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周边的地缘战略(仅供参考）h

近三十年来，中国的崛起已经成为这个世界上最为引人注目的事件之一。作为国人的我们也依稀看到了盛世的景象，但作者同时也发现了一种盲目乐观、夜郎自大的情绪正在迅速滋长。考察中国周遍环境，我们实在没有多少理由可以乐观，犹如当年贾谊作《论治安疏》中所说：“言者皆曰‘天下已安已治矣，臣独以为莫也’”。作者乃一介草民，并无学术根底，但不惜邯郸学步，本着贾谊和郑关应的《盛世危言》中的警钟之意，提出对中国周边地缘政治环境的一点看法。　　　　
　　                                                
　　关于地缘政治学的定义，英国政治地理学家杰弗里帕克认为是，“从空间的或地理中心论的观点对国际局势背景进行研究，整体的认识。”这也可以说是从全球的空间背景上来观察其政治的格局及各国或国家集团之间的相互关系。因此，这种从全球的地理空间尺度上，从各种复杂的相互关系的总体上，来研究各主要国家间或各集团之间政治上的相互关系与格局的地缘政治学，简言之，即是全球的地缘战略学。地缘政治学已成为表达全球大国间政治战略上的对抗与竞赛的通俗术语。
　　
　　地缘政治对一个国家的重要性不言而喻，随便举两个例子：德国正是因为地处中欧，在两次世界大战中才吃尽了苦头，永远摆脱不了两线作战的危险，这也是它两次大战失败的主要原因之一；美国之所以能成为世界头号强国，与它在西半球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关系极大，加拿大是跟班，墨西哥是小兄弟，南美洲是后花园，在战略上首先就处于不败之地，因为没有人能越过太平洋或者大西洋之后还能击败美国。即便是“9。11”这样的袭击，其对美国人心理的打击也远胜于实际的损失。
　　                                                
　　当我们回眸我们中国的地缘位置的时候，就会不无沮丧地发现，中国所处的位置确实是“四战之地”，地缘战略地位相当不利：中国处于东亚大陆的中心位置，而四邻不是动荡不安，就是虎视眈眈。东北面和北面是没落但有蕴涵巨大潜力的俄罗斯，西面是野心勃勃，一直要与中国争个高下的印度，南面有对中国的崛起深感忧惧的东盟，特别是他们的老大是一个素有排华传统的印度尼西亚，在中国已经转变成为一个纯资源进口国的同时，运输资源命脉的咽喉要道——马六甲海峡却掌握在一个与我们同种而敌意甚浓的国家新加坡的手中（新加坡对中国的敌意毋庸置疑，在SARS和台湾的问题上就表现的十分明显）。东面是对中国深怀戒心的韩国（甚至包括朝鲜也是如此），至于再往东的日本……更是众所周知的对中国不怀好意。而在大洋的彼岸，一个最为强大的对手——美国正殚精竭虑地阻遏中国的崛起，其最新的招数是支持乃至鼓动中亚进行“颜色革命”，在中国和俄罗斯的背上都打上一个钉子。

　　地缘政治学信奉这样一句话：“没有永恒的朋友，没有永恒的对手，只有永恒的利益”。大国的博弈就是如此，当新中国成立以后，美国就开始组建对中国的战略包围圈，从阿拉斯加开始，包括日本、韩国、台湾、菲律宾等盟国或者军事基地形成第一岛链环状战略包围之势，直至今天这个包围圈依然存在。当苏联在全球扩张咄咄逼人之时，曾经是二十多年你死我活的对手的中美可以携手应对，苏联解体之后，中俄再度联手对付美国……大国之间的较量今天我歃血为盟、貌合神离，明天你纵横捭阖、各个击破，你方唱罢我登场，没有永远不败的胜者，只有肥皂剧般悲喜轮回交替，没有永远无间的朋友，只有永生无休的地缘战略利益。天下大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而至生生不息，民族之林，弱肉强食、适者生存遂有新陈代谢。

