吐蕃国的兴亡（二）（115）

六五○年，松赞干布死，孙芒论芒赞赞普（六五○年——六七六年）继位。赞普年幼，大相禄东赞专掌国政，继承松赞的建国事业，推动吐蕃进入更强盛的阶段。禄东赞最大的功绩是划定田界，确立吐蕃的封建制度。凡是在瓦解状态中的原始公社社会，总包含着向奴隶制或向封建制发展的两个前途。由于私有制的逐渐发展，公社成员少数人变成统治阶级，大部分人以自由民身分成为被统治阶级，两者构成原始的国家。一般他说，在这样的国家里，社会是由浓厚的公社残余和稀薄的封建因素（自由民纳贡赋和服兵役，所谓兵役，即出外抢掠）混合而成的。同时，这样的国家，总是强的或能自保的，否则被其他强者所吞并，无立国可能。这种强的国家，吞并弱的部落或较弱的和不能自保的国家，本身必然向奴隶制发展（弱而能自保的国家则向封建制发展），但受生产的限制，发展的程度很不一样。大抵原始国家可分为三类：（一）以畜牧为主业的国家，水草地有局限，不能使用过多的奴隶来扩大畜牧业；土地寥廓，不容易防止逃亡；因之奴隶制不可能有多大的发展。尽管是这样，因自由民贡赋极轻微（例如北魏到四二一年，魏明帝才定制，令鲜卑民户养羊满百口，出战马一匹，可见魏明帝以前，鲜卑自由民不纳贡赋，只服兵役），统治阶级剥削的对象，主要是从事生产的奴隶，也就是说，剥削者不算是封建主而是奴隶主。游牧国家奴隶制并不发达，但有些国家仍可看作奴隶制国家。（二）以农业为主业的国家，奴隶制比游牧国要发达些，因为农业上可以使用较多的奴隶。但是，农业收获的丰歉，很大程度上要看耕作者的勤惰，天时又变化无常，奴隶主收入未必有确实保证，奴隶最低的生活品却必须付出。当奴隶主给奴隶一些土地让自谋生计，对他们只管收入不管付出的时候，奴隶就会逐渐转化为农奴，奴隶主也就不自觉地转化为封建主。按照科学定义，奴隶同牛马一样，毫无自己的经济，如果奴隶被允许私有一些生产资料，尽管奴隶的名称不变，待遇照旧，性质上却已有农奴的成分。这种剥削方式的转换和农奴成分的增加，是由阶级斗争促成的，而且也是奴隶主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所愿意采取的（当然，还要保存不少的奴隶），因此，农业国里的奴隶制经过激烈的阶级斗争，可以缩短向封建制转化的过程。（三）手工业商业兴盛的国家里，使用大量奴隶最为有利，奴隶制也就大大发展起来，并且长久持续下去。同时，浓厚的公社残余将变为稀薄或遭受严重破坏，比趄那些与公社残余纠缠着的奴隶制或封建制国家来，面貌大不相同，成为典型的奴隶制国家。自然，游牧国里可以有些农业，农业国里可以有些畜牧业和工商业，工商业国家里有农业，也可以有些畜牧业，情况是复杂的，社会性质也从而呈现复杂现象，但必有一个起主导作用的成分来决定这个社会的性质。吐蕃国以畜牧为主业，至少在朗日论赞、松赞干布时，已是一个奴隶数量不大的奴隶制国家（例如唐旄三万户中只有五千八百户奴隶）。自从禄东赞划定田界，原来占多数的自由民分得田地，进行农业和畜牧业，对国家负担起封建义务，从此统治阶级剥削的对象，主要是这种农民和牧民，不再是少数的奴隶，吐蕃也就开始进入封建制社会。禄东赞这一历史性改革，可能是受汉族影响，因为唐朝行均田制。

六五三年，禄东赞令吐谷浑降王达延芒波结划定田界。吐谷浑一向接受汉文化，例如官制有仆射、尚书、郎中等官名，划田界仿效均田制，是很自然的。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发现的吐善文书中，有一则关于田制的记载，译文如下：“兔年夏，划小罗布王田为五种亩数，按耕田人（每户）人数多少加以分配。依据主权与田作惯例，劳力情况应登记于（户主）名下。有势力者不许多占田地或围圈空地。任何一小块田都要按（每户）人数多少分配。（分定之后），不许荒废田业和破坏田界。此五种亩数的田都树立界标，有违制占田、破坏田界或使田业荒废，将剥夺其田业，没收其庄稼，并按情节轻重治罪。各户耕田人的人数造成总册，交到日城长官处，凡有阴谋叛乱，破坏水利，反抗官府，图谋侵夺等事，一律按本城旧法律治罪”。这个文书不知何时写成，其中所说小罗布是在吐谷浑境内，日城旧法律是指吐谷浑亡国前的法律，可见吐谷浑早已采取汉地均田制，自创一种划分田界法。达延芒波结依据吐谷浑田制为吐蕃划定田界，分得田地的人自然是吐蕃的自由民。人五四年，禄东赞在芒布舍宗举行会议，区别野人和驯顺者，计算大调发的数目。驯顺者当是指分得田地的农民和牧民，大调发数目就是以田数为基础的封建负担。六五五年，他又在哥帝命令写定法律，使已经推行的那些制度得到巩固。吐蕃经过这一次改革，确实有力量向外大扩张了。

