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打在契诃夫脸上的耳光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神马文学网 时间：2024/04/29 22:23:00
赵牧
有则俄罗斯的轶闻讲：在雅尔塔码头的轮船上，有个豪强当着契诃夫的面打了一个搬运工的耳光，挨打的搬运工竟指着契诃夫喊道：“你以为你是打我吗？你打的是他！”
尽管我对俄罗斯文学的伟大传统，对契诃夫、屠格涅夫、索尔仁尼琴这些代表社会良心作家一向敬佩有加，但我还是很怀疑那轶文的真实性，而且一直有个挥之不去的联想：那记耳光真的打到契诃夫脸上又会怎样？可能也是白打了。
那则轶闻为什么没交待契诃当时的反应？我想原因就在于此。
契诃夫又能怎么样呢？如果他想为那个搬运工伸张正义，写小说是很难产生效果的。也许他可以像一个有正义感的记者，立即给报纸写一篇报道或评论。不过看看今天的社会新闻就知道，这样的事根本不值一提，比这严重得多的事情报纸都登不过来。何况在那些恶霸豪强眼里，作家算个屁。
几年前，剧作家吴祖光为两个在国贸商场被侮辱损害的青年女子表示了一点不平，结果坐上被告席。这就是现实给出的实际答案。虽然吴祖光最后赢了官司，但他却感慨说，自从被扯进这场长达一年多的官司后，心乱如麻，什么事都干不成了。我想，契诃夫真要代表那个搬运工吃一记耳光，最大的可能也就是不胜惊怒，很长时间干不成事的。
岂止是契诃夫，就是那个写下著名的《我控诉》的法国作家左拉，最后不也是被“官司”追得东躲西藏好几年么。
其实要想弄垮一个作家是很容易的。因为契诃夫们所拥有的只是些“软道理”；他们面对的对手却往往有许多“硬道理”。当年报纸就纪录
那个律师的一个厚颜无耻的说法：国贸不怕打官司，国贸有的是钱。
自古有道是：“火到猪头烂，钱到公事办”。钱多就是“硬道理”。何况有些人手中掌握的“硬道理”并不只是钱。
现在说说一个最新的同类事件。湖北荆门市沙阳县有个马良镇，马良镇有个居民王定国。“王定国”的名字实在大而不当。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新闻报道说，有几个村干部（还不是本村的）以收提留款利息的名义，把他一家三口打得当街跪下，他们不得不磕头求饶。一家之不能安，何来“定国”。
当此之时，作家能干什么？替他们当街跪下挨打？还是像记者那样写篇报道？选择后者当然是现实可行的方案，但马良镇的黑帮们并不在乎这个。他们手中都有许多“硬道理”，他们的“硬道理”就是胡作非为，把农民打得当街跪下，你不能把他们怎么样。就像陕西咸阳的前副市长王保京，狂妄地当众拔枪对空射击，要与《中国青年报》血战到底，至今也没人把他怎么样。
事实上，马良镇黑帮们的表演一点也不比王保京之流逊色。
在马良镇，有个人大主席团副主席邓念彪。你猜这个副主席对记者怎么说？他说：“中央减轻农民负责是姑息刁民，会搞垮基层组织，损害基层干部利益，你们记者就是同中央一个鼻孔出气。”
常识说，在中国，全国人大是最高权力机构。各地人大相应地自然是当地的最高权力机构。但马良镇的“人大”究竟是谁家的人大？这样的权力机构不替老百姓撑腰，却以欺压老百姓为能事，不是黑帮组织是什么？
面对邓念彪之流，左拉式的《我控诉》确实太苍白了。不但太苍白，说不定还可能像吴祖光那样，不但被送上被告席，还被作协某个头目公开怒骂为“把民事纠纷政治化”。
去年于光远先生曾宣布暂缓加入作协。理由是不能与吹捧胡万林的柯云路为伍。有人为此大喝其采。但本人曾表示过一点不同看法。中国作协又不是什么天然的圣殿，它不过是类似于中国足协的民间社团组织，出了几个流氓滓子有什么稀奇。个人的不屑是个人的自由固然无可诽议，但要作为普遍的正义主张来宣扬就得商榷了。除非这种社团组织本身就是黑帮组织。中国作协自然不是黑帮组织，但我这局外人也着实不知这组织究竟有什么社会功能。若就社会影响和能量而言，我看它连中国足协都赶不上。所以我也不明白，为什么总有人把入不入作协那么当真。
多年前曾有人提议“解散作协”，说作家应该自食其力，不能靠纳税人供养。我看这话才涉及到了起码实际的问题。一个作家理当要靠作品说话。尽管契诃夫的小说并不能直接改变俄罗斯人民的苦难现实，但雅尔塔的那个码头工人却相信那一巴掌打俄罗斯良心之上，这就是我为什么在知道契诃夫这些俄罗斯的作家通常并不能改变什么，却依然尊敬他们的原因。