　　有人或许会说：“你的话也太危言耸听了吧？中国的周围难道都是敌人？”很遗憾，从地缘政治来说，确实如此。

　　中国周边国家对中国深怀戒心决不是没有理由的，这基本可以归结为三个因素：一是历史原因，中国在两千年间一直是东亚和东北亚的主导力量，用兵四夷是每一个熟悉中国历史的人都不陌生的，单就朝鲜来说，在高句丽时代（前37年——667年）中原王朝对其进行征伐的就有魏、北燕、隋的四次和唐的三次征讨，直至高丽王朝被灭亡。我们不能不承认，中国历史上“天朝上国”的历程给了周边民族深深地疑惧心理，前不久韩国总统卢武铉曾说中国入侵过朝鲜数百次，虽然夸大其词，但也看出了根植于周边民族的恐惧回忆。二是政治制度的不同，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中国与周围国家实行不同的社会制度，使得许多国家害怕中国对其“输出革命”，在这个问题上，中国也并非没有先例，支持红色高棉，结果红色高棉将柬埔寨搅了个天翻地覆，这更加深了东南亚各国对中国的恐惧，排华运动不断，而尼泊尔游击队也打着毛泽东思想的旗号，虽然中国与他们并无瓜葛，但依然容易被猜疑。第三个现实的因素就是领土与领海争端，与菲律宾、越南、文莱关于南沙群岛和西沙群岛的争端，与日本的钓鱼岛争端，与印度的边界纷争。种种不利因素加起来，我们又怎能对中国的周边环境过分乐观？

二．关于建国以后外交失误之回顾
　　
　　建国伊始，中国大陆硝烟尚未完全消散，拥有中国四野三个精锐师朝鲜官兵的金日成事先也不与中国打招呼，贸然发动了统一南北的战争，被美国的麦克阿瑟从软肋突破，在仁川实施登陆，朝鲜部队仓皇溃退，一直逃到鸭绿江边，而事先支持朝鲜的斯大林此时却并不理睬金的多次呼救，要中国为他火中取栗，基于社会主义阵营的考虑，中国中断解放台湾的进程出兵朝鲜，付出伤亡几十万，耗资上百亿，终于将美韩联军赶到了三八线，不过金日成对中国未能为他统一朝鲜而提出异议。
　　                                                
　　时至今日，关于当年出兵朝鲜是否有必要依然众说纷纭，但铁的事实是，一俟中国军队撤军，金日成随即对党内亲华派大肆清洗，并且抹去了一切中国帮助朝鲜的痕迹，去过朝鲜的人都知道，在朝鲜的战争纪念场所，根本没有中国人抗美援朝的介绍，完全成了朝鲜人民军自己战胜了美帝和南韩，其实从历史上来说，中国多次援助朝鲜（如明代抗日援朝战争），每次都是在援助之后朝鲜立即消除中国的影响，因此，面对这样一个疑忌心理极重、狭隘自大的民族，当年没有能力帮他统一反而成了幸事，否则就会是第二个越南。

　　建国后中国实行的是“一边倒”，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也无可厚非，但中国不应该对所谓的“社会主义阵营”抱太大的幻想，且不说后来的分崩离析，在赤裸裸的国家利益的面前，所谓“纯洁的阶级友谊”和“无私的国际主义”是不存在的，苏联政权对中国的野心一点都不比昔日的沙俄小。

　　在建国以前，就有借着所谓的“支援”的名义行控制中国之实，比如“中东路事件”对东北的侵略，策划外蒙独立，雅尔塔会议对中国的秘密协定，都显示了苏联毫不掩饰的野心。建国后苏联也没有少从中国占到便宜，外蒙终于独立出去了，对中国的所谓技术援助和投资，最后一分钱都没有少拿，从那里看出有“阶级友谊”了？

　　在对待越南战争的过程中，中国犯下了最大的失误，从开头的军事代表团直接帮助指挥越军，到后来中国方面派出几十万军队穿上越军的军服，又一次付出了伤亡数万人的代价，无偿援助越南两百亿美元，想象一下中国依然在饥饿中挣扎时，付出了用今天换算达到天文数字的援助，帮着它打败了越南人。而胡志明一死以后，越南立刻翻脸，疯狂进行排华运动，上百万华侨惨遭迫害，然后又依仗苏联撑腰，自称“世界第四军事强国”，入侵柬埔寨，宣称要统一整个印度支那，整个东南亚惟我独尊，包括湖南洞庭湖以南都是他的领土。直到1979年中国人被迫再次动用军队，揍了那个吃着我们大米，拿着我们的武器却要每天叫嚣的家伙，才老实了一点。

