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林彪之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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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彪之谜
1 东北王之谜
人们应当怎样描述此人？一但进入临阵状态，他会将一切置之度外，对于一切与战争无关的东西漠然置之，兀坐着，或者如同梦游者一般来回踱步，脑海中只有战争、战争、战争……
濒临松花江主流，在第二松花江北部的哈尔滨，满语的意思是“晒网场”。从“晒网场”向南、普通快车的第一个停车站，叫双城。
双城历史颇有几个人物。伪满洲国八个大臣中，双城出了两个。那位在国民党上层也算有头有脸、“八·一五”后的“东北行政委员会”中仅逊于熊式辉的第二号人物莫德惠，也是双城人。
不过，双城人话题最多、也着实使双城红火一阵子的人物，还是来自湖北黄冈县林家大湾的林彪。现在的双城县人民武装部就是当年东北民主联军、东北野战军前线指挥所旧址。
这是一座古色古香、富丽堂皇、如今己有些破败的建筑。
漆皮剥落的原始的大木门，嵌在灰白色的水泥墙中。院子青砖铺地，墙是同样的大青砖。六根一人粗的红色木柱，擎着两米宽的廊檐。檐下青砖上雕刻着凤凰、麒麟、花草，做工精细，栩栩如生。东西各一四合院，中间一道月亮门。西院为参谋处，东院住林彪。
林彪在黑土地的3年生涯中，有两年是在这里度过的。从三下江南到夏、秋、冬三大攻势，直到辽沈战役前夕，林彪就在这里编织战争的血与火之网。
1．1 知天知地
据说人武部的同志几年前还见过一只两尺多长的特制寒暑表，扔在仓库里，也不知来历，后来也不知去向。
据说，部队每到一处，秘书第一件事就是选个合适地方挂上地图。林彪就以地图为起止点，开始踱步。到双城后，又多了个起止点，就是挂在窗外屋檐下那个笨重的寒暑表。
天越冷，出现在寒暑表前面的次数越多。有时连大衣也不披，就那么站着，看看寒暑表，再看看天地风雪。有时还把手伸到风雪中冻上一会儿。
知己知彼还不够，还要知道老天爷和土地爷。林彪看地图当然不仅是了解土地爷，但他看寒暑表则纯粹是要和老天爷套近乎，交朋友。这是黑土地上的第一个冬天。
1946年10月31日，“林彭高陈”在给“中央并告肖江程罗”的电报中说：
（一）……我军拟以五师兵力，令火车运输队从哈尔滨经齐齐哈尔绕至松花江以南再步行向敌发动攻势，以各个击破的方法求得歼灭敌人，以破坏敌人的攻洮南的行动及策应南满和破坏敌人攻哈尔滨的计划。
（二）……我们突然出现在松花江以南进攻，故敌必无力将我驱逐，而在约一个月以后，彼如调兵向我进攻时，届时松花江已结冰使我运动甚为自由。……
瞻前顾后，走一步，看几步。林彪的算盘可谓周到。
很多人说林彪会打仗，打巧仗，其巧之一，就是善于调动老天爷和土地爷。天上、地下，把一切可能利用的条件都充分利用起来，把这些有形无形的条件编制成有力的纵队和兵团。
1．2 英明独断
林彪打仗，经常直接指挥到师。特别是打运动战。重要战斗，重要方向，有时还直接指挥到团。
当年“东总”和四野的秘书、参谋人员都说，林彪的电报，一般都是先师后纵队（军）再兵团的顺序发出去。署名“林罗刘”、“林罗刘谭”、“林罗赵”，经常是电报发走了，再送给“罗刘”等看。衡宝战役后期，林彪病了，倒在床上指挥，电报记录完了，秘书代“林罗赵”签上名便发走了。
打下锦州四师打廖耀湘兵团，有的师在哪儿，纵队不知道，林彪知道。有时兵团正在执行第一封电报指示，师里已经按照变更令的第二封电报行动了。
据说，大将风度的4兵团司令兼政委陈赓曾风趣地说：
“在林总指挥下打运动战，兵团司令是‘空兵司令’，可以睡大觉。”
老人都说，当时人们对林彪都佩服得不得了。对这种越级指挥什么的，没有人说闲话。说他“独断专行”，那是后来的事儿。
有的老人还说，指挥错了，是独断专行；打了胜仗，还能说是他独断专行吗？
据说，黄埔军校的校长蒋介石就经常这么干，不过，作为学生的林彪却与之有着截然不同之处。他不会因此把前线军官搞得无所适从，而是使他们统一了部署，争取了时间，使部队形成了一支有力的拳头。他越级指挥，但又不大包大揽，而是让部下充分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
几位在黑土地上当过师长、政委的老人说，部队行军到达指定地域，第一件事就是向林彪报告当时的敌情。三下江南时，林彪要求20分钟内就得将下面敌情报告给他。十几个师，到地方不过个把小时，情况通报就下来了。这就逼着你往前跑，不打官僚主义仗。一仗下来，林彪6小时内要简报，24小时要详报，逼着你总结经验教训，把你搞得紧紧张张的，脑子里一点空儿也没有。
1．3 “重”点主义
林彪脑子里那个不停转动的轱辘上，每个时期都有一个主题。四平撤退后，大讲莫斯科撤退。一下江南前，一些人觉得美械装备厉害，有畏敌情绪。这个时期的电报就强调勇敢，勇敢就是胜利，要敢于刺刀见红。此后，根据地半生不熟，又多在敌占区作战，敌情很难掌握，仗又不能不打。于是，一向稳妥的林彪，就一反常态地指出，“只要有六成胜利把握即决心打”，并给起个名叫“硬拚仗”。“六个战术原则”也是根据各个时期的主要矛盾，总结出来的。
林彪要求秘书和参谋向下传达命令时，重要问题要交代三次。有人把这称为是林彪的“重点主义”。打了败仗，“重点主义”就更重了。
黑土地上较大的败仗，一是二下江南攻德惠不下，二是夏季攻势中的四平攻坚战。
据说，在四平攻坚战后的“东总”干部会议上，林彪曾三次站起来检讨，“这次四平没打下来，不要你们负责，主要是我情况了解得不够，决心下得太快。不马上攻，围城打援最好。先消灭援军再攻城，就能攻下来。另外，这次攻城暴露了我们攻坚的技术差，这也主要是我平时研究不够造成的。”
如此检讨，林彪无论大会小会要讲一番，不是为了把谁说的抬不起头来，目的是让大家从败仗中振作起来。怎样振作？把教训无巨细一条一条摆出来，摆深摆透，摆得明明白白，然后，再一条条地理出对策，后复演练。一句话，就是让大家赢要赢得明白，输要输的清楚。
一些老人说，林彪非常善于总结经验教训，特别是教训。
一个败仗讲起来没个完，使坏事变成好事。若没有四平“走麦城”和大讲“走麦城”，辽沈战役前的攻坚大练兵，就不会搞得那样深入、彻底，锦州就不大可能那么攻打下来。
林彪不但抓住自己不放，还注意吸取别人过关斩将的经验。
1946年9月12日电报：
军委：
我们甚盼吸收关内作战经验，望将冀鲁豫及苏北等地的作战经验特别是夜间作战经验在战役、战斗，在技术上的各种办法陆续告我们以便研究吸收。
林
1948年10月23日，林彪、罗荣桓在给各纵队并报东北局、军委的一封电报中，剖析了沙后所和王道屯两个战例（影响并不很大，但颇典型的两个“不良战例”）。毛泽东在向各野战军转发这封电报的报文中说：
这种情形，恐怕不但东北部队有，你的所属部队也会有的，不过你们在战术问题方面给我们反映太少，我们无从知道。
据说，美军在军事演习中，为了使官兵对未来战争的残酷性认识得更深刻，促使其刻苦训练，每次“战斗”，都是敌胜己负。
千篇一律，难免使人厌烦，因而那效果是令人怀疑的。但是，战例战无不胜，是否也走了极端？
1．4 苦行僧
有人说，林彪这个人说不清。
有的老人说，真要讲起来，谁都不能信。
末了，几乎都要补充一句，他后来怎么变成那样子，我可不知道呀！
用机智、敏捷、果断、刚毅、深刻、冷静、稳健等词来形容林彪并不过分，但千万不能说“幽默的林彪”，尽管人们经常把幽默和机智联在一起。
除了一位老人，别人都说从末听林彪开过玩笑，说过笑话。这位老人也只经历过一回。那是秀水河子战斗后，到抚顺参加东北局会议，在饭馆吃过饭，不知兴从何来，林彪讲了一个笑话。是一个苏联人和中国人的对话。
苏联人：喝酒吗？
中国人：不。
苏联人：抽烟吗？
中国人：不。
苏联人：嫖女人吗？
中国人：不。
苏联人：那活着有什么意思。
中国人：……
讲的笑话并没使人发笑，但这笑话却是意味深长的。
林彪不吸烟，不喝酒（必要场合应付一下），也不讲究吃。
每顿饭只两菜一汤，大多是白菜（或酸菜）炒肉，有时是些炒瘦肉丝，甚或是鸡蛋什么的。另一个固定的菜是黄豆：
煮、炒、炸换着来，或者是豆腐。反正黄豆是必不可少的，不但饭桌上顿顿有，平时也抓着吃，来了客人，也唏哩哗啦地倒出一盘，好象谁都和他一样好吃黄豆似的。
秀水河子战斗前，在法库，一个地主听说来了个“总司令”，请吃饭，有个酸菜炒白肉。瘦巴巴的林彪是从不吃肥肉的，被劝不过，试着吃了口，从不谈论吃喝的林彪回来后，却不同寻常地连说，好吃，好吃，说完又说，再不能吃了，意思是，再不能到有钱人家吃饭了。
据说，罗荣桓和刘亚楼吃得都挺好，下边一些纵队司令和师长、团长，就更不用说了。“大烧锅”李作鹏等人能吃能喝，会吃会喝，全都在林彪的眼皮底下。
林彪不讲吃，也不讲穿，给什么穿什么。量体裁衣，伸胳膊伸腿，裁缝怎么摆弄怎么是，象个木偶。从未听他讲过那件衣服质地如何，样子好坏什么的。
他不爱玩，也不会玩，什么嗜好也没有。在双城时，刘亚楼见他太累了，就拉去打过两次猎。还有时到哈尔滨邀请他去跳舞，有时去，有时不去。舞姿平平，不见长进。
一次，苏联驻哈尔滨总领事馆举办舞会，一个苏联女人，不知嫌林彪是个“三等残废”，还是嫌他其他什么别的，反正拒绝了他的邀请，闹得狼狈极了。总领事大发雷霆，把那位高傲的女同胞臭骂了一顿。那以后，他舞就跳得更少了。
有时看看书，多是军事和哲学方面的书，看的很认真，书中许多处被他用红蓝铅笔画得沟沟道道的。另外，林彪极好看医学，尤其是中医学方面的书籍，而且是边学边用，活学活用，给自己开药方。
有一次，他让秘书去买点砒霜来，秘书吃了一惊。他说，他得的病吃点砒霜好。一回，他吃错了药，半夜三更爬起来，双手扶墙哆哆嗦嗦地去开灯，把秘书吓呆了，他还故作轻松地说，没关系，有点不舒服，不要紧的。
1．5 两耳不闻窗外事
林彪是个典型的什么事（除军事外）都不管不问的人。谁的军容风纪不整了，谁喝醉了，谁吵架了，他都好象没看见，没听见似的，真是两耳不闻窗外事。
四平保卫战期间，警卫员坐在炕上擦枪，不小心走火了，一梭子子弹穿过窗户射出去，在场人的脸都吓白了，可正在屋内踱步的林彪，只“嗯”了一声，便又继续踱了起来。
在哈尔滨，一个警卫员大白天上街，枪叫人抢跑了，衣服扒得就剩条裤头，窝窝囊囊哭着回来后，大家这个气呀就甭提了，只有林彪停止踱步，瞅瞅那个警卫员，又瞅瞅大家，那目光就象是不食人间香火似的，没有一点大惊小怪的意思。
平津战役后，给林彪曾当过三年秘书的夏相，在衡宝战役打响前，喝醉了，醒来见大家忙的一塌糊涂，着实吓着了。
他提心吊胆地瞅着林彪，林彪好象就根本没看见此事似的，压根没提半个字。
1947年春，秘书季中权和双城的一个姑娘恋爱上了，要结婚了。但他年龄不够，林彪是个极注意政治影响的人，但他却没有说出个不字。结婚时，新郎请岳父母下顿馆子，只花了2元7角钱，林彪还写了条子，让供给处给报销了。
但林彪是明显地不高兴了，生气了。其微妙的变化只有季中权本人可以觉察出来。过去“小季，记录”的命令，一下子变成了“季秘书，记录。”
婚后不久，，他就离开了林彪了。那是他自己要走的。
季中权和叶群都是学生出身，挺谈得来。有人追叶群，还请他出面帮忙。叶群成了林彪夫人后，气魄就不一样了。在东北，除工作外林彪从末让季中权干过的事，叶群则抓住影儿就“季秘书、季秘书”地叫，什么都支使。工作苦点累点，他都不在乎，最不能忍受的就是叶群那个样子。他想，林总都不这样，你算老几，当了太太就变了嘴脸，让人受不了，他早就想走了。加之，这次结婚又违背了哪条规定，对不起林彪，决意走了。
林彪找季中权谈话，想留住他。讲什么秘书工作的重要意义，讲总不会永远让他当秘书呀什么的。又讲毛主席的秘书一干就是10多年了，等等，等等。
季中权最后还是走了，到底为了啥，只有他心中明白。
就是这位能从一件小事透出政治工作的威力，并活学活用，对国内外政治大风云看得那么深透，60年代又大抓“活思想”的当时很有名望的东北局书记、民主联军政委，对每天都在一起工作、生活的秘书的“活思想”，竟然一无所知到这种地步！真算是大智若愚得到家了。
不过，这倒应了一位名人的一句话：“极端紧要的是，一个高级指挥官绝不应埋头于琐事堆中。”
林彪性格极孤僻，不善交际。
在锦州西部准备打大仗，有敌人，没部队，林彪急得半夜爬起来，在房内踱来踱去。梁兴初1师和黄克诚3师到了，多年没见面，大家“林师长”叫得特亲，恨不得抱着行个外国礼。林彪却只“嗯”了声，就问起部队的情况。不明底细的人如见了此种场面，一定会很不理解地讽刺一番。
临死也不认识元角分人民币的林彪，不会寒喧。没仗打时，经常有些部下来看他，他“嗯”几声，倒出炒黄豆，问见句有关部队方面的话，再就没得说了。有事找参谋处的人，开门见山问几句，或是交代几句，就再没话了，弄得你只能自动走人。
有人说，林彪是个冷面无情的人，就是夏天也象块冰。喜怒哀乐从不写在脸上。前线传来多大消息，只是嗯声便罢，即便露出点笑影，也是一闪即逝。辽沈战役后，万众欢腾，林彪的脸色，迈步子的样子，和往常没什么两样，几乎看不出什么喜色。
林彪讨厌繁琐礼节，喜欢清静。有的老人说，林彪的喜静进城后是有些变态了。在东北时，白天挂窗帘，也是极平常的事。
叶群生林豆豆时没奶，又是早产，让林彪弄点奶粉，林彪却回答，“延安这么困难，怎么弄呀？”气得叶群直说“呆”，还挖苦说比他官小的都能弄到，为什么他不能？
林彪只答：“人和人不一样。”
1．6 战争狂人
林彪很喜踱步，不论春夏秋冬，也不管枪炮声怎样在耳边炸响，那步子总是不紧不慢，匀速运动着。
由此你可以说他是一个大将军在运筹帷幄时的从容镇定和自信，但也可以理解为是一个无所事事，甚至是一个百无聊赖的人，在那毫无目的地随意走动。
这印象，主要来自他那很缺乏表情的苍白的面孔上，还来自他那双有时袖着，有时随着甩动或耷拉下的手，更来自于那脚步声。
平时，他常穿大头皮鞋，或布鞋，或皮鞋，脚跟几乎从来就没有离开过地。起到哪儿，都是拖拖沓沓，一步两响。这脚步把他那从容、镇定和自信的表情全破坏了。
总之，“象个大姑娘”清秀般的林彪，那步履、那脸色、那神态，就象个大病初愈的人。
战争的轮子在他的脑海里飞转！视周围的一切事物于不顾，也没有自我，大脑皮层的每一个细胞，浑身上下的每根神经，只有战争二字。
打起仗来一夜一夜地不睡觉已成他的家常便饭，部队打到什么位置，一眼就能从地图上找到，还能一口气口述几封电报。为了打好每场战斗，他总陷在踱步、思考，思考、踱步的循环往复中。尤其在思考问题时，任何人都不得干扰。
遇到这种时候去见林彪，总要先通过秘书看看，视情况如何而定。在黑土地上可以直接见林彪的是罗荣桓，后来高岗也可以直接进屋了。
就是这位久经沙场，指挥千军万马作战，而且身上有五处枪伤的军事大将，在进城后，却很少看战争题材的影片。据说，进城后，林彪在家中从不穿军装，也不让身边工作人员穿军装。
但有一点，让人很费解，那就是他很喜欢孩子。见到孩子，那很冰冷的脸上就呈现出笑意，抱一抱，亲一亲，逗一逗。他患病后，常把幼儿园的孩子找到家里，听他们唱歌，看他们跳舞，和他们说说话。
1．7 林彪和叶群
延安时期，根据地缺枪炮、缺弹药，还缺女人。女知识青年，就更使人青睐了。叶群就属这种特别吃香的女性。
有人说，追叶群的人有18路军。
叶群确实有魅力，这不是来自于她多么出众的外表，主要是靠她的学识、风度，还有外表中一副淑女的模样。尽管有时她也在家中骂娘。
叶群在北京读书时，成绩非常好。延安几所学校搞演讲比赛，叶群一上台，便滔滔不绝，赢得掌声。到东北后，名为林彪的秘书，实在家照顾幼小的林豆豆、林立果。这期间，自学了俄语，翻译些小说和苏联红军解放东北的纪录片。后来去苏联疗养，都是她当的翻译。
林彪对“老大哥”也不会客套，很多场面都靠她应付，而且应付的挺好。叶群的智商很高，兴趣广泛，尤喜文学，看过许多中外名著，有时还写写论文，受到学者的欣赏。
有人说，如果有条件，她完全可以成为一名学者。当了“太太”的中国女人，又有几个能成为学者呢？
老人都说，林彪对叶群管得挺严。这主要是来源于叶群身上的那根爱唱、爱蹦、爱跳的神经上，很多事情林彪看不惯。
也有老人说，先前的叶群挺好的。说南下武汉后打扑克，年轻人玩起来不管天不管地。第二天叶群过来说：“你们再玩时小声点，‘101”昨晚一夜没睡好。”若是换了别人，可能早就一嗓子嚷开了，还能等到第二天早上。
林彪在双城时，叶群在哈尔滨，个把月带孩子来住几天。
有时，半夜三更听见叶群呜呜哭，若是一般同志，两口子吵架，谁不过去劝劝呢？可这是“林总”呀！大家只能干着急。
据说林彪在双城先住在一家，两天后就让搬家。大家莫明其妙，议论一阵子，什么原因也没找到。最后，有人说，是不是那家的媳妇太漂亮了？没注意到这码事的人瞅机会去看了看，果然美丽非凡。
如以上事是推断的话，这里还有一件确确实实的事。
那是大洼战斗后，林彪住在八面城。一天上午，来个女同志，问林彪住在哪？
这位女同志穿灰色棉布军装，中等身材，25岁左右模样，梳着短发，朴实、大方、清秀、端庄，走得汗涔涔的。当时接待的是季中权秘书。
两人谈得很亲热。林彪讲，女人静静地听。女人讲，林彪静静地听。林彪从来没有象这次这样话多，表情也从来没有那么舒展、丰富，苍白的脸上甚至泛出点红晕。
中午，林彪破例让加了两个菜。饭后又谈了个把小时。临走，林彪送到大门口，直望到那女人的身影消逝了，他还在那儿站着。
林彪好象谈兴未尽，一会儿又踱到季中权那个小屋，伸手取出烟，抽了一口，呛得咳嗽，又掐灭烟，踱起步子。接着便和季中权谈起有磁人类的生产、生殖和生活的话题。
这个女人再也没有来过，林彪也再没提起过。他们曾是一对恋人吗？是什么原因使他们走到一起？又是什么力量使他们分开了呢？只有他俩知道。
2 “联合舰队”之谜
一个具有雄才大略的人在某种程度上可以左右历史的进程，提前或是延缓社会潮流的发生与发展。
而如此的智慧若与邪恶和对人类良知的仇恨结合在一起，其后果将是无以名状的……
2．1 “文”的方式夺权
1970年8月23日，中国共产党九届二中全会在庐山召开了。会议由毛泽东主持，周恩来宣布了全会的三项议程：
（一）讨论修改宪法问题；（二）国民经济计划问题；（三）战备问题。而林彪却认为，“和平过渡的接班”条件已经成熟。
他利用“副统帅”和“接班人”的地位，在全体大会上第一个发言。他的讲话内容事先未与毛泽东商量，讲稿也未给毛泽东看过。他不顾事先安排好的会议议程，不顾四个月前中国共产党中央召开的工作会议上毛泽东提出并得到多数人赞同的“不设国家主席”的建议，以歌颂毛泽东为幌子，大讲天才问题，提出要设国家主席。当天晚上，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讨论国民经济的计划问题。一心只想报效林彪的空军司令员吴法宪竟忘了必须按照毛泽东确定的议程开会，在这次会议上，提出要全会学习林彪的讲话，改变了会议的议程。
8月24日，在林彪的统一指挥下，陈伯达、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分别在各组宣讲由陈伯达选编，经过林彪审定的马恩列斯“论天才”的材料。在林彪看来，只要经过他们一伙“称天才”、“歌颂毛泽东”的努力，宪法中就能写进“设立国家主席”这一条。
陈伯达在华北会议上毫无根据地说，有人反对毛泽东当国家主席，反对称毛泽东为“天才”，并大肆吹捧林彪，提出要设国家主席。
吴法宪在西南组说，有人利用毛泽东的“伟大的谦虚，贬低毛泽东思想”。
叶群则在中南组上扬言，关于“天才”的观点，“刀搁在脖子上也不收回！”接着，会议上散发了华北组会议的第二号简报（即全会第六号简报），刊出了陈伯达吹捧林彪，坚持要设国家主席的发言。
王洪文以及他所主持的上海小组也大肆吹捧林彪讲话，说什么“林副主席讲话非常重要，对我们敲了警钟，不承认天才，就是不承认毛主席的正确领导。”…… 王洪文还授意他的一个走卒起草一份题为“我们的态度”的发言稿，学着林彪的腔调，大谈天才，还表示对林彪“热烈拥护”，“誓死捍卫”，“粉身粹骨，在所不辞”，准备代表上海小组在华东大会上发言。
然而，林彪、陈伯达等人在庐山会议上就“称天才”和“设国家主席”问题的这场表演，使毛泽东认识到，林彪正在为夺取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而努力。为了挫败林彪夺权的计划，毛泽东决定从陈伯达开头。
1970年8月25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了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决定停止讨论林彪在23日会议上的讲话，收回华北组会议第二号简报，责令陈伯达检讨。毛泽东找林彪谈了话，周恩来找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谈了话，要他们向中央作检查。他们所在组的会议简报未能发出，他们在小组会议上的发言记录也被收回了。刚到庐山不久，没有赶上林彪指挥的“大会唱”的黄永胜见势不妙，立即销毁了他按林彪旨意准备的发言稿。
王洪文则随风转向，把准备好的发言稿换成了批判陈伯达和天才论的内容。林彪精心策划的用和平手段抢班夺权的阴谋，只有两天半的时间，却被毛泽东戳穿了。
1970年8月31日，毛泽东写了《我的一点意见》。毛泽东说：“是英雄创造历史，还是奴隶创造历史，人的知识是先天就有的，还是后天才有的，是唯心论的先验论，还是唯物论的反映论，我们只能站在马列主义的立场上，而决不能跟陈伯达的谣言和诡辩混在一起。”毛泽东要求大家“不要上号称懂得马克思，而实际上根本不懂马克思那样一些人的当。”
并把林彪一伙的这次表演形容为，“大有炸平庐山，停止地球转动之势”。
九届二中全会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决定对陈伯达进行审查并展开批判。林彪一伙心中明白的很，虽然这次没有对林彪进行公开批判，虽然毛泽东说了“对林还是要保”，但在毛泽东心中，他们已经“失宠”了。
全会按原定议程继续进行。9月6日，九届二中全会结束了。会议宣布对陈伯达继续进行审查。
9月7日，林彪、叶群离开庐山，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一起下山为林彪送行。在九江机场的飞机上，由叶群“导演”，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把林彪拥坐在中间全影留念。同时，还拟定了稳住吴法宪、保住林彪、黄永胜的策略。他们统一口径，想用假检讨来掩盖他们事先密谋的“和平过渡”的夺权罪行。
事实就是事实，林彪一伙“和平过渡”的抢班夺权的阴谋失败了。但是，一方面，就林彪所处的地位，他的夺权野心已无法遏制；另一方面，他深知，九届二中全会虽然看上去以陈伯达的被揭露而结束，然而，在毛泽东心目中，林彪和毛泽东的这场斗争只不过是刚刚拉开了帷幕。九届二中全会之后，实际存在着的林彪与毛泽东的斗争，在持续发展着。
林彪的活动时起时伏，时明时暗，却总归结在多少年来朝思暮想的那个最高权力上。
在夺取最高权力问题上，林彪早有打算，也早就在作着各种准备。无论是在史学界人士的帮助下，搜集古今中外大量政变资料，并潜心研究，还是排斥异己，提拔亲信，利用手中的权力，用看上去合法的手段，把至朋亲友安置在重要的权力岗位上，一步一步，以至通过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把他们提携为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和中央委员会的重要成员，在《中国共产党章程》里，他本人堂堂皇皇地作上了“接班人”。这不仅是为今后用“文”的手段改变夺权的巧妙安排，也是用“武”的手段改变夺权的人事基础。文武两手准备，林彪都从来没有松懈过，只是在庐山会议上用“文”的方式夺权失败后，更加速了用“武”的方式夺权的准备工作。
2．2 一个“超天才”的来历
林彪一伙发动反革命武装政变、谋害毛主席的骨干力量，是一支由林彪操纵的反革命别动队——“联合舰队”。这支“舰队”的头子，就是林彪、叶群的小子林立果。
1966年，林立果21岁，是北京大学物理系的学生。其实，进这全国第一流的学府的大门也是以总分200多一点的成绩“放”进去的。
这年秋天，那场“史无前例”的大动乱在全国掀起以后，林立果也戴上“红卫兵”臂章，到南方“串联”去了。但是，林立果终究是林立果，而不是一个普通的红卫兵，他的“串联”当然也不同一般：不仅有叶群指派的专人陪同，“串联”的对象，也是江腾蛟这样一流“非同一般”的人物。
秋去冬来，1967年降临了。这是一个分外寒冷的冬季。1月的狂风，在神州大地上逞威咆哮；2月的坚冰，阻挡住春天的暖流。我们的祖国和人民，正面临着新中国成立以来最严重的危难。以推翻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为目的的林彪、江青这一伙野心家、阴谋家，却正在走着他们“发迹”的道路。
就是在这样的气候条件下，林彪安排自己的小子走上了政治舞台。这年3月，林立果没有办理正常的入伍手续，就穿上军装，来到空军。他当时不是党员，却被安插在空军党委办公室当了秘书。
1967年7月1日，“入伍”不到4个月的林立果，便按照叶群指定的日子，由吴法宪、周宇驰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讨论他入党的支部大会上，吴法宪说：“林立果是‘最革命的家庭’教育出来的”。
对林彪来说，最重要的提携他的“龙子”。
1969年，林立果到空军大约两年了。被林彪视为“眼珠子”的林立果在这段时间里确实成了林彪窥视空军的“眼睛”。“眼睛”只是一种感觉器官，对林彪来说，林立果只发挥“感觉器官”的作用实在是太不够了。他要使林立果进入空军“躯体”，并要林立果成为控制空军这一躯体的“神经中枢”。林彪认为，这样一来，他的手就直接握住了空军。还是在林立果到空军之初，吴法宪就特地派周宇驰、刘沛丰（空军党委办公室原处长，林彪死党，“联合舰队”主要成员）负责“帮助”。为此，林彪在1969年2月16日，亲笔写信给空军的周宇驰、刘沛丰道：
周宇驰、刘沛丰同志：
这两年老虎（林立果的小名）在你们的帮助下能力上已有进步，今后你们可让老虎多单独行动，以便锻炼他的独立工作能力，此致敬礼并感谢你们过去对他的帮助。
林彪
二月十六日
林立果的“独立工作能力”没有“锻炼”多久，1969年10月24日，林彪在北京住地召见吴法宪。根据后来吴法宪的供词，摘录一段他们的对话：
