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现代语境中的历史客观性问题

作者：董立河
求是学刊 2008年3期
摘要：历史客观性问题是批判的历史哲学中最重要同时又是最棘手的一个主题，它更是后现代历史哲学中的核心问题。后现代历史哲学从语言的角度解构和颠覆传统历史学的客观性概念，将历史客观性问题转化成了一个语言哲学的问题。在它看来，不存在某种历史学家可以接近的真实和实在，历史本身不过是历史学家虚构的、修辞的、文学的或审美的建构。实践唯物主义语言观是我们理解后现代语境下历史客观性问题的有效指南，也是我们批判后现代历史学的有力武器。
关键词：后现代历史哲学；传统历史学；历史客观性
作者简介：董立河（1966—），男，山东利津人，哲学博士，中国石油大学人文及社会科学部副教授，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西方哲学和西方历史哲学研究。
中图分类号：K0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7504（2008）03-0042-05收稿日期：2007-09-12
沃尔什在《历史哲学——导论》中指出，历史客观性问题是批判的历史哲学中最重要同时又是最棘手的一个主题［1］（P95）。我们同样可以说，历史客观性问题也是后现代历史哲学中最核心的主题。从某种意义上说，后现代历史哲学的最终目的就是解构和颠覆传统历史学的客观性概念。后现代主义者无论是分析历史文本，还是极力彰显叙事和隐喻在历史学中的重要作用，其目的都在于此。后现代历史哲学从语言角度解构和颠覆传统历史学的客观性概念，将历史客观性问题转化成了一个语言哲学的问题。我们理应在后现代语境下重新思考历史客观性问题。
一
诺维克认为：“专业历史学冒险的真正核心是‘客观性’的观念和理想。”客观性的成分主要包括以下内容：客观主义“赖以确立对过去的实在性，对与那种实在相符合的真理的承诺和假设；事实与价值之间；首先，历史与虚构之间的……严格区分。历史事实被看做优先并独立于解释……真理是‘一’，而不是根据观点而多样化的。历史中存在的无论什么模式都是‘发现的’，而不是‘创造的’……客观历史学家的角色是中立的或无利害关系的法官；绝对不能堕落成辩护人，或更糟，成为宣传者。人们期待历史学家的结论显示平衡和不偏不倚的标准评判性质……使历史专业免受社会压力或政治影响，以及个体历史学家避免偏袒党派及偏见……史学家首先要忠诚于‘客观的历史真相’，忠诚于共同的承诺”［2］（P1—2）。诺维克这段话描述的是启蒙运动以来大部分历史学家追求客观性的“崇高梦想”。它提倡的是一种中立、无主观价值标准的科学客观主义。根据这一梦想，所谓客观性，就好像要让研究者进入一种催眠状态，将头脑洗净，把脑中的镜子擦亮，把镜子对准探索的目标。比如，以兰克为代表的19世纪历史学家注重档案研究和原始资料，强调文献的真实性和证据的可靠性，鼓励历史学家尽可能地客观和公正。在他们看来，历史学是一种以事实的重构为基础的实践，通过事实的重构我们可以接近过去实际发生的事件的真相。这一观点曾被柯林伍德称为“幼稚实在论”。
在历史客观性问题上，现代历史学家埃尔顿坚持说：“历史学的目的是理解过去。而要理解过去，我们就必须充分尊重过去本身的是非曲直。”［3］（P229—230）历史学家的工作就是通过研究过去遗留下来的证据发现过去的真相。确立历史事实理应成为历史学家的主要职责。他还认为，历史学家对有关历史事实的分歧实际上反映的是一个历史学家对资料的认识深度问题，而不是一个观点和立场问题。历史学家不应该根据自己的观点去预先选择证据。只要历史学家选择具有一般性的主题或研究领域，根据过去自身所提出的问题，广泛地收集资料，认真地解读资料，严格忠实于资料，那么，他们就完全有可能在历史撰写中防止偏见和个性的渗入。总之，历史客观性就是不偏不倚地阅读文献，然后运用这些文献、根据过去自身的情况重构过去。
二
后现代历史哲学家对这种朴素的客观主义进行了激烈的批判。在他们看来，不存在某种历史学家可以接近的真实和实在，历史本身不过是历史学家虚构的、修辞的、文学的或审美的建构［4］（P161）。这种对历史学的“美学化”倾向明确体现在后现代历史哲学家海登·怀特的著作中。对传统历史学家而言，怀特的历史哲学是一个历史学、哲学和文学的混合体，而且文学和哲学的成分要多于历史学。安克斯密特也论证说，历史学家总得使用隐喻来创造历史的形象 。在凯尔纳那里，现代历史学是对把历史学看做一种修辞学形式的前现代历史学观的一种歪曲 。
