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之远征日本的轰炸

抗日之远征日本的轰炸 一、计划酝酿

1930年代是世界航空技术发展的黄金时代，科技进步推动着各类飞机性能不断提高。在中国，无论军方，还是民间，都一直有志士仁人在谋划利用飞机这一当时新式武器打击我们的死敌——日本侵略者。在意大利杜黑制空权理论的战略轰炸论思想和国民政府聘请的外籍军事顾问、空军教官的影响下，国民政府也逐步认同了对日空袭的想法。1936年底，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参谋本部制定了1937年度的《国防作战计划》，该计划分为甲、乙两案。在甲案的“作战指导要领”中，向空军要求“准备全部重轰炸机袭击敌之佐世保——横须贺及其空军根据地，并破坏东京——大坂各大城市。”在乙案中也要求“准备用全部重轰炸机队袭击敌之资源地、海空军根据地，如东京、大坂、横须贺及佐世保军港，并辽宁兵工厂、台湾，以获得我空军行动之自由。”从这两个方案中，均可以看出当时我国力图在战争初期消灭或瘫痪日方重要工业基地和空军基地，至少保证我方陆、海军行动不受敌优势空军干扰，同时夺取制空权。

完成这个计划最需要的是能够从我大陆飞抵日本本土的远程轰炸机。抗战爆发前夕我空军8大队为轰炸机大队，辖第10、19、30中队，配属有意大利萨伏亚S-72轰炸机6架、美国道格拉斯O2MC轻型轰炸机6架、德国亨克尔He-111A轰炸机6架、福克·伍尔夫W-14轰炸机1架、美国马丁-139WC轰炸机6架。能够轰炸日本的飞机中只有萨伏亚S-72和马丁-139WC，航空委员会于1937年初将萨伏亚S-72的飞行员集中于南昌青云蒲，为计划中的对日开战前远征日本做战前训练。之后又调杭州、上海进行海上飞行训练和无导航条件下盲目飞行。但是，经过抗战初期的3个月血战，中国空军损失惨重，大部分指挥、保障体制都被打乱，处于混乱中，前线更需要争夺制空权和对地战术轰炸支援。因此这一计划暂时搁置，等待时机。

虽然远征日本计划没有立即实施，但由于国民政府和空军都需要有一个能够振奋民众的行动，同时一杀日本方面的气焰，加之蒋介石对空军轰炸日本本土的计划一直十分关注，因此，1937年9月，中国军事代表团赴苏联洽谈军事援华问题时，受到了蒋介石的密令——务必购买可以用于轰炸日本的重型远程轰炸机。甚至早在8月20日，《中苏互不侵犯条约》签定前一日，时任中国驻苏大使蒋廷黼（fu3）便接到蒋介石密电：“沈德燮（xie4）处长想已到莫，请兄介绍其与俄政府洽商飞机交涉，现最需用者为驱逐机二百架与重轰炸机双发动机一百架。”此重轰炸机100架即为拟用于轰炸日本的远征任务的。

10月份，苏联对华军事援助协议中的6架ДБ-3(TB-3)重型轰炸机按照计划飞抵兰州。10月31日，这些当时中国空军最大的飞机甫一到达，便立刻开展了对原第8大队飞行员的改装训练。经过1个月的强化训练，11月30日，5架ДБ-3由兰州经汉口飞南昌，继续进行训练，准备在南昌完成训练后进行对日本战线深远后方的轰炸。可是，日方的情报也早已得知中国空军装备这种大威力的远程轰炸机，欲除之而后快。12月13日，日机空袭南昌，在我战斗机部队不能保证机场安全情况下，ДБ-3疏散到江西吉安机场，但是日机尾随而至，当场炸毁2架，炸伤2架。由于ДБ-3体形实在太大，目标明显，为了保存珍贵的远程轰炸力量，经过抢修，剩下的3架ДБ-3于25日飞返兰州。后来，由于备件缺乏和航空委员会的决策问题，ДБ-3在中国战场也没有担当起它本身的战略轰炸任务，只作为运输机使用，碌碌无为的虚了在中国的日子。