林：我请你来，是问问老虎的事。他在空军表现怎么样？群众反映怎么样？
吴：很好、很好，他在空军很受大家拥护。他经常转达您的旨意，把您的指示运用到空军。他在空军我们就可以经常听到您的指示，这对空军建设有很大意义。
林：空军是一个新军种，全世界都在发展空军。所以，我脑子里经常研究空军的问题，特别是空军的作战训练问题。
吴：这是我们空军的幸福、空军的光荣。
林：因此，我依靠老虎给我了解情况、汇报问题，这也是帮助你们空军搞好建设。
吴：是的、是的，有林立果在空军，就等于林副主席在空军，我们就有了依靠。
林：我的意见嘛，为了更好地了解空军的作战情况，战术问题，可以让林立果兼任作战部副部长，这样就可以向你们提一些有益的意见。
吴：很好，很好。我完全拥护林立果任空军司令部作战部副部长，并兼任空军司令部办公室副主任。
林：也可以嘛。我儿子女儿都在空军工作，你要放心，他们都是为了扶持你这个司令员，他们不会挖你的墙脚的。豆豆（林彪的女儿林立衡小名）在空军报社就没有写过你的大字报……
吴：十分感谢林副主席对我们空军的关怀，对我的栽培，信任空军，把儿子女儿都放在空军工作，……林豆豆我们也准备提升为空军报的副总编辑。
林：为了培养她，这样做也可以，边做边学嘛！
吴法宪对林彪的唯命是从早就不在话下，一切便依照林彪的意思进行着。1969年10月17日，吴法宪签署的空军的一个命令，将林立果提升为空军司令部办公室副主任兼作战部副部长。
第二天下午，吴法宪向空军司令部副参谋长兼办公室主任王飞、林立果和同时任命的空军司令部办公室副主任周宇驰宣布了这一命令，并说：“今后空军的一切都要向林立果同志汇报，都可以由林立果同志调动指挥。”王飞、周宇驰当场表态：“今后我们一切听林副部长调动，林副部长指挥！”下午四时，抑制不住内心狂喜的叶群为儿子的升迁打电话给吴法宪说：“听说我们老虎升官啦！”吴法宪当即回答：“是啊，这是你作母亲的教育有方。”叶群假惺惺地说：“还是靠空军的培养。”她马上想到还有女儿也在空军工作，便话中带话地补了一句：“原来，我儿子比他姐姐要强了。”有过与林彪谈话的基础，吴法宪立即体察出叶群说话的用意，答道：“林豆豆也不错嘛！在空军报很起作用。空军政治部已提出让林立衡任空军报副总编辑。”林彪的一儿一女就这样提升上去了。
在那些“大批升迁，大罢一批”的日子里，人们对于突如其来的、莫名其妙的罢官和升迁，已经司空见惯，习以为常。而即使如此，在人民解放军里，像林立果这样的“佼佼者”，却并不多见。
为落实林立果在空军指挥、调动一切的权力，1970年6月下旬，吴法宪以谈工作为由，慎重其事地对空军政治委员王辉球说：“林立果不简单，他到空军时间不长，有的我们过去没想到的事，他搞出来了，是很大的贡献。”“林副主席把林立果派到空军来，是对我们最大的关怀。林立果现在当作战部副部长，是对我们最大的关怀。林立果就是代表林副主席的。林立果可以指挥空军的一切，调动空军的一切。”“我们这些人，我这个司令，你还不知道吗？不行，要靠林立果！”
1970年7月6日，王飞、周宇驰在空军党委党委办公会议上，传达了“林立果可以指挥空军一切，调动空军的一切”这个“指示”。吴法宪的老婆当晚吹捧道：“应该向立果同志学习。
立果同志在林副主席、叶主任身边，领会林副主席指示深。主要还是立果同志是天才，从各方面来讲，是我们的老师。我们要好好学习他。”同时，原空军司令部、政治部、后勤部都制定了贯彻落实“两个一切”的措施。空军政治部党委在贯彻“两个一切”的五条措施中指出：“一切重大问题，例如工作计划、决定、报告、干部配备，以及重要问题的处理等等，都要及时主动地向立果、立衡同志请示报告，争取他们的领导，真正做到大事不遗漏、不延误，小事不干扰。”“时时想到他们”，“事事请示他们”，“处处保卫他们”，“恭恭敬敬地向他们学习，”“老老实实地听从他们的调动”，“服服贴贴地听从他们的指挥”，林立果“要求做什么，就做什么”，……
空军如此兴师动众，竟然是为了让一个二十五、六岁的青年主宰空军。
但是，林彪非常懂的，在那些年月里，最重要的不是职位，而是头上的“光环”。林彪也迫不急待地亲自出马为自己的儿子捧场。
1970年7月23日，一向怕光、怕风、怕声、怕出汗的林彪，一反闭门不出的常规，与叶群一起，带着林立果和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去国防科委所属某工厂“视察”。在事先安排好的夹道欢迎的仪式上，黄永胜紧挨林彪的右侧，林立果紧挨林彪站在左侧，而其它人则依次往下排列，举着语录本，在一片 “忠于林副主席”的喊声中，顶着炎夏烈日，走了两里路，用以提高林立果在军队内的地位。当晚，林立果又安排空军中的一部分人看“视察”的录像，扩大林立果在军队内的影响。
不过，林彪、叶群也深知，虽然林立果“血统无比高贵”，终究年纪轻，根基浅，难为众望。于是，林彪、叶群指示周宇驰、刘沛丰等人为林立果炮制了一个毛泽东著作“讲用报告”，来展示林立果的“天才”。1970年7月31日，林立果在空军司令部干部大会上作了整整一天的“讲用报告”。胡诌八扯，信口开河，甚至说什么，只要一念毛主席语录，精神病人和疯子都会“热泪盈眶”，霍然病愈。就是这样一个“讲用报告”，却被胡吹捧为“充满毛泽东思想，充满唯物辩证法”的报告，说什么给空军“指明了方向”……主持会议的空军司令部副参谋长兼办公室主任王飞趁机宣布：“吴司令一向很欣赏立果同志的天才。吴司令说，空军的一切都可以由立果同志调动，空军的一切都可以由立果同志指挥。”吴法宪的老婆不仅亲临会场为林立果摇旗呐喊，而且在讲用结束时，十数次带头振臂高呼： “向立果同志学习”。林彪则吹捧林立果的“讲用报告”“不仅思想像我的，语言也像我的”。紧接着，吴法宪在空军“三代会”上吹捧林立果的报告是“放了一颗政治卫星，是天才”。周宇驰等人更是吹捧有术，说什么“讲用报告”是“第四个里程碑”，立果是“天才”、“全才’、“全局之才”，是“第二代接班人”…… 随后，印发了70多万册林立果的“讲用报告”，还有不少人争相传抄。林立果在社会上名声大振。这么一来，“光辉榜样”的儿子，当然就更不同于一般的凡夫俗子了。于是，什么“天才”“奇才”、“帅才”、“超天才”、“全局之才”之类的帽子，也就一个一个地多起来了，一个“超天才”便这样诞生了。
不过，那位人民解放军的“直接指挥”者，为自己的儿子插上羽毛，把他“指挥”所在空军可以“调动一切，指挥一切”的地位，却并不是最终的目的，而只是为进行篡党篡国阴谋活动提供方便的一步棋。
2．3 组建“联合舰队”
在林立果担任空军司令部办公室副主任兼作战部副部长之前，就经过吴法宪批准，在司令部办公室成立了一个以林立果为组长的“调研小组”，成员有周宇驰、王飞、刘沛丰、刘世英（空军司令部办公室原副主任）。名义上，“调研小组”的任务是给空军党委出点子，提建议；实际上，它成了为林彪反革命集团搜集情报、秘密联系等进行阴谋活动的工具。林立果被非法援予在空军“可以调动一切，指挥一切”的特权以后，这个“调研小组”的活动范围更广泛，跟随林立果等出去“调查”的人不断增加。这样，在林立果周围便形成了一个极为特殊的小圈子。他们的活动，谁也不能干涉，谁也不能过问。他们干着种种见不得人的勾当，形成了一个反革命组织。
在关键时候，林彪又亲自出面了。
1970年5月2日晚上，空军司令部的一小批人，连同家属小孩，被邀到林彪家里“作客”，叶群亲自招待大家看内部电影、吃糖，还送了“纪念品”。林彪亲自接见，又是谈话，又是照相。普通的“平民百姓”，哪能有如此的“荣耀”！
事实上，那些受到接见的人，也确实不是普通的“平民百姓”：周宇驰、王飞、刘沛丰等，都是林立果周围的亲信。
而更重要的是，这次接见有着一种极不寻常的、更深的含义。
在看电影之前，叶群说：“林立果在外边出差，好久没和大家见面了，很想念大家，今天和大家见见面。”
林立果到空军司令部工作已三年多，是办公室副主任兼作战部副部长，为什么要用这样的方式和大家见面？接见的是林立果的亲信，突出的是林立果。
老奸巨猾的林彪，则别有用心地问周宇驰：“是你领导立果，还是立果领导你？”
周宇驰和林立果都是空司办公室副主任，有什么谁领导谁的问题呢？但是，曾经当过林立果的“老师”的周宇驰，当然完全理解这句问话的含义：林彪在这里所讲的，不是一般的工作关系。他立即回答：“当然是立果领导我们喽！”
周宇驰、王飞等人，对于林彪、叶群导演的这场戏的含义，心领神会。第二天，5月3日晚上，他们召集一些受到林彪接见的人一起开会，向林彪表忠心，并按照林彪的援意，共推林立果为他们的“头”。周宇驰在会上作了“重要”发言。
在空司办公室，侦查到了经过他亲笔修改的那次发言的记录：
我们要永远坚信林副主席、忠于林副主席，忠于林副主席也就是忠于毛主席。
要知道，林副主席也是一个天才，是一个历史上罕见的伟人。是一个可以和马、恩、列、斯并列的革命导师和领袖。
我们要一辈子永远同立果同志战斗在一起。立果同志也是一个天才，一个全才，我们没有那个人能够比得上他。他在各方面都把看手教我们，在政治上工作上直接领导我们。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我考虑过很久，觉的到提出来的时候了。
就是一个单位，一个集体，总要有一个头。在我们这个战斗集体中，应该以立果同志为头，为核心。我们应该有这样的认识，这样的觉悟。实际上，也只有他才能当的起这个头和核心。这是客观的需要，斗争的需要。这不是“多中心论”，而是为了更好地发挥和维护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领导核心。
这样，林彪通过这次接见，在组织上，进一步明确了在空军机关存在着一个独立的“战斗集体”，这个集体有它自己的头和核心——林立果；在政治上，进一步明确了这个反革命组织和林彪的特殊关系。
到了这年秋天，林立果看了日本电影《山本五十六》、《啊，海军》之后，便把这个反革命组织定名为“联合舰队”。
而林立果则成了当然的“舰队司令官”。他并根据英语“司令官”的译音，为自己取代号为“康曼德”。
林立果为什么要把这个反革命组织定名为“联合舰队”，无从查起。但是我们知道，当年日本帝国主义的联合舰队偷袭珍珠港的时候，“虎”这个字眼，曾经作为偷袭成功的信号。
而今天，小名为“老虎”的“联合舰队”头子林立果，则是在领着这支反革命的“舰队”走着一条自取灭亡的航道。
2．4 《“571工程”纪要》出笼前后
3月的江南，正当染花生树，群莺乱飞的明媚春光。但是，我们的祖国，却正在经受着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造成的浩劫。1971年3月18日，林立果带着于新野、许秀绪（空军司令部雷达兵部技勤处原副处长，“联合舰队”成员）从杭州到了上海。当晚，又通知在北京的周宇驰立即来上海。
3月20日，周宇驰到达上海。第二天，林立果便纠集周宇驰、于新野和李伟信（7341部队政治部秘书处原副处长，“联合舰队”重要成员）进行密谋，他们分析“形势”说：
“目前首长（指林彪）的实力和权势占优势，但是正在起变化。”
他们研究了林彪“接班”的问题，认为有三种可能：一是林彪“和平接班”。周宇驰说，五、六年就差不多了，可能更短。
林立果说，五、六年还接不了班，即使五、六年，其中变化就很大，很难说“首长”的地位能否保得住。二是林彪“被人抢班”。周宇驰认为一下子不可能。林立果认为，毛主席威望高，只要毛主席说一句话，林彪随时都可能被赶下台，因此疯狂地要策划反革命武装政变。三是林彪“提前抢班”。也就是直接陷害毛主席，但是他们又害怕毛主席的威信高，影响大，政治上不好办。周宇驰则非常险恶地说：“当然一定要这样做也可以想办法，如：把毛主席软禁起来谈判，也可以把毛主席害了，再嫁祸于人。”他阴险地说：“反正那时首长掌权，可以由他出来说话。”最后他们商定：争取“和平过渡”，作好“武装起义”的准备。
他们研究了反革命武装政变的实施要点，策划了成立反革命武装组织“教导队”等。最后，林立果根据“武装起义”的谐音，把这个罪恶的计划之代号定为《“571工程”纪要》。
3月22日至24日，他们把计划写成了文字。
“九一三”以后，从他们在空军学院的秘密据点里，查获了一份于新野手写的《“571工程”纪要》。全文分为九个部分：（一）可能性；（二）必要性；（三）基本条件；（四）时机；（五）力量；（六）0号和纲领；（七）实施要点；（八）政策和策略；（九）保密和纪律。《纪要》把我国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诬蔑为“挂着社会主义招牌的封建王朝”，把打倒当代的秦始皇——B－52”（B－52是他们对毛泽东主席的诬蔑性称呼），“推翻挂着社会主义招牌的封建王朝”，作为他们的口号和纲领，提出要在“军事上先发制人”，阴谋利用“上层集会一网打尽”或“利用特种手段”如轰炸、车祸、暗杀、绑架、城市游击小分队等，发动反革命武装政变，杀害毛主席，以“夺取全国政权”或制造“割据局面”，建立林家王朝。
《纪要》还十分阴险地提出了这样的“政策和策略”：“打着B－52旗号打击B－52力量”。
按照这个反革命计划，林彪一伙立即行动起来了。
就在《“571工程”纪要》出笼不到十天的3月31日深夜，上海岳阳路招待所楼上的客厅里，烟雾迷漫，瓜子壳和果皮丢的满地。面向阳台的沙发上，坐着林立果、王维国；背向阳台的沙发上，坐着3月中旬以“治病”为名从北京秘密来到上海的江腾蛟，当天下午由于新野专程从杭州接来的陈励耘，以及以“搬家”为名前一天从南京赶来的南京部队空军原副司令员周建平。这些人为什么坐到了一起？原来，《“571工程”纪要》的“实施要点”中有这么一条：指挥班子江、王、陈”。这就是为落实这一条而召开的所谓“三国四方会议”（“三国”指上海、浙江、南京，“四方”指上述三方负责人和北京的江腾蛟）。
会上，他们分析了上海、南京、杭州等地的“形势”，研究了“组织武装力量”等问题，最后，林立果宣布：南京以周建平为头，上海以王维国为头，杭州以陈励耘为头，江腾蛟负责拉总。
会议一直开到4月1日凌晨4点多，他们又围到了餐桌旁。这时，从餐厅里不断地传出了嘈杂的碰杯声和祝酒声：
“在林副部长领导下，团结在一起，战斗在一起！”江腾蛟乘着酒兴狂叫道：“我们都是属羊，头上长角的！”林立果掀开衣服，拍着腰间的手枪说：“我总是带着它！”杯盘狼藉的酒宴桌上，杀气腾腾。
4月15日，中央召开的批陈整风汇报会开始了。林彪反革命集团十分惊恐。当天下午，与林彪一起躲在北戴河的叶群打电话给吴法宪，要黄永胜、吴法宪每天通报一次情况。
4月19日，林彪、叶群坐飞机回到北京。
4月20日中午，叶群打电话对吴法宪说，因为有人在批陈整风汇报会上揭发了吴法宪在庐山的活动，林彪在外地呆不住了，为了稳住阵脚，回来“坐镇”，必要时“说话”。
反革命别动队“联合舰队”，更加紧张地进行反革命武装政变的准备。
5月23日，按照林彪、叶群的旨意，周宇驰开始秘密进行驾驶直升飞机训练。
7月下旬，林立果、刘沛丰、于新野、李伟信一伙窜到广东深圳、沙头角进行反革命活动，在飞机上察看地形。林立果说：“万一情况紧急，可以让首长到香港指挥、遥控。”
8月8日上午，程洪珍、王琢（空军司令部管理局管理处原副处长兼汽车队长，“联合舰队”成员）乘安－12飞机，将两辆水陆两用汽车运到北戴河，供林立果学习驾驶。
与此同时，他们四出进行反革命煽动，为进行反革命武装改变造舆论。
6月7日，林立果向广州民航管理局大队以上干部讲话说：“那些庞然大物没有什么可怕，一开始气势汹汹，想一口把我们吃掉，公开点名唬我们。”
7月14日，林立果在广州对人说：当前路线斗争尖锐复杂，我们决不能有半点的麻痹和大意。9月份，中央召开九届三中全会，10月份召开四届人大，可能出现权力重新分配。要去斗争，要搞根据地。
……
“山雨欲来风满楼”。林彪反革命集团发动反革命武装政变，已经箭在弦上了。
2．5 别动队内幕
林彪反革命集团不仅在空军机关建立了“联合舰队”，还在上海、广州等地建立了他们反革命的组织。
江腾蛟根据林彪、叶群的援意，曾经指使7341部队原政委王维国组成了一个替林立果选“妃子”的“找人小组”。1970年3月，林立果到上海，把“找人小组”改建为进行反革命活动的“上海小组”。4月3日，林立果给“小组”成员发了枪。这个“小组”的《入组须知》规定：“本小组的任务，是为完成无产阶级司令部直接交待的各项任务。”“尤其是小组的最高领导——林副部长的指示，必须认真领会，句句照办，字字照办！”小组的一切活动要绝对秘密，未经请示和未得指示，不得向任何人泄露和了解情况。”
1971年3月，广州民航局原政治委员米家农在林立果的指使下，在广州组织了“战斗小分队”，要队员向林彪、林立果宣誓效忠，并制定了联络密语、暗号。
1971年4月，林立果指使王维国在上海成立了为反革命武装政变服务的“教导队”，进行捕俘、格斗、使用各种轻型武器、驾驶车辆等特种训练。
在这前后，林立果、周宇驰指使空军司令部原副参谋长胡萍及王维国、米家农、广州空军司令部原参谋长顾同舟等，在北京、上海、广州建立多处秘密据点。他们利用这些据点进行联络，私藏枪支、弹药、电台、窃听器以及党和国家的机密文件。
培养对林彪一家的“感情”，是这些反革命组织所特别强调的。他们组织队员反复学习林立果的《讲用报告》，把林立果的“指示”编成语录歌。他们有一首 “队歌”，翻来复去也是唱的“忠于林副统帅”“紧跟副部长”。他们经常组织队员向林彪一家宣誓效忠，下面是他们用过的誓词：
1971年5月21日的誓词我们在斗争中认识副部长，在斗争中选准副部长，在斗争中捍卫副部长，在斗争中紧跟副部长，永远紧跟副部长，革命到底世不移！
1971年5月22日的誓词
永远忠于毛主席，永远忠于林副主席，永远紧跟副部长，革命到底世不移，望亲爱的党，把保卫副部长的光荣而艰巨的任务交给我们，我们决心用鲜血和生命来宣传副部长，捍卫副部长，紧跟副部长，将中国和世界革命进行到底！
“战斗小分队”和其它反革命组织一样，规定有严格的“纪律”。例如：不准向外泄露小分队情况；不准与原单位人员接触；在小分队期间不许探亲，不许家属来队，不准恋爱结婚；不准单独活动；不准随便接电话，电话由专人接；不准谈“首长”活动去向，生活习惯等等。
“战斗小分队”，还规定了许多联络的密语、暗号，例如：
战友——指林彪一条线上的人；扮阿庆嫂——指要见机行事；
闷热——指有“外人”在场，不好讲话。
队员给支部书记打电话，不能直接找，要先找她的儿子，问“吃饭了没有？”如答：“吃了”，表示在家可以去；如答“还没有时间”，表示现在没有时间；如答“没吃”，表示不能去。队员给支部书记写信，不能直接寄到她家里，而是先寄给指定的小分队员，并在信封背面做上记号。
2．6 “舰队”投入第一线
1970年8月，林彪一伙在庐山抢班夺权的阴谋败露。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一个主要成员陈伯达被揭露出来了。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受到了毛主席的批评。
1970年10月中旬，毛主席先后对吴法宪、叶群的检讨作了批示。11月中旬，毛主席对黄永胜进行严肃的批评，全党全军开展了批陈整风运动。12月20日，华北会议开始。1971年1月24日，周总理在华北会议上讲话，系统揭露了陈伯达的罪行。……
一系列情况，使得林彪反革命集团十分惊慌。他们一方面销毁材料，订立攻守同盟，搞假检讨，企图掩盖事实真相，蒙混过关。另一方面，开始了策划反革命武装政变的阴谋活动。
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林彪派遣以林立果为头子的反革命“联合舰队”投入了第一线，更加紧了他们的反革命阴谋活动。
1971年2月8日下午，“联合舰队”召开了布置搜集情报的“舰队会议”，周宇驰在会上讲了情报的重要性，指出：上边与下边比，上边重要；死情况与活情况比，活情况重要；等情况与主动搜集情况，应主动挖掘新情况。并要求每个人每个时期都连续不断地掌握一两个问题。
2月12日，林彪、叶群、林立果一起到了苏州。21日，林彪指派林立果到达杭州，进行反革命串联。林立果、于新野多次同7350部队原政治委员陈励耘密谈。
林彪、叶群、林立果等经过一阵紧锣密鼓的紧张活动，由林立果出头，纠集“联合舰队”的主要成员周宇驰等人，具体制订了反革命武装政变的计划。……
事实上，就在林彪一伙利用他们各自的在各地建立的据点、情报网，进行穿梭联系，准备武装政变之时，毛泽东已警觉到可能出现的危险，于8月14日离开北京，到南方许多省市作了一次带有神秘色彩的巡视。
1971年8月16日，毛泽东到达武汉。在这里，先后和湖北、河南等地的党政军负责人进行了五次谈话。毛泽东着重谈了陈伯达、黄永胜、吴法宪、叶群、邱会作、李作鹏等人在庐山会议上的表现，说他们“是有计划、有组织、有纲领的”，而林彪“当然要负一些责任。”庐山的斗争是“有人急于想当国家主席，要分裂党、急于夺权。”就庐山这场斗争来说，“虽然在北京开了工作会议，几个大将作了检讨，但吞吞吐吐”，“林彪不开口，这些人是不会开口的”。因此，“庐山这件事还没有完，还没有解决”，“陈伯达的后面还有人”。对于林彪一伙想要武装夺权的阴谋活动，毛泽东似乎也略有所感，因此说：“我就不相信我们的军队会造反，我就不相信你黄永胜就能够指挥解放军造反！军下面还有师、团，还有司、政、后机关，你调动军队搞坏事，听你的？”同时，不指名地点了林立果：“二十几岁的人捧为‘超天才’，这有什么好处？”
……对于这些谈话内容，毛泽东还作了特别交待：大家都先不要传达。
被排斥在毛泽东接见之外的林彪、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等人探不到毛泽东的谈话内容，心急如焚，想方设法研究对策。8月26日，“联合舰队”召开了一次会议，把当时的形势估计为可能由“明争转入暗斗”，认为可能出现“相持、相对和平友好，酝酿新‘战争’”等几种情况，不过，“‘战争’的突然性很强，政治斗争和军事斗争也一样”，因此，思想、组织、行动上要加强“战备”……。同时，他们千方百计想方设法要了解毛泽东的动向和言行。
毛泽东在武汉停留了十天。8月27日至9月2日，毛泽东在长沙、南昌分别接见湖南、广西、广东、江西、江苏、福建等地党、政、军负责人，并同他们进行了谈话。吴法宪连续给在北戴河的叶群打电话，把先后派飞机接人去长沙、南昌的情况向林彪作了汇报。毛泽东在长沙当着很多人的面，曾不留情面地质问广州部队司令员丁盛、政委刘兴元：“你们同黄永胜关系这么密切，来往这么多，黄永胜倒了，你们没事？！”
1971年9月3日，毛泽东从南昌到达杭州，接见了当地有关人员。当陈励耘前来看望毛泽东时，毛泽东知道陈励耘掌握着杭州的警备大权，对他表现出异常的厌恶，当面问他：
“你同吴法宪的关系如何？吴法宪在庐山找了几个人，有你陈励耘，有上海的王维国，还有海军的什么人。你们都干了些什么？”把陈励耘弄的狼狈不堪。
毛泽东活动的范围相当广泛，接触的人也相当多，其中夹杂着林彪一伙的人。到9月5日，林彪用来窃听毛泽东南巡谈话内容的情报网终于织成了。
9月5日晚，在北京的周宇驰用电话从广州空军司令部参谋长顾同舟那里了解到，广州部队负责人正在传达毛泽东在长沙接见他们时的谈话内容，便说：“你们听完后也向我们传达”。深夜11时半，周宇驰通过于新野打电话给顾同舟，了解到毛泽东谈话内容，并作了十五页记录。9月6日，周宇驰亲自驾驶直升飞机到北戴河，将电话记录稿交给叶群、林立果。晚上，周宇驰打电话向顾同舟表示感谢，并说：“你在关键时刻立了大功，这说明你的路线觉悟高。”“林副部长要你再整理一份文字稿，派人送到北京来。”顾同舟立即动手整理了一份长达五十页的记录稿，让他的老婆带着孩子，以治病为名，乘飞机将记录稿送到北京。
9月6日，凌晨6时许，武汉部队政委刘丰来到从北京专程陪外宾到武汉的李作鹏住的宾馆里，向他密报毛泽东在武汉的谈话内容，李作鹏听后心急火燎。他看出来，毛泽东的谈话说明庐山会议的问题没有完，这次上纲比在庐山会议时更高，矛头是对着林彪的。一种命运不祥的预感催促他当天返回北京，把密报分别告诉了黄永胜和邱会作。当晚，黄永胜又用保密电话机，将这一情况报告了叶群。
林彪、叶群接到广州、武汉两个地区的情报后，认为毛泽东这次南巡非同小可。庐山会议上曾经决定，陈伯达的问题到此结束。然而，他们深感庐山会议结束后对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等人的处理，真有点让人说不出滋味来。1970年底的“批陈整风”运动，批的是陈伯达，指的却是林彪手下的几员大将。毛泽东的这次南巡，把庐山会议上的斗争重新提到路线高度，不仅点名批了黄永胜、吴法宪，也追到林彪头上了，毛泽东所说的夫人不当办公室主任指的明明就是叶群，……
林彪反复思考着这一切，认为不得不与毛泽东摊牌了。于是，下决心乘毛泽东南巡之机对他下毒手。
2．7 实施谋杀计划
有关毛主席谈话内容的情报，好似晴天霹雳，使林彪反革命集团惊恐万状，慌作一团。他们经过紧张策划，作出了乘毛主席南巡的机会立即动手杀害毛泽东主席的罪恶决定。
9月7日，林立果向“联合舰队”下达了“一等战备”的命令。叶群、黄永胜、李作鹏之间又进行了电话联系。周宇驰驾驶直升飞机从北戴河飞回北京，到江腾蛟家中，让江腾蛟看毛泽东南巡期间的讲话记录，还对江腾蛟说：“现在看起来要对我们下手了。我看还是先下手为强。毛泽东正在杭州，很快回北京过国庆，路过上海时可以动手。我们不动手，将来别人上了台，我们这些人都完，你首先完。”江腾蛟说：
“那就叫王维国干吧。”周宇驰回答道：“不行，王维国太粗。”
江腾蛟悟出周宇驰的意思，又说：“那就只有我去了。”周宇驰忙说：“要去赶快去。”江腾蛟认为：“杭州现在是最好的时候，毛主席9月25日前不会回来。”周宇驰为了壮胆子还说：
“现在我们不干，今后很难遇到这样的机会，过了这个村就没有这个店了。”
江腾蛟与周宇驰密谈之后，9月7日晚上和8日下午，分别和民航总局政委刘锦丰、空军司令部作战部部长鲁珉进行了联系。
于新野根据周宇驰的安排，于9月8日到上海，和王维国秘密串联，并在七三四一部队军务处处长蒋国璋陪同下，察看了毛泽东专列到上海后预定的停车地点，特地去了解七三四一部队有没有火焰喷射器等武器。晚八时许，又赶到杭州找到陈励耘，探听毛泽东到杭州后的情况及以后的行动安排。
九月八日，林彪用红铅笔写下了他的武装政变手令：
盼照立果、宇驰同志传达的命令办。
林彪
九月八日
晚上九时，林立果带着林彪的手令和叶群署名的给黄永胜的亲启信件的大袋子，与刘沛丰、陈伦和一起乘256号三叉戟专机从北戴河飞回北京。9时40分，林立果乘坐的飞机降落在北京西郊机场。机场上冷冷清清，前来迎接的只有周宇驰和胡萍。林立果一下飞机，就对胡萍说，现在上面斗争情况很复杂，林彪为了安全要离开北戴河。说着，林立果便拿出了林彪的手令给胡萍看。在一张白纸上，胡萍看到了非常熟悉的林彪的手迹。