后现代主义者认为，描述历史的语言是成问题的，因为文字缺乏照片的那种不变的确切性，因此会像变色蜥蜴一样，随读者不同而改变意义。他们把历史学逐出知识大门，宁愿将它放入文学领域，和诗歌、小说并列，从而把它归为一种文学样式。对以海登·怀特为代表的后现代主义者来说，历史学与哲学之间或者历史学与文学之间没有明确的界限。所有的历史作品都是美学的和哲学的，其意义都是由历史学家根据自己的感受和意向赋予它们的。在他们的眼中，被传统历史学家视为过去实际发生的事件都不过是“文本”。历史学家可以像文学批评家评论诗歌或小说那样去分析、注释和阐释这些历史文本。历史文本也像文学文本一样，充满了不确定性、矛盾和反讽，因而历史学家可以随意对之进行 “文本化”、“语境化”、“再文本化”和“互文本化”［4］（P162）。在后现代主义看来，历史都是用文字编造出来的话语或叙事，无法触及那些存在于细密无缝的语言织绣之外的独立事物。按海登·怀特所说，历史学家“并不是建立其他人可以援用的知识，他们是在制造一种关于往事的话语”［5］（P184—185）。
在后现代主义看来，现代历史学具有很大的欺骗性，因为在它的表面的学术注脚和事实的伪装后面隐藏着意识形态结构。为了消除传统史学的神秘性，后现代主义不仅要暴露它的意识形态内涵，而且还要揭露那赋予历史学以虚假可信性的方法论。也就是说，后现代主义肩负着双重使命：它一方面要把历史学从专制意识形态的桎梏中解放出来，另一方面还要将它从虚妄的方法论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但这还不是后现代主义的最终目标，它的最高使命是将我们从根深蒂固的实在和真实性的观念中解放出来。
三
历史哲学的“语言学的转向”对历史学的理论研究是有意义的。这种转向把重点转到历史学家表述了什么和怎样表述的问题上，揭示了历史语言的非透明性和意识形态性，从而拓展了历史学研究的视野。这种研究击中了朴素客观主义或抽象经验主义的要害。的确，抽象经验主义把历史文本与历史事实之间的关系以及历史认识的性质简单化了，想当然地认为历史语言能够像镜子那样再现历史实在，没有认识到历史认识过程的复杂性。实际上，正像后现代主义者所指出的那样，历史写作的风格、文本语言、语境等再现历史的形式不应该仅仅被看做一种解释的形式，它们本身也的确具有某种意义和内容。
我们同意伊格尔斯给予后现代历史理论的肯定。他认为，后结构主义者“很正确地提出了这一论点，即历史作为一个整体来说并不包含任何内在的统一性或一贯性，每一种历史概念都是通过语言而构成的一项建构，人作为主体并不具有任何脱离矛盾与模棱两可之外的完整的人格，而且每一种文本都可以用不同的方式来阅读和解说，因为它并不表示任何毫不含混的意图。福柯和德里达有着很好的理由指出了语言的政治含义和其中所固有的权力的等级关系。这些渗透在全部人生之中的矛盾，就迫使观察者去‘解构’每一种文本，以便揭示出其意识形态的成分。每一种现实都不仅仅是通过言谈的话语去与人交流，并且也以一种极其根本的方式就由它们所构成”［6］（P152—153）。因而，我们认为，历史学家应该认真地对待这种后现代主义语言理论。他们完全可以把最新的语言理论成果应用到自己的历史思想和写作中去，这有助于他们突破陈旧的思维定式和僵化的研究路数。另外，我们认为，后现代主义还迫使历史学家反思他们工作的性质，开辟阅读文本的新方式。它也提醒历史学家，在历史实践中要慎重考虑自己的写作风格，促使他们更仔细地考察文献，更认真地对待表面现象，重新思考文本和话语等问题。
后现代语言理论对哲学和历史学都提出了挑战，接受这一挑战必定使学术研究进入一个更高的层次。历史学和哲学问题都有话语和语言的层面，对语言的深入研究，必将从深度和广度上把学术研究推向一个更高的境界。但是，我们认为，后现代历史学的立论是不能成立的。如果使研究仅仅停留在话语和语言的范围内，那么我们得到的就只能是话语和语言，这势必会妨碍人们对历史学的理解。后现代主义是建立在对语言本质和功能的错误观念之上的，它与历史学家的职业直觉和信仰明显相悖，也不能够对历史学的性质作出适当的说明。我们决不能落脚在后现代主义的结论上。
尽管在后现代主义的批判和解构下，基础主义认识论已呈衰落之势，但这并不能成为我们抛弃真理和知识观念、拥抱相对主义的理由或借口。虽然知识具有一种笛卡尔式基础的观念已成明日黄花，但是大部分哲学家仍然以追求真实知识为己任，依然坚持对逻辑、证据、客观性和理性的信念。像几乎所有的物理学和生物学家一样，历史学家基本都是自然的实在论者，几乎都是真理符合论的信奉者。这是他们多年研究历史的必然结果。几乎所有的科学家都相信，自然界中事物存在的方式独立于人类的心灵和语言，而且，只要科学程序是合理的，他们就可以基本了解自然界的真实面目。同样，大部分历史学家也想当然地认为，过去事件并不依赖于人类思考和研究它们的方式而存在，他们所研究、分析、叙述和解释的行为、事件、思想、结构和过程都是人类经历过的过去实在的组成部分。很少有人接受“现实并不存在，唯有语言才存在”这种极端的立场。现实不可能是一种任意的假定，也不是一种语言的幻象。历史学家的首要目的就是努力获得一种对过去人类生活和变迁的理解，并将这种理解传达给现在和以后所有的人们。在这一方面，我们赞同卡洛尔·史密斯-罗森堡（Carroll Smith-Rosenberg）的观点：“语言学的分歧建构了社会，社会的分歧也建构了语言。”［7］（P101）