　　我们支援古巴革命，可人家独立后就亲苏反华。我们支援马其顿小国天价物资，到它搞土地私有化，人均三十亩地外搭一个碉堡（中国援助），可后来却和台湾建交。实在是举不胜举、数不胜数，可谓做好不落好、吃力不讨好。

　　 此外，对日放弃国家赔偿等举措也是没有追求国家利益最大化的失误之举，对今天我们声讨日本战争罪责（日本人可以说，你们没有要赔款，就是因为我们没有侵略你们嘛）、受害者追讨赔偿都造成了很大的被动。

　　永远不要相信所谓国家间的“兄弟情谊”，非洲不是我们的兄弟，是因为我们给他们无偿援助的好处，他们才支持我们进入联合国的，哪天台湾再给他们更多的好处，他们也会与台湾建交的。

　　国家的利益永远是第一位的。

　　三． 沉睡的北极熊
　　                                                
　　如果问你近代以来对中国威胁最大的国家是哪个，一般人都会说：“日本”，在我看来，俄罗斯对中国的威胁性丝毫不小于日本。

　　俄罗斯是一个侵略成性的国家，对国土的问题极为重视。即便有了1700多万平方公里的领土，依然在日本北方四岛问题上毫不松口。在前不久的中俄东段边界谈判中，俄方的最大“让步”就是，将340多平方公里的黑瞎子岛一半交给中国！
　　                                                
　　中国与俄罗斯的利益冲突早在明末清初就开始了，除了康熙时代的《中俄尼布楚条约》大致算得上一个平等条约之外，之后的一系列条约使得中国丧失了大约 160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并且这其中包括外兴安岭、库页岛、海参崴等一大片资源极为丰富、战略地位极端重要的领土。中俄边界东段补充协定已经将这一遗憾固定下来，这是无可挽回的事实。问题是，俄国这样就满足了吗？

　　为什么说俄国是一个永远要提防的威胁？决定性因素就在于它与中国的地缘战略冲突。考察一下，美国的崛起是近两百年的事，而取得绝对性的全球战略地位不过才十五年的历史，大洋彼岸的美国对中国的威胁并非是决定性的，除非爆发核战争，否则只有疯子才会绕过太平洋对中国进行战争。但与我们有着几千公里漫长边界的俄国则完全是一个现实的威胁。

　　当然，在可以预期的将来，这种危险似乎并不大，自苏联解体之后，俄国的实力已经一落千丈，它的国民生产总值仅仅相当于葡萄牙，军事实力的衰微连一个小小的车臣都收拾不了。并且，在美国全球战略的威胁下，中国自五十年代以来首次与俄国走的如此之近，建交以来首次共同实施军事演习，这一切都预示着中俄关系正处在一个蜜月期。

　　但是，沉睡的北极熊总有醒来的那一天，俄国有着广袤的国土，近乎无穷无尽的资源，高素质的人口，两个半世纪称霸的历史，这一切都决定了俄国绝不会一蹶不振，重新的崛起只是一个时间问题，而与俄国的战略利益的考量将是未来每届中国领导人都要煞费苦心的一个问题。
　　                                                
　　在东亚或者是包括南亚次大陆，中国在中、俄、日、印之间的大国均衡博弈

　　将是考察未来中国领导人政治外交智慧的试金石。

　　新盛世危言——管窥中国未来地缘政治(中)

　　幸运地是，起码我们已经摆脱了“一边倒”的地缘战略模式，不再是以“非此即彼”的外交思维，在外交战略的回旋余地大大增强。最近与俄国的关系发展到了新高度，但我们不必把“友谊”、“战略伙伴”等等外交辞令太过于放在心上。窃以为，俄国人并不怎么可靠，单单从建国后中苏蜜月时期的表现就可以看的出来，浮现在我们眼前的是朝鲜战争、对华援助、长波电台、旅顺驻军等等一系列令人不快的历史，最新的例子是卖给中国的那堆质次价高、破铜烂铁的武器（与之可以相对应的是卖给印度的要好的多，其中的思维也并不复杂，印度并非是在它身边的一个强大的邻居），这使得中国不得不向在军售问题上把目光投向欧洲。俄国人在考虑他们的战略利益时永远是第一位的，因此，我们不要指望联合军事演习就能使得台海战事爆发时能从俄国获得什么实际援助，也不必考虑俄国在中美、中日冲突的时候会为中国的战略利益火中取栗。