林立果收起林彪的手令，当即命令胡萍为林彪准备两架飞机：一架三叉戟，一架伊尔－18，机组人员要求挑选对林彪“感情深的”人，选好后报个名单。
林立果带着林彪的手令到达北京后，从8日深夜到9日凌晨，急如星火地进行了一系列谋害毛主席为反革命部署。
晚上10时多，李伟信开车来到江腾蛟家，说是林立果马上要见他。江腾蛟坐上李伟信开的汽车，来到林立果设在西郊机场的秘密据点——通常称为“工字房”的一座平房内等候。
晚上11时30分，林立果、周宇驰来到“工字房”，见到了已等候在那里的江腾蛟、李伟信等人，便说：
“哎呀！老政委，情况很严重啦！”
林立果拿出林彪的手令，对江腾蛟说：
“先给你看个东西。”
江腾蛟看完后，林立果问：
“怎么样？”
江腾蛟很“干脆”地表态说：
“干吧！”
林立果拿出“司令官”的派头，传达命令说：
“现在的情况很紧急，我们已决定在上海动手，这个任务交给你，你是第一线指挥。要什么人，要什么东西，都满足你。你有把握吗？”
江腾蛟说：“那就看有什么办法。”
林立果说：“我们研究了三条办法，一是用火焰喷射器，四口火箭筒打B－52的火车；二是用一百毫米口径的改装高射炮，平射火车；三是让王维国乘 B－52接见时，带上手枪在车上动手。”接着，林立果命令江腾蛟：“你到上海统一指挥，只有你才能胜任。等上海打响后，北京由王飞率领空直警卫营攻打钓鱼台。”周宇驰接上说：还是七号晚上我跟着你说的，要去就快去。为了保密，坐火车去，到苏州下车，上海来车接你。你的代号是‘歼七’”。江腾蛟又表示：“坚决干！”
林立果为了鼓舞士气，又说：“这次要论功行赏。首长讲过，谁能完成这个任务，谁就是开国元勋。”
周宇驰对江腾蛟说：“你如能完成任务，副总理、政治局委员由你挑选。”
最后，林立果又问了一下江腾蛟：“你看我们的三条办法行不行？有没有把握？”江腾蛟答道：“如果都用上了，可能有六、七分把握。”周宇驰象下赌注一样坚定地说：“有七分把握就可以干，打仗就是有七分把握三分冒险。”
后来，围绕着上述几种办法，他们进行了具体研究，还提出了另外两个办法：一是把附近的油库烧着，以救火为名，趁混乱之机动手，江腾蛟并当场画了毛主席专列预定停车地点和油库位置图，凶狠地说：“搞得好，汽油流到火车附近，连人带车都报销了。”二是要陈励耘在杭州干。后来，他们决定等于新野从杭州回来后再研究。
也是在这天晚上，叶群多次与黄永胜、吴法宪通电话。叶群要吴法宪给林彪准备五架飞机，还坚持要吴法宪把这个任务交给胡萍去完成。
9月9日凌晨，林立果从北京机场的秘密据点匆匆赶到设在空军学院小楼的另一个秘密据点，对等候在那里的空军司令部办公室处长刘沛丰、副主任刘世英、秘书程洪珍等人说：“现在有人反对林副主席！我们要誓死捍卫！养兵千日，用在一朝，当前是要用我们的时候了。你们要全力以赴，一个人顶几个人，十几个人用。”还拿出林彪的手令让大家传阅，而后问道：“你们看怎么样？”几个人连连表示：“坚决服从命令听指挥！”“保卫林副主席！”“保卫林副部长！”
林立果又解释说：这次总的任务代号叫“571工程”，即“武装起义”。江腾蛟是前敌总指挥。搞成了论功行赏，王飞是空军司令，刘世英就可以当副司令，李伟信可以当外贸部长。其它人都要重用。成败在此一举。现在全舰队进入一等战备！随时准备进攻！”接着，他从口袋里拿出一张纸：“现在，我宣布一下舰队成员的代号：林立果——老康，周宇驰——金钟，刘沛丰——老崔，王飞——阿飞，江腾蛟——歼七，于新野——越野……。搞成了一切都好了，失败了就打游击！
下午，林立果一伙又在西郊机场秘密据点聚会。江腾蛟提出，如果毛泽东的火车停在上海虹桥机场，就炸附近的小油库，趁救火的动乱“上车干掉”，如果江腾蛟所设想的搞得好，汽油流到火车附近，连车带人都报销了。有人提出，用日本人对付张作霖的办法，制造第二个“皇姑屯事件”。为此，周宇驰问江腾蛟：“从杭州到上海之间有没有铁路桥？如果有，炸铁路的办法最好。”
江腾蛟答道：“桥有好几座，但都有陆军看守。”又建议：
“要炸铁路，硕放（位于苏州附近）那一段比较合适。这个地方靠近我们的机场，铁路边又无其它部队。”
周宇驰接着说道，车一炸坏，就发动附近机场的部队以抢救B－52为名冲上去，在混乱中“解决问题”。并计划由鲁珉去干。还有人提出让陈励耘派飞机或用其它办法轰炸火车，等“把列车打停后”，再“欺骗战士说，上去抓凶手，看到活着的都把他干掉。”在研究京、沪之间的联络问题时，决定：
“如果B－52到了上海，向北京通报时，就说王维国因病住院了，如他离开了上海，就说王维国出院了。”……
就在这一天，林彪、叶群同在北京的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用保密电话进行了频繁的对话。黄永胜与叶群的一次谈话就用了九十分钟。吴法宪与叶群通话后，当即命令胡萍：“叶主任来电话说，他们准备动，要用飞机，你把他们要用的飞机都准备一下，要用的三叉戟飞机一定要好好检查，大飞机也都作些准备，随时可以用。”
九日深夜，林立果、周宇驰又来到空军学院的秘密据点，与王飞密谈。他们先让王飞看林彪手令，谈了他们的行动计划，决定由王飞、周宇驰共同负责北京方面的行动。最后，将叶群带给黄永胜的密件交给王飞，由王飞送交黄永胜，以便使王飞成为林立果与黄永胜之间的联络人。
9月10日，在北戴河的林彪、叶群和在北京的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及林立果一伙动作的频率更加快了。上午，林立果派刘沛丰专程送密件到北戴河。中午，王飞将叶群给黄永胜的密信送交黄永胜。下午四时许，刘沛丰又从北戴河带回林彪给黄永胜的亲笔信：
永胜同志：
很惦念你，望任何时候都要乐观，保护身体，有事可与王飞同志面洽。
敬礼
林彪
信上没有日期。林立果、周宇驰把信交给王飞，要王飞适时送交黄永胜，并作黄永胜与林立果之间的联系人。
这一天，除了信件联系，叶群和黄永胜还通电话五次，最长的一次是一百三十五分钟。
从九月六日林彪了解到毛泽东南巡谈话的内容起到十日这短短的五天时间里，林彪一伙积极筹划着武装政变的阴谋。
毛泽东对林彪一伙的这些情况了解到什么程度谁都无法猜测，但是，南巡讲话会很快传到林彪耳中，会刺激林彪一伙最终摊牌的局势想来毛泽东是有所预料的。他必定会考虑到这局牌该如何打出去。于是，九月八日午夜，在杭州的毛泽东刚吃过夜餐，突然令人将停在杭州笕桥机场附近的专列立即转移。九月十日下午三时许，毛泽东又突然说：“现在把车调回来，我们马上就走！”由于在杭州期间，有一次找陈励耘，这个直接掌管毛泽东杭州之行警卫工作的人却不知去向，加之他与林彪一伙的关系，毛泽东特嘱不要陈励耘等人送行。
当陈励耘闻讯赶到车站时，自觉心中有亏竟也未敢上前同毛泽东握手告别。
近晚，专列驶进上海，停要虹桥机场附近的吴家花园处，毛泽东没有下车。十一日上午，毛泽东在火车上接见了从南京赶来的许世友，却没有准许王维国上车。中午，毛泽东叫许世友和其它找来谈话的人一同下车吃饭，把王维国又拉上了。下午，毛泽东的专列驶离上海，向北京方向飞奔。
九月十日晚，毛泽东的专列停在上海后，林立果很快便收到从上海打来的电报：“王维国因病住院了。”北京的林立果知道毛泽东已安抵上海，认为动手的时机到来了。林彪一伙估计毛泽东总要在上海停留几天，于是在北京和北戴河都加快了密谋速度。
林立果一伙虽是紧锣密鼓筹划着谋害毛泽东的办法，具体如何下手却并没有确定下来。在北戴河的林彪、叶群急不可待，不断与林立果联系。十一日上午十一时许，周守驰给王飞打电话时就说：“叶主任给林立果打电话，发火了，你赶快来研究。”林立果也打电话给王飞：“主任刚打电话给我们抽鞭子，她还要给你打电话，你要有个思想准备。还说：“现在是势在必行，不能再犹豫了。”
王飞刚放下手中的电话，叶群的电话打来了。一开口，叶群便佯装关切地说：“我们对你们是很关心的。你们的每一点我们都为你们考虑。林副主席对你们很信任。托你们办的事应该抓紧办。”接着，叶群语调严厉地说：“我们全家的身家性命都托给你们了。听说你有很大顾虑，总想‘抽梯子’。怕什么，就是死了也是烈士嘛！”王飞忙解释说：“不是怕，我参加革命时还没有想到活到快五十岁呢！是不好搞，怕搞不好把你们也连累了。”
叶群见状，马上缓和下来说：“林副主席历来说话一句算一句，不考虑成熟，不会要你们办的。办了不会亏待你们的，什么问题都好办。你们将来都是‘常’字号的。”在用官职引诱之后，叶群又威逼着说：“你们忙活了这几天，现在就是不搞也不好了，人家也不会饶过你们的。你们也跑不了。只有同生死，共命运，不能把我们当‘省油灯’！”
王飞听此言，有点慌神了，忙说：“我考虑的是困难，怕连累你们，不是别的。”
叶群生怕王飞往后缩，赶忙给他打气：“有困难想办法克服嘛！哪有不困难的事？你们想想办法嘛！江腾蛟那里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他（指毛泽东）取了我们根据地里了，不要坐失良机，要当机立断！”
王飞深知自己是上了贼船的，必须跟着船一起走，于是回答：“我马上去找他们研究，尽力去办。”
叶群认为王飞的工作已做得差不多了，又充满爱抚的感情说：“你家里有什么困难吗？”“钱够不够用？”“你的小孩多，带不过来，我帮助你们带。……”
最后，叶群和王飞商定，下午六时给她回电话。
王飞与叶群通话后，立即赶到西郊机场的秘密据点，林立果、周宇驰、江腾蛟已经先到了。
他们在一起商定了各人的代号后，林立果说：“林副主席决心已定，先搞‘南线’，接着北京，要坚决搞，就是研究如何执行的问题了。”
在研究怎样具体地实施他们的谋杀计划时，还规定了暗语：“王维国病重“表示”打响了；“王维国病愈”代表“打成功了”；“王维国病危”表示“打坏了”。
在谈到“南线”的问题时，林立果问特地从武汉地区接来的驻河南某部师政委关光烈：“火箭筒和火焰喷射器的性能如何？”江腾蛟插言说：“这个东西打火车好啊。”林立果便对关光烈说：“把你们师的火焰喷射连调到上海去，听江腾蛟的指挥。”关光烈似带难色道：“我是没有问题的。不过，把喷射连运到上海，要解决交通工具问题。”林立果果断地说：
“用飞机送，就说到上海去执行一项特殊任务”，“如果在上海搞不成，就在硕放炸火车。。”江腾蛟建议：“这个‘任务’交给鲁珉去执行，由空军某师去完成。”
晚八时，江腾蛟把鲁珉接到西郊机场，与林立果、周宇驰继续密谋。林立果气势汹汹地说：“现在情况很紧张，副统帅下了命令，要主动进攻，先把B－52搞掉。江政委（江腾蛟）你这个‘歼七’在上海打头阵，争取在上海搞掉，不成就看鲁部长（鲁珉）在硕放的第二次攻击了。有的是炸药，在铁路上一放，就是第二个皇姑屯事件。再不成就让陈励耘派伊尔－10轰炸。”
周宇驰则说：“硕放桥如有人检查和保卫桥梁，应把他们的人先干掉，把衣服脱下来，换上我们的人。”
当林立果要他们坐飞机去上海，把家属也一块儿带去时，江腾蛟说，现在还顾不上这些，主要的是把B－52搞掉。林立果手下的要员对林立果的忠心耿耿，使得林立果又惊又喜，于是当场封官许愿说：“搞成功了我在北京组织五十万人大会欢迎你们，到那个时候，你们都是国家栋梁，有功之臣，要论功行赏。北京军区司令不是你江腾蛟干我还不放心。”江腾蛟故作谦虚地说：“我当政委，老鲁当司令。”周宇驰说：“完成了任务，政治局委员，副总理，由他挑选。”……
可是，就在这天夜里，一场升官发财、篡党篡国的黄粱美梦作的酣甜之时，王维国从上海打来电话向他们密报：毛主席在上海仅仅停留了一天，现在已经离开了上海北上了。
毛主席的行动，完全出于林彪一伙的意料；毛主席在杭州停留的时间，远没有他们估计的那么久。9月10日下午，毛主席离开杭州。心怀鬼胎的陈励耘匆匆赶到车站，竟不敢上前同毛主席握手。
毛主席在上海停留不到24小时，没下火车。11日上午接见一些负责人时，林彪一伙计划要在毛主接见时动手的王维国，没有被允许上车。
11日晚上，当林立果、周宇驰、江腾蛟、鲁珉正在策划炸硕放铁路桥时，毛主席乘坐的专列已经离开上海，平稳地驶过硕放。
林立果一伙听后，犹如五雷轰顶，一切都懵懂了。当林立果似乎明白过来的时候，鲁珉已经走了，他痛哭流涕地说：
“‘首长’交给我的任务没有完成，‘首长’连生命都交给我了，我拿什么去见‘首长’。”周宇驰大吼道：“现在难过也没用，也没有其它办法，只有等到国庆节那天，‘首长’托病不去，我驾直升飞机去撞天安门！”又说：直升飞机要两个人，你们谁能跟我一块儿去？”此时，这一伙人都已心虚了。等了好一阵子，于新野说：“我可以去。”刘沛丰也表示可以去。李伟信也表示可以去。林立果假作痛惜地说：“这样不行，我不允许这样做。”
此时，毛泽东的专列已驶过硕放桥。后途经蚌埠、济南、天津时，毛泽东都不让停车。
1971年9月12日下午，列车停在丰台站，毛泽东借停车机会把北京部队和北京市负责人找来，在车上谈了两个多小时话。他谈到了林彪，谈到了林彪一伙，但是，并没有把林彪推至完全敌对的席位上。江青后来说过：“丰台会议，毛保他（指林彪），仁至义尽。”这或许可以从某一个侧面了解到以往从未披露过的丰台谈话内容的重要性。
黄昏时分，毛泽东乘坐的列车驶进北京站，南巡顺利地结束了。林彪孤注一掷的政治赌博失败了，武装政变阴谋宣告破产。
但是，阴谋并没有结束。
林彪反革命集团在《“5712工程”纪要》中，对于发动反革命武装政变的后果，按照他们自己的愿望，曾作了这样的设想：
两种可能性：
夺取全国政权，
割据局面
可能是出于反革命阴谋活动的特殊需要，林彪在进行着一个阴谋活动时，就准备着另一个或几个阴谋。所以，他们在策划谋害毛主席的同时，就希望吴法宪等安排飞机，为南逃广州、另立中央和叛国外逃作准备。
2．8 密谋另立“中央”
1971年9月11日，在北戴河的林彪、叶群知道了毛泽东已离开上海的消息，他们的谋杀计划彻底破产了。然而，他们要与毛泽东争斗的决心并没有动摇。按照《“571工程”纪要》的设想，他们决定南逃广州，另立中央，制造割据局面。
其实，就在林立果主持策划谋杀计划的同时，林彪、叶群便在着手准备南逃了。他们不断散布林彪要“动一动”，“利用坐飞机运动运动”，“准备去大连”， “国庆前回北京”……。九月七日，还以女儿林立衡订婚为理由，把她接到北戴河，以便全家一起行动。林立果又向林立衡宣布了他们可能叛逃苏联的打算。九月十日上午，“舰队”的重要头目周宇驰要鲁珉把福建、江西、广东、广西的一、二、三级机场的位置、长度、宽度，拉个单子给他。九月十一日上午约十一时，叶群叫秘书通知留在北京的秘书，把全军副军级以上干部名册、部队部署情况登记表及全军干部工作座谈会的全套文件送去。当时十一时许，叶群给胡萍打电话问：“要你准备飞机是否有难处？”同时，用命令的口吻说：“这件事我和胖司令（指吴法宪）也都作了安排，你要抓紧准备。”
到了九月十二日，林彪南逃的计划，已经成了迫在眉睫的行动了。上午，林立果和北戴河的林彪通了电话，南逃计划便同时在北京和北戴河两地具体安排着。
在北京的林立果，先与周宇驰商定了南逃方案。下午四时半，周宇驰到西郊机场的秘密据点向胡萍交底说：“毛主席最近找了许多负责同志谈了话，首长看这形势不好，决定十三日离开北戴河去广州。”还具体布置胡萍安排八架南逃广州的飞机。下午5时左右，按照周宇驰的指示，胡萍把派256号三叉戟送林立果去山海关，以便将飞机留给林彪、叶群使用的任务交给了潘景寅。然后，用电话通知航行局局长说：252号（为了保密，将256说成252）晚七时飞山海关，发训练预报，要亲自掌握。又嘱：对“值班的就不要讲了”。晚上，胡萍又将其余要用的飞机配备了机组人员名单，假借训练名义，申请了假航线和起飞时间。
傍晚，林立果把周宇驰、于新野、江腾蛟、王飞、李伟信等人召集到空军学院的小楼里。此时的林立果好象失去了支柱，一心想立即依傍在父母的羽翼下。他一面收拾行装，一面对大家说：“情况紧张，我立即转移。由周宇驰跟你们谈谈。”
周宇驰对大家说：“毛主席回来以后，就要开三中全会，就要动手了。林副主席决定立即转移去广州，要军委办事组黄、吴、李、邱明天到广州。要保证他们安全地上飞机……”，“到那里以后，首长召开师以上干部紧急会议，宣布另立中央，进行割据，形成南北局势。”“利用广州的广播电台发表消息，提出条件，和北京谈判。”“我们还可以争取外援，林彪在苏联是有威望的。”“可以和苏联等国建立外交关系。要动武，就联合苏联，实行南北夹击。”……最后宣布：
明天（九月十三日）上午八时，首长从北戴河起飞，直飞广州沙堤机场。明天早上六时，江腾蛟、王飞、于新野三人到西郊机场，七时，周宇驰先带一部人和他们的家属飞往广州，等黄、吴、李、邱到齐后，其它人再一同直飞广州。江腾蛟负责警卫工作，保证他们安全到达。
会后，李伟信根据周宇驰的指示，通知上海蒋国璋，并让蒋国璋立即报告王维国：十三日他乘去上海的那架伊尔－18飞机，到上海后，设法让飞机上的八、九十名警卫人员下来，给他们找到住处，换上“上海小组”和“教导队”的人一同去广州。
王飞、于新野则根据周宇驰的指示，来到空军学院办公大楼西三楼南侧最西头的一间办公室里，和刘世英、贺陆全（空军司令部情报部部长）等人一起拟定“机关”南逃人员名单和南逃行动计划。同时，以“首长打靶”为名，到警卫营取出了三十支五九式手枪，两千发子弹及两支冲锋枪，二百发冲锋枪子弹备用。
他们还手脚不停地捆装党和国家大量机密文件、胶卷、录音带及外币，以为他们即将成立的“中央”服务。
就在周宇驰带领一伙人在北京马不停蹄地准备南逃的时候，林立果带着刘沛丰、程洪珍和一大堆行李，已登上256号三叉戟，准备离开北京飞往北戴河了。当飞机在西郊机场起飞后升到空中时，林立果狠狠地说了一句话，“北京啊，暂时分别了，看来可能要割据一段时间了。”——看来他们还确在梦中未醒呢！
3 林彪出逃之谜
在这个时刻，一切都是赤裸裸的，赤裸裸的惊恐，赤裸裸的杀机和求生欲望。理性被抛弃，支配着他们的只有本能……
3．1 生命的最后一个星期
林彪生命中最后一个星期，大概是他一生中最紧张的一个星期。
在这7天里，林彪、叶群与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进行频繁的秘密联系。根据军委电话总机话务员的通话记录单记载，7天中，他们之间通过军委电话总机接转的电话有51次，还不包括自动电话。
其中，叶群在北戴河用保密机与黄、吴、邱通话31次，通话时间合计948分钟，即将近16小时，相当于两个工作日。
其中通话时间超过50分钟的有8次，最长的一次135分钟。
在这7天中，林彪、叶群还紧张地进行了叛逃的准备：
9月7日上午9时50分左右，叶群叫秘书通知留在北京的秘书，把俄华字典、英华字典、俄语和英语会话，让飞机带来。为此，飞机起飞时间推迟了一小时。
9月7日晚约9点30分，总参二部的一位参谋照例给叶群“讲课”，原来应该讲马其顿王亚力山大或美国和《巴顿将军》，可是叶群却突然拿着《世界地图集》，问蒙古有哪些大城市，哪些地方有苏联军队，中苏、中蒙边境地区有多少苏联军队。
9月8日上午，周宇驰在北京找尚登峨（原空军司令部航行局局长），要他搞一本苏联航班地图。
9月9日上午11点30分左右，叶群要秘书通知留在北京的秘书，把有关中美关系的文件送来。
9月9日上午，周宇驰布置许秀绪搞一份东北、华北、西北地区雷达兵部署图。
9月9日晚9时，周宇驰布置王永奎（空军司令部情报技侦处原副处长、联合舰队成员）搞一份作导航用的周围国家广播电台频率表。
9月10日上午，周宇驰要鲁珉把福建、江西、广东、广西的一、二、三级机场的位置、长度、宽度“拿个单子”给他。
9月11日上午11时左右，叶群要秘书通知留在北京的秘书，把全军副军以上干部名册、部队部署情况登记表以及全军干部工作座谈会的全套文件送来。
于此同时，在空军办公大楼西侧三楼南侧最西头的办公室里，一个黑会正在进行。王飞、于新野按照周宇驰的布置，研究确定“机关”南逃人员名单和行动计划。
他们先研究了总的名单，然后研究了分别随同黄、吴、李、邱上飞机的分组名单，研究了通知南逃人员的方法，去机场车辆的安排，集中地点，还确定了分别对黄、吴、李、邱的秘书和司机“做工作”的人。
在这中间，王飞叫郑兴和以“首长打靶”为名，到警卫营取手枪30支，子弹2000多发，冲锋枪2支，子弹200发，装到车上。
王飞还提出，会议结束后，他要带几个人去西郊机场，实地察看一下人员集中的地点和上飞机的位置。并计划在第二天凌晨人员集中后，由他进行简单“动员”后，由郑兴和向大家发枪。
深夜约11时40分，叶群神色紧张地把林彪的警卫秘书叫到林彪那里，她让警卫秘书先在门口等着，自己到林彪的客室里，悄声说了几句话，然后把警卫秘书叫了进去。
林彪坐在沙发里，他那张蜡白的脸变得更白了。他对警卫秘书说：“今晚反正睡不着了，你准备一下东西，马上就走。”
3．2 “林彪要飞，我周恩来亲自去”
在一张摆着十几部各种颜色电话机的大办公桌前，周总理正在若有所思地踱来踱去。此刻，他那两道剑眉的中心结成了一个疙瘩。
接着，周总理又接到中央办公厅负责同志转来的林立衡的报告：有一架飞机在山海关机场，是下午林立果坐着来的。
12日黄昏，毛主席刚从外地回到北京中南海。为了保卫毛主席的安全，周总理下令采取一系列措施。然后，周总理来到东大厅他的办公室。等他来到东大厅之后，顿时，通往各重要军事机关和党、政、军主要领导人的直通线路都接通了。
周总理打电话给吴法宪：
“你调飞机去山海关没有？”
“没有。”吴法宪回答。这件事他确实不知道，这是实情。
“真的没有？”总理严肃地追问一句。
吴法宪知道事情严重，连忙说：“真的没有。绝对没有。
我以脑袋担保。”
“你查一查，把情况迅速报给我。”
总理放下这个电话，又拿起通往海军的电话。因为山海关机场是海军航空兵的一个机场，所以总理让李作鹏也查一查256号飞机是否在山海关。
隔了一会儿，李作鹏、吴法宪相继向总理回电话报告情况。李作鹏说：“下午到山海关的那架飞机，现在还在那里。”
吴法宪说：“我向胡萍查了一下，确实有一架飞机到山海关。胡萍说是改装好了试飞。我让飞回来，胡萍说飞机出了故障，飞不回来了。”
总理对吴法宪说：“那架飞机修好了，马上飞回来，但飞机上不准带任何人。”并且还指示吴法宪立即到北京西郊机场去查明情况。同时，周总理又派中央警卫局负责人杨德中去西郊机场寸步不离地“协助”吴法宪。派李德生到空军负责指挥。派纪登奎到北京军区加强指挥。
总理放下电话，觉得还不放心，又打电话告诉李作鹏，让他向山海关机场传达了一个命令：山海关机场的那架飞机要有周总理、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四个人一起下命令才能飞行。”
吴法宪乘车来到西郊机场候车室，他让秘书马上把胡萍找来，他从总理在电话中的口气里可以听出今天这架飞机事关重大，因此他也不敢怠慢。秘书转了两圈，没有找到胡萍。
此时，胡萍正躲在一间电话室里打电话。接电话的是驾驶256号飞机到山海关去的飞行副政委潘景寅。
潘景寅今年40多岁，此人飞行技术很有两下子，林彪、林立果几次外出都是他开的飞机。林彪、林立果欣赏他的飞行技术，认为他是“有用之才”。这么一来，潘景寅对林彪一家感恩戴德，死心塌地为这一家子服务。
胡萍紧握着话筒放低声音，对潘景寅说道：“吴司令说总理追查256号飞机，问为什么去山海关？谁同意的？看来事情闹大了。我跟吴司令讲我不知道，可能是试飞训练。吴司令问我训练为什么不回来？我说查一查。”
停了一下，胡萍又说道：“有人再查这架飞机，你就说这架飞机有点毛病暂时回不来。”他又大声追一句：“听明白了没有？”
“明白”。潘景寅回答道：“我就说飞机的油泵出了一点故障，正在修理。”
放下电话，胡萍又打发一个平时亲信的副队长马上到“联合舰队”的秘密据点去，把总理追查256号飞机的情况告诉周宇驰。
干完这些事，胡萍才深深地喘了一口气，到候机室去见吴法宪。
李作鹏接到周总理让他向山海关机场传达命令的电话后，立刻敏感地想到林彪那里可能发生了什么事情。联系到9月6日他通过黄永胜透露给林彪的毛主席巡视南方的谈话，他越发感到总理追查256号飞机很不寻常。他把总理的话在心里反复想了想：
“……要有周总理、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四个人一起下命令才能飞行。”
林彪乘的飞机要经过四个人联名批准，这是从来没有过的。而这四个人里面，林彪的行动对黄、吴、李是从来不保密的，看来四个人一起下命令，关键是要让总理批准才能放飞。
李作鹏毕竟是老奸巨猾，他的独眼一转，就想出一个坏主意。他拿起电话，要通山海关机场调度室，说道：“那架飞机的行动要听北京周总理、黄总长、吴副司令和我的指示，以上四人，其中一人指示放飞才能放飞，其他人指示都不能放飞。”
周总理的命令经李作鹏这么一改，“四个人一起下命令才能飞行”变成了“其中一人指示放飞才能放飞”。
11点半，周总理接到叶群打来的一个电话。叶群用一种假惺惺的亲切口气，说：
“总理呀，有件事要向您报告，林彪同志想动一动。”从她那沙哑的声音里可以听出，既没有平常那种盛气凌人的腔调又显得十分紧张。
总理用一种严肃而又镇定的语气问：
“他准备到哪里去？是空中动还是地面动？”
叶群吱吱唔唔，回答说：“……空中动，需要调几架飞机。”
“你们调了飞机没有？”总理问。
“还没有调，林彪同志让报告总理后再调。”
林彪、叶群他们明明私调256号飞机，为什么却说没有调飞机？这下更加证实了林立衡报告的情况。
为了不惊动他们，总理对叶群说：
“今天晚上飞夜航不安全，调飞机的事儿，我和吴法宪商量一下，看看天气情况再说。”
叶群根据林彪的旨意给周总理打电话，本来想试探情况，稳住总理。可是，总理机智的问话，不但使叶群露了马脚，更加引起总理的警惕，而且使林彪、叶群心中更加没底，更加恐慌了。
放下电话，总理想了一下，马上又命令吴法宪：“立即准备两架飞机，如果林彪要起飞，我到山海关机场去拦他。”
3．3 山海关枪声
20多名被从被窝里叫起来的战士，刚刚排成一队。他们弄不清要执行什么“紧急任务”，个个都还背着背包。
公路上，一辆吉普车正在疾驰。车里坐的是警卫副队长，他奉命到山海关机场去控制住飞机。
车库里，一辆大卡车，几辆吉普车正在发动。人们的喊叫声，枪栓的撞击声，汽车的马达声，在夜空中汇合在一起，使这个平日静寂的疗养地，出现了一种临战的气氛。
正在这时，一辆红旗轿车亮着白晃晃的前灯向58楼前的公路开来。车里坐的是林彪、叶群、林立果、刘沛丰和警卫秘书。林彪一上车，就问林立果：
“到伊尔库茨克要飞多长时间？”
林立果回答：“不远，很快就到了。”
红旗轿车就要通过58号楼了，警卫大队长等人冲上公路，挥着手臂，高喊道：
“停车！停车！”
汽车里，林立果拿着手枪对准司机的后背，叶群发疯似地喊着：“冲！冲！”汽车加快速度，鸣着喇叭，从人们身旁像一阵狂风似地冲了过去。
突然，坐在车里前排座上的警卫秘书喊了一声：“停车！”