待中国空军接收了大批苏制飞机，恢复了战斗力之后，1938年初，远征日本的计划再次提上日程，由于8大队10中队的萨伏亚S-72轰炸机自开战以来一直用于运输，所以成为唯一完整保存下来的轰炸机部队，加之本来也计划用该机远征，因此在汉口再次进行训练，但萨伏亚S-72毕竟老矣，技术状况也不佳，在出过几次空中特情，1架飞机飞掉了机头发动机后，航委会不得不决定取消用萨伏亚S-72轰炸日本本土的计划，改选其他合适飞机。

二、短命的外籍第14队

自抗战爆发以来，美、英、法、荷等国的多名冒险家、志愿者先后来投效中国空军，经过考核，有7名飞行员、4名机械员签定了合同，后以他们为核心于1937年10月在汉口组织了“外员队”，1938年1月由于原中国空军2大队14中队飞机损失殆尽，遂改称第14队。辖有新到货的第二批马丁-139WC轰炸机4架（注1）、伏尔梯V-11轻轰炸机7架和刚刚从前线淘汰的洛斯诺普Gamma2E轻轰炸机。从实力上看，还是比较可观的，但这支杂牌队伍的指挥管理始终是个大问题。在军令系统上，14队即不属于2大队，也不归属空军前敌总指挥部，无形中却由美籍顾问陈纳德指挥，陈又听命于航委会秘书长宋美龄。所以空军前敌总指挥部既不能指挥14队，也无法命令陈纳德，造成了这批外国人的放任自流，从头到尾只执行过2次任务，我中国空军方面本希望由他们进行远征日本的轰炸，但是外籍队员称这一任务有去无回的可能性最大，所以要高价报酬，以至无法让我接受。针对这一情况，航委会决定收回飞机，由中方空勤人员来执行这一任务。

当时能够担负这一任务的飞机惟有美国马丁-139WC了，可这些飞机还在14队外籍人员控制下，要想无条件调出，并非易事。恰在此时，编在委员长侍从室的专机飞行员徐焕升上尉（注2）自告奋勇的提出由他负责重新组建远征队的具体事宜，并设计从洋人手中夺回飞机。他的提议得到通过，并被授予14队队长一职。在决定夺机之后，徐焕升便常常穿着长袍无所事事的在王家墩机场跑道上闲逛，让外籍队员以为他很少执行空勤任务，解除他们的戒心。

1938年3月16日，中方制造了一次假空袭警报，命外籍飞行员将马丁-139WC飞四川成都，徐焕升也混在其中1架马丁的后座上，外籍飞行员还以为他是搭便机办事的。飞机一到成都凤凰山机场，外籍人员离开机场后，徐便立即布置地勤人员抽除飞机上所有余油，派出卫兵站岗，任何人不得接近。

次日外籍队员回到机场发现这一情况，勃然大怒，甚至拔枪相向。徐焕升只好躲开，次日以书面形式告知洋人自己接收飞机的依据和决心。（注3）外籍队员们失去了要价的凭借，也只好接受遣送汉口的安排，而一到了汉口之后，航委会立即以作战不力、军纪涣散为由解散了这支雇佣兵，14中队重新恢复为纯粹中国人的编制序列。

三、砺兵沐马

徐焕升接手飞机后，立即通知在汉口中央公园湖心亭待命的预先选拔好的14中队人员，他们立刻赶乘1架He-111A轰炸机飞抵成都，在少成公园旁的小洋房里报道，着手远征的准备工作。1938年3月中国空军重新制订了《空军对敌国内地袭击计划》，准备以宁波、诸暨两机场为出发根据地，选定日佐世保军港和八幡市为目标，经过计算，若从宁波起飞，至八幡的距离为980km，马丁139WC往返时间约为6小时。

为了执行这次远征，航委会又特别从第8大队19中队调来以佟彦博副队长为首，飞过马丁-139的飞行员。他们原来就是隶属第30马丁机中队的，而且几乎都是航校3期的同学，彼此配合默契。为了增加选择的余地，又召集了蒋绍禹、苏光华等航校4期生。在徐焕升率领下，开始对马丁机的性能进行摸索测试。为了行动中保密起见，从汉口调来的通信员吴积冲利用自己以前在国际电台就职时所学，与另一名通信员陈光斗合作编制了一套电文密码，这又成为中国空军史上一个创举。