向东北方扩张——灭吐谷浑吐谷浑是羌族大国，六三五年，唐太宗发兵击破吐谷浑，可汗慕容伏允败死，太子达延芒波结失国，逃归吐蕃（据吐蕃史书，六五九年为唐将苏定方所杀）。唐立伏允长子慕容顺为可汗。慕容顺被国人杀死，儿子诺曷钵嗣位。诺曷钵年幼，大臣争权，国中大乱。唐支持诺曷钵，抑制国中亲吐蕃的势力。六六○年，禄东赞使儿子起政（当即尊业多布）率兵击吐谷浑。六六三年，禄东赞自率兵攻吐谷浑。两国各遣使者到唐朝廷论曲直，请求援助，唐高宗都不听从，实际自然是助吐谷浑。吐谷浑臣素和贵逃入吐蕃，陈述吐谷浑内部情形，吐蕃发兵大破吐谷浑，诺易钵率残部数千帐弃国逃到凉州，吐谷浑国亡（立国凡三百五十年）。禄东赞屯兵青海，遣使者论仲琮入朝，请求和亲，意思是要唐承认吐蕃占有吐谷浑土地。唐高宗不许。六六七年，禄东赞死，子尊业多布继任为大相。吐蕃既得吐谷浑，六七○年，出兵攻西域，取得十八个羁縻州，又合于阗国兵攻入龟兹国的拨换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阿克苏县）。这样，唐不得不出兵来攻吐蕃。唐高宗任用薛仁贵为逻娑（拉萨）道行军大总管，阿史那道真、郭待封为副，率兵十余万人，表示要进攻吐蕃都城。唐军进到大非川（青海共和县西南切吉旷原），尊业多布的儿子论钦陵率大军歼灭唐军。薛仁贵与论钦陵约和，唐残兵多得生还，经这次决定性的大战，吐蕃切实占有了吐谷浑，完成了统一羌族各国的大业。哥舒翰于七五五年上唐玄宗奏疏中说“苏毗一蕃，最近河北，吐浑部落，数倍居人，盖是吐蕃举国强援，军粮马匹，半出其中”。论钦陵击薛仁贵，集中兵力多至四十万人，除苏毗外，大部分当是吐谷浑人。镇守吐谷浑的大将，总是吐蕃大相的子弟，吐谷浑的重大意义即此可见。

向北方西域扩张——与唐争四镇。六七○年，薛仁贵军在大非川覆没，唐西域四镇（龟兹、于阗、焉耆、疏勒）大部分土地被吐蕃夺去。六九二年，武则天使将军王孝杰率兵大破吐善军，取回四镇。唐设安西都护府于龟兹（新疆库车县），屯兵镇守。当时唐有些朝臣议放弃四镇，右史崔融上书说：高宗时主管官员溺职，不能守四镇，吐蕃因而强大，从焉耆（新疆焉耆县）西面长驱东来，经高昌、车师、常乐（甘肃安西县西北），渡过莫贺延磺，就兵临敦煌。现在王孝杰一战收复四镇，怎能弃而不要，如果四镇无守，吐蕃一定得西域，住在西域南方的群羌，势必被迫归降，吐蕃与群羌结合，唐河西诸郡一定受威胁。莫贺延碛宽二千里，无水草，吐蕃控制沙碛，唐就无法渡过去，这样，伊州、西州、北庭、安西等地将全部丧失。武则天从崔融议，不听那些主张放弃四镇的建议。