这个秘书，跟随林彪十多年，深得信任，所有车里人都没吭气。汽车急剧停稳，他已经跳下了车。
叶群杀气腾腾地问：“你想干什么？”
这个警卫秘书说：“当叛徒，我不干！”然后，他转身向58号楼边跑边喊：“来人哪！”汽车里向他开枪，击中了他左臂。他和追赶上来的人向汽车连开几枪，可是这辆高级防弹汽车，手枪子弹根本打不透，只在防弹玻璃上留下了几个白印。
林彪轿车发疯似地冲上了公路。车速高达每小时120公里。把尾随它的卡车、吉普车都远远抛在了后面。
但是，在接近山海关机场时，它被先派出去的那辆吉普车压住了。无论它怎么鸣喇叭，吉普车就是不让它超车。这样拖了几公里，前面已经可以看见机场的大铁门了。
前方，要横穿二股铁路线。这时正巧有一列火车要通过。
看道工人亮起红灯，标志杆正在徐徐下落。吉普车一个急刹车停住了，红旗轿车却一打车头，超过吉普车从标志杆下冲了过去，急驰的火车险些撞在它的车尾上。
13日零点18分，红旗轿车冲进山海关机场。一辆油罐车正在给256号飞机加油。汽车开到飞机的旁边，车还没停稳，林立果穿着白衬衣，拿着手枪，从右车门下来，十分慌张地大声喊着：
“快！快！快！飞机马上起飞！有人要暗害林副主席，要保卫林副主席！”
紧接着林彪、叶群从车右门下车，跑步直奔飞机。他们顾不得等客梯开来，沿着机组用的小梯子往上爬。叶群打头，林彪在后。叶群一边往上爬一边急促地喊着：
“快！快！快！飞机赶快发动！油车赶快离开！”
林立果一手挥舞着手枪，一手抓住梯子，一边往上爬一边高声喊：
“快把机场大门关上！后面有追兵，有人要暗害林副主席！”
上了256号飞机，连放在红旗轿车上的手提包、文件都没有顾上拿。没有等机组人员上全，连领航员、通讯员都没有上去，跑道灯也没有打开，飞机就开始发动了。
机场领导目睹这些情景，觉得十分反常，立刻派一辆油罐车到滑行道上拦住飞机。同时，机场领导马上给李作鹏打电话，明确问他：“飞机强行起飞怎么办？”李作鹏回答说：
“可以直接报告周总理。”
过去，山海关机场从来没有直接请示过周总理。当时飞机已经发动，怎么来得及报告周总理呢？这一点难道他李作鹏不清楚吗？
零点23分、256号飞机加大油门，在一片漆黑中向跑道滑行。这时，8341部队的追兵赶到机场。机场的灯光全部被关闭了。
“叭”、“叭”几声清脆枪声回响在漆黑的夜空。
4 “九·一三”事件之谜
在生死存亡之际，他们感到恐惧？抑或被仇恨啃啮着？他们有过什么样的求生挣扎与濒死举措？假如他们侥幸逃脱上天的惩罚，那么世界会因此增添几多阴谋，几多悲惨？但是，“绝妙”的死亡使得这一切荡然无存……
1971年9月13日，凌晨2时许，林彪叛逃所乘的中国民航256号三叉戟飞机在蒙古人民共和国的温都尔汗草原坠毁，林彪落得个折戟沉沙，遣臭万年的下场。
外电称这是“中国政治之谜”，围绕这一重大事件，制造了诸多耸人听闻的传闻。
当时，中蒙关系正在改善，双方重新互派大使，中国新出任蒙古大使许文益到任刚刚20天，便碰上了这个震惊中外的事件。
4．1 蒙方提出口头抗议
1971年9月14日上午8时，蒙古外交部突然打来电话通知：副外长额尔敦比列格要求8时30分会见中方大使。中方使馆人员立刻预感到发生了意外事件。
额尔敦比列格副外长已在他宽敞明亮的办公室等候。沙发前的长茶几上摆放着糖果、点心和烟茶，似为欢迎新大使的拜会。额尔敦比列格寒暄几句，对尚未正式拜会就仓促约见表示歉意。
接着，话题一转，他说：
“我今天受政府委托，通知如下事情：13日凌晨2时左右，在我国肯特省贝尔赫矿区以南10公里处，有一架喷气机失事。”
额尔敦比列格接下来通报了详细情况。那架飞机是属于中国人民解放军某部的飞机，乘员共九人，其中有一名妇女，不幸全部遇难。额尔敦比列格对于中国军用飞机深入蒙国领土之事，代表蒙国政府提出口头抗议。
额尔敦比列格又通报说，中国飞机失事，乘员全部死亡。
现在天气还比较热，尸体需要按照某种方式予以处理。他又加重语气强调，以此为例，可以认为中国军用飞机是侵犯了蒙国国境。蒙古有关部门正在继续进行调查，蒙方保留就此事再次进行正式交涉的权利。
中方大使听罢，立即表明了自己的态度。他首先感谢蒙方通知这件事。他说：
“正当中蒙两国关系刚刚开始正常化的时候，我国飞机由于某种原因在蒙古领土上失事，这当然很遗憾。”接着，大使又以提问的语气说：“但我不知道出于人道主义的考虑，蒙古方面对飞机采取什么措施？”“出于友好的考虑，请蒙古方面帮助了解，我国飞机因为什么原因误入蒙古境内？”
中国大使是确表示：“对于副部长提出的口头抗议，在我未全部弄清楚和了解事实真相以前不能接受。但我可以把此事转告我国政府。”
“我们可以派人去出事地点看看吗？”中方大使问道。
额尔敦比列格副外长并未直截回答，他解释说飞机失事近两天，但只发现九名乘员和尸体，当时没有一个人活着。然后话题一转，他反问道：
“大使提出，大使馆是否可以派人去的问题，我是否可以理解为你们正式提出派人去看的要求？”
“可以这样理解。”中方大使道。
副外长当即表示：“我们可以满足你们的要求，相信中方能在近期作出答复。”
在中方大使告辞的时候，额尔敦比列格说：“希望中方使馆尽快通知派什么人去、何时动身。”
4．2 启用专线电话
中方大使回到使馆已是9时30分。大家听后都感到事态突然，有些迷惘。大使指出事态的严重性，要求大家沉着镇静，注意保密，当务之急是向国内报告情况，听候国内指示。
大家各自散去，办理有关事宜。
但是，负责机要工作的同志神色不安地报告说，蒙古电报局称，由于线路情况不好，电报不能及时发生，最快也得四个小时以后。当时使馆未设电台，发电报只能经蒙古电报局。
众人心急如焚。
这时，大使忽然想起使馆有一部直通北京的专线电话，已封闭两年多，如能启用，岂不可解燃眉之急？
这种专线电话是50年代中苏关系密切友好时，在北京和莫斯科之间架设的，是一种可以直通的高频电话。北京和乌兰巴托之间也顺便安装了这种电话。后来由于中苏关系恶化，中蒙关系变冷，专线电话也随之停用。当时也想到，启用这种专线电话是要担风险的。但事不宜迟，需要当机立断。
大使决定开封启用，有关同志立即行动起来，从库房里拿出一大串钥匙，一把一把地试着开，大概花了半个小时，北京电话台才叫通。但北京台托词外交部的机器坏了，不给转接。大使极力保持镇静，毅然决定先打国际长途电话，要求使用专线。
当日中午12时20分，北京获得飞机失事的消息。
14日上午，在外交部会议室里，姬鹏飞代理外长正在主持一个气氛非常严峻的会议，讨论如何落实周总理的指示，研究林彪叛逃后可能出现的各种情况，并提出应采取的外交对策。会议一直开到中午12时尚未结束。
这时，一位值班秘书手持特急报告，连门也忘记敲便直奔姬鹏飞。
姬鹏飞读完报告后，向大家说了这样一句精辟的话：
“机毁人亡，绝妙的下场！”
特急报告火速送到中南海。
毛主席、周总理在林彪叛逃后彻夜未眠。机毁人亡的消息传来，他们悬浮在心头的沉重石块终于落了地。周总理对驻蒙使馆在不明真相的条件下，断然启用封闭已久的专线电话，把我飞机失事的紧急情况以最快的速度传到国内，表示满意。
15日凌晨又接到国内指示：
尸体尽量争取火化，将骨灰带回；如火化确有困难，可拍照作证，就地深埋，竖立标志，以便以后将遗骸送回国内。
4．3 现场惨状
9月15日下午6时，中方大使馆一行人抵达飞机失事现场。
现场位于温都尔汗西北70公里的苏布拉嘎盆地。该盆地是沙质土壤，南北长3000多米，东西宽800多米，地势平坦开阔，到处覆盖着三四十厘米的茅草。飞机是由北向南降落，着陆点正好是盆地中央，坠毁在盆地的南半部。草地燃烧面积长800米，宽度由北面的50米扩展到南面的200米，呈梯子形。
环顾现场，便可看到焦黑色的草地上散落着大大小小的飞机残骸，覆盖着白布的尸体分外显眼，周围是一望无垠的荒原，蒙古哨兵在高坡上游动着，一片凄凉悲惨的景象。
飞机着陆点以南约30米长的草皮被机腹磨光，西侧平行处，是右机翼划出的深约20厘米的一道槽沟。再往南，擦地痕迹消失了，进入燃烧区，飞机碎片越来越多，越来越大，面越来越广。
至200米处有一段带弦窗口的机身，其东南20米左右有一段左机翼，上有“…56”号码。至320米左右有一扇舱门，门上钉有“旅客止步”的塑料牌，门车南30米处有一发动机。
约400米处有三个连装座位架和座垫，其东侧40米处有一段右机翼的外展部分，上有“中国”二字。
机头在530米处猛烈烧毁，只剩下镶嵌仪表的空架子和残碎机件，机壳都已化为灰烬。机头正东20米处有一段右机翼的内展部分，上有“民航”二字。 “航”字旁边有一个直径约40厘米的大洞。机头以南80米处有一个起落架。再向南200米，在未燃烧的草丛中躺着一个完好的轮胎。机头西北60米处是斜卧着的机尾，它的正南和东面20至40米处各有一个发动机。机尾上的五星红旗和机号“256”等标记清晰可见。
这些标志明白无误地显示这是我国民航256号飞机。
机头以北50米处散布着九具尸体，尸体中间有一炸坏的方形食品柜，旁边堆放着蒙方收集起来的死者遗物。尸体大都仰面朝天，四肢叉开，头部多被烧焦，面部模糊不清，难以辨认。
中方大使馆人员将尸体由北向南编成1至9号，并从各个角度拍成照片，以便以后鉴别确认。
根据事后查证，5号尸体是林彪，瘦削秃顶，头皮绽裂，头骨外露，眉毛烧光，眼睛成黑洞，鼻尖烧焦，牙齿摔掉，舌头烧黑，胫骨炸裂，肌肉外翻。8号尸体是林彪的老婆叶群，是唯一的女尸，烧灼较轻，头发基本完好，左胁部绽裂，肌肉外翻。2号尸体是林彪之子林立果，个子较高，面部烧成焦麻状，表情痛苦，形状凶恶，死前似在烈火中挣扎过。
现场遗物中有林立果空军大院0002号出入证。此外，1号尸体是林彪的座车司机杨振纲。3号尸体是刘沛丰。4号尸体是特设机械师邵起良，身穿皮夹克，九人中只有他的衣服未烧光。6号尸体是机械师张延奎。7号尸体是空勤机械师李平。9号尸体是驾驶员潘景寅。这些尸体和一般飞机失事的尸体不一样，并非个个焦骨残骸，而是驱干都完整，大多是皮肉挫裂、骨骼折断，肢体变形，烧伤严重，系飞机附毁时摔撞燃烧所造成的。
由于燃烧时伴有一氧化炭中毒，尸体皮下呈樱桃红色，加之停放时间过长，个个僵硬肿胀似腊人。
值得注意的是，每具尸体腕上都无手表，脚上没有鞋子，看来飞机紧急降落前，为避免冲撞扭伤，他们都作了准备。
4．4 按蒙俗埋葬遗体
中方大使馆人员视察完现场后，形成初步看法：
1．蒙古方面基本保持了飞机失事现场。他们用白布覆盖尸体，以防腐烂。他们承认有些文件和手表等什物已搜集保管起来，但未详谈具体情况。
2．飞机是由于不明原因紧急着陆，机上人员作了紧急降落准备，但飞机着地的失去了平衡，右机翼触地引起爆炸燃烧。
3．飞机的毯子上有巴基斯坦航空公司标记PIA字样，说明飞机是从巴基斯坦买来的。
但不知飞机上所乘何人，为何在蒙古境内失事。现场的情况使中方大使越发感到问题重大复杂。
天色已晚，蒙方陪同人员一再表示蒙古没有火化习惯，尸体只能土葬，并提出要马上选择墓址，连夜赶挖墓穴，明天就安葬。
按照蒙古人习俗，墓地要选在高地，从早到晚都能见到太阳，象征吉祥。蒙古军方人士桑加上校带着大家踩着没膝的茅草，先是向东走去，然后又折回来，最后在主机西北的高地上选定墓地。他当即调来一班战士，并让我方人员按他指定的方位用铁镐在地上划出一条墓穴框线。这时夜幕已经降临，阵阵秋风吹来，旷野上顿起萧瑟之感。
当晚回到温都尔汗，匆匆用过晚餐，中蒙双方共同达成四项建议：
1．墓旁立一块碑，上写“中国民航1971年9月13日遇难九同志之墓”，下写“中华人民共和国驻蒙古大使馆”。
2．按照蒙古习俗，在墓上放一件失事飞机的残骸，如标有“中国民航”字样的机翼。
3．请蒙方把遇难者的文件和遗物交给我们，我们写张收条。
4．请蒙方人员帮助画一张飞机失事现场图，注明出事地点的经纬度。
9月16日，天气晴朗，秋高气爽。中方大使嘱咐大家要利用光照好的有利条件，仔细复查一遍现场，多拍一些照片，作为证件，并拼制一张现场图，送国内研究鉴定。
上午10进，我方大使人员在蒙方人员陪同下再次到达现场。蒙古士兵抬来九口棺材，放在尸体旁。中方使馆人中对九具尸体从不同角度拍照，然后入殓。装殓后由蒙古士兵运住墓地。
墓地位于飞机失事现场西边1．1公里处，在一块高地的东坡上。墓穴长10米，宽3米，深1．5米。正准备下葬时，高陶布司长指着一辆刚到的卡车说，按蒙古习惯，应在尸体上覆盖红布、黑布，现因汽车来迟，尸体已经入殓，是否可以把红布、黑布铺在棺材上。中方大使表示同意。
九具棺材放入墓穴后，中方许文益大使和高陶布、桑加先生执铲作象征性填土，接着孙一光、沈庆沂和王中远三同志填土，然后由蒙古士兵填土修墓。
蒙方建议利用战士填土的时间，继续商谈。会议是在大轿车上进行的。主要是谈蒙古起草的“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飞机失事遇难人员安葬纪要”。
为避免在这种场合进行争论，许文益大使表示这个纪要作为第一个文件的补充，可以简单些，只写九具尸体怎样安葬，埋在什么地方就行了。
接着就转到从飞机上拿一样东西放在墓上作为标记的问题。沈庆沂建议把写有“中国民航”的一段机翼放到墓上。
蒙方称那个东西太大，搬不动。王中远又提议把机尾上炸掉的发动机进口环放到坟顶，蒙方接受了。
一切安排妥当，许文益、孙一先、沈庆沂和王中远四人来到墓地边，庄重地三鞠躬，以示哀悼。在不明真相的情况下，他们只能如此。
4．5 不欢而散的谈判
事后中蒙双方连夜进行谈判，商定了文件的范围，但在实质问题上分歧很大。
在安葬尸体时，双方就《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飞机失事遇难人员安葬纪要》（简称《安葬纪要》）进行过讨论，也没有取得一致意见。安葬尸体后，回到温都尔汗已是下午5时多了。
连续几天的高度紧张和劳累，我方人员都感到精疲力竭，想好好睡上一觉。但当晚10时左右，蒙方送来他们起草的《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飞机在蒙古人民共和国领土上飞机失事的现场调查纪要》（简称《现场调查纪要》），并要求连夜会谈。
中方大使利用沈庆沂和王中远翻译文件之机，靠在沙发上思考这两天来的情况和问题。他感到，蒙方在帮助视察现场和安葬遗体方面是友好的，但在讨论纪要时态度就比较僵硬。
他们虽然不再称我失事飞机是“侵犯”和“入侵”蒙古国境，改用了“进入”二字，但仍强调飞机是“军事人员驾驶”，“军事人员乘坐”，甚至说成员“为军事目的服务”，抓住“军事”二字不放，想在政治上置我于被动不利地位。
许大使认为在这个问题上绝不能让步，一定要按照国内指示精神，坚持是我民航飞机误入蒙古国境的立场，进行耐心的说理斗争，争取谈成。实在谈不成，就回乌兰巴托再谈。
拿定主意后，许大使的思想松弛下来，迷迷糊糊地睡着了。文件翻译出来已是17日凌晨一时，他们立即研究讨论，准备了对案。
凌晨4时25分，双方在旅馆开始正式会谈。中方大使首先发言，对蒙古政府提供的各种方便条件和蒙古人员的友好合作，表示谢意。接着对《现场调查纪要》提出10条修改意见，主要是以下三点：
1．提议把序言中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飞机于1971年9月13日2时左右进入蒙古人民共和国国境”，改为“中国民航飞机由于迷失方向误入蒙古国境”。
2．针对纪要第一条在记述飞机残骸时，只讲有中国国旗和256号机尾，而不讲标有“中国民航”字样的机翼，提议加上在飞机头部东面20余米处有损坏的机翼，上有“民航”二字。
3．针对纪要第七条记叙死者遗体遗物后，得出“失事飞机是中国人民解放军人员使用的”和死者都是“军事人员”的结论，提议改为“这架中国民航256号飞机载有中国军事人员，也载有非军事人员”。
对于蒙古方面提交的《安葬纪要》，我方提议将序言部分改为：“在蒙古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有关部门的友好帮助下，中国民航256号飞机失事遇难的九名人员（八男一女）的遗体按下述方式安葬”，然后写明在何时何地和如何安葬。
许大使发言后，蒙古方面建议休会10分时。10分钟以后，蒙方人员迟迟不来复会。在等待时，收听到外电报道，称中国关闭了所有机场，禁止所有飞机起飞。
许大使马上联想到这一惊人的新闻可能与这架飞机失事有关，这更使他感到问题的复杂和严重。这时沈庆沂发现，蒙方人员到邮电局去了，可能是向其上级请示。
中方人员考虑形势紧迫，不宜久拖在这里，要赶快回使馆向国内报告现场视察和谈判情况，听取国内指示。
于是许大使让孙一先向蒙方提出，鉴于我国庆22周年临近，大使要在今天赶回乌兰巴托主持馆务，建议双方在乌兰巴托继续会谈。如果蒙方一定要在这里谈，我方则由孙一先代表大使继续商谈。
上午10时15分复会，桑加上校答复我方提出的修改意见，基本上逐条驳回。对第一点，他说，没有证据表明中国民航飞机是由于迷失方向误入蒙古国境，“所以没有必要、没有根据这样写”；
对第二点，他认为，“如果把在飞机头部东面20余米处有‘民航’二字的机翼写进去，纪要就得把所有的东西都写进去”；
关于第三点，他说，“因为死者外穿军装，所以他们是军事人员这一段还应保留下来”。
高陶布司长看到局面有点僵，便出来缓和气氛说：“我们来到这里的目的是了解和分析现场，双方都有尽快结束这个问题的愿望。大使今天要回去，我们理解大使工作很忙。大使了解我们的工作也很忙。要是大使和桑加同志同意的话，我的意见是今天把这个问题谈好一起回去。”
许大使表示这个问题才谈了两三次，双方看问题的角度不同，存在意见分歧是很自然的，但是通过实事求是、相互谅解和友好协商，问题总会得到解决。
接着他着重讲了两点意见：
第一，中方大使于9月14日晚8时半，根据政府指示，就中国民航飞机失事原因向额尔敦比列格副外长作了正式解释，他并未提出不同意见。这一点应写在纪要上。
第二，失事飞机很明显写着“中国民航256号”字样，这是有目共睹的事实。因此，我方提出这一点应当写进纪要。
下午3时20分，双方继续进行会谈。蒙方看到关于飞机失事的《现场调查纪要》没有可能达成协议，便采取舍难求易的办法，转而讨论《安葬纪要》。高陶布司长首先说，关于大使要回乌兰巴托的问题，我们已经报告上级。现接上级通知，希望尽快把《安葬纪要》完成，我们便一起回去。
许大使表示同意，并说服对方要正视现实，把失事的中国民航256号飞机具体讲清楚。至于飞机上的人员，中方不反对蒙方说有军事人员，但根据现场判断，飞机上也有非军事人员，要把这两种人都写进去。
桑加接着发言，表示可以把“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人员驾驶的三叉戟1—E飞机”，改为“中华人民共和国256号三叉戟1—E飞机”，但仍坚持机上人员是军事人员。
许大使随即表示，这一修改同我们的主张接近了一步，但仍希望写明是中国民航飞机，飞机上既有军事人员，也有非军事人员。他解释说，那个女的就不是军事人员，现场有她的一双白皮鞋。
高陶布争辩说，虽然机翼上有“中国民航”的字样，但飞机里的材料没有一点可以证明是民航飞机。失事人员带的证件都是部队发给他们的。至于那双白皮鞋，也没有穿在那个妇女的脚上，不一定是属于她的。
许大使说，256号就是中国民航的飞机，正象有的国家民航由军人管理一样，不能因此就说不是民航。这个问题大的方面都已解决，何必在次要问题上争执。
孙一先插话说，我在蒙古工作多年，看到蒙古的民航也是军队领导和管理。而且驾驶飞机的人都是现役军人。假如蒙古的民航飞机迷失方向，误入他国领空，他国便以此来否认这是蒙古的民航飞机，你们能同意吗？
许大使接着说，况且现场的那个驾驶员穿的是皮夹克，说明他不是现役军人。高陶布又打断许大使的话说，他的皮夹克里面有军服，腰带也是军人腰带，不能以此作为非军人的证据。桑加有点激动地高声说，我们有各方面的材料，证明这些人都是军人。
许大使说，如果有材料证明，请拿出来，我可以放弃自己的意见。桑加便以现场有手枪为例，说明死者都是军人。
许大使进行了反驳，并表示我们不怕承认机上有军事人员，但要尊重事实。双方唇枪舌剑有些紧张。高陶布又宣布休会五分钟。
复会后，高陶布说，我们尊重中方的意见，稿子还可以修改。桑加接着宣布他们修改后的《安葬纪要》序言：“失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军事人员驾驶的256号三叉戟1—E型喷气机，乘坐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九人的遗体，按下列情况安葬。”
虽然把“军事人员”改为“公民”，但仍称是军人驾机，未写上“中国民航”这四个关键的字样。谈判再度僵持。
蒙方表示，为了尊重死者，应当有个文字记录，如果中方不同意，那么蒙方单方面在文件上签字，他们签字时，欢迎中方在场，但注明中方拒绝签字。蒙方的建议被中方拒绝，并表明态度：这是我们不愿看到的结果。
下午6时，双方悻悻登机返回乌兰巴托。
中方人员回到使馆，立刻写出飞机失事、现场视察、安葬尸体和会谈情况四个报告。9月20日，孙一先登上中苏国际列车，21日下午3时抵达北京。
当外交部核心小组成员，办公厅主任符浩走上去迎接他的时候，他还在四处张望，寻找他的亲友。
更使他万万料想不到的是，当天深夜至翌日凌晨，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周总理亲自听取了他的汇报，同他一起吃了夜餐，每人一碗热汤面。
4．6 飞机失事真相
林彪机毁人亡的消息传出后，曾引起外界猜测纷纭，流言四起。有的称飞机是被导弹击落，有的说飞机上发生过搏斗，等等。事实真相到底如何呢？
蒙古方面认为，该机是在没有外来影响的情况下，由于自身不明的原因，进行紧急降落，试图用飞机腹部着陆失败；
右翼撞地折断，引起爆炸燃烧。
据蒙方提供的气象资料称，9月13日凌晨2时，肯特省依德默格县上空无风沙、无雾，只有二至四级的云，能见度为50公里。这就是说：飞机失事地点上空没有危险的气象情况，从而可以排除飞机因自然气象而失事的可能性。
使馆在向国内写的飞机失事报告中是这样分析的：从周围无高大目标，迫降场地选择合理，着陆点到燃烧区有几十米距离，以及死者躯干烧伤不重，无高空摔折等情况看，飞机不象是空中着火爆炸，而是着地后爆炸起火。
1972年5月，中央专案组邀请有关方面专家，对飞机坠毁原因作了系统分析研究，得出了如下结论：飞机是有操纵地进行野外降落没有成功而破碎烧毁。
为什么说飞机是有操纵地进行降落呢？
首先，降落场地是经过选择的。飞机本来是由东南向西北方向逃窜，而降落方向却是掉头由北向南。降落场是一片平坦的草地，降落条件较好。
其次，飞行员作了野外降落的准备。从飞机机翼残骸照片上，可以清楚地看出已打开了前开缝翼，这是着陆前必须进行的操作，而这种飞机的前开缝翼是靠机械螺旋杆传动的，只有人工操纵才能打开。
起落架轮廊完整，没有撞击和严重磨损的痕迹，主轮胎也良好，这说明驾驶员没有放下起落架。飞机是在有操纵的情况下，尾部先着地。现场约有30米滑痕是飞机尾部着地滑行的痕迹。机上掉下的第一批部件是安装在尾部的中发动机底包皮和喷口等。地面无深沟，说明飞机不是大角度撞地或失速坠地，而是有操纵地着陆。
再次，机上人员似都做了降落的准备。每具尸体腕上都无手表，脚上没有鞋子，这是迫降前为避免冲撞扭伤而作的准备。
飞机降落为什么没有成功？首先是降落的动作不正确，没有做完，造成着陆速度过大。从残骸照片着，减速板没有打开，减少降落速度的反推力装置也没有使用，自然造成飞机着地时速度过快。
这些工作程序在正常情况下应由副驾使员完成，但该机因仓皇逃窜，未上副驾驶员。其次，三叉戟是下单翼飞机，这种结构不利于野外降落。它的两翼安装在机身下部，机翼和机身腹部都有较大的油箱，在未放起落架着陆时，极易形成机翼、机腹同时着地，造成机翼折断，油箱破裂，引起燃烧。
从飞机残骸照片和步测示意图看，左翼尖和中发动机喷口摔在一起，距飞机着陆地点仅160米，整个机翼也在180米处折断。再次，降落地虽是地势平坦的草原，但地面仍凹凸不平，这也是造成飞机降落后跳跃破碎的原因之一。
飞机残骸散布面积长约800米，宽为50米至200米，呈狭长梯形。据此分析，飞机是以较大速度先尾部着地，形成跳跃，然后两翼折断，机身呈圆筒状带惯性前冲，破碎解体，机上人员被甩出。在此过程中，油箱破裂，造成大面积燃烧。
飞机被迫在野外降落的主要原因是燃料不够，难以继续飞行。根据飞机的飞行高度和飞行时间计算，飞机在坠毁前，油箱中只剩下2．5吨左右的燃料，而其中一部分油还抽不上来，不能使用。
这么点油在低空飞行时，最多还能再飞20多分钟。加上飞机上没有领航员，地面也没有导航，又是夜间飞行，飞行员很难判断当时飞机的精确位置，这也促使他不得不作野外降落。当时，飞机距温都尔汗只有70公里，如果飞行员知道飞机的位置，去温都尔汗降落的油是够的。
是否象外电所传，飞机坠毁前机上发生过搏斗？根据对飞机坠毁现场和飞机残骸进行的技术研究，以及对尸体进行法医鉴定，没有发现搏斗的痕迹。九具尸体都没有任何弹孔。
几具尸体部位的血迹，是飞机爆炸时撞伤和急速甩出时摔伤所致。
外电传林彪尸体有枪击的“蜂窝状窟窿”，纯属无稽之谈。
4．7 历史的佐证
1971年10月初，周恩来应邀给广州部队领导机关作报告，谈了林彪叛逃后的一些情况，并允许与会者有什么不清楚的问题可以递条子。
当总理讲到林彪坐机外逃是“自我爆炸，自取灭亡”时，有的同志怀疑是否总理命令部队用导弹把坐机打下来？总理看完条子后，非常严肃认真地说：“我在此再说一遍，林彪的坐机不是我命令打下来的，确实是迫降时自我爆炸，自取灭亡。大家可以想一想，林彪是党中央副主席，我仅仅是个常委。在军队他是副统帅，而我在军队没挂职，我敢命令部队把党中央副主席、军队副统帅的坐机打下来吗？他是‘九大’党章写上的接班人啊，如果我命令部队把他打下来，我怎么向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交待嘛！”
周总理说的很激动，很合情理，台下先是鸦雀无声，继而是经久不息的掌声。大家表示信服。
俏停了一会儿，总理又继续说：“当然，林彪坐机外逃时，我是及时向主席请示报告了的，这是一个共产党员起码的组织纪律性嘛。但是主席说，天要下雨、娘要嫁人，由他去吧！
主席尚能宽容林彪，我周恩来为什么要阻拦他呢？主席南巡时也说过，林彪还是要保的，如果他承认了错误，还可以给他当一个政治局委员。主席对林彪都很宽宏大量，我为什么要致林彪于死地呢？”
林彪坐机起飞后，总理曾通过机场指挥塔与林彪坐机对话，但林彪外逃时，没带报务员、领航员、副驾驶、机械师等人，因而没对上话。尽管总理苦口婆心要指挥塔转告256号专机，请他们立即飞回北京，他要去机场接他们，然而中国民航256号三叉戟没有一点回音。他自责地说：“萧何月夜追韩信”还追回来了，可惜啊，我周恩来没能把林彪追回来……