朴素的客观主义已经无法提供令人满意的史学指导，相对主义和怀疑主义也决不应该成为人类心灵的最终寓所。人类心智应该重新寻找新的家园。对于历史学家经过千百年史学实践所总结出的一套行之有效的研究原则和方法，我们应该继承和发扬；对于那些不利于学术发展或理论创新的陈旧模式，我们理应改进甚至抛弃。后现代主义的出现为我们扬弃传统历史学、构建新的历史学理论提供了契机。融合传统经验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理论视界，构建一种新型的历史客观性概念，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哲学家和历史学家们所必须面对的一个重要课题。
四
西方某些历史学家也的确在做一些超越经验主义和相对主义的探索性工作。针对后现代主义对传统经验论的攻击，乔伊斯·阿普尔比、林恩·亨特和玛格丽特·雅各布等历史学家提倡一种与传统实在论不同的“分别较细微的、比较不绝对的实在论，即所谓务实的实在论（practical realism）”［8］（P231）。根据这种务实的实在论，语言的意义既非仅仅存在于我们的头脑中，也不会完全依附于外在世界的客体；具有想象力和理解力的人类通过语言来回应外界实在，从而导致了语言惯例的形成；语言的文法结构是在与客观世界互动的过程中，在人类试图给事物命名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与后现代主义不同的是，务实的实在论强调语言的作用在于能够表述主体与客体之间多种多样的关系。语言具有沟通、回应的性质，它不是唯我论者的主观武断工具，因而能服务于求知的目的。语言结构可能是人类心灵中潜存的东西，但语言却是由于主体与客体的接触而产生的。务实的实在论并不奢求主观概念与外在事物全然相符，它接纳历史学家对过去的试探性而不完美的记叙。务实的实在论者提醒后现代主义者，有些文字和语言惯例即便是从社会角度建构的，却可以触及外在世界，并且对其中事物作出相当真实的描述。务实的实在论者并不反对科学，他同研究自然界的科学家一样认为：“脑中拥有关于某事物的知识，并不就此否认该事物在人的头脑外如预料地那样运作着。”［8］（P233）
阿普尔比等人曾借用美国的实用主义者皮尔斯（Charles S. Peirce）的话说，实在论者“会区别事物的真实概念和事物本身……以便从两个不同的角度来看这同一件事物；因为在一个真正的判断过程中，思考的最直接对象就是实在”［8］（P234）。在她们看来，某个存在的事物成为思维中的概念，丝毫不损害其有形的存在，也不妨碍通过语言中介来认识该事物。一个事物可以同时处于外在客观世界与内在的语言领域。可知的、可用的事物与用来描述它们的语言是两回事，但是它们能够被文字“捕捉”而存在于思维之内。
阿普尔比等历史学家的可贵之处在于，她们不满足于语言与外在实在完全对应的经验主义论断，也反对语言全然是一种主观建构的后现代语言决定论，而是强调语言是主体和客体之间互动的产物。在此基础上，她们既捍卫了外在世界的真实性，又肯定了语言再现世界的可能性。但是，她们的语言理论仅仅是在语言的主观性和客观性之间所作的一种便利的调和或折中。由于其实用主义的狭隘立场，她们不能够正确地把握语言的实质和功能，她们的理论仍然没有脱离经验的直观。在语言问题上，能够真正引领我们走出抽象经验主义和相对主义理论困境的无疑是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唯物主义语言观。
19世纪40年代，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明确提出了实践唯物主义的世界观。从这种崭新的世界观出发，他们对传统的形而上学认识论和语言论进行了清算。他们指出：
[“精神”从一开始就很倒霉，受到物质的“纠缠”，物质在这里表现为振动着的空气层、声音，简言之，即语言。语言和意识具有同样长久的历史；语言是一种实践的、既为别人存在因而也为我自身而存在的、现实的意识。语言也和意识一样，只是由于需要，由于和他人交往的迫切需要才产生的……意识一开始就是社会的产物，而且只要人们存在着，它就仍然是这种产物。［9］（P81）]
就在同一个文献中，他们还指出：