马丁139WC的航程虽大，但是到日本后返航途中多半会遭遇日本人的追击，不一定能够在沿海的前出机场着陆加油。同时考虑到仅靠两机使用炸弹空袭难以取得震撼效果，遂决定改投传单，以宣扬我国抗战意志，唤起日本民众觉醒。同时我徐州会战结束，台儿庄失守，也需要一个重大的胜利来鼓舞国人的斗志。因此将马丁轰炸机的炸弹舱改装为一大型油箱以增加航程。

由于浙江境内机场大多为敌所破坏，因此，航委会秘密责令宁波、诸暨当地政府修复机场，运入油料、弹药。此次远征作战，大部分时间均为海上飞行，无论在航行指挥、空地联络还是气象报告方面，都极度依赖于通信保障，于是，中国空军决定在马丁轰炸机上加装短波通报机和无线电定向仪，并在地面电台配以相应的长短波无线电机。但当时全中国空军的飞机都没有定向仪这一设备，航委会只好与中德合资的“欧亚航空公司”洽谈，从其容克斯Ju-52运输机上卸下德律风更定向仪，改装到马丁轰炸机舱内。同时航委会也全力配置地面导航台站，由汉口经南昌、衢州及宁波为主线，而长沙、温州及丽水为辅线。第14中队在这7个电台都派出通信员协助导航。同时，为了加强无线电定向的有效距离，中国空军还命令各地长波广播电台预先准备，以备必要时使用。

经过在成都凤凰山基地1个多月的秘密训练，基本上拟订了由徐焕升、佟彦博、梅元白等3个机组执行任务。最后敲定，由徐焕升1403号机组（徐焕升正驾驶、苏光华副驾驶、刘荣光 注3 领航、吴积冲通信员）和佟彦博1404号机组（佟彦博正驾驶、蒋绍禹副驾驶、雷天春领航、陈光斗通信员）执行任务，另安锡九、陈衣凡驾中国空军仅剩最后1架He111A轰炸机1902号担任后勤支援运输。于是他们便一同飞到汉口王家墩机场，计划在5月中旬选择一天月夜执行远征任务。

由于当时技术条件的限制，对日本轰炸必须选择一个月光皎洁的夜晚，才能供飞行员依靠目视飞行、导航并发现地面目标。所以，远征机组的成员都在期盼一个好天气。而5月间正值长江流域梅雨季节，气候变幻莫测，而我方又没有日本本土气象资料，惟有逐日抄录东亚各地气象报告进行推测，经过数日归纳的结果是：在月圆望月前后难以出现良好天气。由于武汉战局日紧，一旦延迟不知道还有没有机会执行远征。因此徐焕升队长干脆直接飞赴前进基地宁波，依靠自己长期海上飞行的经验从当地直接观察、推测东海洋面气候变化。

1938年5月19日，依照农历月亮将转入下弦，就要进入夜间飞行所需亮度的最低限。大家正在着急，下午14：00，航委会突然接到徐焕升从前沿发回的电报：请示立即执行任务。留在汉口的飞行员们接到通知后，马上赶往机场准备，2架马丁轰炸机于15：23由王家墩机场起飞，按照预先计划，先向南直飞以避开长江沿岸日军的耳目，然后转经南昌、衢县于17：55飞抵宁波社栎（li4）机场，由于此刻天色尚早，而海岸外还有日方船只游荡，因此，全体人员不做声色的进城休息，并在一家饭馆进晚餐。

四、跨海东征

1938年5月19日半夜23：30，远征队徐焕升队长下令出发，两个机组登上早已准备好传单的1403、1404号马丁轰炸机，秘密起飞。而为了保密，地面上连送行的人都没有。起飞后各机迅速熄灭机内灯光，为了防止被舟山群岛日军防空警戒哨发现，机队自宁波出海后先转向南，然后照准日本九州飞行。此刻徐焕升交代吴积冲发出了第一份电文：

“职谨率全体出征人员，向最高领袖蒋委员长及诸位长官行最敬礼，以示参与此项工作之荣幸，并誓以牺牲决心，尽最大努力，完成此非常之使命！ 徐焕升 皓”

此后，两架马丁机飞行员便依靠宁波电台发射的定向长波声音大小来判断前进角度，无线电员则收听上海徐家汇电台所广播的英语沿海天气预报来推测航道上气象条件。过了午夜时分，为了使地面了解机队动向，徐焕升又于00：35拍发密电：“云太高，不见月光，完全用盲目飞行。”