“自我爆炸，自取灭亡”的道路，是林彪一意孤行、自己选定的，是历史的巧妙安排，它将作为“一切与人民为敌的人，都不会有好下场”的又一个重要的例证，留在祖国史册上。
1 东北王之谜
人们应当怎样描述此人？一但进入临阵状态，他会将一切置之度外，对于一切与战争无关的东西漠然置之，兀坐着，或者如同梦游者一般来回踱步，脑海中只有战争、战争、战争……
濒临松花江主流，在第二松花江北部的哈尔滨，满语的意思是“晒网场”。从“晒网场”向南、普通快车的第一个停车站，叫双城。
双城历史颇有几个人物。伪满洲国八个大臣中，双城出了两个。那位在国民党上层也算有头有脸、“八·一五”后的“东北行政委员会”中仅逊于熊式辉的第二号人物莫德惠，也是双城人。
不过，双城人话题最多、也着实使双城红火一阵子的人物，还是来自湖北黄冈县林家大湾的林彪。现在的双城县人民武装部就是当年东北民主联军、东北野战军前线指挥所旧址。
这是一座古色古香、富丽堂皇、如今己有些破败的建筑。
漆皮剥落的原始的大木门，嵌在灰白色的水泥墙中。院子青砖铺地，墙是同样的大青砖。六根一人粗的红色木柱，擎着两米宽的廊檐。檐下青砖上雕刻着凤凰、麒麟、花草，做工精细，栩栩如生。东西各一四合院，中间一道月亮门。西院为参谋处，东院住林彪。
林彪在黑土地的3年生涯中，有两年是在这里度过的。从三下江南到夏、秋、冬三大攻势，直到辽沈战役前夕，林彪就在这里编织战争的血与火之网。
1．1 知天知地
据说人武部的同志几年前还见过一只两尺多长的特制寒暑表，扔在仓库里，也不知来历，后来也不知去向。
据说，部队每到一处，秘书第一件事就是选个合适地方挂上地图。林彪就以地图为起止点，开始踱步。到双城后，又多了个起止点，就是挂在窗外屋檐下那个笨重的寒暑表。
天越冷，出现在寒暑表前面的次数越多。有时连大衣也不披，就那么站着，看看寒暑表，再看看天地风雪。有时还把手伸到风雪中冻上一会儿。
知己知彼还不够，还要知道老天爷和土地爷。林彪看地图当然不仅是了解土地爷，但他看寒暑表则纯粹是要和老天爷套近乎，交朋友。这是黑土地上的第一个冬天。
1946年10月31日，“林彭高陈”在给“中央并告肖江程罗”的电报中说：
（一）……我军拟以五师兵力，令火车运输队从哈尔滨经齐齐哈尔绕至松花江以南再步行向敌发动攻势，以各个击破的方法求得歼灭敌人，以破坏敌人的攻洮南的行动及策应南满和破坏敌人攻哈尔滨的计划。
（二）……我们突然出现在松花江以南进攻，故敌必无力将我驱逐，而在约一个月以后，彼如调兵向我进攻时，届时松花江已结冰使我运动甚为自由。……
瞻前顾后，走一步，看几步。林彪的算盘可谓周到。
很多人说林彪会打仗，打巧仗，其巧之一，就是善于调动老天爷和土地爷。天上、地下，把一切可能利用的条件都充分利用起来，把这些有形无形的条件编制成有力的纵队和兵团。
1．2 英明独断
林彪打仗，经常直接指挥到师。特别是打运动战。重要战斗，重要方向，有时还直接指挥到团。
当年“东总”和四野的秘书、参谋人员都说，林彪的电报，一般都是先师后纵队（军）再兵团的顺序发出去。署名“林罗刘”、“林罗刘谭”、“林罗赵”，经常是电报发走了，再送给“罗刘”等看。衡宝战役后期，林彪病了，倒在床上指挥，电报记录完了，秘书代“林罗赵”签上名便发走了。
打下锦州四师打廖耀湘兵团，有的师在哪儿，纵队不知道，林彪知道。有时兵团正在执行第一封电报指示，师里已经按照变更令的第二封电报行动了。
据说，大将风度的4兵团司令兼政委陈赓曾风趣地说：
“在林总指挥下打运动战，兵团司令是‘空兵司令’，可以睡大觉。”
老人都说，当时人们对林彪都佩服得不得了。对这种越级指挥什么的，没有人说闲话。说他“独断专行”，那是后来的事儿。
有的老人还说，指挥错了，是独断专行；打了胜仗，还能说是他独断专行吗？
据说，黄埔军校的校长蒋介石就经常这么干，不过，作为学生的林彪却与之有着截然不同之处。他不会因此把前线军官搞得无所适从，而是使他们统一了部署，争取了时间，使部队形成了一支有力的拳头。他越级指挥，但又不大包大揽，而是让部下充分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
几位在黑土地上当过师长、政委的老人说，部队行军到达指定地域，第一件事就是向林彪报告当时的敌情。三下江南时，林彪要求20分钟内就得将下面敌情报告给他。十几个师，到地方不过个把小时，情况通报就下来了。这就逼着你往前跑，不打官僚主义仗。一仗下来，林彪6小时内要简报，24小时要详报，逼着你总结经验教训，把你搞得紧紧张张的，脑子里一点空儿也没有。
1．3 “重”点主义
林彪脑子里那个不停转动的轱辘上，每个时期都有一个主题。四平撤退后，大讲莫斯科撤退。一下江南前，一些人觉得美械装备厉害，有畏敌情绪。这个时期的电报就强调勇敢，勇敢就是胜利，要敢于刺刀见红。此后，根据地半生不熟，又多在敌占区作战，敌情很难掌握，仗又不能不打。于是，一向稳妥的林彪，就一反常态地指出，“只要有六成胜利把握即决心打”，并给起个名叫“硬拚仗”。“六个战术原则”也是根据各个时期的主要矛盾，总结出来的。
林彪要求秘书和参谋向下传达命令时，重要问题要交代三次。有人把这称为是林彪的“重点主义”。打了败仗，“重点主义”就更重了。
黑土地上较大的败仗，一是二下江南攻德惠不下，二是夏季攻势中的四平攻坚战。
据说，在四平攻坚战后的“东总”干部会议上，林彪曾三次站起来检讨，“这次四平没打下来，不要你们负责，主要是我情况了解得不够，决心下得太快。不马上攻，围城打援最好。先消灭援军再攻城，就能攻下来。另外，这次攻城暴露了我们攻坚的技术差，这也主要是我平时研究不够造成的。”
如此检讨，林彪无论大会小会要讲一番，不是为了把谁说的抬不起头来，目的是让大家从败仗中振作起来。怎样振作？把教训无巨细一条一条摆出来，摆深摆透，摆得明明白白，然后，再一条条地理出对策，后复演练。一句话，就是让大家赢要赢得明白，输要输的清楚。
一些老人说，林彪非常善于总结经验教训，特别是教训。
一个败仗讲起来没个完，使坏事变成好事。若没有四平“走麦城”和大讲“走麦城”，辽沈战役前的攻坚大练兵，就不会搞得那样深入、彻底，锦州就不大可能那么攻打下来。
林彪不但抓住自己不放，还注意吸取别人过关斩将的经验。
1946年9月12日电报：
军委：
我们甚盼吸收关内作战经验，望将冀鲁豫及苏北等地的作战经验特别是夜间作战经验在战役、战斗，在技术上的各种办法陆续告我们以便研究吸收。
林
1948年10月23日，林彪、罗荣桓在给各纵队并报东北局、军委的一封电报中，剖析了沙后所和王道屯两个战例（影响并不很大，但颇典型的两个“不良战例”）。毛泽东在向各野战军转发这封电报的报文中说：
这种情形，恐怕不但东北部队有，你的所属部队也会有的，不过你们在战术问题方面给我们反映太少，我们无从知道。
据说，美军在军事演习中，为了使官兵对未来战争的残酷性认识得更深刻，促使其刻苦训练，每次“战斗”，都是敌胜己负。
千篇一律，难免使人厌烦，因而那效果是令人怀疑的。但是，战例战无不胜，是否也走了极端？
1．4 苦行僧
有人说，林彪这个人说不清。
有的老人说，真要讲起来，谁都不能信。
末了，几乎都要补充一句，他后来怎么变成那样子，我可不知道呀！
用机智、敏捷、果断、刚毅、深刻、冷静、稳健等词来形容林彪并不过分，但千万不能说“幽默的林彪”，尽管人们经常把幽默和机智联在一起。
除了一位老人，别人都说从末听林彪开过玩笑，说过笑话。这位老人也只经历过一回。那是秀水河子战斗后，到抚顺参加东北局会议，在饭馆吃过饭，不知兴从何来，林彪讲了一个笑话。是一个苏联人和中国人的对话。
苏联人：喝酒吗？
中国人：不。
苏联人：抽烟吗？
中国人：不。
苏联人：嫖女人吗？
中国人：不。
苏联人：那活着有什么意思。
中国人：……
讲的笑话并没使人发笑，但这笑话却是意味深长的。
林彪不吸烟，不喝酒（必要场合应付一下），也不讲究吃。
每顿饭只两菜一汤，大多是白菜（或酸菜）炒肉，有时是些炒瘦肉丝，甚或是鸡蛋什么的。另一个固定的菜是黄豆：
煮、炒、炸换着来，或者是豆腐。反正黄豆是必不可少的，不但饭桌上顿顿有，平时也抓着吃，来了客人，也唏哩哗啦地倒出一盘，好象谁都和他一样好吃黄豆似的。
秀水河子战斗前，在法库，一个地主听说来了个“总司令”，请吃饭，有个酸菜炒白肉。瘦巴巴的林彪是从不吃肥肉的，被劝不过，试着吃了口，从不谈论吃喝的林彪回来后，却不同寻常地连说，好吃，好吃，说完又说，再不能吃了，意思是，再不能到有钱人家吃饭了。
据说，罗荣桓和刘亚楼吃得都挺好，下边一些纵队司令和师长、团长，就更不用说了。“大烧锅”李作鹏等人能吃能喝，会吃会喝，全都在林彪的眼皮底下。
林彪不讲吃，也不讲穿，给什么穿什么。量体裁衣，伸胳膊伸腿，裁缝怎么摆弄怎么是，象个木偶。从未听他讲过那件衣服质地如何，样子好坏什么的。
他不爱玩，也不会玩，什么嗜好也没有。在双城时，刘亚楼见他太累了，就拉去打过两次猎。还有时到哈尔滨邀请他去跳舞，有时去，有时不去。舞姿平平，不见长进。
一次，苏联驻哈尔滨总领事馆举办舞会，一个苏联女人，不知嫌林彪是个“三等残废”，还是嫌他其他什么别的，反正拒绝了他的邀请，闹得狼狈极了。总领事大发雷霆，把那位高傲的女同胞臭骂了一顿。那以后，他舞就跳得更少了。
有时看看书，多是军事和哲学方面的书，看的很认真，书中许多处被他用红蓝铅笔画得沟沟道道的。另外，林彪极好看医学，尤其是中医学方面的书籍，而且是边学边用，活学活用，给自己开药方。
有一次，他让秘书去买点砒霜来，秘书吃了一惊。他说，他得的病吃点砒霜好。一回，他吃错了药，半夜三更爬起来，双手扶墙哆哆嗦嗦地去开灯，把秘书吓呆了，他还故作轻松地说，没关系，有点不舒服，不要紧的。
1．5 两耳不闻窗外事
林彪是个典型的什么事（除军事外）都不管不问的人。谁的军容风纪不整了，谁喝醉了，谁吵架了，他都好象没看见，没听见似的，真是两耳不闻窗外事。
四平保卫战期间，警卫员坐在炕上擦枪，不小心走火了，一梭子子弹穿过窗户射出去，在场人的脸都吓白了，可正在屋内踱步的林彪，只“嗯”了一声，便又继续踱了起来。
在哈尔滨，一个警卫员大白天上街，枪叫人抢跑了，衣服扒得就剩条裤头，窝窝囊囊哭着回来后，大家这个气呀就甭提了，只有林彪停止踱步，瞅瞅那个警卫员，又瞅瞅大家，那目光就象是不食人间香火似的，没有一点大惊小怪的意思。
平津战役后，给林彪曾当过三年秘书的夏相，在衡宝战役打响前，喝醉了，醒来见大家忙的一塌糊涂，着实吓着了。
他提心吊胆地瞅着林彪，林彪好象就根本没看见此事似的，压根没提半个字。
1947年春，秘书季中权和双城的一个姑娘恋爱上了，要结婚了。但他年龄不够，林彪是个极注意政治影响的人，但他却没有说出个不字。结婚时，新郎请岳父母下顿馆子，只花了2元7角钱，林彪还写了条子，让供给处给报销了。
但林彪是明显地不高兴了，生气了。其微妙的变化只有季中权本人可以觉察出来。过去“小季，记录”的命令，一下子变成了“季秘书，记录。”
婚后不久，，他就离开了林彪了。那是他自己要走的。
季中权和叶群都是学生出身，挺谈得来。有人追叶群，还请他出面帮忙。叶群成了林彪夫人后，气魄就不一样了。在东北，除工作外林彪从末让季中权干过的事，叶群则抓住影儿就“季秘书、季秘书”地叫，什么都支使。工作苦点累点，他都不在乎，最不能忍受的就是叶群那个样子。他想，林总都不这样，你算老几，当了太太就变了嘴脸，让人受不了，他早就想走了。加之，这次结婚又违背了哪条规定，对不起林彪，决意走了。
林彪找季中权谈话，想留住他。讲什么秘书工作的重要意义，讲总不会永远让他当秘书呀什么的。又讲毛主席的秘书一干就是10多年了，等等，等等。
季中权最后还是走了，到底为了啥，只有他心中明白。
就是这位能从一件小事透出政治工作的威力，并活学活用，对国内外政治大风云看得那么深透，60年代又大抓“活思想”的当时很有名望的东北局书记、民主联军政委，对每天都在一起工作、生活的秘书的“活思想”，竟然一无所知到这种地步！真算是大智若愚得到家了。
不过，这倒应了一位名人的一句话：“极端紧要的是，一个高级指挥官绝不应埋头于琐事堆中。”
林彪性格极孤僻，不善交际。
在锦州西部准备打大仗，有敌人，没部队，林彪急得半夜爬起来，在房内踱来踱去。梁兴初1师和黄克诚3师到了，多年没见面，大家“林师长”叫得特亲，恨不得抱着行个外国礼。林彪却只“嗯”了声，就问起部队的情况。不明底细的人如见了此种场面，一定会很不理解地讽刺一番。
临死也不认识元角分人民币的林彪，不会寒喧。没仗打时，经常有些部下来看他，他“嗯”几声，倒出炒黄豆，问见句有关部队方面的话，再就没得说了。有事找参谋处的人，开门见山问几句，或是交代几句，就再没话了，弄得你只能自动走人。
有人说，林彪是个冷面无情的人，就是夏天也象块冰。喜怒哀乐从不写在脸上。前线传来多大消息，只是嗯声便罢，即便露出点笑影，也是一闪即逝。辽沈战役后，万众欢腾，林彪的脸色，迈步子的样子，和往常没什么两样，几乎看不出什么喜色。
林彪讨厌繁琐礼节，喜欢清静。有的老人说，林彪的喜静进城后是有些变态了。在东北时，白天挂窗帘，也是极平常的事。
叶群生林豆豆时没奶，又是早产，让林彪弄点奶粉，林彪却回答，“延安这么困难，怎么弄呀？”气得叶群直说“呆”，还挖苦说比他官小的都能弄到，为什么他不能？
林彪只答：“人和人不一样。”
1．6 战争狂人
林彪很喜踱步，不论春夏秋冬，也不管枪炮声怎样在耳边炸响，那步子总是不紧不慢，匀速运动着。
由此你可以说他是一个大将军在运筹帷幄时的从容镇定和自信，但也可以理解为是一个无所事事，甚至是一个百无聊赖的人，在那毫无目的地随意走动。
这印象，主要来自他那很缺乏表情的苍白的面孔上，还来自他那双有时袖着，有时随着甩动或耷拉下的手，更来自于那脚步声。
平时，他常穿大头皮鞋，或布鞋，或皮鞋，脚跟几乎从来就没有离开过地。起到哪儿，都是拖拖沓沓，一步两响。这脚步把他那从容、镇定和自信的表情全破坏了。
总之，“象个大姑娘”清秀般的林彪，那步履、那脸色、那神态，就象个大病初愈的人。
战争的轮子在他的脑海里飞转！视周围的一切事物于不顾，也没有自我，大脑皮层的每一个细胞，浑身上下的每根神经，只有战争二字。
打起仗来一夜一夜地不睡觉已成他的家常便饭，部队打到什么位置，一眼就能从地图上找到，还能一口气口述几封电报。为了打好每场战斗，他总陷在踱步、思考，思考、踱步的循环往复中。尤其在思考问题时，任何人都不得干扰。
遇到这种时候去见林彪，总要先通过秘书看看，视情况如何而定。在黑土地上可以直接见林彪的是罗荣桓，后来高岗也可以直接进屋了。
就是这位久经沙场，指挥千军万马作战，而且身上有五处枪伤的军事大将，在进城后，却很少看战争题材的影片。据说，进城后，林彪在家中从不穿军装，也不让身边工作人员穿军装。
但有一点，让人很费解，那就是他很喜欢孩子。见到孩子，那很冰冷的脸上就呈现出笑意，抱一抱，亲一亲，逗一逗。他患病后，常把幼儿园的孩子找到家里，听他们唱歌，看他们跳舞，和他们说说话。
1．7 林彪和叶群
延安时期，根据地缺枪炮、缺弹药，还缺女人。女知识青年，就更使人青睐了。叶群就属这种特别吃香的女性。
有人说，追叶群的人有18路军。
叶群确实有魅力，这不是来自于她多么出众的外表，主要是靠她的学识、风度，还有外表中一副淑女的模样。尽管有时她也在家中骂娘。
叶群在北京读书时，成绩非常好。延安几所学校搞演讲比赛，叶群一上台，便滔滔不绝，赢得掌声。到东北后，名为林彪的秘书，实在家照顾幼小的林豆豆、林立果。这期间，自学了俄语，翻译些小说和苏联红军解放东北的纪录片。后来去苏联疗养，都是她当的翻译。
林彪对“老大哥”也不会客套，很多场面都靠她应付，而且应付的挺好。叶群的智商很高，兴趣广泛，尤喜文学，看过许多中外名著，有时还写写论文，受到学者的欣赏。
有人说，如果有条件，她完全可以成为一名学者。当了“太太”的中国女人，又有几个能成为学者呢？
老人都说，林彪对叶群管得挺严。这主要是来源于叶群身上的那根爱唱、爱蹦、爱跳的神经上，很多事情林彪看不惯。
也有老人说，先前的叶群挺好的。说南下武汉后打扑克，年轻人玩起来不管天不管地。第二天叶群过来说：“你们再玩时小声点，‘101”昨晚一夜没睡好。”若是换了别人，可能早就一嗓子嚷开了，还能等到第二天早上。
林彪在双城时，叶群在哈尔滨，个把月带孩子来住几天。
有时，半夜三更听见叶群呜呜哭，若是一般同志，两口子吵架，谁不过去劝劝呢？可这是“林总”呀！大家只能干着急。
据说林彪在双城先住在一家，两天后就让搬家。大家莫明其妙，议论一阵子，什么原因也没找到。最后，有人说，是不是那家的媳妇太漂亮了？没注意到这码事的人瞅机会去看了看，果然美丽非凡。
如以上事是推断的话，这里还有一件确确实实的事。
那是大洼战斗后，林彪住在八面城。一天上午，来个女同志，问林彪住在哪？
这位女同志穿灰色棉布军装，中等身材，25岁左右模样，梳着短发，朴实、大方、清秀、端庄，走得汗涔涔的。当时接待的是季中权秘书。
两人谈得很亲热。林彪讲，女人静静地听。女人讲，林彪静静地听。林彪从来没有象这次这样话多，表情也从来没有那么舒展、丰富，苍白的脸上甚至泛出点红晕。
中午，林彪破例让加了两个菜。饭后又谈了个把小时。临走，林彪送到大门口，直望到那女人的身影消逝了，他还在那儿站着。
林彪好象谈兴未尽，一会儿又踱到季中权那个小屋，伸手取出烟，抽了一口，呛得咳嗽，又掐灭烟，踱起步子。接着便和季中权谈起有磁人类的生产、生殖和生活的话题。
这个女人再也没有来过，林彪也再没提起过。他们曾是一对恋人吗？是什么原因使他们走到一起？又是什么力量使他们分开了呢？只有他俩知道。
2 “联合舰队”之谜
一个具有雄才大略的人在某种程度上可以左右历史的进程，提前或是延缓社会潮流的发生与发展。
而如此的智慧若与邪恶和对人类良知的仇恨结合在一起，其后果将是无以名状的……
2．1 “文”的方式夺权
1970年8月23日，中国共产党九届二中全会在庐山召开了。会议由毛泽东主持，周恩来宣布了全会的三项议程：
（一）讨论修改宪法问题；（二）国民经济计划问题；（三）战备问题。而林彪却认为，“和平过渡的接班”条件已经成熟。
他利用“副统帅”和“接班人”的地位，在全体大会上第一个发言。他的讲话内容事先未与毛泽东商量，讲稿也未给毛泽东看过。他不顾事先安排好的会议议程，不顾四个月前中国共产党中央召开的工作会议上毛泽东提出并得到多数人赞同的“不设国家主席”的建议，以歌颂毛泽东为幌子，大讲天才问题，提出要设国家主席。当天晚上，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讨论国民经济的计划问题。一心只想报效林彪的空军司令员吴法宪竟忘了必须按照毛泽东确定的议程开会，在这次会议上，提出要全会学习林彪的讲话，改变了会议的议程。
8月24日，在林彪的统一指挥下，陈伯达、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分别在各组宣讲由陈伯达选编，经过林彪审定的马恩列斯“论天才”的材料。在林彪看来，只要经过他们一伙“称天才”、“歌颂毛泽东”的努力，宪法中就能写进“设立国家主席”这一条。
陈伯达在华北会议上毫无根据地说，有人反对毛泽东当国家主席，反对称毛泽东为“天才”，并大肆吹捧林彪，提出要设国家主席。
吴法宪在西南组说，有人利用毛泽东的“伟大的谦虚，贬低毛泽东思想”。
叶群则在中南组上扬言，关于“天才”的观点，“刀搁在脖子上也不收回！”接着，会议上散发了华北组会议的第二号简报（即全会第六号简报），刊出了陈伯达吹捧林彪，坚持要设国家主席的发言。
王洪文以及他所主持的上海小组也大肆吹捧林彪讲话，说什么“林副主席讲话非常重要，对我们敲了警钟，不承认天才，就是不承认毛主席的正确领导。”…… 王洪文还授意他的一个走卒起草一份题为“我们的态度”的发言稿，学着林彪的腔调，大谈天才，还表示对林彪“热烈拥护”，“誓死捍卫”，“粉身粹骨，在所不辞”，准备代表上海小组在华东大会上发言。
然而，林彪、陈伯达等人在庐山会议上就“称天才”和“设国家主席”问题的这场表演，使毛泽东认识到，林彪正在为夺取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而努力。为了挫败林彪夺权的计划，毛泽东决定从陈伯达开头。
1970年8月25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了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决定停止讨论林彪在23日会议上的讲话，收回华北组会议第二号简报，责令陈伯达检讨。毛泽东找林彪谈了话，周恩来找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谈了话，要他们向中央作检查。他们所在组的会议简报未能发出，他们在小组会议上的发言记录也被收回了。刚到庐山不久，没有赶上林彪指挥的“大会唱”的黄永胜见势不妙，立即销毁了他按林彪旨意准备的发言稿。
王洪文则随风转向，把准备好的发言稿换成了批判陈伯达和天才论的内容。林彪精心策划的用和平手段抢班夺权的阴谋，只有两天半的时间，却被毛泽东戳穿了。
1970年8月31日，毛泽东写了《我的一点意见》。毛泽东说：“是英雄创造历史，还是奴隶创造历史，人的知识是先天就有的，还是后天才有的，是唯心论的先验论，还是唯物论的反映论，我们只能站在马列主义的立场上，而决不能跟陈伯达的谣言和诡辩混在一起。”毛泽东要求大家“不要上号称懂得马克思，而实际上根本不懂马克思那样一些人的当。”
并把林彪一伙的这次表演形容为，“大有炸平庐山，停止地球转动之势”。
九届二中全会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决定对陈伯达进行审查并展开批判。林彪一伙心中明白的很，虽然这次没有对林彪进行公开批判，虽然毛泽东说了“对林还是要保”，但在毛泽东心中，他们已经“失宠”了。
全会按原定议程继续进行。9月6日，九届二中全会结束了。会议宣布对陈伯达继续进行审查。
9月7日，林彪、叶群离开庐山，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一起下山为林彪送行。在九江机场的飞机上，由叶群“导演”，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把林彪拥坐在中间全影留念。同时，还拟定了稳住吴法宪、保住林彪、黄永胜的策略。他们统一口径，想用假检讨来掩盖他们事先密谋的“和平过渡”的夺权罪行。
事实就是事实，林彪一伙“和平过渡”的抢班夺权的阴谋失败了。但是，一方面，就林彪所处的地位，他的夺权野心已无法遏制；另一方面，他深知，九届二中全会虽然看上去以陈伯达的被揭露而结束，然而，在毛泽东心目中，林彪和毛泽东的这场斗争只不过是刚刚拉开了帷幕。九届二中全会之后，实际存在着的林彪与毛泽东的斗争，在持续发展着。
林彪的活动时起时伏，时明时暗，却总归结在多少年来朝思暮想的那个最高权力上。
在夺取最高权力问题上，林彪早有打算，也早就在作着各种准备。无论是在史学界人士的帮助下，搜集古今中外大量政变资料，并潜心研究，还是排斥异己，提拔亲信，利用手中的权力，用看上去合法的手段，把至朋亲友安置在重要的权力岗位上，一步一步，以至通过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把他们提携为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和中央委员会的重要成员，在《中国共产党章程》里，他本人堂堂皇皇地作上了“接班人”。这不仅是为今后用“文”的手段改变夺权的巧妙安排，也是用“武”的手段改变夺权的人事基础。文武两手准备，林彪都从来没有松懈过，只是在庐山会议上用“文”的方式夺权失败后，更加速了用“武”的方式夺权的准备工作。
2．2 一个“超天才”的来历
林彪一伙发动反革命武装政变、谋害毛主席的骨干力量，是一支由林彪操纵的反革命别动队——“联合舰队”。这支“舰队”的头子，就是林彪、叶群的小子林立果。
1966年，林立果21岁，是北京大学物理系的学生。其实，进这全国第一流的学府的大门也是以总分200多一点的成绩“放”进去的。
这年秋天，那场“史无前例”的大动乱在全国掀起以后，林立果也戴上“红卫兵”臂章，到南方“串联”去了。但是，林立果终究是林立果，而不是一个普通的红卫兵，他的“串联”当然也不同一般：不仅有叶群指派的专人陪同，“串联”的对象，也是江腾蛟这样一流“非同一般”的人物。
秋去冬来，1967年降临了。这是一个分外寒冷的冬季。1月的狂风，在神州大地上逞威咆哮；2月的坚冰，阻挡住春天的暖流。我们的祖国和人民，正面临着新中国成立以来最严重的危难。以推翻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为目的的林彪、江青这一伙野心家、阴谋家，却正在走着他们“发迹”的道路。
就是在这样的气候条件下，林彪安排自己的小子走上了政治舞台。这年3月，林立果没有办理正常的入伍手续，就穿上军装，来到空军。他当时不是党员，却被安插在空军党委办公室当了秘书。
1967年7月1日，“入伍”不到4个月的林立果，便按照叶群指定的日子，由吴法宪、周宇驰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讨论他入党的支部大会上，吴法宪说：“林立果是‘最革命的家庭’教育出来的”。
对林彪来说，最重要的提携他的“龙子”。
1969年，林立果到空军大约两年了。被林彪视为“眼珠子”的林立果在这段时间里确实成了林彪窥视空军的“眼睛”。“眼睛”只是一种感觉器官，对林彪来说，林立果只发挥“感觉器官”的作用实在是太不够了。他要使林立果进入空军“躯体”，并要林立果成为控制空军这一躯体的“神经中枢”。林彪认为，这样一来，他的手就直接握住了空军。还是在林立果到空军之初，吴法宪就特地派周宇驰、刘沛丰（空军党委办公室原处长，林彪死党，“联合舰队”主要成员）负责“帮助”。为此，林彪在1969年2月16日，亲笔写信给空军的周宇驰、刘沛丰道：
周宇驰、刘沛丰同志：
这两年老虎（林立果的小名）在你们的帮助下能力上已有进步，今后你们可让老虎多单独行动，以便锻炼他的独立工作能力，此致敬礼并感谢你们过去对他的帮助。
林彪
二月十六日
林立果的“独立工作能力”没有“锻炼”多久，1969年10月24日，林彪在北京住地召见吴法宪。根据后来吴法宪的供词，摘录一段他们的对话：
林：我请你来，是问问老虎的事。他在空军表现怎么样？群众反映怎么样？
吴：很好、很好，他在空军很受大家拥护。他经常转达您的旨意，把您的指示运用到空军。他在空军我们就可以经常听到您的指示，这对空军建设有很大意义。
林：空军是一个新军种，全世界都在发展空军。所以，我脑子里经常研究空军的问题，特别是空军的作战训练问题。