此后，唐与吐蕃在西域和青海两方面常有战争，胜败相当。六九六年，吐蕃大相论钦陵遣使到唐朝，要求唐撤退四镇守兵，并分西突厥十姓的土地给吐蕃。武则天使郭元振到吐蕃交涉。郭元振问论钦陵，吐蕃要唐撤四镇守兵，是否有意兼并四镇十姓土地？论钦陵答，吐蕃如果贪得土地，向东攻甘州（甘肃张掖县）凉州（甘肃武威县），不是很方便么？何必到遥远的西域去争利。双方议不能决。论钦陵遣使者随郭元振来到唐朗廷，提出要求。郭元振上书说，吐蕃想要四镇、十姓，朝廷也想要青海、吐谷浑，不如直截告诉使者说：朝廷驻兵西域，是要分吐蕃兵力，使它不能全力向东攻河西。如果吐蕃真的无意东侵，那末，请将吐谷浑诸部及青海归还朝廷，朝廷也可分五弩失毕部给吐蕃。如此答复，既表示朝廷有和意，又足以阻止论钦陵的计谋。吐蕃再有举动，曲在彼方了。武则天采郭元振议，拒绝论钦陵的要求。郭元振又上书说：吐蕃民众负担徭役过重，感到疲劳，早愿和亲；论钦陵拥兵专权，独不愿讲和。如果朝廷每年派去和亲使，让他拒绝不从，日子久了，彼国人对他不满将愈深，望和将愈切，他想大举用兵，也就难了。等到上下猜疑，内部是会发生变乱的。郭元振看得很准确，六九九年，吐蕃果然发生事变。论钦陵作大相，使诸弟分据方面，论赞婆常居吐谷浑旧地，攻唐边境。弃都松（器弩悉弄）赞普要收回权力，乘论钦陵外出，发兵杀他的亲党二千余人。论钦陵举兵对抗，赞普亲自讨伐，论钦陵兵溃自杀。论赞婆率千亲人，论钦陵子论弓仁率吐谷浑七千帐降唐。武则天封论赞婆为郡王，论弓仁为郡公，使率众为唐守边境。

七五五年，安禄山反叛，唐内部大混乱。七五六年，吐蕃取石堡城，进取唐陇右（节度使驻郑州，青海乐部县）河西（节度使驻凉州）两镇。唐代宗时，河陇及京西许多州县全为吐蕃所占有。唐北庭节度使李元忠、安西四镇留后郭听率将士守境，与朝廷声问中断。七八一年，两镇使者借道回纥来到长安，唐德宗大喜，封李郭二人为郡王，将士都升官七级。吐蕃猛攻伊州（属陇右道，哈密），唐伊州刺史袁光庭坚守累年，最后粮竭兵尽，不可再守，袁光庭先杀妻子，自己跳入火中烧死，足见唐人守土是坚决的，吐蕃取唐州县必须用重兵攻守，也就无力远攻西域。七九○年，吐蕃攻北庭，击败回纥救兵，唐节度使杨袭古弃北庭逃到西州（高昌，吐鲁番），不久被回纥杀死。吐蕃得北庭后，不知何年又得西州和安西四镇。

吐蕃与唐争夺西域，前后凡一百二十余年，吐蕃胜利了，但新的形势反使吐蕃陷于军事上的被动地位。大食占有葱岭以西土地，经常向东与吐蕃互相攻击，东方的回纥，地近北庭，也向天山南北扩张势力。吐蕃在西域要用大兵力抵御东西两个强敌，在唐旧境年又要用相当兵力镇压唐人的反抗。过重的负担，使得强盛的吐蕃虽然离长安很近，有灭唐的意图，却缺乏对唐的攻击力量。唐失西域反而有利于长安的保存。这个新形势，从长远处看，吐蕃阻止武力传教的大食东侵，使汉族文化免于大破坏，又为后来回纥西迁，定居在天山南北作了准备，对中国历史是一个巨大的贡献。

向东方扩张——兼并诸羌州。《隋书·西域传》有附国。附国文化较高，有国王，统率二万余户。地在成都西北，东面是嘉良夷，东北面是党项，西面是女国（唐旄），南北八百里，东西一千五百里。又有诸羌，散居深山穷谷中，无大君长，风俗与党项相似，有些属吐谷浑，有些属附国。隋炀帝时，附国、嘉良夷和诸羌曾遣使来朝贡，隋炀帝设诸道总管统率这些内附部落。唐沿隋制，剑南道设诸羌羁縻州一百六十八个，分属松州、茂州、嶲州（四川西昌县）、雅州、黎州（四川汉源县）等都督府。有些羌人称为生羌，可能是指文化更落后的一些部落。六三八年，松赞干布占领党项（地在松州西、吐谷浑甫）、白兰等羌部。当时吐谷浑是唐属国。松赞率大军攻松州（四川松潘县），声称要迎唐公主。唐松州都督战败，羌州纷纷叛唐归吐蕃。六六七年，禄东赞攻唐边境，取生羌十二州。唐剑南道所属诸羌州，陆续在失去，在唐肃宗时，除少数羌州内徙，其余都并入吐蕃。《通典》记唐境与吐蕃境相距里数，说：松州北至吐蕃九十里，西北到吐蕃界五十里；雅州（四川雅安县）西北到吐蕃野城界五百七十里；恭州（松潘县南叠溪营）北至吐蕃白崖镇七十里；维州（四川理县）东南到吐蕃界一百六十里；奉州（四川沪县）南至吐蕃野城八十里。自松州至奉州以西属吐蕃境，足见诸羌州都已并入。吐蕃兼并诸羌州成功，建立羌族统一国家的事业基本完成了。