　　但是，挟中苏战略伙伴关系与上海合作组织的力量，我们依然可以在周边地缘战略中做出好的文章，中国在不断改善的大国关系中可以用多边制衡的方式取得最大的地缘战略利益。从数学上讲，三角关系是最为稳定的，因此，放眼全球，中俄日、中印俄甚或中法俄等大三角战略都完全能够改善中国不利战略环境中发挥作用。限于学识，这个问题上仅仅能提供一种思路，无法更深入地进行探讨。
　　                                                
　　但无论如何，俄国在地缘政治上与中国的冲突并不是象美国这样在一个历史阶段成为主流矛盾（至少笔者不认为美国将永远会是世界霸主），而是始终是中国现在和未来领导人必须着重考虑的问题。

　　因此，我们就能理解中俄双方关于东段边界的补充协定签署的必要性。一百多年以前割让的领土已经没有收回的可能，不可能想象中国通过谈判将俄太平洋舰队的主要港口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俄国远东战略地缓冲区外兴安岭和萨哈林岛（库页岛）重新收归版图，那么，就通过法律尽快解决东段边界问题，将东部边界确定下来，也是可以接受而且必须做出的战略选择。从而消除最大的中俄关系的不稳定因素。

　　事实上，中俄双方必然都不会忘记60年代后期一触即发的紧张形势，双方陈兵百万在边界上险些爆发战争的场景或许是现在无法想象的。但中俄领导人应该都明白，一旦为利益而导致爆发战争，结果必然是两败俱伤，中国未来的领袖也必然清醒地意识到，与俄国的冲突是得不偿失的，但关键是如何在与难缠的俄国人打交道时保证我们自己最大的战略利益。
　　                                                
　　在中俄关系又一次步入“蜜月期”的时候谈到中俄利益冲突似乎是一件大刹风景的事情，但是笔者的用意就在于：永远对强大的北极熊要心存警惕，它是一个永远应该使我们保持清醒的邻居！

　　四．中亚——摆在中国未来的严峻课题

　　中亚本来的地缘政治并不复杂，但从苏联于1988年从阿富汗撤军，91年苏联解体之后，两极格局所掩盖的矛盾显露出来，突然之间，由于苏联的解体，中亚多出了五个国家，哈萨克斯坦、土库曼斯坦、塔吉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乌孜别克斯坦，911之后，形式更趋复杂化，包括美国打击塔利班、中国组建上海合作组织、中亚民主化浪潮等等，这一地区由于政治、宗教、民族等等矛盾的显露导致动荡不安，其未来的走向依然不明朗。

　　但遗憾的是，从最近的情况来看，中国在中亚贯彻自己的战略意图已经慢了一步。本来，“911”之后，美国在阿富汗的反恐战争既是打击“基地”与塔利班，更有在中亚这个俄罗斯的传统势力范围打开缺口、从腹背威胁压缩俄罗斯战略空间的意思。而急于摆脱俄罗斯控制的吉尔吉斯斯坦、格鲁吉亚、乌克兰等国爆发的“橙色革命”，美国务院更公开承认自己在这些“政权更迭”中“发挥着中心作用”。在俄罗斯无力控制中亚以至于出现战略真空的时候，中国未能按照自己的战略意图迅速填补这个真空，导致美国将原来两大势力范围——中俄之间打上了一个战略性的楔子，使得中亚这个亚洲的中心位置出现了更加复杂的政治变化。

　　笔者个人认为，中国应该重新反思作为外交基石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不干涉内政的政策是特定历史阶段的方针，但并非永远既定的政策。中国的外交政策应当是找出最符合中国国家利益的地缘战略。君不见，在19世纪初美国的外交政策是所谓的“门罗主义”，即第五届总统J门罗提出的“美国不干涉欧洲事务，欧洲也不得干涉美洲事务”的政策，随着美国全球霸权的逐步确立，美国卷入了两次大战的欧洲战事，组建以它为首的北约组织，在柏林墙边与前苏联对峙了四十年，在 “杜鲁门主义”、“艾森豪威尔主义”等等出笼的情况下，谁还会记得当年的“门罗主义”呢？

