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国兴起与现实主义的理论困境h

摘要：大国的兴起是国际关系的恒常状态。现实主义习惯于以一种物质主义的经验眼光来看世界政治，认为权力界定一国的利益和行为，随着一国权力的增长，新兴大国必然挑战现存秩序，引发持久的权力转移冲突，从而导致整个国际体系的动荡与颠覆。本文认为现实主义陷入了一系列理论困境，它偏执于对国际关系作物质性的因果解释，忽视了国际政治的社会文化特性及其社会建构作用，从而对大国兴起做了不恰当的预言。

关键词：     大国兴起；    现实主义；    建构主义

中图分类号：   D5                          文献标识码：  A

通常来讲，世界政治史可被认为是讲述各个国家或地区兴起与衰落的故事。在国际政治语境中，兴起（Rise）与衰亡（Decline）、衰落(Fall)天然相联系。西方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认为，兴起本身就带有“霸权转移”“霸权交替”的潜在逻辑。兴起即意味着一个新的霸权的出现，它必然挑战现存霸权的权威和利益，甚至谋求以武力推翻现存秩序，因而兴起即意味着冲突与战争，兴起总是与战争相伴随。本文认为，由于其逻辑上的缺陷和解释力不足，现实主义实质上陷入了一种大国兴起的心理恐慌和认知困境。从社会文化的视角看，大国兴起未必注定是一种风险，关键在于人们以何种眼光来看待国际关系现实， 以及大国如何建构它们彼此间的相互信念和预期。

一、             有关大国兴起的现实主义判断

大国时常以其特有的规模和地位对国际关系施加以巨大的影响。现实主义者普遍认为：新兴大国的兴起必然是危险的。

翻阅现实主义的有关文献，不难发现：现实主义的上述判断基本上是沿着两条不同的思维路径展开的，即从国家本身出发来思考问题的单元路径和从国际系统环境出发来思考问题的结构路径。

（一）单元路径。传统政治现实主义将国家视为基本分析单位，注重国家内部因素对国家战略意图的影响，基本上遵循了一条由内到外的思维逻辑路线。从单元路径出发，传统政治现实主义认为新兴大国的兴起之所以是危险的，根本原因在于新兴大国的扩张性。其主要的理论逻辑可归结为三点：

1、力量扩张说。依据经典现实主义理论，一国的利益首先是由其力量（主要用物质资源和政治影响力加以衡量）来决定的。“大国扩张是其天性。大国成员的力量通过文化、经济和政治进行辐射，除非有巨大的障碍，这些倾向都可以归结为领土扩张。”^①也就是说，任何国家只要有可能，便会进行扩张。罗伯特·吉尔平甚至更精确的描述道：“当一国具备了对于其他国家的相对优势，亦即国际体系中的均势对其有利时，该国将试图改变现存体系。”^②

考虑到经济基础对一国政治和军事力量的支撑，现实主义通常将经济繁荣视为扩张和战争的开端。预言当国家变得富有与强大时，它不仅寻求与其能力相衬的、更大的、世界范围内的政治影响，而且更有能力扩张本国的利益，如有必要，进行大规模的争霸战争来猛烈的修正或推翻现存秩序。简言之，在现实主义者看来，一个国家变得越强大、越富有，它就需要拥有更大的影响力，也更愿意并有能力为推进其利益而战。

2、压力扩张说。现实主义认为，国家面临的侧面压力是国家成长、国家竞争与战争的动力根源：一国人口密度和先进科技的增长，会对各种资源产生更大规模、更为广泛的需求，而国内资源往往满足不了这种需求。这种国内资源的缺乏反过来产生了侧面压力，即在新兴起的国家中产生扩展它们外部活动的倾向，不管是为了寻求原料、市场、生存空间、宗教皈依、军事或海军基地、或者仅仅是为了冒险。当数个国家采取同样扩张主义的政策时，它们的外在利益和义务就愈加可能发生相互碰撞，这些利益的冲突增加了战争的可能性。^③

基于此理论，现实主义者断言：“扩张行动最有可能同具有相对强大实力的国家联系在一起，且同人口增长和技术进密切相关。而且，国家实力的增长同国家间对于资源与市场、军事力量、政治影响和声誉的激烈竞争息息相关。”^④因而，在现实主义看来，侧面压力极易导致大国的扩张行动并引发它们彼此间的利益冲突。

