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份沉重的嘱托

一份沉重的嘱托

——钱锺书、栾贵明与中国古典数字工程

　　[ 时代周报编辑部按 ]

　　此文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副秘书长、人民法院报原社长兼总编辑杨润时先生独家提供给《时代周报》的、关于钱锺书及其高足栾贵明先生晚年学术生涯的重要解密文献。在关于钱锺书百年诞林林总总的纪念文章中，这是非常特殊的一篇：事关钱先生晚年最大一桩学术（或超学术的）公案。从中，我们更可窥钱锺书这位文化巨人对中华古老文明的深厚情感、对当时正到来的信息时代的的先知眼光、对文化事业的无私胸怀；我们第一次知道：钱先生将个人稿费大量用于津贴古典数字工程研究；第一次知道：钱锺书栾贵明师徒在上世纪九零年代，为实践理想遭遇了令人扼腕的重挫。谁说钱锺书是冷淡、超然的智者学究？他实在是满怀热血、热情的仁人志士。今天，当初追随钱先生的“二三素心人”依然默默坚持初衷，并结出了意想不到的丰硕果实：这才是献给钱锺书百年诞最好的礼物！

　　栾贵明先生把运用《中国古典文献数据库》爬梳、校审而辑成的《子曰》清样送我，并邀作序。我自知并不具备相应的学力，可以在讲国学、说《论语》的热浪中恰当地评论此书和《中国古典文献数据库》的价值和意义，但还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应允下来。这是因为十几年来我一直肩负着与“数据库”有关的一份沉重嘱托。

　　栾先生在“跋语”中说：“二十二年间，日月风雨，我不敢一日懈怠，也没有懈怠一日。”这番夫子自道，没有一点虚饰和矫情，这二十二年每一日，都留下了这位文化园地苦耕者筚路蓝缕的足印，其中必然浸透着学人的追求和心血，而对栾贵明先生来说，竟还有屈辱和泪水。当我拿到《子曰》清样，并得知这个被誉为拥有海量数据的《中国古典文献数据库》终于建成，运用这个“数据库”已完成了《中国历史日历》、《通行本廿四史误例》、《中国历史地图》数据、《永乐大典本水经注》等一大批成果时，最想做的，就是祭一瓣心香，告知首倡把计算机技术引入古典文献研究领域并时时导引的钱锺书先生，告知对这项事业给予深切关怀和巨大支持的胡绳先生。这两位前辈九泉有知，一定会舒心一笑。

　　十年“文革”中，同在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文学研究所的栾贵明与钱锺书先生结下忘年之交。那时栾贵明是一名助理研究员，经钱先生点拨，他潜心研究《永乐大典》，历时十年，终于取得重要成果。此时“文革”结束，中国社会科学院已经成立，世界上的新技术浪潮冲击着我国学术界并引起关注。其时有权威人士倡导把控制论、系统论、信息论的理论和方法引进社会科学研究，一时间，“三论”成为学术时尚。不久，果然出版了一些新著作，里面充满了可能连作者也未必弄懂的概念和话语。后来这类大作慢慢淡出了大多数学人的视野。1982年，当栾贵明以关于《永乐大典》的研究成果向钱锺书先生“交卷”的时候，钱先生又向他提出，下几年功夫，解决用计算机技术支持古典文献的整理和研究问题。当时，栾贵明还不能真正理解钱先生提出这一项目的深远的学术含义，但是凭着对钱先生的信仰和尊崇，他接下了这一任务。哪知，从此他在这一领域惨淡经营二十余载，历经外人所难以体味的种种艰辛、熬煎，并终于以一系列成果开出古典文献计算机处理和研究的新天地。