[语言是思想的直接现实。哲学家们已经使思维独立化，同样，他们也一定要使语言独立化而成为一个特殊的王国。这就是哲学语言的秘密，在哲学语言里，思想作为言语具有自己本身的内容。从思想世界降到现实世界的问题，变成了从语言降到生活的问题……哲学家们只要把自己的语言还原为它从中抽象出来的普通语言，就可以认清他们的语言是现实世界的被歪曲了的语言，就可以懂得，无论思想或者语言都不能独自组成特殊的王国，它们只是现实生活的表现。［10］（P121—122）]
在我们看来，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这两段话强调了以下三个方面的问题：第一，意识和语言须臾不可分离，“具有同样长久的历史”。语言是思想的载体，是“思想的直接现实”。而语言具有物质性，它是一种“振动着的空气层、声音”。后来斯大林进一步阐发了这一思想，他指出：“完全没有语言的材料和完全没有语言的‘自然物质’的赤裸裸的思想，是不存在的。”［11］（P38）在思维与语言的关系问题上，马克思主义认为思维不能离开物质基础而独立存在，从而坚持了唯物主义的前提。
第二，语言和意识一样，都不可能离开实践的基础而独立存在。语言和意识都产生于实践。“语言是一种实践的、既为别人存在因而也为我自身而存在的、现实的意识。”语言的为我性恰恰是建立在其为他性的基础上的，在交往中为我与为他的同一构成了语言的现实性。语言本身首先是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活动，它是人类交往实践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语言也和意识一样，只是由于交往实践的需要才产生的。另外，恩格斯说：“语言是从劳动中并和劳动一起产生出来的，这个解释是唯一正确的。”［12］（P376—377）交往和劳动的实践活动决定了产生语言的需要，也创造了产生语言的主客观条件。
第三，在语言、意识和实在的关系问题上，马克思和恩格斯坚持语言和意识具有在实践基础上反映实在的可能性。人们通过语言交往活动交流思想、相互理解，并在实践基础上获得对现实世界的客观认识和描述，这种客观的认识和描述反过来指导人们的对象化实践和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实践。“思想作为言语具有自己本身的内容。”思想和语言都具有指涉性，它们是对现实世界的歪曲反映。一句话，“无论思想或者语言都不能独自组成特殊的王国，它们只是现实生活的表现。”
五
马克思主义的语言观是一种实践的语言观，它主张语言是建立在整个社会实践基础上的一种现实的交往活动。这种语言观反对将语言作为一个抽象的符号王国来看待，认为语言和意识一样，具有坚实的物质基础，并能够在实践中获得对实在的有效再现。让语言回到现实生活中，回到实践中，这是实践唯物主义语言观的根本出发点。
在马克思主义看来，西方哲学从本体论到认识论再到语言哲学的发展进程有一定的历史必然性，但是其最终的语言本体论、语言决定论和语言不可知论的结果则是不能成立的。在马克思主义看来，语言和认识一样，都不可能离开实践的基础而独立存在。无论是把事物本身归结为思维或意识活动的认识论的形而上学，还是把事物和认识归结为语言符号的语言论的形而上学，都是试图把认识和语言变成脱离人的实践活动的“独立王国”，这是与实践唯物主义观点格格不入的。
当现代西方哲学从对认识的思考转向对认识的表述形式——语言——的思考时，马克思主义则从对认识的思考转向了对认识的基础——社会实践——的思考，同时在实践的基础上考察认识和语言现象。事实上，认识论和语言论的哲学思考都是唯物主义实践观的有机组成部分，只有建立在实践论基础上的认识论和语言论才能科学地解释人类的认识活动和语言活动。也只有从这一观点出发，才能说明语言意义的可理解性和客观性的统一性问题。
实践唯物主义语言观的确立，为当代语言哲学的研究指出了新的方向，对当代语言学的理论和实践产生了重大影响。它是我们理解历史语言的有效指南，也是我们反对后现代历史学的有力武器。在马克思主义看来，历史文本和话语是历史学家认识历史的媒介或手段，亦即历史意识的直接现实。历史语言无论体现为日常语言还是专业术语，它们本身就是一种符号形态的物质存在。历史语言和历史意识一样，都不能离开活生生的历史现实而独立存在，它们归根结底来自于普通群众和历史学家的交往实践。历史语言虽然具有一定的独立性和非透明性，但它绝对不是一个独立的特殊王国，它是对历史实在的一种歪曲反映，是对过去的真实表现或再现。一句话，历史语言具有真实性和客观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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