里。傅崇碧同志知道后报告了中央文革小组,中央文革小组指示不准我在军队避风,我只好又回到被关押的地方。新市委被中央文革小组支持的造反派夺权后,

  1月份,中央决定成立北京市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谢富治任组长,郑维山、傅崇碧、刘建勋等人都是“革筹”小组成员。我们那时还被关着,我们是怎么知道的呢?刘建勋那时虽然被关着,但他是“革筹”小组的成员,他有进出的自由,我们就从他那里听到了一些情况。

  1967年4月20日,北京市革命委员会成立,主任委员是谢富治,副主任委员有我、郑维山、傅崇碧和聂元梓。成立之前,刘建勋告诉我先曾开过工代会、农代会和红代会。谢富治到关押我的地方对我说:毛主席认为北京市夺两次权影响不好,中央叫你们出来工作。我说我们出去也不好工作了。谢富治说:你、刘建勋、高扬文几个人出来先亮亮相。那时的所谓亮相,就是要我们再检讨。于是,我们三个人在千人的会、万人的会上检讨了个把月,牵来牵去检讨了十几次。最后一次是在东郊体育馆召开的市机关造反派代表万人大会上,我们三个人又进行了轮番检讨。大概是谢富治和造反派已经说好了,允许我们出来工作,聂元梓就在大会上代表造反派讲话,说我们的检讨基本上可以了,但还不够,以后要继续检查。聂元梓给我们拖了个尾巴。我们的“亮相”告一段落。

  事实上,这是毛主席说要让我们出来工作,他们不得不让我们出来工作。但是他们总要抓个辫子在手里,留个尾巴不放。那时,我的心情十分矛盾,不太想出来工作。我考虑过干不干。干吧,我是被造反派视为有所改悔的走资派被结合进来的,说话没人听,挂名而已;不干吧,又是毛主席说的、中央决定的,个人应服从组织。衡量再三,我最后还是当了北京市的革命委员会的副主任,参加了党的核心小组。北京市党的工作由核心小组负责,核心小组的成员也是革委会的这些人,组长是谢富治。北京市革委会刚成立,刘建勋开始还参加了几次会议,以后就不参加了,不久就调回河南去了。早些,中央文革小组决定把原市委各部、各办的人全部下放到工厂、农村劳动。我出来后第一次到市委机关,一个人也没有,我还想市委怎么都空了呢?新进来的人大都是王、关、戚支持的学部的那一派,约有二十多人。哲学所的造反派头头周景方担任了市革委会的秘书长,杨远担任了办事组的组长。办事组等于市委的办公厅,一切机要都由杨远控制。当时,各部、口都取消了,新成立的各组都被学部来的人把持。《北京日报》在新市委时就已经停刊了,造反派反对我们从河北调来的翟向东、山西调来的吴象、天津调来的林青,林青后来自杀了。造反派一闹,就出不了报纸了,我打

  电话向陈伯达请示如何处理。陈伯达说:北京市这么多报纸,《北京日报》可以停刊。这样《北京日报》就停刊了。革委会成立后,《北京日报》恢复出版,学部派来的屠武生控制了《北京日报》。实际上,真正控制的是吴传启,吴传启背后操纵屠武生,所有的社论、消息都要经过吴传启看过。市革委会又从中央各部、各学校调进来一百多人,这些人都是中央文革小组支持的造反派头头。“五大领袖”除聂元梓任革委会副主任外,蒯大富、谭厚兰、王大宾、韩爱晶都成为了革委会的常委,中学红代会的李冬民、第二机床厂的鲁文阁、光华木材厂的刘锡昌等也都是常委。其他的造反派都分到各组去了,北京市的权力实际上是中央文革小组一手控制,戚本禹直接抓的。