　　因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中国的外交利益受到了一定的损害。在98年印尼对华人的种族暴行中，拘囿于不干涉原则的中过对印尼暴徒的态度不够强硬，使得印尼华人未能得到中国的有力支援，中国因此国际声望遭到了损害。作为对外交失误的反思，中国必须要重新审视自己外交政策的基本方针，用更为灵活的态度来争取自身的利益。当然，外交政策的转变需要一个过程，要在这个过程中减少周边国家对中国的疑虑，不过，即便是我们天天高喊“和平共处”、“永远不称霸”的口号，“中国威胁论”等等货色依然大有市场，周围国家也未必就能减少对中国的疑虑，因此我们在外交政策的转变上也不需要有太多的顾虑。

　　个人的见解认为，美国在中亚的战略相当成功，轻而易举地消解了中国煞费苦心组建起来的“上海合作组织”，兵不血刃，中国在这一波中亚汹涌而来的“民主化”浪潮中建立一块稳定的后方基地的努力接近失败，中亚的形势变化尚未完成，但可以断言的是：中国迄今为止未能在中亚的地缘政治变化中取得有利于我们的结果。

　　怎样使中亚各国不会变成美国对中国实施战略包围的最后环节？怎样促成中国在反恐、防止宗教极端主义的蔓延等方面与中亚国家合作？这已成为摆在中国领导人面前的一个严峻课题。
　　                                                
　　五．南亚——印度难题

　　印度是无可置疑的南亚老大，它的人口、经济、国情等方面都与中国十分相似，印度一直也将中国视为竞争的对象。考察印度和中国在战后外交政策的不同走向，就会产生一个疑问：为什么在差不多的国情下，中国的外交步步为艰，而印度却总是能左右逢源？

　　印度从地缘政治角度来说，其战略优势远胜过中国，它与动荡不安的中东地区隔着一个巴基斯坦，面向印度洋，扼守着世界石油的主要产地——波斯湾，周围又没有强大的敌手，巴基斯坦勉强算一个大国，但根本不是印度的对手，在被印度通过三次印巴战争强行肢解分离出孟加拉国以后，更无力再于印度一争长短。但是，这种地缘优势并不能解释印度在战后东西方阵营竞相讨好，左右逢源，而对中国则同时孤立的问题。这就要涉及社会制度等等敏感的话题，在此从略，作者仅仅对中印两国外交思路的问题进行一下探讨。

　　自47年独立之后，印度就致力于成为南亚地区的霸主，恢复大国的荣光。推动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压制住巴基斯坦，同时与南斯拉夫、埃及共同提出不结盟运动，成为不结盟运动的领袖，一时名声大噪，为两大阵营所看中。由于不涉及具体的意识形态问题，美、苏两大国都将印度看成是南亚地区的主要力量而倍加重视，印度在地缘外交上表现的极为高明，靠近美国，充当美国在这一地区的代言人，同时也不忘记讨好苏联，从而获得苏联的大量援助。当1962年中印因边界问题发生战争之时，同为一个阵营的苏联与美国不约而同地同声支持印度，反对中国，这也是我们不得不在大获全胜的时候反而撤军的原因之一，这应该作为一个深刻的教训留在中国外交史上。

　　中国一直执行的扶植巴基斯坦与印度对抗的政策应该说无可厚非，但现阶段也有修改和再检讨的必要。巴基斯坦是现在中国不多的“铁哥们”之一，但没有明显地能与印度抗衡的实力，并且巴基斯坦国内动荡的政治局势，反恐第一线的压力，停滞的经济形势，使得我们不能寄厚望于巴。况且，由于对“基地”组织的打击，美国与巴基斯坦越来越接近，虽然中国与巴有一贯的“传统友谊”，但在国家利益面前，我们不能把这种“友谊”太当回事，如果在能获得美国与得到中国支持之间进行抉择，这种友谊能有多大的作用，尚属疑问。
　　                                                
　　回到印度，中印之间最大的问题在于边界问题。在1913年，英印当局无哩的与西藏地方政府签订非法的所谓“麦克马洪线”之后，中印对于这块有争议的领土的争端已经长达半个世纪。从内心来说，笔者也极为希望能废除所谓的“麦克马洪线”，夺回属于中国的东段多达九万平方公里的领土。但地缘政治的劣势使得我们的决策不能完全凭感情用事。自1962年以后，印度采取了蚕食的政策，在东段又一次越过传统分界线推进到了麦克马洪线，这里是有争议领土中最为富饶的地区，中??里领土，相当于六个北京、一个浙江省、两个半台湾省，比英阿争夺的马岛大10倍，比日俄争执的“北方四岛”大20倍，为我国总领土的一百零一分之一。如此之大的领土争端中，中国方面的应对比较软弱，一直到最终从事实上承认“麦克马洪”线东段划分，这或许是现在这种不利的地缘战略形势下的权宜之计。