向东南方扩张——征服南诏国。六七八年，尊业多布率兵攻西洱河（洱音耳ěr云南洱海一带）诸“蛮”。唐在茂州（四川茂县）西南筑安戎城，阻绝吐蕃通诸“蛮”的道路。吐蕃以生羌为向导，攻拔安戎城，增兵驻守，西洱河诸“蛮”相率降附。七○三年，器弩悉弄赞普亲征今云南丽江一带的乌蛮。次年，在军中死去。吐蕃史书说，此王“向白蛮征税，乌蛮亦款服，兵精国强，为前王所未有”。诸“蛮”与羌种族不同，吐蕃逐渐征服诸“蛮”部，是多年经营的结果。七五一年（天宝十载），南诏国（建都太和城，云南大理县）与唐失和，降附吐蕃。南诏是大国，吐蕃获得这个大属国，国势才发展到最高点。

吐蕃以逻姿为中心，向外扩张，取得上述的成就。早在唐高宗晚年时（六八○年前后），《新唐书·吐蕃传》说它的疆域“东与松、茂、嶲接，南极婆罗门（泥婆罗），西取四镇，北抵突厥，幅圆万余里，汉魏诸戎（指西方诸族）所无也”。事实上，后来吐蕃疆域比这时候更要大得多。泥婆罗在松赞干布时已是吐蕃的属国，可是吐蕃扩张的方向，不是通过泥婆罗进入天竺，而是对着较远较强的唐朝。大竺气候炎热，不宜于高原人耐寒的习性，视南进为畏途，这应是原因之一。但更重要的原因是：羌族一向以青海为中心，散居广大的中国西部，吐蕃在本族年进行统一战争，于势力顺；羌汉两族有悠久的联系，文化和经济虽然相差很大，在交流上却是较为接近的。吐蕃扩张的方向必然被吸引到东方来，也就不难理解了。

与唐朝和亲和战争——占领一部分唐本部土地。吐蕃在发展中，当然不能满足于原来的贫乏状态，必须有所增进。六七二年，吐蕃遣使者论仲琮来朝，对唐高宗说，“吐蕃土风寒苦，物产贫薄。所都逻娑川，唯有杨柳，人以为资，更无草木。乌海之南，盛夏积雪，冬则羊裘数重，暑月犹衣裘。赞府（赞普）春夏每随水草，秋冬始入城隍，但施庐帐，又无屋字。文物器用，岂当中夏万分之一。但其国法严整，上下齐力，议事则自下而起，因人所利而行之，斯所以能持久也”。仲琮这段话，大体上符合吐蕃的实情。吐蕃国力强盛，经济文化落后，作为对方的唐朝，经济文化是繁荣的，国力方面，在前期，唐与吐蕃都强盛，有战有和；在中期，唐已衰弱，吐蕃自唐德宗时起，也由盛转衰，都需要和。两国和好，才能得到经济文化交流的利益，这对吐蕃是更为切实的利益。吐蕃要吐谷浑和四镇，唐决不肯放弃。安史乱后，吐蕃乘机夺取唐州县，唐决不能甘心；这样，双方构成和与战交错着的局面。据约略计算，自六三四年至八四二年二百零九年间，两国使官往来，约有二百次，其中蕃使人唐次数尤多。使者往来，除去若干次为了欺诈或责让，其余一般是正常的往来，这也说明尽管两国问有多次战争，但经济文化上的需要，促使两国的基本关系，不能不是和好的。七三○年，唐玄宗使皇甫惟明到吐蕃讲和，弃隶缩赞赞普大喜，拿出贞观以来唐帝文书给皇甫惟明看，并在上唐玄宗表文里说，“外甥（赞普自称）是先皇帝舅宿亲，又蒙降金城公主，遂和同为一家，天下百姓，普皆安乐”。这几句话最足以表明吐蕃与唐的基本关系和民众的共同感情。早在郭元振出使时，吐蕃民众已经厌恶战争，希望和亲，因为和亲带来的是普皆安乐，战争带来的是穷困和死亡。下面叙述吐蕃占领唐本部一部分土地的情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