继续飞行1个小时左右后，云层高度逐渐降低，两架飞机拉起机头跃居云上，让皎洁的月光照入机舱。1938年5月20日凌晨02：20，夜空中出现了地平线，空勤人员赶快查证航图，认定那就是日本九州！马丁轰炸机进入陆地上空后，立刻清晰的发现一座城市，据推算，这应该是熊本市，于是两架马丁机上的通信员陈光斗和吴积冲立刻开始将各自尾舱内的麻袋搬出，从舱板下的方形射击孔投出，一份份传单像白色的炸弹，纷纷扬扬的飘向日本这个野蛮残暴的蛮夷之邦。

两架飞机以熊本为起点，向北做大圆弧飞行，途经久留米时还可见地面灯火，但到达福岗以后则实施了灯火管制，全城一片漆黑，说明日本人已经察觉了。

在投布传单途中，1403号机上副驾驶苏光华与通信员吴积冲一起搬卸传单，由于吴积冲体形高大，不小心触动后座操纵杆，飞机开始下滑。而前舱的徐焕升和刘荣光2人以为后方发现日本飞机追赶，是副驾驶正在俯冲规避。徐焕升便放开操纵杆，让飞机由后座操纵，于是，飞机便无人控制向下俯冲。直到徐焕升发现飞机已经到了危险高度，才觉察有误，又握住操纵杆向高空爬升，化解了一场致命的误会。但此刻1403号机已经远远的落在僚机后面。两架飞机各自完成最后一段航程，4时许，先后从长崎附近脱离日本领空出海。回望日本，人人都不由轻松了些许。但是，大家的心情还是不能放松，因为身后东方洋面上已经泛起朝霞，一旦天色转亮，马丁轰炸机便失去了躲避日本战斗机的最后屏障。接近大陆后，云层渐厚，气象恶劣，两机为云层所隔，彼此无法照应，机上电台呼叫也不灵，只好通过地面电台指挥航向并沟通两机消息。不久又遇上了恶劣气流影响，飞机在毫无预兆情况下会突然骤降高度100m以上，必须费大力才能拉起，但紧接着下一波气流又袭来，让两架飞机上的人员担心不已。当他们再度与地面电台取得联系后，却被告知浙江沿岸日军基地已有敌机起飞，所以不得不绕行，这样又使马丁机的返航时间比出航多花了一个多小时。

1938年5月20日08：40，1404号机先行经宁波在江西玉山降落，这里只有1座小型备用机场，连加油都只能靠人力用小桶注入，大家都十分焦急，生怕日机随时前来空袭。而09：24，1403号机也经临海在南昌落地，这里有担任后勤支援的1902号He111A轰炸机接应，一切要顺利的多。所有远征队员都得到通知前往汉口汇合。

11：30，两架马丁139WC轰炸机在空中编队后，降落在汉口王家墩机场，地面上人山人海，国民政府行政院长孔祥熙、军政部长何应钦，中共中央和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代表周恩来、陈绍禹、吴玉章、罗炳辉等也亲自来到机场迎接。8位飞将军落地后被欢乐的人群抬到了机场总站前，接受大家的欢迎。

会上，孔祥熙致辞曰：诸位实为中华民族空军历史上创一新记录！新任航委会主任钱大钧表示：我们不能因此就骄傲自满，我们中华民族一天不解放，我们的重要任务就一天没完成！中共中央代表陈绍禹表示：我们听了这个具有国际和历史意义的胜利消息，万分欣慰。

五、巨大反响

实际上，5月20日凌晨，两架马丁轰炸机还在飞返祖国途中，我国电台就已经开始对外广播这次行动的成功了。04：52、05：50，武汉、长沙电台先后广播中国空军远征日本的捷报。5月21日夜，武汉电台又用日语向日本人播送了这一重要消息，随即全国报纸都用大字标题作为头条刊出这一消息。著名的《抗战》三日刊，在1938年5月23日第74期上刊出了邹韬奋先生的《空军远征日本与新的抗战力量》文章，同时该刊著名评论家余仲华在同期的“战局动向”中指出：传单给日本一个警告，百万张传单可以变成百万吨炸弹！又引用英报评论：传单之力，胜于炸弹！《大公报》也于5月21日以大字标题刊出“空军初次远征日本，在九州各地撒传单。”同时发表《空军夜袭日本的社论》。