3、诱惑扩张说。传统政治现实主义认为，强国的扩张不仅是内部压力的产物，而且也是外在环境威胁与机遇的产物。阿诺德·沃尔弗斯(Arnald Wolfers)指出，与弱小邻国或权力真空地带搭界会刺激强国的扩张冲动^⑤。不扩张到这一权力真空地带将面临危险，因为其他强国不一定会同样克制自己不这样做。同时，邻国的虚弱意味着政治的不稳定，大国必须填补这一权力真空，以便阻止这一地区的不稳定会扩散到自己的边界之内。^⑥因此,出于国家安全和政治稳定地考虑，国家有时会“情不自禁”的进行扩张， 尤其是当这样的机遇来临时，任何一国都难以抵挡这种诱惑。

综合以上三种学说，传统政治现实主义者普遍认为：新兴大国大都是不满足于现状的，因而它们的扩张也将随着实力的增长而成为必然。正是凭借着殖民扩张，葡萄牙和西班牙在16世纪实现了经济繁荣和霸权；基于同样的原因和模式，17、18世纪的荷兰、英国先后崛起为世界性强国；20世纪以来，德、意、日、美等国在崛起过程中，无一例外的走过同一条对外扩张道路。同样，也正是由于新兴大国的扩张欲望，导致了大国之间的历次战争悲剧。从这些经验事实（显然并不全面）出发，现实主义者断定：新兴大国的崛起是值得警惕和关注的。

（二）结构路径。与传统政治现实主义不同，新现实主义不是从国家层次上而是试图从体系层次上来理解世界政治，侧重强调体系结构对国家对外行为的影响。与单元路径相反，它基本上遵循了一条由外到内的思维逻辑路线。从结构路径出发，新现实主义认为，新兴大国的崛起既是体系结构变革产物，同时它又必然导致现存体系结构的根本性变革，从而引发持久的权力转移，其间必然伴随着大国争霸战争。其主要的逻辑推演如下：

1、体系变革孕育大国兴起。新现实主义认为，在任何国际体系中，如果重要国家的国家利益及其权力长期维持恒定状态，或者是，如果权力关系所发生的变化依照原有比例分配，那么这种体系就能继续无限期的处于均衡状态。^⑦然而，在国际体系内部，由于政治、经济和科技的发展，始终存在着成员国间实力发展的不平衡趋势。这种实力增长的差异会导致权力重新分配，最终促成体系结构的根本性变革。大国兴起之所以成为可能，其根源就在于体系内各国实力发展的不平衡性。在一定意义上，大国兴起是体系变革的产物。

2、大国兴起冲击现存体系的稳定性。所谓国际政治的变革，是指某一特定国际体系之结构性变化^⑧。罗伯特·吉尔平(Robert Gilpin)认为，“一个国际体系中国家的数量以及它们之间的权力分配，影响着组成能够取胜的联盟或形成权力抗衡的难易程度。这些结构因素决定了该国际体系的稳定和动荡， 从而促进或抑制国际政治的变革。”^⑨在所有其他条件同等的情况下，第六个（或第七个或第八个）大国的崛起将会对体系的稳定构成较小的影响，既有大国将比对待第二个或第三个大国的兴起更加容易的处置这个新兴大国。因为此种情况只是代表了体系结构内部的变化，或言，增加第六个大国没有改变新兴大国出现之前就已存在的多极体系的基本架构状态。相反，第二个或第三个大国的出现会对体系构成较大的影响，因为后两者意味着体系结构的改变：第二个大国的出现使单极体系变成了两极体系；第三个大国的出现使两极体系变成了三极体系。^⑩任何体系结构的变化都意味着现存体系的崩溃和权力的重新分配。通过改变体系中的相对力量构造，新兴大国的出现不可避免地要挑战既有大国的权威和利益，体系的失衡随之成为必然。