但就个人的想法，中国绝不应该承认这种不公平划分，宁可久拖不决，与印度展开马拉松式的会谈，也不能将这段边界的划分予以法定，至少，这还给了我们将来在这个问题上依然拥有反击的机会。

　　除了边界问题，未来中国与印度的关系依然应该是加强合作，因为印度除此之外与中国的战略冲突并不大，虽然它借口中国军事实力的发展不断为自己的军备开支做借口，甚至说核试验是的目标就是中国，但更应该看作是一种追求大国地位的理由。最起码，中国应当使印度成为一个不怎么太有敌意的朋友。否则，在几个主要方向上都是敌人，实在是非常危险的事情。

　　将印度转变成为一种有利用价值的伙伴关系，而又在边界问题上不能做出太多让步，这是一个非常难以完成的任务，但决不是不可能的。印度也希望在多级格局中占有一席之地。它奉行的独立自主政策与美国在南亚的扩张也有一定的冲突，为此，中、俄、印之间的大三角战略格局或许是对付美国咄咄逼人的战略攻势的办法。

　　多边制衡的战略是在南亚中国的必然选择，一味的依靠印度或者巴基斯坦都不是长久之计，在这方面中国战略回旋还是有的。
　　                                                
　　六．中国在东南亚的竞争与合作

　　中国在古代一直是东南亚和印度支那各国的传统宗主国。如越南从汉武帝时代设立交趾，九真，日南三郡以后，一千多年间都是中央政府的直辖统治区域，此后直到清末中法战争才解除了与中国的宗藩关系，中国与缅甸、南掌（老挝）、暹罗（泰国）都有长期的宗主朝贡关系，甚至曾直接出兵干预过缅甸政局，这种局面一直到近代欧洲殖民国家入侵为止。

　　建国后，中国在这一地区的声望在1954年的万隆会议上达到了顶点，周恩来总理明星般的作用，促使了中国在印度支那和东南亚的影响力大大增强，但是随着“左”的错误外交战略的发展，中国支持印尼共产党、泰共和柬埔寨“红色高棉”的反政府活动，而加剧了这一地区各国对中国“输出革命”的疑惧心理，而随着印尼苏加诺的下台和苏哈托军人政权的上台，印尼等国掀起了疯狂的排华运动，中国此时对华侨的援助不力，致使国家声誉受损。这一切都对后来中国地缘政治外交产生了不利的消极影响。

　　应该说，最为严重的失误应该是长达十余年对越南的巨额无偿援助，中国意图在越南建立一个稳固后方的努力在胡志明死后便化为乌有，中越关系迅速恶化，越南在苏联的援助下不断挑起事端，造成了最后不得不通过战争的方式解决的后果。

　　对这段历史的回顾在于说明中国此后地缘外交应当抛弃那种政治家个人的友好关系，而注重更加实际的整体外交策略，中国与苏加诺、胡志明等人友谊不可谓不深，然而在这代领导人下台或者去世之后，新任领导人（诸如苏哈托、黎笋等）都是“新官上任三把火”，通过东方式的否认前任来确立自己的地位和统治策略，使中国曾经费尽心机培养的“深厚友谊”付之东流，这是中国在后来地外交政策上必须要汲取的教训。

　　东南亚各国在中国地缘政治战略中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东南亚国家处于印度洋和太平洋之间，一个最重要的事实是中国从世界能源中心——西亚取得能源的咽喉要道马六甲海峡掌握在一个不友好的国家——新加坡的手中。我们通过了“非典”期间新加坡反华的种种“精彩”表演认清了同种同源并不是国家友好的根基，李光耀、吴作栋等领导人屡次可称的上是激烈的反华言论证明，感情永远不是处理国家利益的重要考虑因素，因此这对中国认清形势，以利害关系处理地缘政治反而有好处。
　　                                                
　　分散中国能源通道的风险势在必行，如与泰国合作修建完成克拉地峡运河工程，这再技术上、财政上并无多大困难，一旦实现必将摆脱对危险的马六甲海峡的依赖，也可减少受制于人的风险，经济上对中国和泰国都有益无弊，何乐而不为？发展通过缅甸输油管、陆路运输通道，这些工程能更进一步减少中国对外航运对东南亚诸国的依赖。同时，笔者个人认为，中国海军实力的进一步提升，中国从“近海海军”向“蓝水海军”的过程是大势所趋，一旦形势有变，对马六甲海峡的争夺必然将提到中国的海上战略之中。