  这就是当时的情况,老市委的人和新市委的人统统下放了,进来的一批人成立了“红色政权”。1967年4月20日召开了市革命委员会的成立大会,有十万人参加。但是,红是“一片红”了,可并不是铁板一块。造反派头头都有自己的野心。由于权力分配的问题,学生造反派分裂为“天派”、“地派”,相互争斗。“天派”以聂元梓为首,反对谢富治;“地派”保谢富治。蒯大富、韩爱晶动摇在两边。一时间乌烟瘴气。虽然我已经出来了,但实际上是靠边站,说话没有人听,连住还是住在被关押的地方,我到大会堂开会,后面还有几个造反派来押送、监视,根本无法工作。这以后的情况比1966年至1967年我们被夺权时更热闹了。比较大的事情,包围中南海、火烧英国代办处、大型武斗,接连地发生了。1967年7月发生的包围中南海,我看是中央文革小组直接插手的,戚本禹与操纵市革委会的周景方直接发生联系的。包围中南海是由北京建工学院开始的。        1966年8月,少奇同志曾在作为他的一个点的建工学院讲过“文化大革命”问题,建工学院的学生以此为由头大造刘少奇的反。当时,建工学院的学生已分裂成“老八一”和“新八一”两派,两派都要揪斗刘少奇,都要刘少奇交出所谓“认罪书”。刘少奇迫不得已交了由王光美笔录的检讨后,被操纵的学生造反头头非但没有就此罢休,反而煽起更大的火,串联各校到中南海西门外召开揪斗刘少奇的誓师大会。由此开始,许多造反组织便在中南海西门外“安营扎寨”,包围中南海,狂呼“刘少奇滚出中南海”。由于毛主席不在北京,中南海里造反派也起来配合,不仅批斗了刘少奇,强使低头弯腰,还抄了刘少奇的家。包围过程中,周总理一直在中南海,也有人劝他离开中南海,周总理说毛主席不在,我不能离开。一直闹了很长的时间。我去看过两次,一次是乘着汽车转了一圈,第二次是去找了建工学院的人,我说:你们这是怎么回事。火烧英国代办处,是在8月里的事。闹得最厉害的是外语学院、外交部的人,加上一些学校。火点着后,我对周景方说:这个要去看一看,想法怎么样制止。周景方不去。我又说:你不去不行,你是市革委会的秘书长,我和你一起去。火烧英国代办处时,在代办处的外边由卫戍区的部队把英国外交人员保护起来了,部队的战士围成了很多层的保护圈。我看到英国的代办好像很害怕地在地上蹲着。

  我们去后找那些组织的头头。找不到,人们都说不知道。实际上周景方可能知道,他就是不配合。我没办法,就回来了。第二天夜里,周总理召集外语学院两派开了一夜的会,中央文革小组的陈伯达参加了,谢富治也参加了,我和丁国钰去了,坐在后边听。周总理、陈伯达、谢富治坐在上边,周总理批评火烧英国代办处是错误的,要求外语学院的两派停止这些行为。外语学院闹得很厉害,两派在会场上还打架,不同意周总理的意见。陈伯达阴阳怪气地说:外交部、外交方面的事情是由周总理管的。便没有说别的,既没有表示支持周总理,也没有批评造反派。接着是百货大楼、西单商场的武斗,清华、北大的武斗,民族文化宫等一系列的武斗。内幕我不知道,但我知道这一定是中央文革小组的某些人布置的。我曾问过谢富治怎么处理?他说这个要请示中央文革小组。谢富治那时根本没有要去制止的积极态度,也不愿多跟我谈,任凭连着发生了很多的事情。外交部闹得很厉害,姚登山夺了外交部的权,他曾是中国驻印度尼西亚的代办。外交部的会我们不参加,听说周总理给他们开了一夜的会,姚登山操纵这个人讲完那个人讲,就是不散会。