吴：这是我们空军的幸福、空军的光荣。
林：因此，我依靠老虎给我了解情况、汇报问题，这也是帮助你们空军搞好建设。
吴：是的、是的，有林立果在空军，就等于林副主席在空军，我们就有了依靠。
林：我的意见嘛，为了更好地了解空军的作战情况，战术问题，可以让林立果兼任作战部副部长，这样就可以向你们提一些有益的意见。
吴：很好，很好。我完全拥护林立果任空军司令部作战部副部长，并兼任空军司令部办公室副主任。
林：也可以嘛。我儿子女儿都在空军工作，你要放心，他们都是为了扶持你这个司令员，他们不会挖你的墙脚的。豆豆（林彪的女儿林立衡小名）在空军报社就没有写过你的大字报……
吴：十分感谢林副主席对我们空军的关怀，对我的栽培，信任空军，把儿子女儿都放在空军工作，……林豆豆我们也准备提升为空军报的副总编辑。
林：为了培养她，这样做也可以，边做边学嘛！
吴法宪对林彪的唯命是从早就不在话下，一切便依照林彪的意思进行着。1969年10月17日，吴法宪签署的空军的一个命令，将林立果提升为空军司令部办公室副主任兼作战部副部长。
第二天下午，吴法宪向空军司令部副参谋长兼办公室主任王飞、林立果和同时任命的空军司令部办公室副主任周宇驰宣布了这一命令，并说：“今后空军的一切都要向林立果同志汇报，都可以由林立果同志调动指挥。”王飞、周宇驰当场表态：“今后我们一切听林副部长调动，林副部长指挥！”下午四时，抑制不住内心狂喜的叶群为儿子的升迁打电话给吴法宪说：“听说我们老虎升官啦！”吴法宪当即回答：“是啊，这是你作母亲的教育有方。”叶群假惺惺地说：“还是靠空军的培养。”她马上想到还有女儿也在空军工作，便话中带话地补了一句：“原来，我儿子比他姐姐要强了。”有过与林彪谈话的基础，吴法宪立即体察出叶群说话的用意，答道：“林豆豆也不错嘛！在空军报很起作用。空军政治部已提出让林立衡任空军报副总编辑。”林彪的一儿一女就这样提升上去了。
在那些“大批升迁，大罢一批”的日子里，人们对于突如其来的、莫名其妙的罢官和升迁，已经司空见惯，习以为常。而即使如此，在人民解放军里，像林立果这样的“佼佼者”，却并不多见。
为落实林立果在空军指挥、调动一切的权力，1970年6月下旬，吴法宪以谈工作为由，慎重其事地对空军政治委员王辉球说：“林立果不简单，他到空军时间不长，有的我们过去没想到的事，他搞出来了，是很大的贡献。”“林副主席把林立果派到空军来，是对我们最大的关怀。林立果现在当作战部副部长，是对我们最大的关怀。林立果就是代表林副主席的。林立果可以指挥空军的一切，调动空军的一切。”“我们这些人，我这个司令，你还不知道吗？不行，要靠林立果！”
1970年7月6日，王飞、周宇驰在空军党委党委办公会议上，传达了“林立果可以指挥空军一切，调动空军的一切”这个“指示”。吴法宪的老婆当晚吹捧道：“应该向立果同志学习。
立果同志在林副主席、叶主任身边，领会林副主席指示深。主要还是立果同志是天才，从各方面来讲，是我们的老师。我们要好好学习他。”同时，原空军司令部、政治部、后勤部都制定了贯彻落实“两个一切”的措施。空军政治部党委在贯彻“两个一切”的五条措施中指出：“一切重大问题，例如工作计划、决定、报告、干部配备，以及重要问题的处理等等，都要及时主动地向立果、立衡同志请示报告，争取他们的领导，真正做到大事不遗漏、不延误，小事不干扰。”“时时想到他们”，“事事请示他们”，“处处保卫他们”，“恭恭敬敬地向他们学习，”“老老实实地听从他们的调动”，“服服贴贴地听从他们的指挥”，林立果“要求做什么，就做什么”，……
空军如此兴师动众，竟然是为了让一个二十五、六岁的青年主宰空军。
但是，林彪非常懂的，在那些年月里，最重要的不是职位，而是头上的“光环”。林彪也迫不急待地亲自出马为自己的儿子捧场。
1970年7月23日，一向怕光、怕风、怕声、怕出汗的林彪，一反闭门不出的常规，与叶群一起，带着林立果和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去国防科委所属某工厂“视察”。在事先安排好的夹道欢迎的仪式上，黄永胜紧挨林彪的右侧，林立果紧挨林彪站在左侧，而其它人则依次往下排列，举着语录本，在一片 “忠于林副主席”的喊声中，顶着炎夏烈日，走了两里路，用以提高林立果在军队内的地位。当晚，林立果又安排空军中的一部分人看“视察”的录像，扩大林立果在军队内的影响。
不过，林彪、叶群也深知，虽然林立果“血统无比高贵”，终究年纪轻，根基浅，难为众望。于是，林彪、叶群指示周宇驰、刘沛丰等人为林立果炮制了一个毛泽东著作“讲用报告”，来展示林立果的“天才”。1970年7月31日，林立果在空军司令部干部大会上作了整整一天的“讲用报告”。胡诌八扯，信口开河，甚至说什么，只要一念毛主席语录，精神病人和疯子都会“热泪盈眶”，霍然病愈。就是这样一个“讲用报告”，却被胡吹捧为“充满毛泽东思想，充满唯物辩证法”的报告，说什么给空军“指明了方向”……主持会议的空军司令部副参谋长兼办公室主任王飞趁机宣布：“吴司令一向很欣赏立果同志的天才。吴司令说，空军的一切都可以由立果同志调动，空军的一切都可以由立果同志指挥。”吴法宪的老婆不仅亲临会场为林立果摇旗呐喊，而且在讲用结束时，十数次带头振臂高呼： “向立果同志学习”。林彪则吹捧林立果的“讲用报告”“不仅思想像我的，语言也像我的”。紧接着，吴法宪在空军“三代会”上吹捧林立果的报告是“放了一颗政治卫星，是天才”。周宇驰等人更是吹捧有术，说什么“讲用报告”是“第四个里程碑”，立果是“天才”、“全才’、“全局之才”，是“第二代接班人”…… 随后，印发了70多万册林立果的“讲用报告”，还有不少人争相传抄。林立果在社会上名声大振。这么一来，“光辉榜样”的儿子，当然就更不同于一般的凡夫俗子了。于是，什么“天才”“奇才”、“帅才”、“超天才”、“全局之才”之类的帽子，也就一个一个地多起来了，一个“超天才”便这样诞生了。
不过，那位人民解放军的“直接指挥”者，为自己的儿子插上羽毛，把他“指挥”所在空军可以“调动一切，指挥一切”的地位，却并不是最终的目的，而只是为进行篡党篡国阴谋活动提供方便的一步棋。
2．3 组建“联合舰队”
在林立果担任空军司令部办公室副主任兼作战部副部长之前，就经过吴法宪批准，在司令部办公室成立了一个以林立果为组长的“调研小组”，成员有周宇驰、王飞、刘沛丰、刘世英（空军司令部办公室原副主任）。名义上，“调研小组”的任务是给空军党委出点子，提建议；实际上，它成了为林彪反革命集团搜集情报、秘密联系等进行阴谋活动的工具。林立果被非法援予在空军“可以调动一切，指挥一切”的特权以后，这个“调研小组”的活动范围更广泛，跟随林立果等出去“调查”的人不断增加。这样，在林立果周围便形成了一个极为特殊的小圈子。他们的活动，谁也不能干涉，谁也不能过问。他们干着种种见不得人的勾当，形成了一个反革命组织。
在关键时候，林彪又亲自出面了。
1970年5月2日晚上，空军司令部的一小批人，连同家属小孩，被邀到林彪家里“作客”，叶群亲自招待大家看内部电影、吃糖，还送了“纪念品”。林彪亲自接见，又是谈话，又是照相。普通的“平民百姓”，哪能有如此的“荣耀”！
事实上，那些受到接见的人，也确实不是普通的“平民百姓”：周宇驰、王飞、刘沛丰等，都是林立果周围的亲信。
而更重要的是，这次接见有着一种极不寻常的、更深的含义。
在看电影之前，叶群说：“林立果在外边出差，好久没和大家见面了，很想念大家，今天和大家见见面。”
林立果到空军司令部工作已三年多，是办公室副主任兼作战部副部长，为什么要用这样的方式和大家见面？接见的是林立果的亲信，突出的是林立果。
老奸巨猾的林彪，则别有用心地问周宇驰：“是你领导立果，还是立果领导你？”
周宇驰和林立果都是空司办公室副主任，有什么谁领导谁的问题呢？但是，曾经当过林立果的“老师”的周宇驰，当然完全理解这句问话的含义：林彪在这里所讲的，不是一般的工作关系。他立即回答：“当然是立果领导我们喽！”
周宇驰、王飞等人，对于林彪、叶群导演的这场戏的含义，心领神会。第二天，5月3日晚上，他们召集一些受到林彪接见的人一起开会，向林彪表忠心，并按照林彪的援意，共推林立果为他们的“头”。周宇驰在会上作了“重要”发言。
在空司办公室，侦查到了经过他亲笔修改的那次发言的记录：
我们要永远坚信林副主席、忠于林副主席，忠于林副主席也就是忠于毛主席。
要知道，林副主席也是一个天才，是一个历史上罕见的伟人。是一个可以和马、恩、列、斯并列的革命导师和领袖。
我们要一辈子永远同立果同志战斗在一起。立果同志也是一个天才，一个全才，我们没有那个人能够比得上他。他在各方面都把看手教我们，在政治上工作上直接领导我们。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我考虑过很久，觉的到提出来的时候了。
就是一个单位，一个集体，总要有一个头。在我们这个战斗集体中，应该以立果同志为头，为核心。我们应该有这样的认识，这样的觉悟。实际上，也只有他才能当的起这个头和核心。这是客观的需要，斗争的需要。这不是“多中心论”，而是为了更好地发挥和维护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领导核心。
这样，林彪通过这次接见，在组织上，进一步明确了在空军机关存在着一个独立的“战斗集体”，这个集体有它自己的头和核心——林立果；在政治上，进一步明确了这个反革命组织和林彪的特殊关系。
到了这年秋天，林立果看了日本电影《山本五十六》、《啊，海军》之后，便把这个反革命组织定名为“联合舰队”。
而林立果则成了当然的“舰队司令官”。他并根据英语“司令官”的译音，为自己取代号为“康曼德”。
林立果为什么要把这个反革命组织定名为“联合舰队”，无从查起。但是我们知道，当年日本帝国主义的联合舰队偷袭珍珠港的时候，“虎”这个字眼，曾经作为偷袭成功的信号。
而今天，小名为“老虎”的“联合舰队”头子林立果，则是在领着这支反革命的“舰队”走着一条自取灭亡的航道。
2．4 《“571工程”纪要》出笼前后
3月的江南，正当染花生树，群莺乱飞的明媚春光。但是，我们的祖国，却正在经受着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造成的浩劫。1971年3月18日，林立果带着于新野、许秀绪（空军司令部雷达兵部技勤处原副处长，“联合舰队”成员）从杭州到了上海。当晚，又通知在北京的周宇驰立即来上海。
3月20日，周宇驰到达上海。第二天，林立果便纠集周宇驰、于新野和李伟信（7341部队政治部秘书处原副处长，“联合舰队”重要成员）进行密谋，他们分析“形势”说：
“目前首长（指林彪）的实力和权势占优势，但是正在起变化。”
他们研究了林彪“接班”的问题，认为有三种可能：一是林彪“和平接班”。周宇驰说，五、六年就差不多了，可能更短。
林立果说，五、六年还接不了班，即使五、六年，其中变化就很大，很难说“首长”的地位能否保得住。二是林彪“被人抢班”。周宇驰认为一下子不可能。林立果认为，毛主席威望高，只要毛主席说一句话，林彪随时都可能被赶下台，因此疯狂地要策划反革命武装政变。三是林彪“提前抢班”。也就是直接陷害毛主席，但是他们又害怕毛主席的威信高，影响大，政治上不好办。周宇驰则非常险恶地说：“当然一定要这样做也可以想办法，如：把毛主席软禁起来谈判，也可以把毛主席害了，再嫁祸于人。”他阴险地说：“反正那时首长掌权，可以由他出来说话。”最后他们商定：争取“和平过渡”，作好“武装起义”的准备。
他们研究了反革命武装政变的实施要点，策划了成立反革命武装组织“教导队”等。最后，林立果根据“武装起义”的谐音，把这个罪恶的计划之代号定为《“571工程”纪要》。
3月22日至24日，他们把计划写成了文字。
“九一三”以后，从他们在空军学院的秘密据点里，查获了一份于新野手写的《“571工程”纪要》。全文分为九个部分：（一）可能性；（二）必要性；（三）基本条件；（四）时机；（五）力量；（六）0号和纲领；（七）实施要点；（八）政策和策略；（九）保密和纪律。《纪要》把我国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诬蔑为“挂着社会主义招牌的封建王朝”，把打倒当代的秦始皇——B－52”（B－52是他们对毛泽东主席的诬蔑性称呼），“推翻挂着社会主义招牌的封建王朝”，作为他们的口号和纲领，提出要在“军事上先发制人”，阴谋利用“上层集会一网打尽”或“利用特种手段”如轰炸、车祸、暗杀、绑架、城市游击小分队等，发动反革命武装政变，杀害毛主席，以“夺取全国政权”或制造“割据局面”，建立林家王朝。
《纪要》还十分阴险地提出了这样的“政策和策略”：“打着B－52旗号打击B－52力量”。
按照这个反革命计划，林彪一伙立即行动起来了。
就在《“571工程”纪要》出笼不到十天的3月31日深夜，上海岳阳路招待所楼上的客厅里，烟雾迷漫，瓜子壳和果皮丢的满地。面向阳台的沙发上，坐着林立果、王维国；背向阳台的沙发上，坐着3月中旬以“治病”为名从北京秘密来到上海的江腾蛟，当天下午由于新野专程从杭州接来的陈励耘，以及以“搬家”为名前一天从南京赶来的南京部队空军原副司令员周建平。这些人为什么坐到了一起？原来，《“571工程”纪要》的“实施要点”中有这么一条：指挥班子江、王、陈”。这就是为落实这一条而召开的所谓“三国四方会议”（“三国”指上海、浙江、南京，“四方”指上述三方负责人和北京的江腾蛟）。
会上，他们分析了上海、南京、杭州等地的“形势”，研究了“组织武装力量”等问题，最后，林立果宣布：南京以周建平为头，上海以王维国为头，杭州以陈励耘为头，江腾蛟负责拉总。
会议一直开到4月1日凌晨4点多，他们又围到了餐桌旁。这时，从餐厅里不断地传出了嘈杂的碰杯声和祝酒声：
“在林副部长领导下，团结在一起，战斗在一起！”江腾蛟乘着酒兴狂叫道：“我们都是属羊，头上长角的！”林立果掀开衣服，拍着腰间的手枪说：“我总是带着它！”杯盘狼藉的酒宴桌上，杀气腾腾。
4月15日，中央召开的批陈整风汇报会开始了。林彪反革命集团十分惊恐。当天下午，与林彪一起躲在北戴河的叶群打电话给吴法宪，要黄永胜、吴法宪每天通报一次情况。
4月19日，林彪、叶群坐飞机回到北京。
4月20日中午，叶群打电话对吴法宪说，因为有人在批陈整风汇报会上揭发了吴法宪在庐山的活动，林彪在外地呆不住了，为了稳住阵脚，回来“坐镇”，必要时“说话”。
反革命别动队“联合舰队”，更加紧张地进行反革命武装政变的准备。
5月23日，按照林彪、叶群的旨意，周宇驰开始秘密进行驾驶直升飞机训练。
7月下旬，林立果、刘沛丰、于新野、李伟信一伙窜到广东深圳、沙头角进行反革命活动，在飞机上察看地形。林立果说：“万一情况紧急，可以让首长到香港指挥、遥控。”
8月8日上午，程洪珍、王琢（空军司令部管理局管理处原副处长兼汽车队长，“联合舰队”成员）乘安－12飞机，将两辆水陆两用汽车运到北戴河，供林立果学习驾驶。
与此同时，他们四出进行反革命煽动，为进行反革命武装改变造舆论。
6月7日，林立果向广州民航管理局大队以上干部讲话说：“那些庞然大物没有什么可怕，一开始气势汹汹，想一口把我们吃掉，公开点名唬我们。”
7月14日，林立果在广州对人说：当前路线斗争尖锐复杂，我们决不能有半点的麻痹和大意。9月份，中央召开九届三中全会，10月份召开四届人大，可能出现权力重新分配。要去斗争，要搞根据地。
……
“山雨欲来风满楼”。林彪反革命集团发动反革命武装政变，已经箭在弦上了。
2．5 别动队内幕
林彪反革命集团不仅在空军机关建立了“联合舰队”，还在上海、广州等地建立了他们反革命的组织。
江腾蛟根据林彪、叶群的援意，曾经指使7341部队原政委王维国组成了一个替林立果选“妃子”的“找人小组”。1970年3月，林立果到上海，把“找人小组”改建为进行反革命活动的“上海小组”。4月3日，林立果给“小组”成员发了枪。这个“小组”的《入组须知》规定：“本小组的任务，是为完成无产阶级司令部直接交待的各项任务。”“尤其是小组的最高领导——林副部长的指示，必须认真领会，句句照办，字字照办！”小组的一切活动要绝对秘密，未经请示和未得指示，不得向任何人泄露和了解情况。”
1971年3月，广州民航局原政治委员米家农在林立果的指使下，在广州组织了“战斗小分队”，要队员向林彪、林立果宣誓效忠，并制定了联络密语、暗号。
1971年4月，林立果指使王维国在上海成立了为反革命武装政变服务的“教导队”，进行捕俘、格斗、使用各种轻型武器、驾驶车辆等特种训练。
在这前后，林立果、周宇驰指使空军司令部原副参谋长胡萍及王维国、米家农、广州空军司令部原参谋长顾同舟等，在北京、上海、广州建立多处秘密据点。他们利用这些据点进行联络，私藏枪支、弹药、电台、窃听器以及党和国家的机密文件。
培养对林彪一家的“感情”，是这些反革命组织所特别强调的。他们组织队员反复学习林立果的《讲用报告》，把林立果的“指示”编成语录歌。他们有一首 “队歌”，翻来复去也是唱的“忠于林副统帅”“紧跟副部长”。他们经常组织队员向林彪一家宣誓效忠，下面是他们用过的誓词：
1971年5月21日的誓词我们在斗争中认识副部长，在斗争中选准副部长，在斗争中捍卫副部长，在斗争中紧跟副部长，永远紧跟副部长，革命到底世不移！
1971年5月22日的誓词
永远忠于毛主席，永远忠于林副主席，永远紧跟副部长，革命到底世不移，望亲爱的党，把保卫副部长的光荣而艰巨的任务交给我们，我们决心用鲜血和生命来宣传副部长，捍卫副部长，紧跟副部长，将中国和世界革命进行到底！
“战斗小分队”和其它反革命组织一样，规定有严格的“纪律”。例如：不准向外泄露小分队情况；不准与原单位人员接触；在小分队期间不许探亲，不许家属来队，不准恋爱结婚；不准单独活动；不准随便接电话，电话由专人接；不准谈“首长”活动去向，生活习惯等等。
“战斗小分队”，还规定了许多联络的密语、暗号，例如：
战友——指林彪一条线上的人；扮阿庆嫂——指要见机行事；
闷热——指有“外人”在场，不好讲话。
队员给支部书记打电话，不能直接找，要先找她的儿子，问“吃饭了没有？”如答：“吃了”，表示在家可以去；如答“还没有时间”，表示现在没有时间；如答“没吃”，表示不能去。队员给支部书记写信，不能直接寄到她家里，而是先寄给指定的小分队员，并在信封背面做上记号。
2．6 “舰队”投入第一线
1970年8月，林彪一伙在庐山抢班夺权的阴谋败露。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一个主要成员陈伯达被揭露出来了。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受到了毛主席的批评。
1970年10月中旬，毛主席先后对吴法宪、叶群的检讨作了批示。11月中旬，毛主席对黄永胜进行严肃的批评，全党全军开展了批陈整风运动。12月20日，华北会议开始。1971年1月24日，周总理在华北会议上讲话，系统揭露了陈伯达的罪行。……
一系列情况，使得林彪反革命集团十分惊慌。他们一方面销毁材料，订立攻守同盟，搞假检讨，企图掩盖事实真相，蒙混过关。另一方面，开始了策划反革命武装政变的阴谋活动。
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林彪派遣以林立果为头子的反革命“联合舰队”投入了第一线，更加紧了他们的反革命阴谋活动。
1971年2月8日下午，“联合舰队”召开了布置搜集情报的“舰队会议”，周宇驰在会上讲了情报的重要性，指出：上边与下边比，上边重要；死情况与活情况比，活情况重要；等情况与主动搜集情况，应主动挖掘新情况。并要求每个人每个时期都连续不断地掌握一两个问题。
2月12日，林彪、叶群、林立果一起到了苏州。21日，林彪指派林立果到达杭州，进行反革命串联。林立果、于新野多次同7350部队原政治委员陈励耘密谈。
林彪、叶群、林立果等经过一阵紧锣密鼓的紧张活动，由林立果出头，纠集“联合舰队”的主要成员周宇驰等人，具体制订了反革命武装政变的计划。……
事实上，就在林彪一伙利用他们各自的在各地建立的据点、情报网，进行穿梭联系，准备武装政变之时，毛泽东已警觉到可能出现的危险，于8月14日离开北京，到南方许多省市作了一次带有神秘色彩的巡视。
1971年8月16日，毛泽东到达武汉。在这里，先后和湖北、河南等地的党政军负责人进行了五次谈话。毛泽东着重谈了陈伯达、黄永胜、吴法宪、叶群、邱会作、李作鹏等人在庐山会议上的表现，说他们“是有计划、有组织、有纲领的”，而林彪“当然要负一些责任。”庐山的斗争是“有人急于想当国家主席，要分裂党、急于夺权。”就庐山这场斗争来说，“虽然在北京开了工作会议，几个大将作了检讨，但吞吞吐吐”，“林彪不开口，这些人是不会开口的”。因此，“庐山这件事还没有完，还没有解决”，“陈伯达的后面还有人”。对于林彪一伙想要武装夺权的阴谋活动，毛泽东似乎也略有所感，因此说：“我就不相信我们的军队会造反，我就不相信你黄永胜就能够指挥解放军造反！军下面还有师、团，还有司、政、后机关，你调动军队搞坏事，听你的？”同时，不指名地点了林立果：“二十几岁的人捧为‘超天才’，这有什么好处？”
……对于这些谈话内容，毛泽东还作了特别交待：大家都先不要传达。
被排斥在毛泽东接见之外的林彪、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等人探不到毛泽东的谈话内容，心急如焚，想方设法研究对策。8月26日，“联合舰队”召开了一次会议，把当时的形势估计为可能由“明争转入暗斗”，认为可能出现“相持、相对和平友好，酝酿新‘战争’”等几种情况，不过，“‘战争’的突然性很强，政治斗争和军事斗争也一样”，因此，思想、组织、行动上要加强“战备”……。同时，他们千方百计想方设法要了解毛泽东的动向和言行。
毛泽东在武汉停留了十天。8月27日至9月2日，毛泽东在长沙、南昌分别接见湖南、广西、广东、江西、江苏、福建等地党、政、军负责人，并同他们进行了谈话。吴法宪连续给在北戴河的叶群打电话，把先后派飞机接人去长沙、南昌的情况向林彪作了汇报。毛泽东在长沙当着很多人的面，曾不留情面地质问广州部队司令员丁盛、政委刘兴元：“你们同黄永胜关系这么密切，来往这么多，黄永胜倒了，你们没事？！”
1971年9月3日，毛泽东从南昌到达杭州，接见了当地有关人员。当陈励耘前来看望毛泽东时，毛泽东知道陈励耘掌握着杭州的警备大权，对他表现出异常的厌恶，当面问他：
“你同吴法宪的关系如何？吴法宪在庐山找了几个人，有你陈励耘，有上海的王维国，还有海军的什么人。你们都干了些什么？”把陈励耘弄的狼狈不堪。
毛泽东活动的范围相当广泛，接触的人也相当多，其中夹杂着林彪一伙的人。到9月5日，林彪用来窃听毛泽东南巡谈话内容的情报网终于织成了。
9月5日晚，在北京的周宇驰用电话从广州空军司令部参谋长顾同舟那里了解到，广州部队负责人正在传达毛泽东在长沙接见他们时的谈话内容，便说：“你们听完后也向我们传达”。深夜11时半，周宇驰通过于新野打电话给顾同舟，了解到毛泽东谈话内容，并作了十五页记录。9月6日，周宇驰亲自驾驶直升飞机到北戴河，将电话记录稿交给叶群、林立果。晚上，周宇驰打电话向顾同舟表示感谢，并说：“你在关键时刻立了大功，这说明你的路线觉悟高。”“林副部长要你再整理一份文字稿，派人送到北京来。”顾同舟立即动手整理了一份长达五十页的记录稿，让他的老婆带着孩子，以治病为名，乘飞机将记录稿送到北京。
9月6日，凌晨6时许，武汉部队政委刘丰来到从北京专程陪外宾到武汉的李作鹏住的宾馆里，向他密报毛泽东在武汉的谈话内容，李作鹏听后心急火燎。他看出来，毛泽东的谈话说明庐山会议的问题没有完，这次上纲比在庐山会议时更高，矛头是对着林彪的。一种命运不祥的预感催促他当天返回北京，把密报分别告诉了黄永胜和邱会作。当晚，黄永胜又用保密电话机，将这一情况报告了叶群。
林彪、叶群接到广州、武汉两个地区的情报后，认为毛泽东这次南巡非同小可。庐山会议上曾经决定，陈伯达的问题到此结束。然而，他们深感庐山会议结束后对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等人的处理，真有点让人说不出滋味来。1970年底的“批陈整风”运动，批的是陈伯达，指的却是林彪手下的几员大将。毛泽东的这次南巡，把庐山会议上的斗争重新提到路线高度，不仅点名批了黄永胜、吴法宪，也追到林彪头上了，毛泽东所说的夫人不当办公室主任指的明明就是叶群，……
林彪反复思考着这一切，认为不得不与毛泽东摊牌了。于是，下决心乘毛泽东南巡之机对他下毒手。
2．7 实施谋杀计划
有关毛主席谈话内容的情报，好似晴天霹雳，使林彪反革命集团惊恐万状，慌作一团。他们经过紧张策划，作出了乘毛主席南巡的机会立即动手杀害毛泽东主席的罪恶决定。
9月7日，林立果向“联合舰队”下达了“一等战备”的命令。叶群、黄永胜、李作鹏之间又进行了电话联系。周宇驰驾驶直升飞机从北戴河飞回北京，到江腾蛟家中，让江腾蛟看毛泽东南巡期间的讲话记录，还对江腾蛟说：“现在看起来要对我们下手了。我看还是先下手为强。毛泽东正在杭州，很快回北京过国庆，路过上海时可以动手。我们不动手，将来别人上了台，我们这些人都完，你首先完。”江腾蛟说：
“那就叫王维国干吧。”周宇驰回答道：“不行，王维国太粗。”
江腾蛟悟出周宇驰的意思，又说：“那就只有我去了。”周宇驰忙说：“要去赶快去。”江腾蛟认为：“杭州现在是最好的时候，毛主席9月25日前不会回来。”周宇驰为了壮胆子还说：
“现在我们不干，今后很难遇到这样的机会，过了这个村就没有这个店了。”
江腾蛟与周宇驰密谈之后，9月7日晚上和8日下午，分别和民航总局政委刘锦丰、空军司令部作战部部长鲁珉进行了联系。
于新野根据周宇驰的安排，于9月8日到上海，和王维国秘密串联，并在七三四一部队军务处处长蒋国璋陪同下，察看了毛泽东专列到上海后预定的停车地点，特地去了解七三四一部队有没有火焰喷射器等武器。晚八时许，又赶到杭州找到陈励耘，探听毛泽东到杭州后的情况及以后的行动安排。
九月八日，林彪用红铅笔写下了他的武装政变手令：
盼照立果、宇驰同志传达的命令办。
林彪
九月八日
晚上九时，林立果带着林彪的手令和叶群署名的给黄永胜的亲启信件的大袋子，与刘沛丰、陈伦和一起乘256号三叉戟专机从北戴河飞回北京。9时40分，林立果乘坐的飞机降落在北京西郊机场。机场上冷冷清清，前来迎接的只有周宇驰和胡萍。林立果一下飞机，就对胡萍说，现在上面斗争情况很复杂，林彪为了安全要离开北戴河。说着，林立果便拿出了林彪的手令给胡萍看。在一张白纸上，胡萍看到了非常熟悉的林彪的手迹。
林立果收起林彪的手令，当即命令胡萍为林彪准备两架飞机：一架三叉戟，一架伊尔－18，机组人员要求挑选对林彪“感情深的”人，选好后报个名单。