3、大国兴起极易招致霸权国的阻遏。随着相对权力的增加，一个新兴大国会企图改变调整现存体系的规则，改变势力范围的划分，最重要的是改变领土的国际分配。作为反应，占支配地位的国家往往通过改变其政策以努力恢复体系的平衡，以应对这种挑战。沃尔兹指出，在国际政治中，当某一国家权力的增长可能危及整个体系的权力平衡时，其他国家就会单独或联合起来共同对付该国，以遏制其霸权企图，其结果是均势一再出现。之所以出现此种情况，这是因为制衡是无政府状态下国家行为的主要特征。 由于国际政治中没有统一的权威，没有超越国家之上的机构来提供安全等“公共物品”，因此各国必须遵循自助的原则，以满足自身的安全和生存需要：一方面努力扩大自己的权利，另一面还要提防其他国家权力的增长。当一国不足以制衡其他国家权力的增长时，就会联合另外的国家一起来采取遏制战略。¹¹

4、分享世界主导权的挑战必然导致霸权战争。现实主义认为，权力是国际政治的永恒主题，任何一国的存在和发展都必须以追逐权力为目的。从这一点来看，任何大国的兴起都必然带有零和性质，兴起本身即意味着争取更大的国际权力，更何况“大国……的最终目标是成为霸权， 即体系中唯一的大国”。¹²由于享有世界主导权的国家比其他国家更能有效地维护本国利益， 所以在国际社会中，没有一个国际领导者愿意将自己的主导权禅让给其他大国，甚至不愿意与其他大国分享这种主导权。只有当维持其霸权的代价远大于该国的国力所能支撑时，一国才会不得以放弃这种主导权。同一原因又使所有的新兴大国都寄望于获得这种主导权，享有世界主导权的国家不愿意放弃其主导的意志和崛起大国追求分享主导权的愿望，决定了后者对前者的挑战是不可避免的。¹³这种斗争发展到无法调和地步的必然结果，只能是诉诸战争解决。

诚如吉尔平所揭示的那样：国际政治的变革，在历史上主要表现为居支配地位的大国的衰落和新兴统治大国的出现，对于一个正处于衰落的保全国家而言，最具吸引力的方法是发动战争来削弱或摧毁对其霸权地位构成威胁的国家。因此，解决国际体系结构与权力再分配之间不平衡的最主要手段就是“霸权战争”。霸权战争是现存国际体系中大国相对地位转变的最终测定。它解决了由哪个国家来主宰这一体系以及由什么样的思想和价值观念占统治地位的问题，从而决定了今后时代的精神气质。¹⁴

按照上述新现实主义的分析，在体系层面上影响国家行为的变量主要是国际体系中的力量分布或国家间的能力分配（capability distribution），即国家在国际体系中的相对权力位置决定国家的对外政策行为。在新现实主义看来，处于相对权力上升状态的国家具有明显的修正主义倾向，它不仅试图挑战现存霸权国的领导地位， 而且试图对整个现存体制安排做有利于己的改变，因而它是体系稳定的破坏者， 是霸权战争的潜在根源。

无论是从单元路径还是从结构路径出发，绝大多数现实主义者都赞同以下观点：正在经历经济转变的国家大都倾向实行自以为是和扩张主义的对外政策；任何新兴大国的出现都将是一个骚动的过程。

二、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逻辑缺陷

按照现实主义的观点，大国的兴衰决定国际体系的转换，且这种转换的主要机制是战争，可是冷战体系却史无前例的和平结束了；个别情况下霸权国可以主动地把边缘性的势力范围“让给”崛起国，以求和平的权力转换， 但事实上苏联主动放弃了对其战略要地东欧的军事控制；随着国家权力的增加，一国的对外政策会表现出较强的自主性和扩张性，拒绝把国家的物质资源转移到国际或超国家组织，可是德国的统一和再度兴起并未表现出明显的扩张迹象，也未脱离欧盟的框架约束……越来越多无法解释的国际事件表明，以权力为基轴的现实主义分析存在明显的逻辑缺陷。

（一）在本体论上过分强调国际关系的物质性。现实主义的逻辑分析建立在物质本体论的基础之上，即世界是由物质力量构成的，是由权力和利益构成的， 国际体系的结构主要是大国军事力量对比。然而，单纯依靠物质力量的强大并不能充分解释和说明国际政治的许多问题。现实主义过分强调世界的物质性和客观性，导致了“权力至上”观念的长期盛行。在权力政治观的指引下， 现实主义常常陷于一系列的认知误区而不能自拔：