5月22日，周恩来、陈绍禹、吴玉章、罗炳辉等同志代表中共中央和八路军，前往汉口航空委员会，向英勇的空军勇士们表示慰劳，并赠送锦旗一面，上书：

我空军首次远征日本纪念

气吞三岛，威震九州

蒋坚忍代表空军特意招待了中共代表，最后周恩来发表讲话：“我国的空军，确实是一个新的神鹰队伍。正因为他们历史短而没有坏的传统，所以民族意识特别浓厚，而能建树了如此多的伟大战绩，这更增加了我们的敬意。” 

中国空军远征日本，不仅得到国内媒体的称赞，也同时得到了世界各国的称道。苏联《莫斯科新闻》称：“……最惊人的是中国空军成功的发展，创造出许多光荣的战绩，并完成远征日本的艰巨任务。中国空军在抗战中占重要地位，无疑在将来要充当更重要的角色。”英国《新闻记事报》社论称：“中国空军日前飞往日本散发传单，唤醒日本人民推翻军阀，此事意义极为重大，亦饶有趣味。”美国《华盛顿邮报》称赞中国为人道远征，“中国空军报复日机之轰炸为散布传单，与日本之文明相较，实令日本置身无地。”

我中国空军夜袭日本本土，投下大量传单，彻底打破了“大日本神圣领空不可入袭”的妄言，这是日本有史以来第一次遭到外国飞机的入袭，大灭倭寇之嚣张气焰！鼓舞了中国人民坚持抗战的斗志和决心，同时，也向全世界人民证明了中国是爱好和平的国家，中国人民是爱好和平的人民。向匪酋裕仁宣布了英勇的中国人民要把抵抗野蛮侵略的斗争进行到底的决心（注5）。同时，中国空军的战斗力也得以为国际公认，中国飞行员的能力乃至中国人的水平也得到了国际承认，这对于提升我国际地位也大有裨益。而这次行动的指挥官徐焕升也因此得以挤身世界功勋飞行员之列。美国《生活》周刊指出：“徐焕升是先于美国陆军杜力特少将轰炸日本的第一人……”并将徐焕升列为当时世界12位战功卓著的飞行员之一。这是中国空军战绩为国际公认的一例，也是中国人的光荣！

1938年中国空军对日本的轰炸，由于飞机性能、数量的限制，没有能够投下炸弹，一洗我同胞惨遭倭寇屠戮的血债，所谓的日本人民也很快就忘记了我们的呼吁：起来推翻好战的军阀。继续心甘情愿的把自己的命运和他们疯狂的领导人，还有这个变态的国家的命运绑在一起。他们以为凭借小小岛国的区区之力，就真的可以灭亡我中华，挑战世界。在杜立特的B-25的炸弹投向日本之前，在从中国起飞的B-29燃起的大火焚烧了他们的自信之前，没有人怀疑过这一点。甚至广岛、长崎上空原子弹的蘑菇云也不能改变他们中间部分变态狂的妄想。直到50多年后的今天，一些“日本人民”还在参拜着象征他们侵略武功的靖国神社，还在否认着他们当年的暴行。对于这种有着豺狼天性危险的民族，对于这种不到黄河心不死的民族，我们惟有准备好猎枪，警惕的保卫自己的和平生活，时刻准备，用血与火的现实，来唤醒他们的“民众”！

注释1：

马丁139轰炸机在中国

1936年6月，南京政府掀起了为蒋介石50岁生日祝寿募捐购买飞机的“献机祝寿”热潮，在全国人民积极要求抵御日本侵略者的形势推动下，到10月底，全国各界和个人捐款达到650余万元（当时法币与美圆比值为3.75：1，合173.3万美圆）。本文作者之一陈应明先生当年在广东上学时也曾经向广东空军捐过款购买霍克III，陈先生祖父个人捐款达100元之多（当时一个普通3口人家一月生活费用为3元）。航空委员会将部分捐款用于购买飞机，其他多数存入银行吃利息。马丁139就是用此款向美国马丁飞机公司订购的，不过其中又有一番故事：本来广东空军购买了3架，但是还没有交货便发生了广东空军集体北飞投奔中央空军的事件，因此等到交货时，飞机便成为了中央空军的了。后来毛邦初等军事代表团出访美国，马丁139的先进性能再次引起了中国空军的注意，遂再次订购6架，一共9架。1937年2月，首批6架飞机的散件运抵上海，在虹桥机场附近工厂内装配，另外3架于同年8月运抵。