林立果带着林彪的手令到达北京后，从8日深夜到9日凌晨，急如星火地进行了一系列谋害毛主席为反革命部署。
晚上10时多，李伟信开车来到江腾蛟家，说是林立果马上要见他。江腾蛟坐上李伟信开的汽车，来到林立果设在西郊机场的秘密据点——通常称为“工字房”的一座平房内等候。
晚上11时30分，林立果、周宇驰来到“工字房”，见到了已等候在那里的江腾蛟、李伟信等人，便说：
“哎呀！老政委，情况很严重啦！”
林立果拿出林彪的手令，对江腾蛟说：
“先给你看个东西。”
江腾蛟看完后，林立果问：
“怎么样？”
江腾蛟很“干脆”地表态说：
“干吧！”
林立果拿出“司令官”的派头，传达命令说：
“现在的情况很紧急，我们已决定在上海动手，这个任务交给你，你是第一线指挥。要什么人，要什么东西，都满足你。你有把握吗？”
江腾蛟说：“那就看有什么办法。”
林立果说：“我们研究了三条办法，一是用火焰喷射器，四口火箭筒打B－52的火车；二是用一百毫米口径的改装高射炮，平射火车；三是让王维国乘 B－52接见时，带上手枪在车上动手。”接着，林立果命令江腾蛟：“你到上海统一指挥，只有你才能胜任。等上海打响后，北京由王飞率领空直警卫营攻打钓鱼台。”周宇驰接上说：还是七号晚上我跟着你说的，要去就快去。为了保密，坐火车去，到苏州下车，上海来车接你。你的代号是‘歼七’”。江腾蛟又表示：“坚决干！”
林立果为了鼓舞士气，又说：“这次要论功行赏。首长讲过，谁能完成这个任务，谁就是开国元勋。”
周宇驰对江腾蛟说：“你如能完成任务，副总理、政治局委员由你挑选。”
最后，林立果又问了一下江腾蛟：“你看我们的三条办法行不行？有没有把握？”江腾蛟答道：“如果都用上了，可能有六、七分把握。”周宇驰象下赌注一样坚定地说：“有七分把握就可以干，打仗就是有七分把握三分冒险。”
后来，围绕着上述几种办法，他们进行了具体研究，还提出了另外两个办法：一是把附近的油库烧着，以救火为名，趁混乱之机动手，江腾蛟并当场画了毛主席专列预定停车地点和油库位置图，凶狠地说：“搞得好，汽油流到火车附近，连人带车都报销了。”二是要陈励耘在杭州干。后来，他们决定等于新野从杭州回来后再研究。
也是在这天晚上，叶群多次与黄永胜、吴法宪通电话。叶群要吴法宪给林彪准备五架飞机，还坚持要吴法宪把这个任务交给胡萍去完成。
9月9日凌晨，林立果从北京机场的秘密据点匆匆赶到设在空军学院小楼的另一个秘密据点，对等候在那里的空军司令部办公室处长刘沛丰、副主任刘世英、秘书程洪珍等人说：“现在有人反对林副主席！我们要誓死捍卫！养兵千日，用在一朝，当前是要用我们的时候了。你们要全力以赴，一个人顶几个人，十几个人用。”还拿出林彪的手令让大家传阅，而后问道：“你们看怎么样？”几个人连连表示：“坚决服从命令听指挥！”“保卫林副主席！”“保卫林副部长！”
林立果又解释说：这次总的任务代号叫“571工程”，即“武装起义”。江腾蛟是前敌总指挥。搞成了论功行赏，王飞是空军司令，刘世英就可以当副司令，李伟信可以当外贸部长。其它人都要重用。成败在此一举。现在全舰队进入一等战备！随时准备进攻！”接着，他从口袋里拿出一张纸：“现在，我宣布一下舰队成员的代号：林立果——老康，周宇驰——金钟，刘沛丰——老崔，王飞——阿飞，江腾蛟——歼七，于新野——越野……。搞成了一切都好了，失败了就打游击！
下午，林立果一伙又在西郊机场秘密据点聚会。江腾蛟提出，如果毛泽东的火车停在上海虹桥机场，就炸附近的小油库，趁救火的动乱“上车干掉”，如果江腾蛟所设想的搞得好，汽油流到火车附近，连车带人都报销了。有人提出，用日本人对付张作霖的办法，制造第二个“皇姑屯事件”。为此，周宇驰问江腾蛟：“从杭州到上海之间有没有铁路桥？如果有，炸铁路的办法最好。”
江腾蛟答道：“桥有好几座，但都有陆军看守。”又建议：
“要炸铁路，硕放（位于苏州附近）那一段比较合适。这个地方靠近我们的机场，铁路边又无其它部队。”
周宇驰接着说道，车一炸坏，就发动附近机场的部队以抢救B－52为名冲上去，在混乱中“解决问题”。并计划由鲁珉去干。还有人提出让陈励耘派飞机或用其它办法轰炸火车，等“把列车打停后”，再“欺骗战士说，上去抓凶手，看到活着的都把他干掉。”在研究京、沪之间的联络问题时，决定：
“如果B－52到了上海，向北京通报时，就说王维国因病住院了，如他离开了上海，就说王维国出院了。”……
就在这一天，林彪、叶群同在北京的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用保密电话进行了频繁的对话。黄永胜与叶群的一次谈话就用了九十分钟。吴法宪与叶群通话后，当即命令胡萍：“叶主任来电话说，他们准备动，要用飞机，你把他们要用的飞机都准备一下，要用的三叉戟飞机一定要好好检查，大飞机也都作些准备，随时可以用。”
九日深夜，林立果、周宇驰又来到空军学院的秘密据点，与王飞密谈。他们先让王飞看林彪手令，谈了他们的行动计划，决定由王飞、周宇驰共同负责北京方面的行动。最后，将叶群带给黄永胜的密件交给王飞，由王飞送交黄永胜，以便使王飞成为林立果与黄永胜之间的联络人。
9月10日，在北戴河的林彪、叶群和在北京的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及林立果一伙动作的频率更加快了。上午，林立果派刘沛丰专程送密件到北戴河。中午，王飞将叶群给黄永胜的密信送交黄永胜。下午四时许，刘沛丰又从北戴河带回林彪给黄永胜的亲笔信：
永胜同志：
很惦念你，望任何时候都要乐观，保护身体，有事可与王飞同志面洽。
敬礼
林彪
信上没有日期。林立果、周宇驰把信交给王飞，要王飞适时送交黄永胜，并作黄永胜与林立果之间的联系人。
这一天，除了信件联系，叶群和黄永胜还通电话五次，最长的一次是一百三十五分钟。
从九月六日林彪了解到毛泽东南巡谈话的内容起到十日这短短的五天时间里，林彪一伙积极筹划着武装政变的阴谋。
毛泽东对林彪一伙的这些情况了解到什么程度谁都无法猜测，但是，南巡讲话会很快传到林彪耳中，会刺激林彪一伙最终摊牌的局势想来毛泽东是有所预料的。他必定会考虑到这局牌该如何打出去。于是，九月八日午夜，在杭州的毛泽东刚吃过夜餐，突然令人将停在杭州笕桥机场附近的专列立即转移。九月十日下午三时许，毛泽东又突然说：“现在把车调回来，我们马上就走！”由于在杭州期间，有一次找陈励耘，这个直接掌管毛泽东杭州之行警卫工作的人却不知去向，加之他与林彪一伙的关系，毛泽东特嘱不要陈励耘等人送行。
当陈励耘闻讯赶到车站时，自觉心中有亏竟也未敢上前同毛泽东握手告别。
近晚，专列驶进上海，停要虹桥机场附近的吴家花园处，毛泽东没有下车。十一日上午，毛泽东在火车上接见了从南京赶来的许世友，却没有准许王维国上车。中午，毛泽东叫许世友和其它找来谈话的人一同下车吃饭，把王维国又拉上了。下午，毛泽东的专列驶离上海，向北京方向飞奔。
九月十日晚，毛泽东的专列停在上海后，林立果很快便收到从上海打来的电报：“王维国因病住院了。”北京的林立果知道毛泽东已安抵上海，认为动手的时机到来了。林彪一伙估计毛泽东总要在上海停留几天，于是在北京和北戴河都加快了密谋速度。
林立果一伙虽是紧锣密鼓筹划着谋害毛泽东的办法，具体如何下手却并没有确定下来。在北戴河的林彪、叶群急不可待，不断与林立果联系。十一日上午十一时许，周守驰给王飞打电话时就说：“叶主任给林立果打电话，发火了，你赶快来研究。”林立果也打电话给王飞：“主任刚打电话给我们抽鞭子，她还要给你打电话，你要有个思想准备。还说：“现在是势在必行，不能再犹豫了。”
王飞刚放下手中的电话，叶群的电话打来了。一开口，叶群便佯装关切地说：“我们对你们是很关心的。你们的每一点我们都为你们考虑。林副主席对你们很信任。托你们办的事应该抓紧办。”接着，叶群语调严厉地说：“我们全家的身家性命都托给你们了。听说你有很大顾虑，总想‘抽梯子’。怕什么，就是死了也是烈士嘛！”王飞忙解释说：“不是怕，我参加革命时还没有想到活到快五十岁呢！是不好搞，怕搞不好把你们也连累了。”
叶群见状，马上缓和下来说：“林副主席历来说话一句算一句，不考虑成熟，不会要你们办的。办了不会亏待你们的，什么问题都好办。你们将来都是‘常’字号的。”在用官职引诱之后，叶群又威逼着说：“你们忙活了这几天，现在就是不搞也不好了，人家也不会饶过你们的。你们也跑不了。只有同生死，共命运，不能把我们当‘省油灯’！”
王飞听此言，有点慌神了，忙说：“我考虑的是困难，怕连累你们，不是别的。”
叶群生怕王飞往后缩，赶忙给他打气：“有困难想办法克服嘛！哪有不困难的事？你们想想办法嘛！江腾蛟那里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他（指毛泽东）取了我们根据地里了，不要坐失良机，要当机立断！”
王飞深知自己是上了贼船的，必须跟着船一起走，于是回答：“我马上去找他们研究，尽力去办。”
叶群认为王飞的工作已做得差不多了，又充满爱抚的感情说：“你家里有什么困难吗？”“钱够不够用？”“你的小孩多，带不过来，我帮助你们带。……”
最后，叶群和王飞商定，下午六时给她回电话。
王飞与叶群通话后，立即赶到西郊机场的秘密据点，林立果、周宇驰、江腾蛟已经先到了。
他们在一起商定了各人的代号后，林立果说：“林副主席决心已定，先搞‘南线’，接着北京，要坚决搞，就是研究如何执行的问题了。”
在研究怎样具体地实施他们的谋杀计划时，还规定了暗语：“王维国病重“表示”打响了；“王维国病愈”代表“打成功了”；“王维国病危”表示“打坏了”。
在谈到“南线”的问题时，林立果问特地从武汉地区接来的驻河南某部师政委关光烈：“火箭筒和火焰喷射器的性能如何？”江腾蛟插言说：“这个东西打火车好啊。”林立果便对关光烈说：“把你们师的火焰喷射连调到上海去，听江腾蛟的指挥。”关光烈似带难色道：“我是没有问题的。不过，把喷射连运到上海，要解决交通工具问题。”林立果果断地说：
“用飞机送，就说到上海去执行一项特殊任务”，“如果在上海搞不成，就在硕放炸火车。。”江腾蛟建议：“这个‘任务’交给鲁珉去执行，由空军某师去完成。”
晚八时，江腾蛟把鲁珉接到西郊机场，与林立果、周宇驰继续密谋。林立果气势汹汹地说：“现在情况很紧张，副统帅下了命令，要主动进攻，先把B－52搞掉。江政委（江腾蛟）你这个‘歼七’在上海打头阵，争取在上海搞掉，不成就看鲁部长（鲁珉）在硕放的第二次攻击了。有的是炸药，在铁路上一放，就是第二个皇姑屯事件。再不成就让陈励耘派伊尔－10轰炸。”
周宇驰则说：“硕放桥如有人检查和保卫桥梁，应把他们的人先干掉，把衣服脱下来，换上我们的人。”
当林立果要他们坐飞机去上海，把家属也一块儿带去时，江腾蛟说，现在还顾不上这些，主要的是把B－52搞掉。林立果手下的要员对林立果的忠心耿耿，使得林立果又惊又喜，于是当场封官许愿说：“搞成功了我在北京组织五十万人大会欢迎你们，到那个时候，你们都是国家栋梁，有功之臣，要论功行赏。北京军区司令不是你江腾蛟干我还不放心。”江腾蛟故作谦虚地说：“我当政委，老鲁当司令。”周宇驰说：“完成了任务，政治局委员，副总理，由他挑选。”……
可是，就在这天夜里，一场升官发财、篡党篡国的黄粱美梦作的酣甜之时，王维国从上海打来电话向他们密报：毛主席在上海仅仅停留了一天，现在已经离开了上海北上了。
毛主席的行动，完全出于林彪一伙的意料；毛主席在杭州停留的时间，远没有他们估计的那么久。9月10日下午，毛主席离开杭州。心怀鬼胎的陈励耘匆匆赶到车站，竟不敢上前同毛主席握手。
毛主席在上海停留不到24小时，没下火车。11日上午接见一些负责人时，林彪一伙计划要在毛主接见时动手的王维国，没有被允许上车。
11日晚上，当林立果、周宇驰、江腾蛟、鲁珉正在策划炸硕放铁路桥时，毛主席乘坐的专列已经离开上海，平稳地驶过硕放。
林立果一伙听后，犹如五雷轰顶，一切都懵懂了。当林立果似乎明白过来的时候，鲁珉已经走了，他痛哭流涕地说：
“‘首长’交给我的任务没有完成，‘首长’连生命都交给我了，我拿什么去见‘首长’。”周宇驰大吼道：“现在难过也没用，也没有其它办法，只有等到国庆节那天，‘首长’托病不去，我驾直升飞机去撞天安门！”又说：直升飞机要两个人，你们谁能跟我一块儿去？”此时，这一伙人都已心虚了。等了好一阵子，于新野说：“我可以去。”刘沛丰也表示可以去。李伟信也表示可以去。林立果假作痛惜地说：“这样不行，我不允许这样做。”
此时，毛泽东的专列已驶过硕放桥。后途经蚌埠、济南、天津时，毛泽东都不让停车。
1971年9月12日下午，列车停在丰台站，毛泽东借停车机会把北京部队和北京市负责人找来，在车上谈了两个多小时话。他谈到了林彪，谈到了林彪一伙，但是，并没有把林彪推至完全敌对的席位上。江青后来说过：“丰台会议，毛保他（指林彪），仁至义尽。”这或许可以从某一个侧面了解到以往从未披露过的丰台谈话内容的重要性。
黄昏时分，毛泽东乘坐的列车驶进北京站，南巡顺利地结束了。林彪孤注一掷的政治赌博失败了，武装政变阴谋宣告破产。
但是，阴谋并没有结束。
林彪反革命集团在《“5712工程”纪要》中，对于发动反革命武装政变的后果，按照他们自己的愿望，曾作了这样的设想：
两种可能性：
夺取全国政权，
割据局面
可能是出于反革命阴谋活动的特殊需要，林彪在进行着一个阴谋活动时，就准备着另一个或几个阴谋。所以，他们在策划谋害毛主席的同时，就希望吴法宪等安排飞机，为南逃广州、另立中央和叛国外逃作准备。
2．8 密谋另立“中央”
1971年9月11日，在北戴河的林彪、叶群知道了毛泽东已离开上海的消息，他们的谋杀计划彻底破产了。然而，他们要与毛泽东争斗的决心并没有动摇。按照《“571工程”纪要》的设想，他们决定南逃广州，另立中央，制造割据局面。
其实，就在林立果主持策划谋杀计划的同时，林彪、叶群便在着手准备南逃了。他们不断散布林彪要“动一动”，“利用坐飞机运动运动”，“准备去大连”， “国庆前回北京”……。九月七日，还以女儿林立衡订婚为理由，把她接到北戴河，以便全家一起行动。林立果又向林立衡宣布了他们可能叛逃苏联的打算。九月十日上午，“舰队”的重要头目周宇驰要鲁珉把福建、江西、广东、广西的一、二、三级机场的位置、长度、宽度，拉个单子给他。九月十一日上午约十一时，叶群叫秘书通知留在北京的秘书，把全军副军级以上干部名册、部队部署情况登记表及全军干部工作座谈会的全套文件送去。当时十一时许，叶群给胡萍打电话问：“要你准备飞机是否有难处？”同时，用命令的口吻说：“这件事我和胖司令（指吴法宪）也都作了安排，你要抓紧准备。”
到了九月十二日，林彪南逃的计划，已经成了迫在眉睫的行动了。上午，林立果和北戴河的林彪通了电话，南逃计划便同时在北京和北戴河两地具体安排着。
在北京的林立果，先与周宇驰商定了南逃方案。下午四时半，周宇驰到西郊机场的秘密据点向胡萍交底说：“毛主席最近找了许多负责同志谈了话，首长看这形势不好，决定十三日离开北戴河去广州。”还具体布置胡萍安排八架南逃广州的飞机。下午5时左右，按照周宇驰的指示，胡萍把派256号三叉戟送林立果去山海关，以便将飞机留给林彪、叶群使用的任务交给了潘景寅。然后，用电话通知航行局局长说：252号（为了保密，将256说成252）晚七时飞山海关，发训练预报，要亲自掌握。又嘱：对“值班的就不要讲了”。晚上，胡萍又将其余要用的飞机配备了机组人员名单，假借训练名义，申请了假航线和起飞时间。
傍晚，林立果把周宇驰、于新野、江腾蛟、王飞、李伟信等人召集到空军学院的小楼里。此时的林立果好象失去了支柱，一心想立即依傍在父母的羽翼下。他一面收拾行装，一面对大家说：“情况紧张，我立即转移。由周宇驰跟你们谈谈。”
周宇驰对大家说：“毛主席回来以后，就要开三中全会，就要动手了。林副主席决定立即转移去广州，要军委办事组黄、吴、李、邱明天到广州。要保证他们安全地上飞机……”，“到那里以后，首长召开师以上干部紧急会议，宣布另立中央，进行割据，形成南北局势。”“利用广州的广播电台发表消息，提出条件，和北京谈判。”“我们还可以争取外援，林彪在苏联是有威望的。”“可以和苏联等国建立外交关系。要动武，就联合苏联，实行南北夹击。”……最后宣布：
明天（九月十三日）上午八时，首长从北戴河起飞，直飞广州沙堤机场。明天早上六时，江腾蛟、王飞、于新野三人到西郊机场，七时，周宇驰先带一部人和他们的家属飞往广州，等黄、吴、李、邱到齐后，其它人再一同直飞广州。江腾蛟负责警卫工作，保证他们安全到达。
会后，李伟信根据周宇驰的指示，通知上海蒋国璋，并让蒋国璋立即报告王维国：十三日他乘去上海的那架伊尔－18飞机，到上海后，设法让飞机上的八、九十名警卫人员下来，给他们找到住处，换上“上海小组”和“教导队”的人一同去广州。
王飞、于新野则根据周宇驰的指示，来到空军学院办公大楼西三楼南侧最西头的一间办公室里，和刘世英、贺陆全（空军司令部情报部部长）等人一起拟定“机关”南逃人员名单和南逃行动计划。同时，以“首长打靶”为名，到警卫营取出了三十支五九式手枪，两千发子弹及两支冲锋枪，二百发冲锋枪子弹备用。
他们还手脚不停地捆装党和国家大量机密文件、胶卷、录音带及外币，以为他们即将成立的“中央”服务。
就在周宇驰带领一伙人在北京马不停蹄地准备南逃的时候，林立果带着刘沛丰、程洪珍和一大堆行李，已登上256号三叉戟，准备离开北京飞往北戴河了。当飞机在西郊机场起飞后升到空中时，林立果狠狠地说了一句话，“北京啊，暂时分别了，看来可能要割据一段时间了。”——看来他们还确在梦中未醒呢！
3 林彪出逃之谜
在这个时刻，一切都是赤裸裸的，赤裸裸的惊恐，赤裸裸的杀机和求生欲望。理性被抛弃，支配着他们的只有本能……
3．1 生命的最后一个星期
林彪生命中最后一个星期，大概是他一生中最紧张的一个星期。
在这7天里，林彪、叶群与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进行频繁的秘密联系。根据军委电话总机话务员的通话记录单记载，7天中，他们之间通过军委电话总机接转的电话有51次，还不包括自动电话。
其中，叶群在北戴河用保密机与黄、吴、邱通话31次，通话时间合计948分钟，即将近16小时，相当于两个工作日。
其中通话时间超过50分钟的有8次，最长的一次135分钟。
在这7天中，林彪、叶群还紧张地进行了叛逃的准备：
9月7日上午9时50分左右，叶群叫秘书通知留在北京的秘书，把俄华字典、英华字典、俄语和英语会话，让飞机带来。为此，飞机起飞时间推迟了一小时。
9月7日晚约9点30分，总参二部的一位参谋照例给叶群“讲课”，原来应该讲马其顿王亚力山大或美国和《巴顿将军》，可是叶群却突然拿着《世界地图集》，问蒙古有哪些大城市，哪些地方有苏联军队，中苏、中蒙边境地区有多少苏联军队。
9月8日上午，周宇驰在北京找尚登峨（原空军司令部航行局局长），要他搞一本苏联航班地图。
9月9日上午11点30分左右，叶群要秘书通知留在北京的秘书，把有关中美关系的文件送来。
9月9日上午，周宇驰布置许秀绪搞一份东北、华北、西北地区雷达兵部署图。
9月9日晚9时，周宇驰布置王永奎（空军司令部情报技侦处原副处长、联合舰队成员）搞一份作导航用的周围国家广播电台频率表。
9月10日上午，周宇驰要鲁珉把福建、江西、广东、广西的一、二、三级机场的位置、长度、宽度“拿个单子”给他。
9月11日上午11时左右，叶群要秘书通知留在北京的秘书，把全军副军以上干部名册、部队部署情况登记表以及全军干部工作座谈会的全套文件送来。
于此同时，在空军办公大楼西侧三楼南侧最西头的办公室里，一个黑会正在进行。王飞、于新野按照周宇驰的布置，研究确定“机关”南逃人员名单和行动计划。
他们先研究了总的名单，然后研究了分别随同黄、吴、李、邱上飞机的分组名单，研究了通知南逃人员的方法，去机场车辆的安排，集中地点，还确定了分别对黄、吴、李、邱的秘书和司机“做工作”的人。
在这中间，王飞叫郑兴和以“首长打靶”为名，到警卫营取手枪30支，子弹2000多发，冲锋枪2支，子弹200发，装到车上。
王飞还提出，会议结束后，他要带几个人去西郊机场，实地察看一下人员集中的地点和上飞机的位置。并计划在第二天凌晨人员集中后，由他进行简单“动员”后，由郑兴和向大家发枪。
深夜约11时40分，叶群神色紧张地把林彪的警卫秘书叫到林彪那里，她让警卫秘书先在门口等着，自己到林彪的客室里，悄声说了几句话，然后把警卫秘书叫了进去。
林彪坐在沙发里，他那张蜡白的脸变得更白了。他对警卫秘书说：“今晚反正睡不着了，你准备一下东西，马上就走。”
3．2 “林彪要飞，我周恩来亲自去”
在一张摆着十几部各种颜色电话机的大办公桌前，周总理正在若有所思地踱来踱去。此刻，他那两道剑眉的中心结成了一个疙瘩。
接着，周总理又接到中央办公厅负责同志转来的林立衡的报告：有一架飞机在山海关机场，是下午林立果坐着来的。
12日黄昏，毛主席刚从外地回到北京中南海。为了保卫毛主席的安全，周总理下令采取一系列措施。然后，周总理来到东大厅他的办公室。等他来到东大厅之后，顿时，通往各重要军事机关和党、政、军主要领导人的直通线路都接通了。
周总理打电话给吴法宪：
“你调飞机去山海关没有？”
“没有。”吴法宪回答。这件事他确实不知道，这是实情。
“真的没有？”总理严肃地追问一句。
吴法宪知道事情严重，连忙说：“真的没有。绝对没有。
我以脑袋担保。”
“你查一查，把情况迅速报给我。”
总理放下这个电话，又拿起通往海军的电话。因为山海关机场是海军航空兵的一个机场，所以总理让李作鹏也查一查256号飞机是否在山海关。
隔了一会儿，李作鹏、吴法宪相继向总理回电话报告情况。李作鹏说：“下午到山海关的那架飞机，现在还在那里。”
吴法宪说：“我向胡萍查了一下，确实有一架飞机到山海关。胡萍说是改装好了试飞。我让飞回来，胡萍说飞机出了故障，飞不回来了。”
总理对吴法宪说：“那架飞机修好了，马上飞回来，但飞机上不准带任何人。”并且还指示吴法宪立即到北京西郊机场去查明情况。同时，周总理又派中央警卫局负责人杨德中去西郊机场寸步不离地“协助”吴法宪。派李德生到空军负责指挥。派纪登奎到北京军区加强指挥。
总理放下电话，觉得还不放心，又打电话告诉李作鹏，让他向山海关机场传达了一个命令：山海关机场的那架飞机要有周总理、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四个人一起下命令才能飞行。”
吴法宪乘车来到西郊机场候车室，他让秘书马上把胡萍找来，他从总理在电话中的口气里可以听出今天这架飞机事关重大，因此他也不敢怠慢。秘书转了两圈，没有找到胡萍。
此时，胡萍正躲在一间电话室里打电话。接电话的是驾驶256号飞机到山海关去的飞行副政委潘景寅。
潘景寅今年40多岁，此人飞行技术很有两下子，林彪、林立果几次外出都是他开的飞机。林彪、林立果欣赏他的飞行技术，认为他是“有用之才”。这么一来，潘景寅对林彪一家感恩戴德，死心塌地为这一家子服务。
胡萍紧握着话筒放低声音，对潘景寅说道：“吴司令说总理追查256号飞机，问为什么去山海关？谁同意的？看来事情闹大了。我跟吴司令讲我不知道，可能是试飞训练。吴司令问我训练为什么不回来？我说查一查。”
停了一下，胡萍又说道：“有人再查这架飞机，你就说这架飞机有点毛病暂时回不来。”他又大声追一句：“听明白了没有？”
“明白”。潘景寅回答道：“我就说飞机的油泵出了一点故障，正在修理。”
放下电话，胡萍又打发一个平时亲信的副队长马上到“联合舰队”的秘密据点去，把总理追查256号飞机的情况告诉周宇驰。
干完这些事，胡萍才深深地喘了一口气，到候机室去见吴法宪。
李作鹏接到周总理让他向山海关机场传达命令的电话后，立刻敏感地想到林彪那里可能发生了什么事情。联系到9月6日他通过黄永胜透露给林彪的毛主席巡视南方的谈话，他越发感到总理追查256号飞机很不寻常。他把总理的话在心里反复想了想：
“……要有周总理、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四个人一起下命令才能飞行。”
林彪乘的飞机要经过四个人联名批准，这是从来没有过的。而这四个人里面，林彪的行动对黄、吴、李是从来不保密的，看来四个人一起下命令，关键是要让总理批准才能放飞。
李作鹏毕竟是老奸巨猾，他的独眼一转，就想出一个坏主意。他拿起电话，要通山海关机场调度室，说道：“那架飞机的行动要听北京周总理、黄总长、吴副司令和我的指示，以上四人，其中一人指示放飞才能放飞，其他人指示都不能放飞。”
周总理的命令经李作鹏这么一改，“四个人一起下命令才能飞行”变成了“其中一人指示放飞才能放飞”。
11点半，周总理接到叶群打来的一个电话。叶群用一种假惺惺的亲切口气，说：
“总理呀，有件事要向您报告，林彪同志想动一动。”从她那沙哑的声音里可以听出，既没有平常那种盛气凌人的腔调又显得十分紧张。
总理用一种严肃而又镇定的语气问：
“他准备到哪里去？是空中动还是地面动？”
叶群吱吱唔唔，回答说：“……空中动，需要调几架飞机。”
“你们调了飞机没有？”总理问。
“还没有调，林彪同志让报告总理后再调。”
林彪、叶群他们明明私调256号飞机，为什么却说没有调飞机？这下更加证实了林立衡报告的情况。
为了不惊动他们，总理对叶群说：
“今天晚上飞夜航不安全，调飞机的事儿，我和吴法宪商量一下，看看天气情况再说。”
叶群根据林彪的旨意给周总理打电话，本来想试探情况，稳住总理。可是，总理机智的问话，不但使叶群露了马脚，更加引起总理的警惕，而且使林彪、叶群心中更加没底，更加恐慌了。
放下电话，总理想了一下，马上又命令吴法宪：“立即准备两架飞机，如果林彪要起飞，我到山海关机场去拦他。”
3．3 山海关枪声
20多名被从被窝里叫起来的战士，刚刚排成一队。他们弄不清要执行什么“紧急任务”，个个都还背着背包。
公路上，一辆吉普车正在疾驰。车里坐的是警卫副队长，他奉命到山海关机场去控制住飞机。
车库里，一辆大卡车，几辆吉普车正在发动。人们的喊叫声，枪栓的撞击声，汽车的马达声，在夜空中汇合在一起，使这个平日静寂的疗养地，出现了一种临战的气氛。
正在这时，一辆红旗轿车亮着白晃晃的前灯向58楼前的公路开来。车里坐的是林彪、叶群、林立果、刘沛丰和警卫秘书。林彪一上车，就问林立果：
“到伊尔库茨克要飞多长时间？”
林立果回答：“不远，很快就到了。”
红旗轿车就要通过58号楼了，警卫大队长等人冲上公路，挥着手臂，高喊道：
“停车！停车！”
汽车里，林立果拿着手枪对准司机的后背，叶群发疯似地喊着：“冲！冲！”汽车加快速度，鸣着喇叭，从人们身旁像一阵狂风似地冲了过去。
突然，坐在车里前排座上的警卫秘书喊了一声：“停车！”
这个秘书，跟随林彪十多年，深得信任，所有车里人都没吭气。汽车急剧停稳，他已经跳下了车。
叶群杀气腾腾地问：“你想干什么？”
这个警卫秘书说：“当叛徒，我不干！”然后，他转身向58号楼边跑边喊：“来人哪！”汽车里向他开枪，击中了他左臂。他和追赶上来的人向汽车连开几枪，可是这辆高级防弹汽车，手枪子弹根本打不透，只在防弹玻璃上留下了几个白印。