　　承接中国古典文献计算机处理这一项目，至少需要三个条件：一是具有丰厚的古典文献学养，二是具有较高的软件开发水平，三是能够潜心治学、百折不挠。栾贵明的实际状况又如何呢？他于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初期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古典文献专业，打下了比较扎实的古典文献专业知识基础，在从事关于《永乐大典》的研究中又进一步开阔了版本学、文字学、训诂学等方面的学术视野；他在钱锺书先生指导下，以十年时间潜心研究《永乐大典》，已显示出具有“吃得冷猪肉，坐得冷板凳”的优良治学精神。问题在于，当时他对计算机技术一无所知。可是，这恰恰激发了他的探求新知的欲望。他的这种探求精神中含有一种另类的洒脱。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许多人都知道栾贵明是个“爱玩”而且“玩”出一些名堂的人。“十年动乱”时期，栾贵明一面泡在古籍里，一面逍遥地鼓捣起半导体一类的营生。他淘换零件，组装了半导体收音机、电视机，外观虽然简陋，却可听可看，竟引来不少拥趸。由此，栾贵明一发不可收拾，他又修理钟表、修理自行车、修理电灯电话……而且自带工具零件，免费提供服务，尤其是对学部的一些老学者他更是有求皆应，成了众人眼中的“能人”。“文革”后期，看电影成为大众文娱生活的主项，学部买来放映机、借来电影拷贝，却常常因请不到放映员而苦恼。栾贵明又求师学艺并参加统一考试，成为学部第一个持有国家颁发的证件的放映员，以后他又教出好几位徒弟。渐渐地，栾贵明身上现出“玩家”气象。晚近以来，京城世家子弟中有这样一批“玩家”，其中如王世襄老先生一类名门后裔，有文化、有学养，视金钱为身外之物，“玩”得专注，“玩”得精致，甚至在艰苦竭蹶之中也能“玩”得潇洒、“玩”出意境，一旦归纳爬梳，竟成专门学问而彰显于世。这是中国传统学人中一种比较独特的文化现象。我与栾先生相交二十多年，感味出他的行状中透现着这种“玩家”风范。

　　栾贵明先生就这样开启了开发研制中国古典文献数据库的艰难历程。当时，遇到的第一个困难是没有经费。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的文学研究所拥有一批蜚声海内外的学术大家，栾贵明作为晚生后学难以通过申请研究项目而获得科研经费，况且那时的学术经费少得可怜。栾贵明拿出工资积蓄，变卖一些家当，钱锺书先生又支援一些稿费，终于买来一台苹果机。他就一头扎了进去，把所有能利用的时间都花在学习计算机原理上。那时计算机中文录入方法还不成型，容量较小的汉字简体字库不能满足录入古典文献的需要。栾贵明就从研制计算机汉字繁体字库入手，进行了原创性、奠基性的研究工作。苦干几年，一部容纳5万多个繁体字而且具有繁体字生成功能的全汉字库终于被他攻克下来。运用这个全汉字库，他完成了《论语数据库》，并于1986年由人民日报出版社正式出版。钱锺书先生对这两个古典文献计算机处理技术的奠基性成果非常高兴，为《论语数据库》题写了两个书名，从中选出一个他认为更好的，供该书付印。钱先生为栾贵明修改该书“前言”时，还写下这样一些发人深省的评论：“从理论上来说，计算机和人类使用过的其他工具没有甚么性质的不同，它在还未被人广泛使用的时候，除自身尚待完善以外，总会遭到一些抵拒。惯用旧家什的人依然偏爱着他们熟悉的工具。有了纸墨笔砚‘文房四宝’，准还有人用刀笔和竹简；有了汽车、飞机、电报电话，也还有不惜体力和时间的保守者。对新事物的抗拒是历史上常有的现象，抗拒新事物到头来的失败也是历史常给人的教训。”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胡绳获知有关情况后，兴致勃勃地来到栾贵明工作的地方，观看了成果演示，给予了很高的评价，汝信、李慎之、丁伟志等院领导也去现场观摩，表示出极大的兴趣。

