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九一九” 长春还发生了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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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张贤达
1931年9月19日，长春守军率先打响抗战第一枪，拉开中国人民抗日大幕。尽管因为种种原因，长春最后失守，但在若干年后的今天，我们重新审视这段历史，发现这“第一枪”打出了中国人的威武不屈，令日本侵略者一度惶恐不安。本报11月15日刊登《抗战第一枪响在长春》后，众多读者打来电话表示关切，更希望了解当天还发生了哪些事情。为此，记者查找史料，采访知情人士，挖掘出了一些鲜为人知的故事。
拂晓：商家向政府求援，岂料官员竟是脓包
9月19日拂晓，在激烈的枪炮声中，长春市商会常委田芝年从家中小心翼翼地向长春市商会走去。“我从家东边那条较为僻静的胡同走向商会，路上行人非常稀少。我到商会后，让驻会的办事人员赶紧召集常委开会。常委们商议了半天，都提不出好的办法。这时，外面的枪声更激烈了。大家认为，南岭和二道沟两处驻军如果抵挡不住日军的进攻，那日军很快就会打进市区。届时，全市工商业者的生命财产都会发生危险。大家决定推举代理会长史焕亭和我去市公安局，商量保护工商业者安全的办法。”
在当时的长春市公安局内，田芝年看到了熙洽的妹夫、时任长春县长马仲援。“他来到公安局时表现出惊慌失措的样子，呆呆地坐了一会儿，也就无精打采地走了。”加上看见时任长春市公安局局长修长余在电话里对日本人卑微的态度，田芝年骂了一句“脓包”后就回商会了。
11时：地方长官在日本领事馆表态“不抵抗”
面对日军的进攻和守军的战略转移，长春当时的地方官是怎么做的呢？时任《泰东日报》驻长春分社社长王稔五记录了当时的情景。
9月19日11时，王稔五来到长春市公安局，采访了局长修长余。据修长余介绍，长春市政筹备处负责人周斗钦曾命修长余到日本领事馆探询战斗的缘由，同时代表长春市政筹备处向日方通知：长春市坚决执行吉林省副司令长官公署参谋长熙洽下达的“不抵抗”命令。
“修长余在日本领事馆见到日方代表田代，田代对我方采取不抵抗政策表示满意，认为这样事件就不致扩大，并且派臧本书记生和修长余到南岭拜会参战的日军军官。得到‘只要城内中国守军的军事力量全部撤走，日军可以不开进城内，城内秩序要以公安局现有的武装力量负责维持’的答复。”修长余顺应日本人的要求，予以谄媚的答复。
另据田芝年回忆，在得到日本人的答复后，修长余竟然假意向日军代表请求辞职，日军代表立即命令他继续负责维持地方治安，但是必须接受日军派出的宪兵队监督。
15时：日军抢占电台，查找求援电报
1931年9月19日14时30分，南岭兵营的失守标志着日军侵占长春的开始。此刻，遭到长春守军强烈抵抗的日军，最担心的就是援军来增援长春守军。
“长春守军的勇猛作战，令日军不得不担心其接下来的安危。”东北史研究专家、省社科院研究员王庆祥说，“在‘九一九’南岭大营和宽城子兵营的激战中，日军共死亡60余人，伤80余人。这样的伤亡使得长春成为日军在九一八事变以来付出侵略代价最大的城市。若再有援军增援长春，日军就不得不考虑中国军队是否会改变对日作战态度。”
进入长春后，日军选择在第一时间抢占长春无线电台。时任长春无线电台台长马树棠回忆：“当日14时，我奉熙洽的命令，乘长吉客车到吉林。临行前，我召集全体报务员讲话，告诉大家，报房里的来去转官商电报存根务必收藏起来或是烧掉，还有纸篓内的碎纸也要烧毁。可是他们在慌乱中未能照办。”
15时，日军混成旅步兵连包围了长春无线电台。因为担心里面有驻军，大部分日军在外面助阵，由翻译马显图率领小部分日军进入电台内搜查，确认并无守军后，日军才进入发电机室、硫酸电瓶室、收发电报电机室，并把6名报务员和一名技师关押在一个屋子内。随后，日军拿着在报房中搜出的电报存根，将报务员和技师排成一列，倒捆双臂，每两名日军押解一人，押到日本宪兵司令部。
“审讯室内，日军持刺刀和手枪站列两旁，另有宰猪槽一具，牛耳尖刀两把。”马树棠介绍，“日军问这些人电报都是发到哪里的？机智的人回答都是商家电报后，日军就不再问他们了。只有一个叫徐士杰的人，告诉日军有官方电报。日军立刻对徐士杰予以恐吓，令徐士杰译出电报内容。徐士杰又被押回电台，找出密码本，译出我在9月19日拂晓发给回锦州奔丧的吉林省主席张作相的电报。”知道电报的内容没有涉及调兵，日军才放下心来。
历史往往就是这样，是非成败就在一念之间！倘若当时中国各地都能像长春守军那样给日军以沉重的打击，那么日军侵华和中国抗日又会是怎样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