马丁139WC双发重型轰炸机是当时美国正式投入使用的标准机型，美国军机代号马丁B-10B，出口代号马丁139W，“C”是卖给中国的添加代号。它带有当时先进的封闭座舱和旋转炮塔，速度几乎和当时战斗机相当！中国空军得到该机简直如获至宝。立即成立30中队，直属空军司令部，人称“马丁中队”所属人员基本由中央航校3期毕业生组成，他们在其他部队都已经担任中队长以上职位，到了马丁中队后屈为普通队员，但人人都以能够进入马丁中队而感到荣耀。

虽然马丁轰炸机被中国空军视为国宝级飞机，但在抗战初期，由于指挥配合失误，短短3个月内便无谓的损失了4架宝贵的马丁轰炸机，12名空勤人员。遂将剩余飞机和新到货飞机划入第14国际中队。

注释2：

徐焕升早年就学于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第6期，后1928年10月选入该校航空队第1期飞行，1929年被派往汉沙航空公司学习长途海上飞行。归国后，由于专业特殊，进入委员长侍从室与老牌飞行员田曦共司蒋介石专机驾驶。

注释3：

徐焕升给14队外籍人员的遣散信原文现存美国圣地亚哥博物馆，存在于当时由14队成员Elwyn h·Gibbon所收藏信件中，其中2张信纸便为徐焕升亲笔向外籍人员的解释：

致马丁飞行员们：

你们将搭乘欧亚航空公司的飞机，于两天后顺利返回汉口，那里还有别的任务等着你们，而马丁轰炸机则由本人负责接管；这个命令已由汉口的航委会下达，原本今天下午我正准备到你们的住处告知此一命令，但你们却以粗暴的态度对待我，甚至想要揍我！因此我无法向你们言明此事。

希望你们能够心平气和下来，我个人非常钦佩诸位，因为你们协助我国从事抗战，但希望你们不要掏手枪动粗，因为那有违你们善良的本意。

现在诸位在此的任务已告完成，其他的工作则在汉口，所以希望各位在那儿工作愉快，并祝幸运！

中队长 徐上尉

1938年3月17日

注释4：

刘荣光留在大陆，后在广东恩平县政协任职，前几年笔者陈应明先生还和他畅谈过当年跨海征讨倭寇的经历。

注释5：

日本方面的反应

1938年5月20日清晨，日本九州岛上的熊本与宫崎两县境内，有多名民众拾得飘散的传单，其内容计5份，分别为：

中华民国中日人民反侵略大同盟告“日本人民”
中华民国外交协会告“日本政党人士”
中华民国农民协会告“日本农民大众”
中华民国总商会告“日本商工业者”
中华民国总工会告“日本的劳动者诸君”

内容中举出日本鹿地宣夫妇为例，他们因正义感和爱好和平，所以毅然为中国方面宣告，告知日本百姓战争的惨祸，并呼吁两国人民应该携手推翻日本的法西斯军阀。

当时日本国内正在为攻克徐州而庆贺，不料突然出现反战传单，日保安部门立即全体动员对辖区内进行地毯式搜索，共拾得传单1520份，甚至还将这些传单的样品交给“王子制纸”八代木工厂进行化验。分析出成分并非日本国内生产，并推断他们是由加拿大太平洋沿岸的造纸厂生产的。也正式证明这些传单并非本地散布而系空投的。日本各大报纸纷纷报道，最有影响力的报纸之一《朝日新闻》5月21日刊出：“支那？怪飞行机九州はゐ，反战ビテ撒き遁走”

由于我中国空军马丁轰炸机出现时，日太刀洗基地临时中队的战斗机毫无反应，因此造成当地民众的恐慌不安，而在10天后，《朝日新闻》还绘声绘色的报道再度发现“不明机”。日本西部防卫司令部也于5月30日22：52至次日01：30在九州全岛和本州的山口县释放空袭警报。当然这天中国空军没有任何行动，这只是倭寇风声鹤唳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