　　但是，古典文献的计算机处理工作才刚刚开始。面对古典文献海量的数据，面对诗词歌赋一类有韵、有格律的作品的正确录入和快速检索等难题，一方面需要研制新的软件，一方面需要大量设备和录入人员。这就又涉及经费问题。找所里，所里解决不了；找院里，院里也不能立项。栾贵明一遍遍跑院科研局，王焕宇局长下决心冒一次风险，同意从院科研经费中拨出10万元，以借款方式给栾贵明，并约定了还款时间。栾贵明就以这种非常规方式投入了新一轮研制活动。

　　1988年10月的一天，栾贵明到办公室找我（我当时担任社科院副秘书长），讲述了开发研制《全唐诗数据库》的情况，表示经过反复测试证明《全唐诗数据库》研制成功，请求以新闻发布会形式向社会公布；他同时还说明，计算机室现有设备足可抵顶向科研局借支的10万元，要求以实物还账，然后把计算机室人员遣散。“借款搞科研”这种事情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前所未有、闻所未闻；“拆庙还债”更是令人甚感荒唐。另外，如果这个具有填补空白意义的重大学术项目确属研发成功，那就应该进一步扶持并扩大研究成果，而不是拆庙散摊子。我遂向栾先生表示，待经调查后再予答复。经向院科研局了解，确有栾贵明借款协议一事，科研局暂时不能对《全唐诗数据库》作出评估，因此一时无法作出答复。我又在计算机室等处了解到，两年多来，栾贵明基本吃住在计算机室埋头于《全唐诗》软件研制，为集中精力攻克软件研发难点，竟然多次在计算机前连续工作40多小时，以致手足僵直，最后只能被人从椅子上抬下来，放到床上休息。而所谓计算机室，不过是社科院大楼一层和地下室用来堆放杂物的几间屋子，栾贵明带人归置打扫后改成工作间，夏天闷热潮湿，冬天寒气逼人。当时，在栾贵明身边已经聚集了林沧等几位计算机专业人员，同时又招收一批高中毕业学历的学员参加录入工作，其中如田奕等经过刻苦努力，已经在软件开发研制方面达到较高水平。根据所了解的情况，我向胡绳院长和常务副院长丁伟志作了报告，并建议：邀请中科院计算机所等单位专家，对《全唐诗数据库》及有关软件的设计原理进行论证评估；组织本院有关学者对该数据库的适用性进行论证评估。胡绳、丁伟志二位同意这一意见，并由科研局负责组织召开了两场评估会。计算机专家的评估会对该软件给予了很高评价。院内专家评估会气氛也很热烈，来自文学所、语言所、历史所、文献情报中心等单位的学者观看了现场演示后，提出了很多具体问题。有一位红学家请求当场检索，看一看《全唐诗》中有没有出现过“红楼梦”一词，出现过几次。两分钟后，计算机给出答案：在包括3276位作者，总计53035首作品，总字数达到3432869字的《全唐诗》中，“红楼梦”一词共出现过两次，一次是472卷蔡京的《咏子规》，另一次是《补遗》卷11属名冯衮的《子规》，两位作者都是唐末人，诗的字句相同，都有“凝成紫塞风前泪，惊破红楼梦里心”。从而证明了曹雪芹从浩瀚的文化宝库中汲取了丰富的营养，《红楼梦》不是无根之本。这样一部信息繁巨的《全唐诗》如果是人工一页一页翻检那要耗费多少时间，而且难免出现误差。许多老学者兴奋地说，做学术研究查书抄卡片是件很辛苦的事，所以常有“皓首穷经”的感慨。有了这种数据库，可以在一两分钟时间里查到需要的资料，还可以进行各种比对，又有高精的准确性，这就大大延长了我们的学术生命。学者们纷纷议论说，仅就《全唐诗数据库》而言，它不但可以运用于古典文献、语言文字研究，还可以运用于历史学、社会学、民俗学等诸多学科的研究工作，如果把中国古典文献都做成数据库，则其功能、效用会远远超出人们的想象，社会科学研究在手段、工具、方式等方面会发生革命性变化。可以说，这项研究工作“功在当代，利在千秋”。在这两次权威性论证评估会基础上，经院里批准，于1989年3月下旬在院学术报告厅举行了中国古典文献计算机处理技术成果新闻发布会。丁伟志副院长介绍了《全唐诗数据库》以及古典文献计算机处理技术方面的其他研发成果的基本情况和专家评价，栾贵明先生回答了记者提问，田奕女士做了现场演示。第二天，《人民日报》等各大媒体发表了关于《全唐诗数据库》研发成功的消息。钱锺书先生首倡把计算机技术应用于中国古典文献研究和整理，始终密切关注这项新兴领域研发工作的每一步进展，经常向栾贵明垂问有关情况，时时给以启示，并多次把自己的稿酬交给栾贵明用于支持这项研究。遵照钱先生的嘱咐，这一切当时都不为外间所知悉。《全唐诗》速检系统完成后，钱先生以他一贯的淡泊平和，没有公开作出什么评论，我现在猜想，那是避免把关注的目光转移到他的身上。直到半年多以后，钱先生曾给我写来一札短信，说：“文学所栾贵明同志等关于《全唐诗》速检系统的工作获得可喜的成果……作为一个对《全唐诗》有兴趣的人，我经常感到寻检词句的困难，对于这个成果提供的绝大便利，更有由衷的欣悦。这是人工知能在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上的重要贡献。”正是受了钱先生这封信的启示，栾贵明等人又运用《全唐诗数据库》编印了共有33大册的《全唐诗索引》。这是中国第一套运用计算机软件编辑的大型古典文献索引，我曾在上海福州路书店看到这套新书展示在橱窗里。当然，这些都是后话。