1、现实主义假定无政府状态和体系结构是国际政治的本质特征，这些都是既定的先验的存在，而不是人们社会实践的结果， 从而国家的利益和身份也是给定的。在霍布斯式的“弱肉强食，人人为战”的无政府状态中，国家倾向于采取自助原则和修正主义的利益观，最大可能的追逐和使用一切权力；战争成为增加和显示权力的常态，不断用以推翻本不确定的权力现状；权力均衡是极其脆弱和不稳定的。简言之，现实主义将无政府状态视为国家自助行为的根源，并将这看作是无法改变的客观存在，因而对大国崛起持有悲观主义的态度。

2、现实主义假定国家是一成不变的具有“成本—收益”计算能力的理性行为者。国家理性主要是工具理性，表现为国家的理性自私， 任何国家都基于利己主义考虑，最大限度的实现本国的国家利益。事实上，国家利益既是复杂的又是不断变化的，国家理性除了工具理性以外，价值理性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重要方面。

3、现实主义所假定的权力，仅仅是指以经济和军事实力为主要内容的物质实力，从而“以权力界定的国家利益”，也仅仅是指安全利益、政治利益、经济利益等物质性的东西，而国家的精神利益，尤其是民族自尊则被排除在国家利益的范畴之外。在现实主义看来，权力和利益密切相关，只有追求权力、增加权力、显示权力才是最重要的国家利益。

4、现实主义先验的假定现存国际秩序的机制安排或管理机构的合法性，而不考虑它的公平和效率。新兴大国的利益和合理要求，则不是被忽略就是被完全否认；而且新兴大国往往先验的被置于一种“挑战者”和“破坏者”的位置上。

5、现实主义从物质决定论的角度得出：一国在国际体系中的相对权力位置与该国奉行的对外政策之间存在着必然的联系，即当一国实力相对强大，权力急剧膨胀， 进而在地区层次乃至全球层次的大国实力对比中处于相对有利位置时，它的国家利益往往体现为打破原有的“不合理国际秩序”，采取一种帝国主义或修正主义的外交政策。 这显然忽视了对一国战略意图和战略文化的考察， 仅仅做出了充分而非必要的逻辑推测。

（二）在认识论上过分偏重于经验认识的正确性。按照现代描述理论奠基人弗雷戈（Goltlob Frege）理解，人们对世界的指涉取决于正确的描述，而正确的描述取决于正确的感觉， 而真正的感觉则由观察“在先地”导致。¹⁵根据这一经验主义认识论，现实主义者相信，人们只要正确的描述所观察到的事物，就能够做到价值中立，较少的受到意识形态和观念的干扰，从而科学无误的反映世界的应有面目。所以，对现实主义者来说，他们通过观察人类的历史经验所得出的“大国兴起必然寻求霸权”的结论，无疑是符合世界政治的客观现实的。

然而，正如休谟（David Hume）和洛克所指出的那样：“人类对事物的认识仅限于表象， 无法达到本质的层次，人们只能认识一些‘感觉码’和可观察事物的体积、形状、动静、数目等的‘第一性质’， 而不是它的‘第二性质’（色、声、味等）”。¹⁶现实主义关于大国兴起的经验认知，实质上陷入了一种“错误描述的陷阱”：亚里士多德描述下的太阳，托勒密描述下的太阳以及哥白尼眼中的太阳，显然不是同一个意义上的太阳， 但常识告诉我们太阳没有变，那么只能是描述出现了错误。¹⁷

（三）在方法论上过度推崇方法论个体主义。所谓方法论个体主义（methodological individualism），简单得讲，就是主张将个体作为分析社会现象的出发点，所有对社会现象包括集体行为的判断分析都可化约为对个体性质的描述，所谓的集体、共同体和社会体系等集体形式都是不真实的。¹⁸无序、理性和国家中心主义分析是方法论个体主义的三块基石。长期以来，无论是传统现实主义还是新现实主义都深受方法论个体主义的影响，其最核心的主张就是承认国际政治是无政府状态的，承认个体（国家）是国际政治的基本分析单位， 承认个体(国家)是理性的且自私的。