林彪轿车发疯似地冲上了公路。车速高达每小时120公里。把尾随它的卡车、吉普车都远远抛在了后面。
但是，在接近山海关机场时，它被先派出去的那辆吉普车压住了。无论它怎么鸣喇叭，吉普车就是不让它超车。这样拖了几公里，前面已经可以看见机场的大铁门了。
前方，要横穿二股铁路线。这时正巧有一列火车要通过。
看道工人亮起红灯，标志杆正在徐徐下落。吉普车一个急刹车停住了，红旗轿车却一打车头，超过吉普车从标志杆下冲了过去，急驰的火车险些撞在它的车尾上。
13日零点18分，红旗轿车冲进山海关机场。一辆油罐车正在给256号飞机加油。汽车开到飞机的旁边，车还没停稳，林立果穿着白衬衣，拿着手枪，从右车门下来，十分慌张地大声喊着：
“快！快！快！飞机马上起飞！有人要暗害林副主席，要保卫林副主席！”
紧接着林彪、叶群从车右门下车，跑步直奔飞机。他们顾不得等客梯开来，沿着机组用的小梯子往上爬。叶群打头，林彪在后。叶群一边往上爬一边急促地喊着：
“快！快！快！飞机赶快发动！油车赶快离开！”
林立果一手挥舞着手枪，一手抓住梯子，一边往上爬一边高声喊：
“快把机场大门关上！后面有追兵，有人要暗害林副主席！”
上了256号飞机，连放在红旗轿车上的手提包、文件都没有顾上拿。没有等机组人员上全，连领航员、通讯员都没有上去，跑道灯也没有打开，飞机就开始发动了。
机场领导目睹这些情景，觉得十分反常，立刻派一辆油罐车到滑行道上拦住飞机。同时，机场领导马上给李作鹏打电话，明确问他：“飞机强行起飞怎么办？”李作鹏回答说：
“可以直接报告周总理。”
过去，山海关机场从来没有直接请示过周总理。当时飞机已经发动，怎么来得及报告周总理呢？这一点难道他李作鹏不清楚吗？
零点23分、256号飞机加大油门，在一片漆黑中向跑道滑行。这时，8341部队的追兵赶到机场。机场的灯光全部被关闭了。
“叭”、“叭”几声清脆枪声回响在漆黑的夜空。
4 “九·一三”事件之谜
在生死存亡之际，他们感到恐惧？抑或被仇恨啃啮着？他们有过什么样的求生挣扎与濒死举措？假如他们侥幸逃脱上天的惩罚，那么世界会因此增添几多阴谋，几多悲惨？但是，“绝妙”的死亡使得这一切荡然无存……
1971年9月13日，凌晨2时许，林彪叛逃所乘的中国民航256号三叉戟飞机在蒙古人民共和国的温都尔汗草原坠毁，林彪落得个折戟沉沙，遣臭万年的下场。
外电称这是“中国政治之谜”，围绕这一重大事件，制造了诸多耸人听闻的传闻。
当时，中蒙关系正在改善，双方重新互派大使，中国新出任蒙古大使许文益到任刚刚20天，便碰上了这个震惊中外的事件。
4．1 蒙方提出口头抗议
1971年9月14日上午8时，蒙古外交部突然打来电话通知：副外长额尔敦比列格要求8时30分会见中方大使。中方使馆人员立刻预感到发生了意外事件。
额尔敦比列格副外长已在他宽敞明亮的办公室等候。沙发前的长茶几上摆放着糖果、点心和烟茶，似为欢迎新大使的拜会。额尔敦比列格寒暄几句，对尚未正式拜会就仓促约见表示歉意。
接着，话题一转，他说：
“我今天受政府委托，通知如下事情：13日凌晨2时左右，在我国肯特省贝尔赫矿区以南10公里处，有一架喷气机失事。”
额尔敦比列格接下来通报了详细情况。那架飞机是属于中国人民解放军某部的飞机，乘员共九人，其中有一名妇女，不幸全部遇难。额尔敦比列格对于中国军用飞机深入蒙国领土之事，代表蒙国政府提出口头抗议。
额尔敦比列格又通报说，中国飞机失事，乘员全部死亡。
现在天气还比较热，尸体需要按照某种方式予以处理。他又加重语气强调，以此为例，可以认为中国军用飞机是侵犯了蒙国国境。蒙古有关部门正在继续进行调查，蒙方保留就此事再次进行正式交涉的权利。
中方大使听罢，立即表明了自己的态度。他首先感谢蒙方通知这件事。他说：
“正当中蒙两国关系刚刚开始正常化的时候，我国飞机由于某种原因在蒙古领土上失事，这当然很遗憾。”接着，大使又以提问的语气说：“但我不知道出于人道主义的考虑，蒙古方面对飞机采取什么措施？”“出于友好的考虑，请蒙古方面帮助了解，我国飞机因为什么原因误入蒙古境内？”
中国大使是确表示：“对于副部长提出的口头抗议，在我未全部弄清楚和了解事实真相以前不能接受。但我可以把此事转告我国政府。”
“我们可以派人去出事地点看看吗？”中方大使问道。
额尔敦比列格副外长并未直截回答，他解释说飞机失事近两天，但只发现九名乘员和尸体，当时没有一个人活着。然后话题一转，他反问道：
“大使提出，大使馆是否可以派人去的问题，我是否可以理解为你们正式提出派人去看的要求？”
“可以这样理解。”中方大使道。
副外长当即表示：“我们可以满足你们的要求，相信中方能在近期作出答复。”
在中方大使告辞的时候，额尔敦比列格说：“希望中方使馆尽快通知派什么人去、何时动身。”
4．2 启用专线电话
中方大使回到使馆已是9时30分。大家听后都感到事态突然，有些迷惘。大使指出事态的严重性，要求大家沉着镇静，注意保密，当务之急是向国内报告情况，听候国内指示。
大家各自散去，办理有关事宜。
但是，负责机要工作的同志神色不安地报告说，蒙古电报局称，由于线路情况不好，电报不能及时发生，最快也得四个小时以后。当时使馆未设电台，发电报只能经蒙古电报局。
众人心急如焚。
这时，大使忽然想起使馆有一部直通北京的专线电话，已封闭两年多，如能启用，岂不可解燃眉之急？
这种专线电话是50年代中苏关系密切友好时，在北京和莫斯科之间架设的，是一种可以直通的高频电话。北京和乌兰巴托之间也顺便安装了这种电话。后来由于中苏关系恶化，中蒙关系变冷，专线电话也随之停用。当时也想到，启用这种专线电话是要担风险的。但事不宜迟，需要当机立断。
大使决定开封启用，有关同志立即行动起来，从库房里拿出一大串钥匙，一把一把地试着开，大概花了半个小时，北京电话台才叫通。但北京台托词外交部的机器坏了，不给转接。大使极力保持镇静，毅然决定先打国际长途电话，要求使用专线。
当日中午12时20分，北京获得飞机失事的消息。
14日上午，在外交部会议室里，姬鹏飞代理外长正在主持一个气氛非常严峻的会议，讨论如何落实周总理的指示，研究林彪叛逃后可能出现的各种情况，并提出应采取的外交对策。会议一直开到中午12时尚未结束。
这时，一位值班秘书手持特急报告，连门也忘记敲便直奔姬鹏飞。
姬鹏飞读完报告后，向大家说了这样一句精辟的话：
“机毁人亡，绝妙的下场！”
特急报告火速送到中南海。
毛主席、周总理在林彪叛逃后彻夜未眠。机毁人亡的消息传来，他们悬浮在心头的沉重石块终于落了地。周总理对驻蒙使馆在不明真相的条件下，断然启用封闭已久的专线电话，把我飞机失事的紧急情况以最快的速度传到国内，表示满意。
15日凌晨又接到国内指示：
尸体尽量争取火化，将骨灰带回；如火化确有困难，可拍照作证，就地深埋，竖立标志，以便以后将遗骸送回国内。
4．3 现场惨状
9月15日下午6时，中方大使馆一行人抵达飞机失事现场。
现场位于温都尔汗西北70公里的苏布拉嘎盆地。该盆地是沙质土壤，南北长3000多米，东西宽800多米，地势平坦开阔，到处覆盖着三四十厘米的茅草。飞机是由北向南降落，着陆点正好是盆地中央，坠毁在盆地的南半部。草地燃烧面积长800米，宽度由北面的50米扩展到南面的200米，呈梯子形。
环顾现场，便可看到焦黑色的草地上散落着大大小小的飞机残骸，覆盖着白布的尸体分外显眼，周围是一望无垠的荒原，蒙古哨兵在高坡上游动着，一片凄凉悲惨的景象。
飞机着陆点以南约30米长的草皮被机腹磨光，西侧平行处，是右机翼划出的深约20厘米的一道槽沟。再往南，擦地痕迹消失了，进入燃烧区，飞机碎片越来越多，越来越大，面越来越广。
至200米处有一段带弦窗口的机身，其东南20米左右有一段左机翼，上有“…56”号码。至320米左右有一扇舱门，门上钉有“旅客止步”的塑料牌，门车南30米处有一发动机。
约400米处有三个连装座位架和座垫，其东侧40米处有一段右机翼的外展部分，上有“中国”二字。
机头在530米处猛烈烧毁，只剩下镶嵌仪表的空架子和残碎机件，机壳都已化为灰烬。机头正东20米处有一段右机翼的内展部分，上有“民航”二字。 “航”字旁边有一个直径约40厘米的大洞。机头以南80米处有一个起落架。再向南200米，在未燃烧的草丛中躺着一个完好的轮胎。机头西北60米处是斜卧着的机尾，它的正南和东面20至40米处各有一个发动机。机尾上的五星红旗和机号“256”等标记清晰可见。
这些标志明白无误地显示这是我国民航256号飞机。
机头以北50米处散布着九具尸体，尸体中间有一炸坏的方形食品柜，旁边堆放着蒙方收集起来的死者遗物。尸体大都仰面朝天，四肢叉开，头部多被烧焦，面部模糊不清，难以辨认。
中方大使馆人员将尸体由北向南编成1至9号，并从各个角度拍成照片，以便以后鉴别确认。
根据事后查证，5号尸体是林彪，瘦削秃顶，头皮绽裂，头骨外露，眉毛烧光，眼睛成黑洞，鼻尖烧焦，牙齿摔掉，舌头烧黑，胫骨炸裂，肌肉外翻。8号尸体是林彪的老婆叶群，是唯一的女尸，烧灼较轻，头发基本完好，左胁部绽裂，肌肉外翻。2号尸体是林彪之子林立果，个子较高，面部烧成焦麻状，表情痛苦，形状凶恶，死前似在烈火中挣扎过。
现场遗物中有林立果空军大院0002号出入证。此外，1号尸体是林彪的座车司机杨振纲。3号尸体是刘沛丰。4号尸体是特设机械师邵起良，身穿皮夹克，九人中只有他的衣服未烧光。6号尸体是机械师张延奎。7号尸体是空勤机械师李平。9号尸体是驾驶员潘景寅。这些尸体和一般飞机失事的尸体不一样，并非个个焦骨残骸，而是驱干都完整，大多是皮肉挫裂、骨骼折断，肢体变形，烧伤严重，系飞机附毁时摔撞燃烧所造成的。
由于燃烧时伴有一氧化炭中毒，尸体皮下呈樱桃红色，加之停放时间过长，个个僵硬肿胀似腊人。
值得注意的是，每具尸体腕上都无手表，脚上没有鞋子，看来飞机紧急降落前，为避免冲撞扭伤，他们都作了准备。
4．4 按蒙俗埋葬遗体
中方大使馆人员视察完现场后，形成初步看法：
1．蒙古方面基本保持了飞机失事现场。他们用白布覆盖尸体，以防腐烂。他们承认有些文件和手表等什物已搜集保管起来，但未详谈具体情况。
2．飞机是由于不明原因紧急着陆，机上人员作了紧急降落准备，但飞机着地的失去了平衡，右机翼触地引起爆炸燃烧。
3．飞机的毯子上有巴基斯坦航空公司标记PIA字样，说明飞机是从巴基斯坦买来的。
但不知飞机上所乘何人，为何在蒙古境内失事。现场的情况使中方大使越发感到问题重大复杂。
天色已晚，蒙方陪同人员一再表示蒙古没有火化习惯，尸体只能土葬，并提出要马上选择墓址，连夜赶挖墓穴，明天就安葬。
按照蒙古人习俗，墓地要选在高地，从早到晚都能见到太阳，象征吉祥。蒙古军方人士桑加上校带着大家踩着没膝的茅草，先是向东走去，然后又折回来，最后在主机西北的高地上选定墓地。他当即调来一班战士，并让我方人员按他指定的方位用铁镐在地上划出一条墓穴框线。这时夜幕已经降临，阵阵秋风吹来，旷野上顿起萧瑟之感。
当晚回到温都尔汗，匆匆用过晚餐，中蒙双方共同达成四项建议：
1．墓旁立一块碑，上写“中国民航1971年9月13日遇难九同志之墓”，下写“中华人民共和国驻蒙古大使馆”。
2．按照蒙古习俗，在墓上放一件失事飞机的残骸，如标有“中国民航”字样的机翼。
3．请蒙方把遇难者的文件和遗物交给我们，我们写张收条。
4．请蒙方人员帮助画一张飞机失事现场图，注明出事地点的经纬度。
9月16日，天气晴朗，秋高气爽。中方大使嘱咐大家要利用光照好的有利条件，仔细复查一遍现场，多拍一些照片，作为证件，并拼制一张现场图，送国内研究鉴定。
上午10进，我方大使人员在蒙方人员陪同下再次到达现场。蒙古士兵抬来九口棺材，放在尸体旁。中方使馆人中对九具尸体从不同角度拍照，然后入殓。装殓后由蒙古士兵运住墓地。
墓地位于飞机失事现场西边1．1公里处，在一块高地的东坡上。墓穴长10米，宽3米，深1．5米。正准备下葬时，高陶布司长指着一辆刚到的卡车说，按蒙古习惯，应在尸体上覆盖红布、黑布，现因汽车来迟，尸体已经入殓，是否可以把红布、黑布铺在棺材上。中方大使表示同意。
九具棺材放入墓穴后，中方许文益大使和高陶布、桑加先生执铲作象征性填土，接着孙一光、沈庆沂和王中远三同志填土，然后由蒙古士兵填土修墓。
蒙方建议利用战士填土的时间，继续商谈。会议是在大轿车上进行的。主要是谈蒙古起草的“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飞机失事遇难人员安葬纪要”。
为避免在这种场合进行争论，许文益大使表示这个纪要作为第一个文件的补充，可以简单些，只写九具尸体怎样安葬，埋在什么地方就行了。
接着就转到从飞机上拿一样东西放在墓上作为标记的问题。沈庆沂建议把写有“中国民航”的一段机翼放到墓上。
蒙方称那个东西太大，搬不动。王中远又提议把机尾上炸掉的发动机进口环放到坟顶，蒙方接受了。
一切安排妥当，许文益、孙一先、沈庆沂和王中远四人来到墓地边，庄重地三鞠躬，以示哀悼。在不明真相的情况下，他们只能如此。
4．5 不欢而散的谈判
事后中蒙双方连夜进行谈判，商定了文件的范围，但在实质问题上分歧很大。
在安葬尸体时，双方就《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飞机失事遇难人员安葬纪要》（简称《安葬纪要》）进行过讨论，也没有取得一致意见。安葬尸体后，回到温都尔汗已是下午5时多了。
连续几天的高度紧张和劳累，我方人员都感到精疲力竭，想好好睡上一觉。但当晚10时左右，蒙方送来他们起草的《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飞机在蒙古人民共和国领土上飞机失事的现场调查纪要》（简称《现场调查纪要》），并要求连夜会谈。
中方大使利用沈庆沂和王中远翻译文件之机，靠在沙发上思考这两天来的情况和问题。他感到，蒙方在帮助视察现场和安葬遗体方面是友好的，但在讨论纪要时态度就比较僵硬。
他们虽然不再称我失事飞机是“侵犯”和“入侵”蒙古国境，改用了“进入”二字，但仍强调飞机是“军事人员驾驶”，“军事人员乘坐”，甚至说成员“为军事目的服务”，抓住“军事”二字不放，想在政治上置我于被动不利地位。
许大使认为在这个问题上绝不能让步，一定要按照国内指示精神，坚持是我民航飞机误入蒙古国境的立场，进行耐心的说理斗争，争取谈成。实在谈不成，就回乌兰巴托再谈。
拿定主意后，许大使的思想松弛下来，迷迷糊糊地睡着了。文件翻译出来已是17日凌晨一时，他们立即研究讨论，准备了对案。
凌晨4时25分，双方在旅馆开始正式会谈。中方大使首先发言，对蒙古政府提供的各种方便条件和蒙古人员的友好合作，表示谢意。接着对《现场调查纪要》提出10条修改意见，主要是以下三点：
1．提议把序言中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飞机于1971年9月13日2时左右进入蒙古人民共和国国境”，改为“中国民航飞机由于迷失方向误入蒙古国境”。
2．针对纪要第一条在记述飞机残骸时，只讲有中国国旗和256号机尾，而不讲标有“中国民航”字样的机翼，提议加上在飞机头部东面20余米处有损坏的机翼，上有“民航”二字。
3．针对纪要第七条记叙死者遗体遗物后，得出“失事飞机是中国人民解放军人员使用的”和死者都是“军事人员”的结论，提议改为“这架中国民航256号飞机载有中国军事人员，也载有非军事人员”。
对于蒙古方面提交的《安葬纪要》，我方提议将序言部分改为：“在蒙古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有关部门的友好帮助下，中国民航256号飞机失事遇难的九名人员（八男一女）的遗体按下述方式安葬”，然后写明在何时何地和如何安葬。
许大使发言后，蒙古方面建议休会10分时。10分钟以后，蒙方人员迟迟不来复会。在等待时，收听到外电报道，称中国关闭了所有机场，禁止所有飞机起飞。
许大使马上联想到这一惊人的新闻可能与这架飞机失事有关，这更使他感到问题的复杂和严重。这时沈庆沂发现，蒙方人员到邮电局去了，可能是向其上级请示。
中方人员考虑形势紧迫，不宜久拖在这里，要赶快回使馆向国内报告现场视察和谈判情况，听取国内指示。
于是许大使让孙一先向蒙方提出，鉴于我国庆22周年临近，大使要在今天赶回乌兰巴托主持馆务，建议双方在乌兰巴托继续会谈。如果蒙方一定要在这里谈，我方则由孙一先代表大使继续商谈。
上午10时15分复会，桑加上校答复我方提出的修改意见，基本上逐条驳回。对第一点，他说，没有证据表明中国民航飞机是由于迷失方向误入蒙古国境，“所以没有必要、没有根据这样写”；
对第二点，他认为，“如果把在飞机头部东面20余米处有‘民航’二字的机翼写进去，纪要就得把所有的东西都写进去”；
关于第三点，他说，“因为死者外穿军装，所以他们是军事人员这一段还应保留下来”。
高陶布司长看到局面有点僵，便出来缓和气氛说：“我们来到这里的目的是了解和分析现场，双方都有尽快结束这个问题的愿望。大使今天要回去，我们理解大使工作很忙。大使了解我们的工作也很忙。要是大使和桑加同志同意的话，我的意见是今天把这个问题谈好一起回去。”
许大使表示这个问题才谈了两三次，双方看问题的角度不同，存在意见分歧是很自然的，但是通过实事求是、相互谅解和友好协商，问题总会得到解决。
接着他着重讲了两点意见：
第一，中方大使于9月14日晚8时半，根据政府指示，就中国民航飞机失事原因向额尔敦比列格副外长作了正式解释，他并未提出不同意见。这一点应写在纪要上。
第二，失事飞机很明显写着“中国民航256号”字样，这是有目共睹的事实。因此，我方提出这一点应当写进纪要。
下午3时20分，双方继续进行会谈。蒙方看到关于飞机失事的《现场调查纪要》没有可能达成协议，便采取舍难求易的办法，转而讨论《安葬纪要》。高陶布司长首先说，关于大使要回乌兰巴托的问题，我们已经报告上级。现接上级通知，希望尽快把《安葬纪要》完成，我们便一起回去。
许大使表示同意，并说服对方要正视现实，把失事的中国民航256号飞机具体讲清楚。至于飞机上的人员，中方不反对蒙方说有军事人员，但根据现场判断，飞机上也有非军事人员，要把这两种人都写进去。
桑加接着发言，表示可以把“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人员驾驶的三叉戟1—E飞机”，改为“中华人民共和国256号三叉戟1—E飞机”，但仍坚持机上人员是军事人员。
许大使随即表示，这一修改同我们的主张接近了一步，但仍希望写明是中国民航飞机，飞机上既有军事人员，也有非军事人员。他解释说，那个女的就不是军事人员，现场有她的一双白皮鞋。
高陶布争辩说，虽然机翼上有“中国民航”的字样，但飞机里的材料没有一点可以证明是民航飞机。失事人员带的证件都是部队发给他们的。至于那双白皮鞋，也没有穿在那个妇女的脚上，不一定是属于她的。
许大使说，256号就是中国民航的飞机，正象有的国家民航由军人管理一样，不能因此就说不是民航。这个问题大的方面都已解决，何必在次要问题上争执。
孙一先插话说，我在蒙古工作多年，看到蒙古的民航也是军队领导和管理。而且驾驶飞机的人都是现役军人。假如蒙古的民航飞机迷失方向，误入他国领空，他国便以此来否认这是蒙古的民航飞机，你们能同意吗？
许大使接着说，况且现场的那个驾驶员穿的是皮夹克，说明他不是现役军人。高陶布又打断许大使的话说，他的皮夹克里面有军服，腰带也是军人腰带，不能以此作为非军人的证据。桑加有点激动地高声说，我们有各方面的材料，证明这些人都是军人。
许大使说，如果有材料证明，请拿出来，我可以放弃自己的意见。桑加便以现场有手枪为例，说明死者都是军人。
许大使进行了反驳，并表示我们不怕承认机上有军事人员，但要尊重事实。双方唇枪舌剑有些紧张。高陶布又宣布休会五分钟。
复会后，高陶布说，我们尊重中方的意见，稿子还可以修改。桑加接着宣布他们修改后的《安葬纪要》序言：“失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军事人员驾驶的256号三叉戟1—E型喷气机，乘坐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九人的遗体，按下列情况安葬。”
虽然把“军事人员”改为“公民”，但仍称是军人驾机，未写上“中国民航”这四个关键的字样。谈判再度僵持。
蒙方表示，为了尊重死者，应当有个文字记录，如果中方不同意，那么蒙方单方面在文件上签字，他们签字时，欢迎中方在场，但注明中方拒绝签字。蒙方的建议被中方拒绝，并表明态度：这是我们不愿看到的结果。
下午6时，双方悻悻登机返回乌兰巴托。
中方人员回到使馆，立刻写出飞机失事、现场视察、安葬尸体和会谈情况四个报告。9月20日，孙一先登上中苏国际列车，21日下午3时抵达北京。
当外交部核心小组成员，办公厅主任符浩走上去迎接他的时候，他还在四处张望，寻找他的亲友。
更使他万万料想不到的是，当天深夜至翌日凌晨，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周总理亲自听取了他的汇报，同他一起吃了夜餐，每人一碗热汤面。
4．6 飞机失事真相
林彪机毁人亡的消息传出后，曾引起外界猜测纷纭，流言四起。有的称飞机是被导弹击落，有的说飞机上发生过搏斗，等等。事实真相到底如何呢？
蒙古方面认为，该机是在没有外来影响的情况下，由于自身不明的原因，进行紧急降落，试图用飞机腹部着陆失败；
右翼撞地折断，引起爆炸燃烧。
据蒙方提供的气象资料称，9月13日凌晨2时，肯特省依德默格县上空无风沙、无雾，只有二至四级的云，能见度为50公里。这就是说：飞机失事地点上空没有危险的气象情况，从而可以排除飞机因自然气象而失事的可能性。
使馆在向国内写的飞机失事报告中是这样分析的：从周围无高大目标，迫降场地选择合理，着陆点到燃烧区有几十米距离，以及死者躯干烧伤不重，无高空摔折等情况看，飞机不象是空中着火爆炸，而是着地后爆炸起火。
1972年5月，中央专案组邀请有关方面专家，对飞机坠毁原因作了系统分析研究，得出了如下结论：飞机是有操纵地进行野外降落没有成功而破碎烧毁。
为什么说飞机是有操纵地进行降落呢？
首先，降落场地是经过选择的。飞机本来是由东南向西北方向逃窜，而降落方向却是掉头由北向南。降落场是一片平坦的草地，降落条件较好。
其次，飞行员作了野外降落的准备。从飞机机翼残骸照片上，可以清楚地看出已打开了前开缝翼，这是着陆前必须进行的操作，而这种飞机的前开缝翼是靠机械螺旋杆传动的，只有人工操纵才能打开。
起落架轮廊完整，没有撞击和严重磨损的痕迹，主轮胎也良好，这说明驾驶员没有放下起落架。飞机是在有操纵的情况下，尾部先着地。现场约有30米滑痕是飞机尾部着地滑行的痕迹。机上掉下的第一批部件是安装在尾部的中发动机底包皮和喷口等。地面无深沟，说明飞机不是大角度撞地或失速坠地，而是有操纵地着陆。
再次，机上人员似都做了降落的准备。每具尸体腕上都无手表，脚上没有鞋子，这是迫降前为避免冲撞扭伤而作的准备。
飞机降落为什么没有成功？首先是降落的动作不正确，没有做完，造成着陆速度过大。从残骸照片着，减速板没有打开，减少降落速度的反推力装置也没有使用，自然造成飞机着地时速度过快。
这些工作程序在正常情况下应由副驾使员完成，但该机因仓皇逃窜，未上副驾驶员。其次，三叉戟是下单翼飞机，这种结构不利于野外降落。它的两翼安装在机身下部，机翼和机身腹部都有较大的油箱，在未放起落架着陆时，极易形成机翼、机腹同时着地，造成机翼折断，油箱破裂，引起燃烧。
从飞机残骸照片和步测示意图看，左翼尖和中发动机喷口摔在一起，距飞机着陆地点仅160米，整个机翼也在180米处折断。再次，降落地虽是地势平坦的草原，但地面仍凹凸不平，这也是造成飞机降落后跳跃破碎的原因之一。
飞机残骸散布面积长约800米，宽为50米至200米，呈狭长梯形。据此分析，飞机是以较大速度先尾部着地，形成跳跃，然后两翼折断，机身呈圆筒状带惯性前冲，破碎解体，机上人员被甩出。在此过程中，油箱破裂，造成大面积燃烧。
飞机被迫在野外降落的主要原因是燃料不够，难以继续飞行。根据飞机的飞行高度和飞行时间计算，飞机在坠毁前，油箱中只剩下2．5吨左右的燃料，而其中一部分油还抽不上来，不能使用。
这么点油在低空飞行时，最多还能再飞20多分钟。加上飞机上没有领航员，地面也没有导航，又是夜间飞行，飞行员很难判断当时飞机的精确位置，这也促使他不得不作野外降落。当时，飞机距温都尔汗只有70公里，如果飞行员知道飞机的位置，去温都尔汗降落的油是够的。
是否象外电所传，飞机坠毁前机上发生过搏斗？根据对飞机坠毁现场和飞机残骸进行的技术研究，以及对尸体进行法医鉴定，没有发现搏斗的痕迹。九具尸体都没有任何弹孔。
几具尸体部位的血迹，是飞机爆炸时撞伤和急速甩出时摔伤所致。
外电传林彪尸体有枪击的“蜂窝状窟窿”，纯属无稽之谈。
4．7 历史的佐证
1971年10月初，周恩来应邀给广州部队领导机关作报告，谈了林彪叛逃后的一些情况，并允许与会者有什么不清楚的问题可以递条子。
当总理讲到林彪坐机外逃是“自我爆炸，自取灭亡”时，有的同志怀疑是否总理命令部队用导弹把坐机打下来？总理看完条子后，非常严肃认真地说：“我在此再说一遍，林彪的坐机不是我命令打下来的，确实是迫降时自我爆炸，自取灭亡。大家可以想一想，林彪是党中央副主席，我仅仅是个常委。在军队他是副统帅，而我在军队没挂职，我敢命令部队把党中央副主席、军队副统帅的坐机打下来吗？他是‘九大’党章写上的接班人啊，如果我命令部队把他打下来，我怎么向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交待嘛！”
周总理说的很激动，很合情理，台下先是鸦雀无声，继而是经久不息的掌声。大家表示信服。
俏停了一会儿，总理又继续说：“当然，林彪坐机外逃时，我是及时向主席请示报告了的，这是一个共产党员起码的组织纪律性嘛。但是主席说，天要下雨、娘要嫁人，由他去吧！
主席尚能宽容林彪，我周恩来为什么要阻拦他呢？主席南巡时也说过，林彪还是要保的，如果他承认了错误，还可以给他当一个政治局委员。主席对林彪都很宽宏大量，我为什么要致林彪于死地呢？”
林彪坐机起飞后，总理曾通过机场指挥塔与林彪坐机对话，但林彪外逃时，没带报务员、领航员、副驾驶、机械师等人，因而没对上话。尽管总理苦口婆心要指挥塔转告256号专机，请他们立即飞回北京，他要去机场接他们，然而中国民航256号三叉戟没有一点回音。他自责地说：“萧何月夜追韩信”还追回来了，可惜啊，我周恩来没能把林彪追回来……
“自我爆炸，自取灭亡”的道路，是林彪一意孤行、自己选定的，是历史的巧妙安排，它将作为“一切与人民为敌的人，都不会有好下场”的又一个重要的例证，留在祖国史册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