　　1989年5月下旬，胡绳院长在率团访问苏联之前的一次会议上，初步议定把当时属于文学研究所的计算机室改建为院计算机室，同时把古典文献计算机处理确立为院重点科研项目，从经费、人事等方面采取一系列措施给予支持和保障。胡绳院长嘱咐我继续关注这项工作。1989年6月中旬，我随胡绳院长访问苏联回国，获知在此期间，栾贵明带领计算机室人员夜以继日，又完成了院外委托的《红楼梦数据库》，令人甚感欣慰。不久，著名导演尤小刚带领大型电视纪实片《神州第一街》摄制组来到中国社会科学院。据尤小刚导演介绍，这是中央电视台的一个重点项目，将向海外播出。其中有一集要反映中国社科院近期科研活动和重要科研成果，因此需要社科院给予支持。我负责接待了他们，并按照院党组指示，安排他们到院有关部门和一些研究所座谈采访。几天后，尤小刚导演表示，对计算机室刚刚完成的《红楼梦数据库》甚感兴趣，决定以此为主要摄制内容。他们邀请了汝信副院长和著名红学家蒋和森等学者，对这一成果的成功研制和学术价值以及古典文献计算机处理技术问题发表观感和评价，并到计算机室现场拍摄了一些镜头。据说播出之后，反响甚好。不久，经过院里批准，栾贵明又带着《全唐诗数据库》等一批成果，应邀出席了广交会。由于去得晚，经费又有限，只好租一个较为偏僻的小展台，没想到参观和咨询的人络绎不绝。广交会还没结束，海外媒体就有关于中国社会科学院《全唐诗数据库》以及古典文献计算机处理研制工作的报道和评论。有几篇评论详细比较了台湾、香港地区以及西方一些学术机构相关开发研制工作成果，认定中国社科院的古典文献计算机软件研发工作处于领先地位。好运气来了谁都挡不住，接二连三的喜讯降临到栾贵明和他的计算机室：《全唐诗数据库》被授予国家科技进步三等奖，中国社会科学院人文学科研究成果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获此殊荣。院党组决定，栾贵明破格晋升研究员；正式组建中国社会科学院计算机室，任命栾贵明为该室主任；批准计算机室的学员陆续转为社科院正式职工；田奕成功研制了《全宋词数据库》，并通过了论文答辩，获得古典文献计算机处理的硕士学位……那些日子，小小的计算机室充溢着过节一样的气氛。