新现实主义者声称自己遵循结构分析，但就连其代表者沃尔兹自己也承认：“国际政治体系正如市场经济一样，本源上是个体主义的”。¹⁹他把国际政治视为经济市场，把国家类比为市场中的公司，国家像公司一样最大限度的追求个体利益，整个国际社会正如市场经济一样处于无政府状态。方法论个体主义长期统治现实主义思维所造成的影响是，许多现实主义的研究仅仅集中在关注大国关系、国家利益、政府外交之类的微观层次分析，忽视了对国际政治的宏观历史考察，对那些超越于国家之上的共同体及其规范、价值观念和国际制度，乃至全球文化对于国际体系的整合作用和维系功能则视而不见。仅就方法论而言，现实主义的观察至少是不充分、不全面的。

鉴于上述逻辑缺陷，透过现实主义的“有色眼镜”来看大国兴起和国际体系的转换，必然会得出危险的结论。对现实主义而言，大国政治总是处于一种悲剧状态：“国际体系中没有维持现状的国家，除了那种想对潜在的对手保持支配地位的一时霸权。大国很少对眼前的权力分配感到心满意足，相反，它们时刻怀着以自身利益为中心的求变动机。它们几乎总是拥有修正主义企图，倘若能用合算的代价达到目的，它们会以武力改变均势……除非一国达到了最高的霸权目的。然而，由于任何国家都不可能取得全球霸权，因此整个世界充斥着永恒的大国竞争。”²⁰“过去5个世纪的国际事务史基本上是一部战争史，或至少是一部备战史。”²¹

总而言之，在现实主义的视野中，整个世界是由物质力量来决定的，国际体系或国际格局的形成主要取决于大国之间的物质力量对比；国家认同和国家利益是外生于国际体系的常量；民族国家一经形成便具有追求权力优势、以武力实现利益的行为偏好；因此，任何新兴大国的兴起都不可避免地导致国家间的冲突和战争，有时会从根本上颠覆整个现存体系。

三、             重视国际政治的社会文化建构

大国兴衰是国际关系中的恒常状态。现实主义以一种物质主义的经验眼光来看世界政治，它所预见的是一个前途黯淡的的未来。当我们换用另一种眼光来观察这个既存的世界时，我们会得出与之不同的结论。相对于现实主义而言，20 世纪90年代崛起的社会建构主义国际关系理论是一个巨大的理论进步，它突破了现实主义坚硬的物质内核，主张用一种社会文化的视角重新审视国际政治。

首先，与现实主义不同，建构主义并不认为国际政治的结构是一种纯粹的物质结构，而是是一种具有主体间性质的社会结构。这种社会结构主要是指行为体行为的文化内容，它主要由共享的规范、主体间的观念和角色身份构成。建构主义指出，物质本身不具有意义，世界之所以有意义，是因为人、群体和国家这些有意图的行为体的实践活动和观念活动，社会现实是由共有观念或共同知识构成的。也就是说，“对人类行为来讲，只有通过共享的知识结构，物质资源才被赋予含义。”²²美国之所以认为朝鲜的五件核武器比英国的五百件核武器会对其构成更大的威胁，这仅仅是因为美国认为英国是朋友，而朝鲜则不是。在这里，物质实力的含义在国家之间社会结构的认同关系中体现出来，国家之间对于知识结构的分享程度决定了国家间关系的性质。本源上讲，国际体系的结构是一种知识结构、观念结构，国际政治的形成是社会观念建构的结果。

其次，现实主义以权力界定利益，从不考虑利益的形成问题，将之视为理所当然的东西。而建构主义则认为国家利益固然与权力密切相关， 但利益本源上根植于认同、规范及其结构之中。一个行为体若不知自己是谁（即自我认同），就不可能知道自己想干什么，而要维护自己的认同就必然付诸某种意愿，国家利益由此而生。一国的对外政策总是在维护认同的基础上在利益的驱动下实施的。“认同是利益的基础”，²³不同的角色认同决定不同的国家利益取向。

再次，建构主义强调，在许多的情况下，国家对自身利益并不了解，国家利益常常是国家从国际社会学习的结果，国际规范在其中扮演了极其重要的教化者角色。正如玛莎•芬尼莫尔(Matha Finnemore)所言：“国家对国家利益的不断界定常常不是外来威胁的结果，也不是国内集团的压力，而是由构成和赋予国际生活以含义的国际共享规范和价值观念所形塑的”。²⁴国际规范不只是规定和限制了行动者的行为，而是还建构了行动者的身份，使其行为合法化，由此而决定了行为体行为者的行为。