2000年10月29日星期日
原载:羊城晚报
有则俄罗斯的轶闻讲：在雅尔塔码头的轮船上，有个豪强当着契诃夫的面打了一个搬运工的耳光，挨打的搬运工竟指着契诃夫喊道：“你以为你是打我吗？你打的是他！”
尽管我对俄罗斯文学的伟大传统，对契诃夫、屠格涅夫、索尔仁尼琴这些代表社会良心作家一向敬佩有加，但我还是很怀疑那轶文的真实性，而且一直有个挥之不去的联想：那记耳光真的打到契诃夫脸上又会怎样？可能也是白打了。
那则轶闻为什么没交待契诃当时的反应？我想原因就在于此。
契诃夫又能怎么样呢？如果他想为那个搬运工伸张正义，写小说是很难产生效果的。也许他可以像一个有正义感的记者，立即给报纸写一篇报道或评论。不过看看今天的社会新闻就知道，这样的事根本不值一提，比这严重得多的事情报纸都登不过来。何况在那些恶霸豪强眼里，作家算个屁。
几年前，剧作家吴祖光为两个在国贸商场被侮辱损害的青年女子表示了一点不平，结果坐上被告席。这就是现实给出的实际答案。虽然吴祖光最后赢了官司，但他却感慨说，自从被扯进这场长达一年多的官司后，心乱如麻，什么事都干不成了。我想，契诃夫真要代表那个搬运工吃一记耳光，最大的可能也就是不胜惊怒，很长时间干不成事的。
岂止是契诃夫，就是那个写下著名的《我控诉》的法国作家左拉，最后不也是被“官司”追得东躲西藏好几年么。
其实要想弄垮一个作家是很容易的。因为契诃夫们所拥有的只是些“软道理”；他们面对的对手却往往有许多“硬道理”。当年报纸就纪录
那个律师的一个厚颜无耻的说法：国贸不怕打官司，国贸有的是钱。
自古有道是：“火到猪头烂，钱到公事办”。钱多就是“硬道理”。何况有些人手中掌握的“硬道理”并不只是钱。
现在说说一个最新的同类事件。湖北荆门市沙阳县有个马良镇，马良镇有个居民王定国。“王定国”的名字实在大而不当。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新闻报道说，有几个村干部（还不是本村的）以收提留款利息的名义，把他一家三口打得当街跪下，他们不得不磕头求饶。一家之不能安，何来“定国”。
当此之时，作家能干什么？替他们当街跪下挨打？还是像记者那样写篇报道？选择后者当然是现实可行的方案，但马良镇的黑帮们并不在乎这个。他们手中都有许多“硬道理”，他们的“硬道理”就是胡作非为，把农民打得当街跪下，你不能把他们怎么样。就像陕西咸阳的前副市长王保京，狂妄地当众拔枪对空射击，要与《中国青年报》血战到底，至今也没人把他怎么样。
事实上，马良镇黑帮们的表演一点也不比王保京之流逊色。
在马良镇，有个人大主席团副主席邓念彪。你猜这个副主席对记者怎么说？他说：“中央减轻农民负责是姑息刁民，会搞垮基层组织，损害基层干部利益，你们记者就是同中央一个鼻孔出气。”
常识说，在中国，全国人大是最高权力机构。各地人大相应地自然是当地的最高权力机构。但马良镇的“人大”究竟是谁家的人大？这样的权力机构不替老百姓撑腰，却以欺压老百姓为能事，不是黑帮组织是什么？
面对邓念彪之流，左拉式的《我控诉》确实太苍白了。不但太苍白，说不定还可能像吴祖光那样，不但被送上被告席，还被作协某个头目公开怒骂为“把民事纠纷政治化”。
去年于光远先生曾宣布暂缓加入作协。理由是不能与吹捧胡万林的柯云路为伍。有人为此大喝其采。但本人曾表示过一点不同看法。中国作协又不是什么天然的圣殿，它不过是类似于中国足协的民间社团组织，出了几个流氓滓子有什么稀奇。个人的不屑是个人的自由固然无可诽议，但要作为普遍的正义主张来宣扬就得商榷了。除非这种社团组织本身就是黑帮组织。中国作协自然不是黑帮组织，但我这局外人也着实不知这组织究竟有什么社会功能。若就社会影响和能量而言，我看它连中国足协都赶不上。所以我也不明白，为什么总有人把入不入作协那么当真。
多年前曾有人提议“解散作协”，说作家应该自食其力，不能靠纳税人供养。我看这话才涉及到了起码实际的问题。一个作家理当要靠作品说话。尽管契诃夫的小说并不能直接改变俄罗斯人民的苦难现实，但雅尔塔的那个码头工人却相信那一巴掌打俄罗斯良心之上，这就是我为什么在知道契诃夫这些俄罗斯的作家通常并不能改变什么，却依然尊敬他们的原因。
2000年10月29日星期日
原载:羊城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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