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陈小津：父亲陈丕显在1967年“一月风暴”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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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小津：父亲陈丕显在1967年“一月风暴”后
2009年06月12日 10:57天天新报【大中小】 【打印】85位网友发表评论
陈丕显是中共党史上有名的“红小鬼”。“文革”爆发前后，陈丕显任上海市委第一书记，与“四人帮”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身陷囹圄达8年之久。本书是其子陈小津所写，特殊的家庭背景及经历，使陈小津成为十年“文革”的亲历者、见证者和观察者。他在书中披露了许多鲜为人知的故事和珍贵的历史照片，饱含了对老一辈革命家的缅怀之情，对了解上海“文革”初期乱象也具有史料价值。
终生难忘的告别
1967年1月12日上午，张春桥、姚文元密谋策划在人民广场召开“上海革命造反派欢呼中央贺电、彻底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新反扑大会”。就在他们这次批斗大会的前几天，许多得知内幕的人通过不同的方式和渠道将消息透露给我父亲及家人，说这次批斗不同往常，可能会有大动作，要我父亲做好准备。
早在1966年l2月30日，我陪我父母专门去了位于上海巨鹿路872号，上海市警备区司令廖政国的家里。我听父亲向廖政国讲了上海当前面临的严峻形势及国民经济的一些情况。廖政国讲，南京军区已经给他们指令，让他们稳住部队，密切关注文化革命的进展。回到家后，父亲要我到北京去一下，把情况向陈老总汇报，请他向毛主席、周总理反映，另外还可以了解一下北京“文革”的情况。
第二天，即l2月31日的白天，我奉父亲之命，离开上海北上。这是我父亲被打倒之前我见他的最后一面。临上车前，我从我父亲的眼神里看出，他似乎好像还想说点儿什么，但是没有说出来。我又回过身来与父亲、母亲拥抱告别。这是我20多年来第一次和父母拥抱，而且是第一次和父母拥抱着告别！我走后没几天，父亲把弟弟东棋也送到了北京。
父亲这样做，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他看望负责上海市卫戍和治安的廖政国司令员，表明他对时局的变化已做了最坏的准备，希望部队在上海人民最危难的时候挺身而出，确保一方平安。而父亲让我和弟弟相继离开上海，也是为了他自己能够轻装上阵，全力以赴地投入到与张春桥一伙的斗争中。
l月12日那天早晨，父亲把胡子刮得干干净净，特意穿上了一套新军装。身披军装上阵迎接这场“生死斗”，是我父亲慎重考虑后作出的决定。他认为，穿着军装，造反派就不好拳头棒子往他身上乱砸了。
父亲向我母亲和家人告别时，只是淡淡地说了一句:“我上班去了，你们多保重。”母亲拉住父亲的手说:“你要多加小心。”父亲对母亲说:“如果我出了事，你就带孩子们去找陶勇。小津现在可能快要到北京了，有事小津会和你联系的。”
父亲在他的回忆录里生动地记载了他1月12日挨斗的情景:大会开始后，我和曹荻秋被押上台。还好，没让戴高帽子、弯腰和挂黑板，只是让我们低头站着。台下一遍遍鼓噪:
“打倒陈、曹！”
“陈、曹不投降，就叫他灭亡！”
这次批斗大会后，父亲失去了人身自由。他先是被造反派非法关押，随时随地接受批斗。在长达八年的漫长岁月里，我父亲过着囚徒般的生活，饱受凌辱。
摘编自《我的“文革”岁月》 陈小津 著 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5月
一月风暴 文革 父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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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小津：父亲陈丕显在1967年“一月风暴”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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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丕显是中共党史上有名的“红小鬼”。“文革”爆发前后，陈丕显任上海市委第一书记，与“四人帮”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身陷囹圄达8年之久。本书是其子陈小津所写，特殊的家庭背景及经历，使陈小津成为十年“文革”的亲历者、见证者和观察者。他在书中披露了许多鲜为人知的故事和珍贵的历史照片，饱含了对老一辈革命家的缅怀之情，对了解上海“文革”初期乱象也具有史料价值。
终生难忘的告别
1967年1月12日上午，张春桥、姚文元密谋策划在人民广场召开“上海革命造反派欢呼中央贺电、彻底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新反扑大会”。就在他们这次批斗大会的前几天，许多得知内幕的人通过不同的方式和渠道将消息透露给我父亲及家人，说这次批斗不同往常，可能会有大动作，要我父亲做好准备。
早在1966年l2月30日，我陪我父母专门去了位于上海巨鹿路872号，上海市警备区司令廖政国的家里。我听父亲向廖政国讲了上海当前面临的严峻形势及国民经济的一些情况。廖政国讲，南京军区已经给他们指令，让他们稳住部队，密切关注文化革命的进展。回到家后，父亲要我到北京去一下，把情况向陈老总汇报，请他向毛主席、周总理反映，另外还可以了解一下北京“文革”的情况。
第二天，即l2月31日的白天，我奉父亲之命，离开上海北上。这是我父亲被打倒之前我见他的最后一面。临上车前，我从我父亲的眼神里看出，他似乎好像还想说点儿什么，但是没有说出来。我又回过身来与父亲、母亲拥抱告别。这是我20多年来第一次和父母拥抱，而且是第一次和父母拥抱着告别！我走后没几天，父亲把弟弟东棋也送到了北京。
父亲这样做，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他看望负责上海市卫戍和治安的廖政国司令员，表明他对时局的变化已做了最坏的准备，希望部队在上海人民最危难的时候挺身而出，确保一方平安。而父亲让我和弟弟相继离开上海，也是为了他自己能够轻装上阵，全力以赴地投入到与张春桥一伙的斗争中。
l月12日那天早晨，父亲把胡子刮得干干净净，特意穿上了一套新军装。身披军装上阵迎接这场“生死斗”，是我父亲慎重考虑后作出的决定。他认为，穿着军装，造反派就不好拳头棒子往他身上乱砸了。
父亲向我母亲和家人告别时，只是淡淡地说了一句:“我上班去了，你们多保重。”母亲拉住父亲的手说:“你要多加小心。”父亲对母亲说:“如果我出了事，你就带孩子们去找陶勇。小津现在可能快要到北京了，有事小津会和你联系的。”
父亲在他的回忆录里生动地记载了他1月12日挨斗的情景:大会开始后，我和曹荻秋被押上台。还好，没让戴高帽子、弯腰和挂黑板，只是让我们低头站着。台下一遍遍鼓噪:
“打倒陈、曹！”
“陈、曹不投降，就叫他灭亡！”
这次批斗大会后，父亲失去了人身自由。他先是被造反派非法关押，随时随地接受批斗。在长达八年的漫长岁月里，我父亲过着囚徒般的生活，饱受凌辱。
摘编自《我的“文革”岁月》 陈小津 著 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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