再次，现实主义强调国家的工具理性，而建构主义认为工具理性只是在集体认同缺位情况下的利益表象，是国家利益的一种而非全部；在集体认同在场的情况下，利他主义就会更多的决定国家利益的特征和内容。通过社会学习而达成的认同化情势，会使国家重新界定自己的利益和形塑国家的价值理性。在社会互动频增和相互依存日益发展的时代，集体认同和和集体利益生成的可能性增大，国家中的价值理性会越来越凸现。

建构主义还认为，行为体与结构之间存在着同构关系。奥耶夫(Nicholas Onuf )指出 ：“个体和社会相互构造、相互制造或相互构造……个体通过它们的事迹组成了社会，而由于行为体了解自己也相互了解，社会通过它们的共同事迹构造了个体。”²⁵也就是说，国际关系与其他社会关系一样，主客体泾渭分明的关系日益模糊，呈现出相互依赖、相互构成的关系特点。一方面，行为体的行为受制于结构的存在，这种社会结构可能是物质的，也可能是社会的，它不仅制约着个体的行为，而且能够建构个体的属性，改变国家的认同和利益；另一方面，制约行为体行动的结构本身，又不是独立存在于行为体的知识实践之外的，在根本上它是不同行为体日常实践活动结果。

除此以外，建构主义还在认识论和方法论上对现实主义提出了一些颇具启示意义的修正看法和补充：

在认识论上，建构主义认为世界是一种建构，对世界的认识始终是一种过程。通过对世界政治进行适当的经验分析，人们有可能在一定程度上获得所具体研究对象某一方面的知识，但不存在能够解释所有世界政治现象的一般规律。因此，建构主义反对对国际政治的性质作出法则般的归纳和总结，而是提倡理论叙述的多元化，注重历史的偶然性和诸文化的特殊性。简言之，建构主义不认为通过经验分析得出的结论必然是正确的，“世界永远是一个被演绎过的东西”。²⁶

在方法论上，建构主义并不排斥方法论个体主义，而是主张在借鉴方法论个体主义的同时，也要充分注重方法论整体主义的运用。方法论整体主义强调，“要从社会的观点出发，至少从认为沟通是社会秩序的必要组成成分的观点出发来研究论述经验。²⁷”因此，建构主义主张除了对国际政治进行微观层次的分析以外，更要从宏观历史的角度，考察由一群意识到共同利益和共同价值观念的国家组成的社会，以及这个社会的起源、变更、扩展和维系的条件。在建构主义看来，由于国家深植于跨国和国际间密切的社会关系网络中，这种社会关系网络规定着国家对世界的看法以及自身在世界运行中充当的角色。 因此，必须研究国家所处的国际体系的社会结构，才能充分了解它需要什以及采取什么样的手段来满足这种需要。

综上所述，建构主义认为，国际关系在很大程度上是国家行为体互动和实践的产物，是一种“自我证实的预言，是不能单纯应用自然科学的因果律来解释的文化结构；当一种国际规范或集体规范被假定、预言将呈现何种状态、将向何种方向发展时，由于有关国家有可能按照“预言的逻辑”进行相似的话语实践和外交互动，结果被预言的东西往往变成了现实。国际社会的历史就是由无数自我证实的预言组成的文化结构。²⁸建构主义指出，苏联的兴起及其以后的美苏冷战很大程度上就是一种国家间自我证实的预言。

透过建构主义的社会文化视角重新审视大国兴起的历史和现实，我们至少可以得到以下有益的启示：

世界政治并非现实主义所理解的纯粹物质结构，在很大程度上，它还可以被理解为一种由社会建构的文化结构；物质力量之所以有意义，是国际行为体观念建构的结果；无政府状态并非是特定不变的， 自助原则也不是无政府状态的必然附属物；国家利益不是先天既定的和一成不变的，而是不断生成和变动不居的；认同而非权力界定利益，但利益的实现离不开权力的运用；国际规范可以改变和形塑国家的认同和利益，进而改变国家的行为偏好；理性自私并非国家理性的唯一特性，通过国际社会化过程而形成的集体认同有时会加强和改变国家的价值理性；国家间的冲突与合作不是某一国家单方面决定的结果，而是国家间相互建构的产物。