　　东南亚国家对中国在其历史上所起的作用想必不会忘记，可以说，东南亚十国成立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在抗衡中国，因为单个的国家无力抗衡中国，如此也可以解释本来与东南亚并无渊源的印度被考虑吸收进“东盟”理由。当然，片面夸大东南亚与中国的对立也是有害的，由于华人几百年的移民东南亚，华侨在东盟各国中的势力举足轻重，再加上有一定的经济互补作用，中国在这里发挥影响，加强合作在现在还是主流的因素，中国可以能够发挥战略潜力，向有利于自己战略利益的方向发展。

　　谈到东盟不能不谈它的老大，东南亚地区的传统强国印尼。笔者对印尼印象恶劣，因为它是一个多次掀起针对华人的暴行的“无赖国家”，98年对华人的迫害震惊世界，而且从地缘政治上来讲，它是抗衡中国的一个潜在力量，不过由于它的内部宗教、种族、地区矛盾很多，国家凝聚力不强，在东帝汶独立之后，亚齐又有独立倾向，使印尼这个“万岛之国”分崩离析的因素依然存在。

　　另一个必须注意的国家是越南，越南凭借比中国更为低廉的劳动力优势正在与中国的出口产品竞争市场，但作为对南沙、西沙群岛的主权争夺，或许是更需要为中国所重视。
　　                                                
　　南中国海问题是中国与东南亚国家利益矛盾的核心问题。南中国对中国的地缘战略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它本身蕴涵着极为丰富的石油资源，更是西太平洋地区的咽喉之地，向东北可以穿越台湾海峡，伸入日本海；向南可覆盖南太平洋地区，削弱美澳、美新南太平洋同盟体系；向西可穿越马六甲海峡，经印度洋，关系到波斯湾地区的安全与稳定；向北更是可以使中国的势力向南拓展、呼应台湾海峡与日本海，扼住日本能源的生命线，中国现在和可以预期的未来，最为重要的地缘问题除了台湾海峡，就是南中国海的主权争议问题。作为亚太战略的主要任务，美国对中国的围堵在南中国海问题的日益关切，加上日本为了本国利益的大放厥词，使得南中国海问题已经成为大国力量、意志与利益交汇的集中区域。

　　因此，南中国海问题关系极为重大，处理得好，中国就可以打破美国对中国的遏制，即便将来日本有事之时也能有战略优势，同时使中国的战略纵深向南发展，同时获取了资源，保证了中国的能源安全；处理不好，上述的一切都会向相反的方向发展。因此，这是个对中国的国家战略意义至关重大的问题。

　　笔者认为，现阶段中国在这一问题上所采取的“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政策比较符合实际，在周边环境普遍不乐观的情况下，我们在事实上已不可能完全收回南沙、西沙诸岛，除非用武力驱逐，但这等于与东盟开战，因此动用武力是下下之策，因此共同开发是一个最合乎实际的选择。但有两点需要注意：一是马来西亚、文莱、菲律宾等国已经在南中国海掠夺了丰富的石油天然气资源，中国应当加快对这一地区能源开发的实施，二是应当倡议建立一个类似“欧佩克”组织的周边国家联合开发体，确定各国开发的分配比例，禁止无节制的掠夺性开采，从而使南中国海的资源利用纳入理性的轨道。
　　                                                
　　最后，必须注意到印度在印度支那地区势力的扩张问题，印度已经不满足于充当印度洋老大的角色，它将势力向印度支那渗透的意图已经十分明显，东盟与印度的勾勾搭搭也不是什么秘密了，中国必须要警惕中南半岛被印度所控制的企图。

