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上之歌──文革忏悔录之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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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交者: 一了 于 September 18, 2002 08:40:58:
天上之歌
──文革忏悔录之六
早就听说过了，人若敞开了自己的心，就会听到天地的声音。上大学时读过〈齐物论〉后我知道了，庄子早就说到了这话，但他说得文雅些，名之为“地籁”、“天籁”。庄子问：“汝闻人籁而未闻地籁，汝闻地籁而未闻天籁夫？”
问得好。
但庄子忘记了一个问题，就是如果人没长两个能听天地之籁的耳朵，你叫他拿什么去听？就算天籁如洪钟轰鸣，地籁如汽笛高歌，我还不是依旧“充耳不闻”？还有，就算听到了，但对所听到的内容是什么，他们的说明能相同吗？秋风起，忧国忧民的杜甫高歌：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而大观园的林妹妹却低吟：一年三百六十日，风刀霜剑严相逼。非关风也，非关病也，乃心不同也。
我是在九一年秋来到美国的，蓝天，绿草，四通八达的交通，是我对那个秋天的最初的记忆。不久后，我就和妻子去了一家华人教堂─城北华人基督教会。教堂位于芝加哥北郊，不大不小，气氛蛮柔和的，人也蛮热情的。但教堂中也有令我不舒服的事，一个是祷告，再一个是唱歌。教堂的歌本上标的是五线谱，左看像甲骨文，右看像一堆小蝌蚪，但就是看不懂。再加上那些歌词，懂，我是看懂了，但就是看不顺眼、反感，什么这是天父世界啊！什么神啊你真伟大！太肉麻啊，怎么能唱出口呵。再说了，我压根就不信有上帝，还赞美他，荒唐。
可那旋律我很喜欢，听起来使人心宁静。
一年、两年过去了，我的心慢慢被打动了。虽然我还是不信上帝，但却愿意开口大声地唱圣诗了，一点也不别扭，也没什么不好意思。疑惑当然还有，就是不知道基督徒的上帝会不会悦纳我这个无神论者的歌声。但管它干什么，我唱就是了。当我尽情地唱时，我心中的烦躁和不安就渐渐地消失了，有一种说不明白的安宁洋溢在我心中，就连我以前看不上眼的歌词，也引导我的灵魂超越人间，升腾。
我挺喜欢唱歌的，准确地说，哼哼歌，给自己听。
这个爱好是什么时候形成的？不清楚，也许是天生的？不知道，但肯定不是从母亲那里继承来的。在我的记忆中，从来就没有听过妈妈唱摇篮曲，也没听到她唱过歌。当年生产队开会，大家一起唱“敬爱的毛主席，我们心中的红太阳”时，母亲可苦了，她一不识字，二不识谱，三又记不住歌词，就像什么“东方红”，她也是记住了头，就忘了尾。但还不能不唱。所以，别人唱时，她就是跟著念歌词，自然慢半拍或者一拍，并且省略了许多形容词，如“大海航行靠舵手，万物生长靠太阳”，到了我母亲的口中就成了“大海”、“舵手”、“太阳”，真是词不成词，曲不成曲。还好，母亲跟著念歌词时声音很小，并且绝对不加自己的任何创造，这就犯不了大错，顶多有些难为人的感觉而已。
我学歌肯定是从上小学开始的。现在还记得，有时到外面学唱歌，老师让我们围成一个圆圈，蹲下，挑出一个小朋友，拿著一个破手绢，围著我们后面跑，我们不许回头看，只是大声地唱：“扔手绢，扔手绢，轻轻地扔在小朋友的后面，大家不要告诉他。大家不要告诉他。快点快点捉住他。”唱这样的歌自然会笑。
另一首是“大红苹果，大红苹果，圆又圆，圆又圆，一个人一个，没有了”。下面的词不知怎么了，一句也记不得。也许这与我童年的经历有关，只有到了过年过节，那红苹果（个头还不大）我们弟兄才能“一个人一个”，吃完了自己的那一个，真的就“没有了”。既然“没有了”，也没有什么办法了，只好忘记。
这些歌是儿歌，长大后就不好意思唱了，但它们在我心中还是留下了几分的温馨和愁怅。成年后唱的儿时歌曲只有一首，词的大意是“宝贝，你爸爸参加游击队打击敌人。我的好宝贝。睡吧，我的好宝贝。”好像是印度尼西亚的民谣。我抱著不想睡觉的儿子在室内走，走著走著，这个歌就来到了脑袋中，于是就唱了，而且还真有效果，把儿子唱睡了。这歌是什么时候学的，一点印象也没有了。肯定不是小学，摇篮曲，学校不教的；也不是妈妈唱的。我是从哪里听到她的呢？怎么就把她存到心里了呢？
我青少年时学的唱的都是“革命歌曲”，那时要是唱什么“阿哥阿妹情谊长”，肯定会犯错误，至少要被别人笑话。我幸福，没犯上这错误。什么“靡靡之音”，我听都没听过，也就不必担心祸从口出了。文革过后，都七九年了，上大学途中我到姨姨家小住，听表弟戴著耳机偷听邓丽君的歌，我还著实为他捏了一把冷汗。姨姨也拉著我的手一个劲地叨叨：不学好啊，一天到晚听黄色歌曲，这港台的靡靡之音可害死人了。