　　但是，运命弄人，福祸无常。谁都不曾料到，一场持续近十年的磨难这时悄悄逼近了栾贵明先生。而打开这场磨难魔法瓶盖子的竟是栾贵明自己。在“文革”期间，栾贵明除了向钱锺书先生讨教学问，还帮助钱先生办理一些生活事务，从“五七”干校返回后，栾贵明又担负起为钱先生借书等一些事物。我曾经当面问栾贵明，他于钱先生是弟子？是秘书？栾贵明笑道：“是，又都不是。杨绛先生常常对钱先生和我说：‘你们是朋友’，我却又不敢当。”我能感受到，钱先生和栾贵明这种忘年之交里凝结着很深的感情、很深的信任。正因为这样，栾贵明在钱先生面前便口无遮拦。有几次说到，在兴办院计算机室过程中发生了有人侵占公财的迹象。钱先生听罢，严命栾贵明如实向院领导汇报，栾贵明竟然真就带着相关证据材料到院里有关领导那里举报。待我得知，情况已经很严重了。举报的事情虽有诸多证据可以证实，但被举报人仍然好官得做；举报人栾贵明却被莫须有地戴上“经济问题”的帽子，陷入无休止的审查：先是院内财务大检查，然后请院外会计事务所查账，越查不出问题这种审查越是升级。当时参与此事的院监察局的负责人找我谈话，对这种审查的动机和方式都表示极大的怀疑，担心发生恶劣的后果和影响。这期间，栾贵明苦闷、不解，往日紧张繁忙的计算机室笼罩着不安的气氛，安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1993年七八月间的一天，栾贵明和田奕被检察院传唤，他们在计算机室的办公桌、书柜等被彻底搜查，书籍、软件、现金、存折等一应个人物品被扣押。不久，栾、田二人办理了取保候审手续，从此处于司法监控的状态。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这座学术殿堂发生的这起变故，引起不小的震动。许多人，包括钱锺书先生，关注着这令人眩目的变化，不能理解却又十分无奈。

　　1993年9月，我正式调往最高人民法院。当年底，获知钱锺书先生在北京医院住院，我即去探望。杨绛先生让我坐在钱先生身边。未待我讲几句问候的话，钱先生就垂问起我在新单位的工作情况，又指着杨先生打趣地说：她的父亲曾经是司法官（杨先生父亲曾在上世纪二十年代担任过总检察长），你们是同行了。聊了半个多小时，钱先生仍然兴致很高，我怕打扰太久，遂起身告别。钱先生从沙发上站起来，神色凝重地拉着我的手说：“栾贵明的事情我管不动了。我把栾贵明托付给你了。”听完此话，我心血上涌，竟一时语塞。走到病房门口，钱先生又拉住我的手，一字一句地说：“我把栾贵明托付给你了。来，我们拥抱一下告别。”当我与钱先生拥抱那一刹，感到他那瘦弱的身躯竟那样的温暖。杨绛先生在病房走廊送我出去时，感慨地说：“钟书很少用这种方式与人告别，今天我都有点意外。他这真是对你郑重嘱托啊。”1997年８月，法院开庭审理栾贵明案，起诉的罪名是贪污。几经庭审，举证、质证、辩论，法院最终判决栾贵明无罪。1998年5月中旬，当判决书下达后，栾贵明到北京医院把这个消息告诉了钱锺书先生。钱先生自1997年夏天手术后失语。听到这个判决结果时，潸然流下两行热泪。1998年12月，钱锺书先生逝世。生前，钱先生遗言，不搞告别仪式，不留骨灰。只可由杨绛先生以及若干好友送别。遗体火化那天，杨先生在钱先生遗体四周洒满了玫瑰花瓣，钱先生一如生前神色安详。前来送别的有钱先生亲属，还有中国社会科学院党委书记王忍之，已经退任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李慎之，还有栾贵明、田奕和我等几人。时任中宣部副部长的刘云山也前来向钱先生遗体告别。杨先生在栾贵明、田奕的陪伴下，一直等到火化完毕，把骨灰妥善处理后才离开八宝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