　　总之，东南亚的地缘政治对于中国来说，既有难题，又有机遇，但总起来说要好于中亚与南亚，相应的应对策略也较为丰富，

　　七．当今地缘战略的核心——台湾问题

　　台湾问题毫无疑问是当代中国地缘政治的核心问题，台湾统一了，一个包括世界经济总量排名第7（中国大陆）、第19（中国台湾）和第33位（中国香港）组成的“大中华经济圈”的前景无论如何都是很诱人的。中国要统一台湾有不下一千个理由，从地缘角度来说，台湾对中国沿海地区来说可以说是生死攸关，美国构筑的第一岛链封锁线中（北起阿留申群岛，中经日本、琉球、台湾，南至菲律宾、澳大利亚、新加坡的环线），台湾是至关重要的“腰”，其缺陷就在于链条太长，打断一环就会彻底崩溃。
　　                                                
　　但更为关键的问题是台湾对中国沿海经济重心的拱卫作用。众所周知，中国的经济重心现在集中于东南沿海至内陆两百公里，高度集中于环西太平洋海岸线，整体呈现为扇贝型的地缘经济结构。其中以上海为核心之珍珠，向内则依托长三角经济带沿长江流域向内辐射，向外则经海运通道辐射整个亚太地区，然而从地缘战略角度来讲，这是个非常不明智的选择。一旦有事，沿海遭到攻击，中国经济必将遭受到重大打击，可能要倒退十几年。中国经济的战略重心必须向西部或者西南寻找第二基地，当然，这个已经超出了本文的议论范畴，暂且不论。仅就台湾在地缘战略中的位置继续进行讨论。

　　台湾统一，如果东南有事，台湾成为拱卫福建、江苏、浙江和上海的第一道防线，必将成为侵略者要顾忌的一把尖刀；而台湾一旦所谓“独立”，中国经济门户洞开，随时处于外来势力的打击之下，台湾就会成为外来势力进攻大陆的基地或者跳板。仅为了经济安全这一条，收复台湾带来的地缘利益就是不可估量的。

　　关于收复台湾的策略的文章已经是斗装车载，笔者在文章中也就不再过多的赘述了。仅仅有以下几点必须要注意的地方，许多的论者在探讨的时候或者未?现在 “台独”势力的主要靠山，但是日本才是“台独”势力的实际大本营。日本对台湾的野心只要翻翻史书就一清二楚，美国对台湾的策略是保持现状，还不时的对台独一伙进行敲打，但日本的心态是惟恐台独不做大，因为一旦中美冲突，它就能够从中获益，打破现在对它并不有利的战略均势，甚或是两败俱伤，日本做大。因此，对日本的狼子野心不可不防。

　　二．台湾现在最危险的趋势是什么？不是台独势力的嚣张，而是台独势力蓄意制造的“去中国化”的危险！台湾问题的实质是对“中国”的认同问题。解放初期国民党败退到台湾之时，外省去台的人员掌握着台湾的权力和主流，随着时光的流逝，外省人逐渐退出台湾政坛，台湾本土势力上台，其中的“台独”分子用心险恶的在下一代台湾青年中灌输“台湾”概念，蓄意淡化、抹去“中国”意识，与日本的篡改教科书如出一轴。窃以为这才是台湾问题刻不容缓的原因所在。一个对祖国并不认同的台湾民意将在这种趋势的引导下越来越坐大，越来越危险。对此，必须保持高度的警惕，尽早解决台湾问题。
　　                                                
　　三．竭尽全力避免战争，但不能不做以战争方式解决台湾问题的准备。台湾与我们血肉相连，不到万不得已坚决不能动武。然而，动武的可能性未必是我们所能控制的。做好战争准备就不会再出现95年李登辉叫嚣时的被动局面。

　　《孙子兵法》开篇明义：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事，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所谓“宁可台湾不长草，也要拿下台湾岛”只能是激进派军人的想法，决不会是政治家的思维，如果台湾打个稀巴烂，我们如何收拾台湾的人心？如何用最小的代价收复台湾，必须是中国决策层优先考虑的问题。请注意，我所说的“最小的代价”，是说对台湾的破坏最小，为了这个目的，我们甚至可能要付出更大的代价，比如说军费、物资，乃至于生命。

　　四．如果收复了台湾，应该采用什么政治制度。笔者认为依然是要运用“一国两制”，台湾的民主制度也是几十年来积累起来的政治财富，对我们从中汲取有益的经验，完善我们的政治制度是有利的。更为关键的是，收拾台湾的人心必须要保留他们更愿意采用的政治制度。台湾不是打下来就万事大吉，而如何保持台湾的稳定繁荣，促进大陆、台湾和香港的“大中华经济圈”的实现才是最终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