  我听当时周总理的秘书周家鼎告诉我,周总理的心脏病发作了。周家鼎找姚登山说:如果周总理要发生问题,你负责任。最后,把姚登山监视起来了,姚登山没有办法才宣布散会。姚登山与中央文革小组有一定的关系,过了几天,他就成了外交部的大红人物。不过他也昙花一现。最有意思的一个事情说一下。那时我已经出来了,谢富治、王力作为中央代表团带着北航“红旗”和其他学生造反派到四川去解决四川问题,以后到武汉。谢和王支持了与武汉群众组织“百万雄师”的对立派,把“百万雄师”称为保守组织,激化了矛盾。拥护陈再道的“百万雄师”这一派,包围了王力,抓了他、打了他,把王力揪走了。中央代表团的人被打伤、被架走了,这可不得了。周总理亲自到武汉,找了陈再道谈,把王力弄了出来。中央决定北京组织一万人到西郊的西苑机场欢迎谢富治、王力。这时,我才知道谢富治和王力的去向。因为是临时通知,到机场的人不足一万,都是陆陆续续去的。我到时,王力这些人已经下了飞机,好像是用轮椅推着王力的。然后通知北京市组织在天安门召开百万人大会,说要由林彪讲话。

  我记得天安门城楼上没有很多人,王力的腿上还打着绷带,说他是人民英雄。林彪在讲话中提到军队一小撮走资派问题。从此,提出了“抓军内一小撮,在部队中揪走资派”的口号。陈再道、钟汉华的职务被撤,刘丰升任为武汉军区第一政委。陈再道被弄到了北京,住在京西宾馆,不时挨斗。谢富治在市革委会讲话,说了过程,吹捧王力。看谢富治样子,在尽量靠拢。林彪讲话提出揪部队中的走资派问题后,就把它具体化了。新华社和党的主要报刊提出了“打倒军内一小撮走资派”的口号,全国掀起揪斗军内干部、冲击军事机关的浪潮。以后又否定,毛主席提出“还我长城”。这样,又说不是林彪讲的。陈伯达也不承认是中央文革小组提的。当然这是赖不掉的。林彪支持中央文革小组、王力,要把所谓军队走资派揪出来,也有他的目的。

  1968年3月又发生了一件比较大的事情——“杨、余、傅事件”。那天晚上,傅崇碧同志在市委我的办公室和我闲谈。傅崇碧和我都曾在晋察冀工作过。他是六十三军的。他看着手表说:快到时间了。我问他干什么去?他说通知去大会堂开会。说完,他就走了。第二天,市革委会开会,没见谢富治、傅崇碧、郑维山等来。我想谢富治在公安部忙,不来,傅崇碧、郑维山应该来。我打电话给卫戍区找傅崇碧,卫戍区说不在。我又打电话给谢富治,说会是不是由你主持?傅崇碧没有找到,他到哪里去了?谢富治说:你不要问,过几天会开会的。我纳闷。我是卫戍区的人都不知道,不过我对这种事也习惯了,不要问的事就不再打听。过了两三天,到大会堂开会。我的旁边坐了卫戍区的副政委刘福,他偷偷地告诉我:傅崇碧出事了。我问出了什么事?他不好多说,也许他也不完全清楚。

  “文化大革命”中没头没脑的事太多了。一些人都战战兢兢,朝不保夕,谁知道会飞来什么横祸。这时,就看到会场的台上忙碌起来,一会儿搬上来几把椅子,一会儿又撤下去几把椅子,搬上来和撤下去都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又过了一会儿,我看见叶帅、李富春等都从旁门进来,坐在了第一排。我想:这些人怎么都坐在第一排,没上台去坐呢?这时,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江青和中央文革小组的人就大摇大摆地进来了,周总理也在,他们都坐在台上了。黄永胜一进来就吼起嗓子呼喊“打倒杨、余、傅”的口号。我们坐在中间,看到这情景,觉得问题大了。接着林彪讲话。他讲话的主要内容是说“杨、余、傅”是华北的山头,要粉碎这个山头。他讲了不短的时间,恶声恶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