我会的“革命歌曲”一点也不“靡靡”，都是“硬梆梆”的，雄壮得很，大家一起吼时，就雄而且壮了。有个歌结束时，乾脆就大喊一声“杀啊！”那时常常跟大人一起上大街游行，边走边唱歌边喊口号。记得有一首是：“打倒美帝！打倒苏修（指苏联修正主义的简称）！打倒各国反动派！”歌不足以解气，就大吼：“打倒美帝！打倒苏修！”吼仍不足以尽情，就跺脚。
有一首是语录歌，是讲造反的，歌词是：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造反有理。后面又来了：于是就反抗，就斗争，就干社会主义。唱完后一定要接著高喊：革命无罪，造反有理。再接著高喊的就是打倒打倒谁了。
有一次是在县里中学的操场上举行歌颂文化大革命的歌咏比赛。有两个队令我至今记忆犹新：一个队是纺织女工，一个队是街道的老太太，唱的是同一首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好！就是好来就是好来就是好！”歌的旋律简单，曲调高亢，女工们的嗓门也高而且尖，听起来不止是刺耳，而且扎心。至于老太太唱的，我就是不联想到声撕力竭上都不行了。
平时自己哼哼的，是所谓的“革命样板戏”。那时总共就有那么八、九个“革命样板戏”，看了一遍又一遍，看完了学，学完了唱。
文化大革命十年，我唱了十年革命歌曲。这些歌曲在我心理上建立的主要联系是狂热、仇恨、暴戾和恐惧。比如唱完了那首造反歌，也喊完了革命无罪，造反有理，那时，心里就有了一种冲动：造反去。
还有，就是把自己的感情变得越来越粗糙了，什么柔情啊，婉转啊，怜悯啊，同情啊，都不见了，是小资产阶级的感情。革命的感情就是对敌人无情。
与唱革命歌曲所产生的心理反应相反，唱圣诗，则把自己的心带到了主那里，而在那里充满的是平安，是喜乐，是爱，是感恩。
信主后不久，我和弟兄姐妹们在教堂里一同唱“奇异恩典”：
奇异恩典，何等甘甜，我罪已得赦免。
前我失丧，今被寻回，瞎眼今得看见。
唱著唱著，我仿佛看到自己过去是怎样瞎著眼睛在人生的旷野上流浪，一个个罪孽如何压得我喘不过气来。突然，恩典从天而降，耶稣用他那无比的圣爱拯救了我，我的心“何等甘甜”，这样的词，这样的曲，恰与这样的心呼应，呼唤人心与耶稣的心相通。
一日又一日，一年又一年，我在那些美妙的圣诗中听到了来自天上的声音，当我沉醉在这些美妙的旋律中放声赞美主时，主的灵就在我的心中慢慢地作工，剥落我生命中那深深的罪孽：骄傲、自私、狭隘、不知感恩。。。，每一次剥落，都使我变得更轻松，更自由。特别是和弟兄姐妹一同唱那些直接赞美主的歌曲时，我非常真切地感受到了：主啊，你就在我们中间！神哪，你真伟大！主阿，我爱你。
最近的一次经历是二零零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千禧年的最后一日，我在旧金山参加了一个营会，并担任主讲人之一。那天是礼拜天，二百多个弟兄姐妹都面对著面地坐好了，四周静悄悄的，大家都安静地低头默祷。
主持崇拜的弟兄宣布开始擘饼后，一个姐妹就站起来，大声地祷告，感谢主。接著，一个又一个的弟兄姐妹站起来祷告，有的用英文，有的讲国语，有的说广东话。伴随著他们祷告的，是众弟兄姐妹一声声的“阿门。”
祷告持续了十多分后，主持崇拜的弟兄又简单地说了一句话“我们唱诗吧”。
弟兄姐妹们开始大声唱诗歌了，唱的大都是那些传了几十年、几百年的古老圣诗。没有钢琴伴奏，也没有管风琴，吉它，什么乐器也没有，弟兄姐妹就用那发自内心的对主的爱，缓慢而又有力地唱著那一首首古老的圣诗。
我被这深沉的歌声深深地震憾了，它一下子就把我带到了将近两千年的基督教历史的长河中。我突然想到了〈使徒行传〉关于早期使徒聚会的那段著名记载：“他们天天同心合意恒切地在殿里，且在家中擘饼，存著欢喜诚实的心用饭，赞美神，得民众的喜爱。主将得救的人，天天加给他们。”
我仿佛听到了许多历世历代许许多多的圣徒和我们一起唱诗，赞美上帝，他们有的是在传福音的路上，有的在沙漠中、牢房内，刑场上。但无论他们在哪里，他们都是在用自己心中最美的歌来赞美主。
唱诗歌暂停后，一个个的弟兄姐妹又接著祷告，赞美，感恩，认罪。
十多分钟后，我们又唱诗歌，还是清唱，一首接著一首，歌声依旧缓慢、深沉、有力。
就这样，一次次祷告，一次次唱诗。我的眼睛润湿了，我感谢主，让我在这样的一天，在这样的一群弟兄姐妹中，唱这样简朴而又深沉的歌，又一次深切地感受到了主就在我们中间。
就当我思考如何结束这篇短文时，我听到了儿子和女儿的歌声：耶稣爱我我知道，因为圣经告诉我。我也许该告诉他们，当你用心底的歌声来赞美主时，你就一定会感受到：耶稣爱你。
写于2001年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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