一言以蔽之，一国的兴起未必意味着一场持久冲突的到来。国际体系的动荡与和平，不仅仅取决于国家间的实力对比，更为关键的是，它还取决于一国如何形塑自己的国家认同并以此界定自己的利益和行为，以及国家间如何建构它们彼此的相互信念和预期。国际关系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自我证实的预言：“如果你把它认为是朋友，它就有可能成为真正的朋友；如果你把它认为是敌人，它最终有可能成为真正的敌人”。²⁹也就说，现实主义偏重于以能力为变量来解释和预测国家间关系，从而忽视了对意图、文化、价值等观念变量的考察，在理论上是不科学的，在实践上可能是有害的。

注释：

1Martin Wight, Power Politics, Lester University Press,1978,p.144.

2Robert Gilpin, War and Chang of World Politic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1,p.54.

3Nazli Choucri and Robert C. North, Nations in Conflict: National Growth and International Violence,

W.H.Freeman,1975,p.16-19.

4Ibid.3,p.28.

5Arnald Wolfers, Discord and Collaboration,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1962, pp.14—15.

6Geoffery Blainey, The Cause of War, Free Press,1988, SectionⅤ.

7[美]罗伯特•吉尔平著，武军等译，《世界政治中的战争与变革》，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3—14页。

8同7，第5页。

9同7，第7页。

10[美]阿拉斯泰尔•伊恩•约翰斯顿、罗伯特•罗斯著，黎晓蕾、袁征译，《与中国接触—应对一个崛起的大国》，新华出版社，2001年，第7页。

11Kenneth N. Waltz, Theories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Newbery Award Record,Inc.1979,pp.115—128.

12John Mearsheimer, The Tragedy of Great Power Politics, Norton &Company, Inc.2001,p.2.

13阎学通等著，《中国崛起—国际环境评估》，天津人民出版社，1998年4月第1版，第143页。

14同7，第184--207页。

15郭树勇著，《建构主义与国际政治》，长征出版社，2001年11月第1版，第119页。

16同15，第118页。

17洛克，《人类认知理论》，在《十六——十八世纪西欧各国哲学》，商务印书馆，1975年，第375页。

18同15，第125页。

19Kenneth N. Waltz, Theories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p.91.

20John Mearsheimer, The Tragedy of Great Power Politics,p.35.

21 [美]保罗•肯尼迪著，王保存等译，《大国的兴衰》，求实出版社，1988年版，第649页。

22Alexander Wendt,“Constructing International Politics”, International Security,Vol.20,No.1,1995,p.73.

23Alexander Wendt,“Anarchy is What States make of it: The Construction of Power Politics”,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Vol.46,No.2,1992.

24Matha Finnemore, National Interests in International Societ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6,p.3.

25Michael Mastuno and Gene Lyons, Beyond Westphalia? National Sovereignty and International Intervention,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1994,p.384.

26Jeffery T. Chechel, “ The Constructivist Tum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World Politics,Vol.50,1998.

27乔治•米德，《心灵、自我与社会》，华夏出版社，1999年，第一页。

28Daya Krishna, “The Self-Fulfilling Prophecy and the Nature of Society, ”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vol.36,pp.1104.

29参见美国助理国务卿Josephs·Nye在众议院国际关系委员会亚太小组委员会的讲话，1995年6月27日.

      The Big Power Rises and the Realistic Theory Predicament

                    By TungTsingling

（Politic and Law College, Shandong Normal University, Jinan,Shandong,250014,China）

Abstract: The rise of the power is a constant state of th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Realism study the politics of the world with one experience eyes of materialism to get used to, think power defines the benefit and behavior of one country , with the growth of one country‘s power , the new developing big country must challenge the extant order , cause lasting power to shift the conflict , thus cause the turbulence and subversion of the whole international system. This text thinks realism has fallen into a series of cognitive predicaments , it is bigoted explaining the crop quality cause and effect of th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 social cultural characteristic and the society of ignoring international politics build the function of constructing , thus done the prophecy not appropriate to that the big country rose.

Keyword: The big power rises; Realism; Constructivism

                          载《甘肃理论学刊》2005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